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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是人学”不仅清楚地标示了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揭示了美学的性质和意义；而且也意味着人类的生活及其自身的发展，应当自觉地体现美的要求，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一
提起“人学”，人们立即想到的往往是文学，因为在文艺美学领域内，大家所熟悉的命题是“文学是人学”。对此，我在10年前的一篇短文中，写了这样几句话：
“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在肯定文学要以人及其生活为表现中心这一点上，诚然包含着合理的因素；然而，这个命题实在并未确切地道出文学的特质之所在——文学不是“学”，而是艺术的一种，是语言艺术。要是以为文学也是一种学科，那就距真理太远了。
事实上，就广义而言，“人学”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就狭义而论，“人学”不是别的什么学科，只能合理地理解为美学。[①]把美学称为“人学”，是因为在一切人文科学中，只有美学才对人作全方位、整体化、流动性的研究与把握。然而，10年过去了，“文学是人学”仍被当作普遍的真理，而“美学是人学”不仅很少有人论及，并且美学的研究与发展似乎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生活实际，只为少数人所关心。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为了美学的建设，更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应当用“美学是人学”来统一我们的认识。一方面，美学只有在同人及其生活的密切联系中才能走出玄学的误区，建构起自己科学的学科体系，真正揭示美学理论的千古之谜；另一方面，人类也只有树立起科学的美学观，健康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才能保证自己前进的步伐更为坚实、更为矫健。
二
在我国，人们对于“美”的字源考证，提出了“羊大为美”、“羊人为美”（意思是“舞人为美”）等不同见解。其实，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从美同人类生活的联系来揭示美的意义的。
“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②]《说文解字》中的这一解释，把美同人们喜爱的食物联系在一起，今天看来当然不能说是对美的特质的正确揭示；但它说明了在古人的眼光里，美有明确的功利价值，不能脱离人生而言美。至于近人依据甲骨文推断出的“羊人为美”，把“羊”（羊角、羊皮、羊头以至整只羊）视为进行巫术图腾活动时先民头上的饰物，所以说“牧羊民族、牧羊人所扮演的图腾羊，跳的图腾舞，就是最美的事物了。可见美最初的含义是‘羊人为美’，它不但是个会意字，而且还是个象形字”[③]。这种解释强调了巫术礼仪、图腾崇拜在人类文化和审美发展史上的意义，值得我们重视。然而，先民们在巫术、图腾活动中，所以选择了羊而不是其它来作为美的标志，其根据仍在于这是一个“牧羊民族”，羊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因而，撇开“羊大为美”、“羊人为美”的具体分歧不谈，两种见解其实都肯定了美同社会人生的联系，标示了“美”这个概念的运用，意味着人对自身地位和价值的一种意识与追求。所以，连主张“羊人为美”的学者也说：“‘羊大则美’虽然不是最古老的美的定义，但离最初的健全的审美活动和价值判断还不远。”[④]
同样，尽管康德以降的西方美学，把美的超功利性视为一条永恒不变的真理，然而如果回溯到古希腊，那么先哲们依然是从人及其生活来阐释各种美学问题的。从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⑤]，到苏格拉底所主张的“凡人所用的东西，对它们所适用的事物来说，都是既美又好的”[⑥]，从德谟克利特关于“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⑦]的论述，到柏拉图指出的最美的境界是“心灵的优美与身体的优美谐和一致，融成一个整体”[⑧]，……所有这些论述，无一不是从人及其生活出发来对美进行阐释的。特别是在柏拉图专门论述美的专著如《大希庇阿斯篇》、《斐布利斯篇》等中，所探讨的问题，都是极为实际，极其通俗的，不像后世美学那样缥缈，那样不食人间烟火。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康德在美学研究上的巨大贡献。康德美学的庞大体系，不仅蕴涵了丰富的内容，而且在论述与肯定人的主观因素、精神因素在审美活动中的意义和价值方面，提出了许多极为深刻的见解，就是经过200多年时间的流逝，现在看来也没有完全过时。然而，康德以及黑格尔的美学，严格说来是属于18世纪的。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发表于1790年；黑格尔的《美学演讲录》（即中译本《美学》虽出版于1835—1838年间，但它是在黑格尔去世后由黑格尔的学生整理而成的，其美学见解同康德基本属于同一时代、同一水平。康德、黑格尔的美学，代表了古典美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而其致命伤，则同他们的哲学体系一样，在于同人们社会实践的游离、脱节，以至头足倒置。
在19世纪，对美学发展作出划时代的杰出贡献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马克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批评黑格尔美学思想的过程中，于1855年发表了他的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提出了他的“美是生活”的著名论断。尽管这个论断存在着它明显的不足，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的阐述也有许多值得商讨的地方，但在美学发展史上，“美是生活”这一论断的意义，绝不能低估。事实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篇论著中对于美学的贡献，不在于像黑格尔那样建构体系，也不在于他的理论逻辑或个别结论是否科学，而在于他鲜明地提出的“美是生活”这个命题本身，它意味着美学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同人们的社会实际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⑨]。在撰写这篇论文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毫不含糊地声明，他批评的靶子就是黑格尔的美学，是黑格尔学派主张的“美就是观念在个别事物上的完全的显现”[⑩]；而他依据的思想武器，则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因此他甚至说：“作者决不自以为说出了什么属于他个人的新的意见。他只希望做一个应用在美学上的费尔巴哈思想的解说者。”[(11)]就此而言，车尔尼雪夫斯基确实相当出色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美是生活”的主张，在总的精神上超越了康德、黑格尔，使美学在他生活的那个世纪，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三
对于19世纪美学的贡献，马克思自然更为突出。青年马克思先后受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是他在同工人大众的实践斗争的结合中，超越了这两位德国古典哲学的大师。尽管他的思想理论建树集中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诸领域，而没有专门的美学著作，但他的美学思想的巨大成就，即使20世纪的西方学者，也难以否定。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把美学从抽象的哲学思辨的高空，拉回到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来；他比车尔尼雪夫斯基高明之处，在于他凭借的不是费尔巴哈的思想武器，而是崭新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马斯洛说得好，“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法则和规律都要与自然界相同。……一个家庭和一块水晶，必须以不同的方式研究。”[(12)]正是由于占据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个新的世界观的制高点，所以马克思对美及其规律的界定，虽然文字不多，但却切中肯綮，异常深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为了论证动物的生产同人的生产的区别，从而揭示人的本质，他写道：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3)]在美学界大家都熟悉的这一论述中，马克思绝不是随意写下“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些词语的。他把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的最终区别，归结为是不是遵循“美的规律”，其含义的深邃，值得我们深入领悟。
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但人又根本区别于其他动物。人同动物的共同之处，在于人具有与动物类似的自然属性，不论人类进化到何等高的程度，这种自然属性（可以说就是动物性、兽性），也不会完全消失。然而，要是人只有这种自然属性，那么他就还停留在动物的水平上，说不上是一个真正的人。真正意义上的人，必须实现对动物的超越；而这种超越是人类的生产实践作用于人自身的结果。在生产实践中，一方面经验的积累使人们不断地发现、掌握各种客观事物的特性和规律——即马克思所说的“种的尺度”——，因而使自身的行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即能够“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另一方面，又对人类发展的前景与需要，即马克思所说的“内在的尺度”，有更为具体、更为科学的认识，使自己的行为更富自觉性（即“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就物种关系而言，马克思说“人的类特点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4)]。
当然，单单就物种关系来理解人同动物之间的区别还是很不够的，人要超越动物，还必须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实现社会关系方面的“提升”[(15)]。所以，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人性的论述，说明了人的自然属性不过是形成人的本质、人性的基础，而并不能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人所以区别于动物，根本原因在于人的社会生产实践能力，即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属人的社会关系。所以，真正的人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是自然人“人化”的结果，正如马克思说的：“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17)]因而，人的本质、人性，只能是在自然属性的基础上，由人的社会实践所制约、所规定的人的社会属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自然人不断向社会人、向真正意义上的人进化的历史，是人的生理感官不断获得属人的变化、从而使人得以获得包括美感在内的真正的“人的享受的感觉”[(18)]的历史；同时也就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历史，是人生得以美化的历史。所以，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清楚地说明了人性、人的本质和美、美的规律之间的内在必然的关系；说明了在人文学科中，恰恰是美学，才把人作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主体来加以全面的考察和研究。
四
80年代以来，在西方思潮的浸染下，美学界、文艺界都有一些人以感性抹杀理性，以肉体取代精神，津津乐道地将人的自然属性夸耀为人的最为内在的本质，看成万古不变的人性。他们甚至把“性”与“美”划上等号，以劳伦斯所说的“性和美是一回事，就象火焰和火是一回事一样”[(19)]，作为自己主张的理论根据。
其实，劳伦斯的说法虽然片面而极端，但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却还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他的这些说法，针对了世人对“性”的错误见解，他说：
我们文明的最大灾难就是对性的病态的憎恨。比方说，还有什么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更憎恨性呢？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还带着一种对美，对“活的”美的病态的恨。[(20)]劳伦斯要为“性”正名，才强调性就是美，美就是性——这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特别是他的代表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远离写实的，在效果上体现出思想，而非具体性的”[(21)]艺术手法，将康妮与梅勒斯之间的性吸引、性追求，直至多次灵肉撞击而实现的性和谐，表现得相当富有审美意味，确实有助于传达作品中人物对自由的情爱的渴望以及对个性解放的追求。然而，正是在这部引起极大争议的小说里，作者多次把和谐的性生活描写为人生最美妙的境界，把男性的性器官称为世上一切美的根源，这就显现了他将性与美完全等同的消极一面。不错，在社会文明的熏陶下，人类的性行为、特别是两性之间的关系，确实可以进入一个远远超越于动物式的性行为、性关系的境界。然而，无论人类的性行为、性关系具有怎样高的审美价值，它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审美活动的主要领域。这是因为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方面，不是人能繁殖后代（这是动物都能做到的），而是人类所特有的物质生产的实践能力，是人类所独具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
性是人的生理自然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的性机能、性关系、性生活，也就同人的其他生理感官和机能一样，越来越深地打上了社会历史的印记，或显示人性的增值，或流露人性的贬值。几年前，一部引起全国观众相当兴趣的电视连续剧，在勾勒湘西土匪的嘴脸时，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情节：在走投无路的逃窜中，匪首奸杀了一名十多岁的女孩。这难道能看作是这个匪首的“人性”中最根本的“美”的火花的闪现吗？当然不能。他的这种行为，其实连禽兽都不如，恰恰表现了人性的堕落、贬值。因此，人本主义心理学在分析人的需要层次时，把包括性在内的生理需要，作为第一层次，而把同性结合在一起的爱的需要，列为高级得多的层次，是很有道理的。马斯洛说：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爱和性并不是同义的。性可以作为一种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一般的性行为是由多方面决定的，也就是不仅由性的需要，也由其他需要决定，其中主要是爱和感情的需要。爱的需要既包括给予别人爱，也包括接受别人爱。[(22)]马斯洛的见解无疑比劳伦斯的理论要科学得多。
不错，人有包括性需要在内的种种生理自然属性，生理自然属性又确实具有“万古不变”的性质；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单纯的生理自然属性，例如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23)]。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人类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当然离不开生理的因素，但却又绝非像动物一样不过是一种单纯的生理关系。马克思说：
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和种程度上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质。因而，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教养程度。[(24)]马克思关于男女两性之间关系的这一论述，可以澄清有关这个问题的种种糊涂思想。一来，作为人与人之间最自然、最直接的男女关系，不能不受到人的生理属性——性别——的规定；二来，人类男女两性关系的历史，绝非仅仅属于生理学的范围，这种最自然的人类之间的关系，必然要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因而它主要属于社会学、文化学的范围，从不同历史阶段人类两性关系的变化，“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教养程度”。因此，对于人类而言，自然与社会、肉体与精神、感性与理性，是辩证的统一；前者是基础，后者为主导。忽略了前者，不是将人归结为“理念”、“精神”、“爱”、“意志”等抽象的观念性的东西，就是把人等同于某种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可能把握鲜活的生命个体；而不承认后者，则必定把人还原为动物，无视人类能够自由自觉地进行创造这个根本性的特点。新时期以来一些曾经产生过轰动效应的渲染性生活、性意识的文艺作品，所以不能塑造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难以给欣赏者以美感，道理就在于此。
五
“美学是人学”，因而人生需要美学，美学也需要人生。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向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也是审美意识日益觉醒、审美追求日益自觉的历史。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人类必须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自己，高扬主体意识、自我意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自身的创造才能得到全面的实现。这就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把美学放在更为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要是我们忽略了科学的美学知识的传播、普及，像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的美学理论那样，将人的本质主要阐释为人的自然属性、性本能，那么社会的发展就难免和人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出现更多的弯路与曲折。
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又尖锐地提出了如何增强自我意识，提高人的思想素质、文化品位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强美学的研究、宣传与学习，使美学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在80年代以来的一次次美学热中，美的追求似乎已成了大众生活的重要内容，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要讲究一个“美”字。然而，由于美学学科研究上存在的问题，以及美学普及程度远远不能适应大众的需要，所以不仅人们的美的追求产生了许多误区，而且这种社会的心理还反过来对文艺审美领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是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的。近年来，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企业家，为了改变单位落后的面貌，扭亏增盈，曾经响亮地提出“以美治厂”。他们认识到建立一定的厂规厂法，“以法治厂”，虽有必要，但却不能像“以美治厂”那样，通过审美教育，普及美学知识，从而启迪全厂职工的自觉，把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全部调动起来。这样的远见卓识，确实体现了当今社会发展的潮流。
同时，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美学界应当注重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探讨，明确美学建设的主要努力方向，加强对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研究，在借鉴、汲取西方现当代美学有益成果的同时，弘扬我国美学的优秀传统，并努力使美学走出思辨哲学的迷宫，回到现实人生中来，密切关注社会生活发展和文学艺术发展提出的种种实际问题，帮助人们更加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美学作为人学，应在社会人生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与价值，实现自身的建设与发展。
注释：
[①]见拙著：《美学理论百题·序》，朱存明、王海龙编著：《美学理论百题》，第1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②]《说文解字》卷4。
[③][④]参见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1卷，第80—81页注，第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⑤][⑦]《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7页，第111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⑥]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14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⑧]《文艺对话集》，第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⑨]改革开放以来，美学界掀起过一阵康德热，随之便是当代西方美学思潮的涌入，而“美是生活”则很少有人论及。其实，即使在50年代，美学界对于“美是生活”的研究，也往往偏重于它能否科学地揭示美的本质，而很少强调这个命题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⑩][(11)]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第5页，《第三版序言》，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2)][(22)]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8—9页、第51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13)]马克思的美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部手稿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即1932年才被发现、整理、出版。所以，人们在19世纪对马克思美学思想的了解，还是很不完善的。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5)][(18)][(19)][(23)][(2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第122页、第126页、第94页、第119页。
[(1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8页。
[(17)]《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20)]《性与可爱》，《劳伦斯性爱丛书·性与可爱》，第106页，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
[(21)]伊藤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书中性描写的特质》，《审判〈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248页，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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