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关系的调整及对亚太地区的重大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大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亚太地区走向多极化和新秩序过程中的大国关系调整
在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的90年代，亚太地区总的趋势是在不断走向多极化，亚太国家也在积极寻求建立本地区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不仅中美日俄四国，东盟等发展中国家也在对促进本地区多极化与新秩序的形成日益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特别是1997年开始的大国关系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中美日俄四大国关系的调整上。这四大国又集中在亚太地区，因而对亚太地区多极化格局与新秩序的形成，产生更为直接的重要影响。
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美关系和俄中关系已作出了战略性调整，完全改变了冷战时代相互对峙的敌对状态。特别是俄中关系的调整最为显著，率先确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日关系近几年不够顺畅，但总的趋势仍是处于发展之中。大国关系调整尤以中美关系和日俄关系最为突出。
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使中美关系出现转折性的重大调整，不仅使后冷战时期以来一直处于困难和不稳定状态的中美关系有了重大改善，而且双方着手确立面向新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使中美关系展现出健康的发展趋势，并对整个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协调产生积极影响。
1997年桥本首相访俄，与叶利钦总统确立“桥本—叶利钦计划”，拟定2000年签定“日俄和平友好条约”。这不仅使日俄关系有了突破性的调整，也是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和日俄关系史上一个历史性的重要变化。日俄均将改善双边关系作为当前两国外交的首要课题。
在中美关系改善的带动和影响下，以复交25周年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20周年为契机，中日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有了新的全面发展。今年江泽民主席访日将会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
四国关系中，中俄关系的发展触动中美关系的调整，中美关系的调整带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又影响到日俄关系的调整。中美俄、中美日、中日俄三角关系相互影响。而中美关系的调整，对亚太及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又起到主导性的影响作用。
四大国关系调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四国均着眼于下一世纪的战略需要，受各自战略利益的驱动，确保下一世纪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四国在对外政策和双边关系上作出积极的建设性调整，由政治领域带动经济、安全领域相互关系的调整。这些调整虽均非对外战略的根本转变，但却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使亚太地区多极化与新秩序的形成步入新的阶段。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欲主宰全球，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确立以它为主导的亚太和国际秩序。美一度对华采取以压促变的遏制政策。然而，美国所推行的强权政治既不得人心，又力不从心；对华遏制政策不但未能阻止中国的崛起，反而严重地影响到世界和亚太地区的稳定，也损害了美国自身利益，因此促使克林顿决心在第二届任期内调整对华政策。日本在冷战结束初期，亦倡导建立“日美欧三极”世界秩序和美日主导的亚太地区秩序，以实现其政治大国战略目标。但日本国内政治经济不稳定，外交缺乏自主性，在亚太地区回旋余地有限，促使它思考对外关系的调整。
美日所倡导的亚太地区新秩序，是基于冷战思维和强权意识、由一极和一两个国家所主宰和支配的秩序，实际上是一种不合理的旧秩序。以美国为主导、日本为协从的亚太秩序的确立也严重地影响了美日自身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和实际利益，迫使它们不得不作出政策调整。美国近年来着手进行“全面接触”和“战略对话”，日本也认识到“应该超越时代遗留下来的思维，从而积极地寻求建立国际新秩序”，（注：日本时事社1998年4月16日电）就是这种调整的表现。
中俄两国均主张世界要走向多极化，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一主张对亚太乃至世界未来的政治走向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中俄两国和亚太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一极独霸世界，法国等西方国家也主张“建立协调的多极世界”。
通过大国关系的调整，可以看出，经过后冷战的历史过渡时期的初期阶段，特别是经过东亚金融危机，亚太国家增进了相互协调与合作意识。美国也出现现实主义倾向，由在亚太地区的美国利益至上主义，转为开始重视各国利益的兼容性，认识到与中国等亚太国家协作互利，才能维护美国在亚太的利益。克林顿政府也意识到美中“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不是必然出现“中美冲突”，而是必须寻求“合作的共同点”。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并未完全摆脱冷战影响，东西矛盾依旧左右和影响到亚太国家相互关系的根本改善和发展。当前，大国关系的互动淡化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使亚太国家能够克服冷战后遗症，超越“东西方文明冲突”。大国关系的调整，例如日俄关系的调整，有利于摆脱国家关系中传统的民族主义倾向，化解历史积怨。通过大国关系的调整，使中俄日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相对上升，可以作为世界和地区的重要一极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中俄坚持独立自主，日本也相对增加了自主性。相对而言，美国欲一极主导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美国不得不作为“亚太大家庭的一员”与亚太国家共同协调相互关系。这种亚太地区政治与战略上的均势趋向，将利于国际及亚太地区政治新秩序的确立。
这种大国关系或“四极框架”的调整，显然并非一极主导，而是四极的多极化倾向。这种倾向也将影响整个亚太地区多极化趋势的发展。这种新的协调关系的出现，必将利于改变以美国一极为主导的不合理的亚太秩序的形成，并利于多极关系的相对稳定与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
二、促进亚太地区稳定和经济合作与大国关系的调整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亚太地区通向新世纪的首要课题。大国关系的调整使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出现日趋良好的政治环境，并促进了本地区安全局势的稳定，发展了经济上的相互合作关系。当前的课题是进一步深化大国关系的调整，克服不利于稳定与合作的负面影响，确保亚太地区走向21世纪的持续稳定与发展。
四大国关系调整的一个共同出发点就是确保自身安全，维护地区稳定。正如美国人士所强调的“目前压倒一切的稳定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利”。这种稳定对四大国和整个亚太地区均极为重要。四国相互关系调整以来，亚太地区安全形势进一步趋向缓和，处于相对稳定时期。
大国关系的互动也带动了相互之间军事交流与协作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中美日俄军事首脑频繁互访，进行对话，海军舰只也不断互访。军方的相互接触对增进相互了解与理解，创造和缓气氛起到积极作用。大国间敌对情绪明显好转。“中国威胁论”的舆论也明显降温。四国关系的调整还促进了国际安全合作取得实质性成果。中俄去年4月与中亚三国共同签署了《关于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中美今年1月签订了《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今年4月，美中俄与英法共同发表声明，重申五国继续致力于逐渐裁减核武器。
大国关系的改善也促进了亚太热点地区形势的缓和。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已开始进行美中与南北朝鲜四方会谈，虽然一时尚难以取得进展，但却向缓解半岛局势迈出重要的一步。在台湾海峡地区，由于中美关系的调整，特别是今年1月科恩访华和佩里访台、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后，台独势力受到牵制，安全局势得到缓解，两岸关系有了明显改善。
随着大国关系的调整与改善，也有舆论提出进行四边安全对话。近年来，亚太地区已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中心开展多边安全对话，并取得积极成果。中美日俄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对维护本地区的安全负有更重要的责任，也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可以促进双边与多边等各种形式的对话。问题是各方要彻底摆脱冷战时代的安全观念，互不谋求亚太安全的主导权。
在亚太地区，中美日俄虽然在相互关系上有了重大调整，但是在安全领域仍无实质性调整，仍具有不确定性。这主要是日美仍在强化日美安保同盟，以此作为主导亚太安全的“基轴”。特别是日本一再强调“作军事贡献”，“发挥军事作用”。日本去年9月与美国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今年4月拟定的与此相关的《周边事态法案》，又进一步将日美军事合作范围扩大至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及南中国海地区。这就涉及中国的主权问题。对此“本地区国家必然会感到不安”。（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4月30日）在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问题上，四大国需要共同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进一步加强相互交流，寻求共识，在安全关系的调整方面拿出实际行动，确保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四大国关系的调整也促进了经济领域的相互合作。目前中国是美国第4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3大贸易伙伴。去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时签定了42.6亿美元贸易合同，在核能、环保等领域也将扩大合作。今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时双方又签订了30亿美元经贸合同。中日贸易额1997年达到635亿美元，（注：《北京周报》1998年5月19日）本世纪末拟达1,000亿美元。中俄经贸合作虽然存在一些困难，也有所发展，本世纪末贸易额拟达200亿美元。美俄贸易额虽然有限，5年来也增加了50%。去年桥本访俄后，日俄经贸合作开始启动，在能源开发、交通等领域都有合作项目。
四国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还有待于相互关系的进一步协调。四国在亚太地区主要是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进行多边合作，它们本身并不能形成某种经济利益集团与固定的合作机制。但是，四国的经济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美日可以发挥资金、技术优势，中俄可以发挥资源与市场优势。相互扩大平等、互利合作，有利于促进自身的与本地区的持续发展与繁荣。
中美日俄的经济合作还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如在合作中附加政治条件，不能妥善处理贸易逆差问题，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上也存在制约问题。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尽管克林顿政府表示积极态度，但在美国政界特别是国会一直有阻力。在美国对俄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也存在此类问题。这都需要通过双边相互关系的进一步协调加以解决。
当前，随着经济集团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中美日俄与亚太各国相互经济关系也日趋密切。四国关系进行重大调整以来，不仅相互之间，而且与亚太各国的经济合作也日趋活跃。东亚金融危机也表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上必须走同舟共济、共同协作与发展的道路。当前，大国关系的调整也应将恢复东亚经济列入协调关系的日程，与东亚国家共同携手努力，使东亚经济尽快摆脱困境，争取实现下一世纪亚太地区新的全面发展。
三、走向新世纪和新的调整阶段的亚太地区大国关系
当前，亚太地区所出现的大国关系的协调是本地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是一种积极与健康的趋势，不仅利于改变长期以来本地区政治格局与国家关系不正常与不合理的局面，并将对走向新世纪的亚太地区和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这一调整受到亚太地区和世界的普遍关注，人们予以积极评价，并对此寄予很大希望。
四大国关系的调整也是受到整个世界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并将对亚太和世界形势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首先，东盟国家在亚太日益成为国家群体的重要一极，在政治、经济、安全诸方面，对亚太地区新的政治格局与新秩序的形成，对大国关系的调整均起到突出的作用。
欧盟作为重要一极的国家群体，不仅在美日欧、美欧俄两个三角关系互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在美欧亚三大洲的相互关系中亦起到重要一极的平衡器作用。特别是两届亚欧首脑会议的召开，中日俄对欧盟国家关系的迅速发展，以及欧盟增强自主性和欧元的启动，都有效地促使美国调整它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大国关系的调整对世界的首要影响，就是使单极世界受到挑战和制约，推动了全球多极化的发展，使亚太和世界走出后冷战时期的不确定状态，进入新的国际关系调整与发展的深化阶段，使国际政治进入世纪交替之际的转型期。
大国关系的调整目前尚处于初期起步阶段，还具有不确定性，并未形成稳固协调的四边关系，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对此需要加以客观的分析与判断。目前，大国关系的调整将进入新的深化阶段。四大国关系的调整已迈出了重要的突破性的一步。各大国当前的最佳选择是不断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将调整的势头保持和发展下去。
亚太地区大国关系调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放弃冷战观念，摆脱冷战与后冷战影响，否则就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美日依旧维持冷战时期的战略与军事同盟。日本在外交上的自主性仍十分有限，追随美国是其主要特征。因此，日本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常常受到美国的影响和牵制，在安全问题上体现得更为明显。此种状况不扭转，就难以保障本地区的战略均势和稳定。
在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调整中，美国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作用。但是，美国的亚太政策仍处于进一步确定的过程。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克林顿政府还受到共和党和国会利益集团的牵制。认为中国在21世纪将成为美国的对手，欲“共同对付日益强大的中国”的主张对美国外交仍具有直接的影响。美对华政策的基点仍是立足于将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规则，促使中国“西化”。因此，在美国对华的接触和遏制政策中，只有在坚持接触，排除遏制的前提下，中美关系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调整。
新世纪大国关系调整的深化，还有待于各大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中国已顺利完成跨世纪的政权过渡。美俄日到2000年均面临领导人更迭，三国能否保持新一届政权的稳定及对外政策的连续性，也直接关系到今后大国关系的调整。目前，中美政治、经济相对稳定，利于相互关系的调整。俄日政治形势缺少稳定性，经济严重不景气，北方领土问题依旧存在，相互关系的调整前景依旧不容过于乐观。
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调整关系到世界的全局和未来，中日美俄要站在历史的高度，着眼未来，既要重视各自的实际利益，又要看重地区与全球的利益，克服各自在诸领域的相异点，寻求国际整体利益的共同点。未来的21世纪既不是“美国世纪”，也不是“中国世纪”，而是属于一个多极的“亚太世纪”。确立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公正合理的新秩序，确保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稳定，是本地区各大国的重要使命。中美日俄各国可以与广大亚太国家一道，“发展合作，共创未来”，共同促进亚太地区新世纪的和平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