家庭社会资本与高等教育参与———种间接计量的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资本论文,家庭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064(2011)03-0049-05
“资本”的概念是当代经济学和社会学影响深远的解释图式之一。按照科尔曼的观点，每个自然人从一出生就拥有了三种资本，即：由遗传天赋形成的人力资本，由物质性先天条件构成的物质资本，由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构成的社会资本。其他的学者对个体或社群所拥有的资本的划分还有很多(如布迪厄谈到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符号资本)，这些对资本的分类研究极大地拓宽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视野。
高等教育的研究与资本研究也有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弱势群体进行代际资本积累实现阶层流动的最主要的途径。另一方面，资本反过来影响着教育公平的实现(而且这种影响绝大多数是负面的)，按照教育公平的阶段划分，在起点公平阶段，个体或社群资本可能干预教育机会的获得，引起入学机会争夺的“马太效应”；在过程公平阶段，个体或社群资本可能对学业成就产生影响；在结果公平阶段，个体或社群资本则可能改变客观市场性就业评价(看关系而非成绩、能力)。
在我国，绝大多数情况下，学生的资本存量取决于家庭的资本存量，如有学者指出，在就业过程中“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大学毕业生所能够利用的社会资本水平”[1]。因此，近年来我国对于资本与教育公平的研究逐步发展到了对学生家庭资本开展计量。我国学者姜继红(2005)[2]，郭丛斌、闵维方(2006)[3]，蒋国河、闫广芬(2006)[4]等先后对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就业等关系进行过计量。
与家庭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研究相比，国内有关学生家庭社会资本(family social capital)的计量研究比较匮乏，这本质上与社会资本计量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困境有关。本文通过对大量社会资本计量的已有研究展开综述，尝试着从间接计量入手，探索我国家庭社会资本的计量方案，对我国学生家庭社会资本与高等教育参与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一、家庭社会资本计量的三重困境
家庭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社会资本计量面临的困境主要是由社会资本计量本身的困难造成的。
1.社会资本是否可以计量是高校学生家庭社会资本计量面临的第一重困境。
学界对于社会资本内涵和外延的论述，主要都是围绕信任、网络和规范等方面展开。但是，个体社会资本或群体社会资本(即公民社会)所包含的信任、网络、规范等指标如何测量却一度被经济学家尤其是计量经济学家所质疑。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肯尼思在《放弃“社会资本”》一文中就明确反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社会资本概念最大的问题是无法测度性——“测量社会资本交互行为的想法也许是一个陷阱，一个妄想”(Arrow，1999)。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认为“社会资本是难解、复杂而重要的东西”，对于社会资本的考察仍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Solow，1999)。[5]
针对有关社会资本的质疑之声，大批坚持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学者予以了回应。其中一部分学者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A ·奥斯特罗姆厘清了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的四个边界，华裔社会学家林南详细论述了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和地位获得，爱德华·格拉泽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及收益进行了模型分析等，还有一批学者围绕网络结构观、市场结构观、弱关系假设、社会资源理论、结构洞理论、强关系假设、社会网信任理论等展开了大量论述。另一批学者则进行了有关社会资本的计量。
社会资本计量困难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社会资本的贡献难于观察，如布迪厄(1997)所言“由经济资本向其他资本的转换是较容易的，而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换则较为复杂”；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计量中量化的指标体系的构建困难重重，不同学者的研究使用的分析框架往往差异很大，彼此间得出的研究结论也难以达成一致。
2.已有指标体系的复杂凌乱使家庭社会资本计量指标难以达成共识，这是学生家庭社会资本计量面临的第二重困境。
已有的社会资本计量指标大致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
众多社会资本研究学者都试图从宏观上框定社会资本研究的范围，这部分指标大多停留在理论研究之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①科尔曼：社会资本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三个方面。②布迪厄：个人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行动者可以有效地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大小；二是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所占有的资本数量的多少。③斯蒂格利茨：社会资本包括隐含的知识、网络的集合、声誉的累积以及组织资本。④科恩：社会资本包括相互信任、相互理解以及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理念。⑤林南：社会资本可以概括成三方面的命题，即社会资源命题、地位强度命题、联系强度命题。其他开展有关社会资本宏观指标的论述的学者还包括福山(Fukuyama)等人。
从上述简单介绍可以看出，这样的宏观指标只具指导意义，却不具有实际测量的操作性，部分概念甚至是模糊的。因此，考察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仍需进一步分析微观上有关社会资本的计量研究。微观上的研究文献不具系统性，以下谨将文献阅读过程中较有代表性的微观计量指标按照社会资本最基础的网络、信任和规范三个维度进行归类分析。
网络：阶层地位。Tariq Modood通过对英美关于社会资本与高等教育入学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大多数英国学者认为阶层是社会资本的最大构成部分。[6]Susmita Sil在研究中认为应将学生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民族、语言、是否单身、家长个性和背景作为家庭社会资本的一部分[7]。芝加哥大学的Lee，Sunhwa、Brinton，Mary C教授对大学影响本科毕业生就业途径的因子分析发现：家庭背景对就读较差大学的学生就业影响较大[8]。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对2000位公众的问卷调查中发现，53％的学生和家长认为能力与关系相比，后者对就业的影响更重要。北京师范大学“我国大学生就业研究问题”调查显示，在工作落实的重要原因中，社会关系排在第二位。
信任：父母与邻里。如Goddard认为除了社会关系之外，学生与父母间的信任关系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本。Furstenberg与Hughes将家庭社会资本分为家庭内的社会资本和家庭外的社会资本。前者包括父母投入、父母期望、亲子间的情感支持等；后者包括邻里监控、社会整合等。
规范：学业参与。有学者研究发现，家长对孩子教育的参与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影响因子，它可以使孩子得到资源更容易被高校录取。他列举的社会资本考察指标包括：家长对其学业的参与、家长—孩子互动、家长—学校互动、家长—家长沟通、参与的断裂[9]。Doo Hwan Kim和Barbara Schneider通过对调查数据分析后发现，父母如果能够运用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的话，能够有效地帮助孩子获取信息和资源使其增加选择高校的准确率；家长与孩子的目标一致的话可以增加孩子进入高校的几率；家长的教育背景对孩子择校的帮助效能也依赖于两代人之间的目标、理想是否相似，家长积极地参与(关注)高校的培养计划比参与程度不高的家长对孩子更有帮助[10]。英国萨里大学的Rachel Brooks通过文献梳理和小规模访谈，发现：家长参与孩子教育活动的程度影响孩子的教育类型选择和教育过程，而家长的参与程度与其社会和文化资本、教育经历、社会关系网有关。
从宏、微观的研究框架梳理可以看出：社会资本计量的不同指标体系差别很大，不同指标的侧重往往不同，部分指标的具体内容甚至包含了非社会资本的因素(如有的指标包括家庭经济，其实应归入家庭经济资本范畴)。
3.家庭社会资本计量面临的第三重困境在于实际调查的艰难。
很多学者甚至政府机构试图对社会资本进行调查。如美国全美民意委员会的全国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美国密执安大学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等，但在调查过程中都遇到过不同程度的困难。一方面，社会资本的调查要深入社区和民众，大多是以户、族为单位，大面积调查难以推行；另一方面，调查问题较难以标准化试题的方式呈现，而大多要通过口头问答来完成，这降低了调查的效率同时加大了后期数据整合的难度。
二、本研究思路和数据来源
伯勒斯与基提斯认为，“社会资本作用的凸显并非因为自身的品质，而是因为其替代物存在的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资本概念本身和计量的研究虽然存在困难，但社会资本本身对于个体成员或社群的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对社会资本的计量问题不仅不应回避，反而更应该迎难而上。直接的社会资本计量存在巨大的困难，因此，本研究拟另辟蹊径，借鉴舒尔茨人力资本研究的“剩余”法，从间接路径即运用排除法开展计量研究。
间接计量法尝试着从宏观的高校学生家庭资本进行剥离式(排除)的分析(见图1)。这种分析的假设在于：家庭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通过计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参与的解释力，可以间接得到家庭社会资本对于学生高等教育参与的影响。这种计量可能出现两种结果：
结果1：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对于学生高等教育参与结果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解释力50％以上)。这说明社会资本对于高等教育参与既可能有影响也可能无影响。但即使有影响，影响力也难以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相提并论。
结果2：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对于学生高等教育参与不具有较强解释力(解释力低于20％)。这时则需要进一步引入变量进行再次剥离，如以就业为因变量，则除了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指标外，还可引入人口统计学指标(性别、民族)和反映学生在校期间表现的政治面貌、学业成绩、社会实践和科研创新等指标，如果仍解释力偏低，则可说明家庭社会资本对于高等教育参与有着重要影响。
间接计量第一步需要建立起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观测体系。当前对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分析指标相对确定。其中：经济资本主要包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本文对于经济资本的计量选取的是家庭收入的指标，包括：年总收入、年净收入(总收入减总支出)、比较收入(收入在当地所处的等级)，北大郭丛斌、闵维方等人研究认为，阶层是经济资本的集中体现，因此，本研究将城乡、阶层(父母职业)作为经济资本的替代变量(为了防止与经济收入产生共线性，经济收入和城乡阶层两类指标只选其一)。
家庭文化资本选取的指标包括：父亲学历、母亲学历、家庭成员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
间接计量的第二步是确定因变量。本文所要考察的高等教育参与指标包括三类内容，即入学和就业、家庭社会资本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之间的关系。由于本文所使用的调查数据全部是对在校大学生的调查，即被试已经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因此采集的指标包括是否通过特殊渠道入学(自主招生或保送生途径)、是否在未达到录取分数的情况下实现入学。
家庭社会资本与学生就业之间的关系。就业评价指标则包括是否成功就业和工作起薪。
间接计量的数据来源于由沈红教授团队主持完成的《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及保送生制度实施效果调查与评价》问卷调查(N=18075)。该问卷专门针对高校自主招生、保送生运行状况进行调查。共调查了包含清华大学在内的52所国内重点高校。问卷涉及学生基础信息、入学途径、学业表现、就业等情况。
三、研究发现与讨论
(一)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最影响高等教育的入学环节
对高等教育参与的三个方面：入学机会、学习成绩、就业分别按照指标体系选取变量，加入经济资本变量、文化资本变量建立回归模型(logistic回归)。发现：入学机会变量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关系最为密切，Cox & Snell R Square和Nagelkerke R Square值达到10％以上。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在高等教育入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农村家庭为参照，如果有1名农村学生通过特殊渠道进入高校，则有1.381名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学生、2.138名地级市学生、1.854名县级市(县城)学生通过特殊渠道进入高校；如果有1名农村学生可以在未达到高校在当地录取分数线的情况下被录取入学，则有1.296名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学生、1.775名地级市学生、1.616名县级市(县城)学生在未达分数线的情况下入学。对于特殊渠道入学、未达高考分数线入学两个变量而言，农村学生和乡镇学生差别不大，这说明相关研究将乡镇与农村统一划入“农村”范畴是合理的。同时还发现：作为家庭文化资本代表的父母职业地位，母亲职业对于高等教育入学影响的显著性程度高于父亲职业。
(二)家庭社会资本可能在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表1中，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对于就业成功率和就业起薪的影响较小。是否说明家庭社会资本对于就业影响较大？这仍需要对可能影响就业的其他指标进行排除。本研究将性别、民族、政治面貌、学习成绩、社团活动、科技创新六类可能影响就业结果的指标加入回归模型(表2)，发现：Cox & Snell R Square与Nagelkerke R Square逐渐增大，但仍只能维持在10％左右，可以认为，家庭社会对于高等教育参与之就业环节起到了明显作用。
(三)对研究结论与研究方法的讨论
本研究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对于高等教育参与有重要影响，尤其表现在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争夺和社会市场就业机会的争夺方面。而这种影响过程中，学生家庭社会资本存量与高等教育参与结果大都是正相关的，是违背教育公平理念的(按照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人受教育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对于这种家庭社会资本干预高等教育参与的不公现状的化解，一方面，要尽可能创造公平客观的政策环境，最大限度减少家庭资本对于教育公平的干预，如加大招生工作透明度等；另一方面，按照罗尔斯的公平补偿理论，应对家庭资本缺乏的弱势群体进行公平补偿，如对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等的入学优惠政策等。但是，无论做出何种努力，个体或社群资本对于高等教育参与的影响是难以消除，以“拼爹游戏”等为代表的家庭社会资本影响高等教育参与的情况仍会继续。
本研究采取的间接计量家庭社会资本的方法有利有弊。一方面转换了社会资本计量的视角，提供了新的社会资本研究的分析视野，试图对社会资本不可观测这一观点做出实践上的回应；另一方面，间接计量法可能存在计量误差偏大的问题。本文所采取的高等教育参与的因变量，无论是高等教育入学还是就业表现，都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列举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指标并不能完全排除非家庭社会资本的因素对于高等教育参与的影响，从数据分析的角度看必然导致社会资本对于高等教育参与解释能力的夸大。总体来说，社会资本回答的是“非”其他资本对于目标变量的影响问题，而不是社会资本本身对于目标变量的“是”的回答。然而，间接计量法虽无法明确提出家庭社会资本对于高等教育参与的直接贡献，但至少可以说明社会资本包括家庭社会资本的广泛存在以及对于高等教育的客观影响，至少证明了家庭社会资本与高等教育参与的研究是一个真命题，至于对于这一命题的研究，即所使用的方法和努力的方向，除了本文使用的间接计量的方法，相信仍可探索其他有益的测度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