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爱国精神的哲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爱国论文,哲学论文,精神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相玉质，百世元匹”的屈原诗作，充溢着前所未有的强烈爱国精神。因此，人们称屈原为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屈原的爱国精神之所以异乎寻常的强烈，乃是历史、社会以及家庭、个人等多种因素交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则是他那超乎常人而达到时代高度的哲学认识。屈原的爱国精神，正是以先进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
欲要充分阐发和大力弘扬屈原的爱国精神，就必须认真探讨和深入理解屈原的哲学思想。
屈原的哲学思想，最为集中地表达在被誉为“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的长篇诗作《天问》中。在此诗的开篇，屈原就提出了关于宇宙本体和宇宙生成问题：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详析这些诗句所反映的屈原哲学思想，可知屈原的宇宙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是自然主义的，也即唯物主义的，屈原对宇宙自然、天地万物的探究，是一种科学的认识、哲学的思辨，不带任何神秘色彩，与殷周以来形成的天神上帝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的天命神学截然不同，达到了当时在思想大解放、哲学大突破和朴素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所能达到的高度。屈原关于宇宙本体和宇宙生成的认识，则与在南方楚地诞生、由丰富多采的楚文化孕育而成的道家思想相通合，可以说是对道家宗师老子阐述的天道自然、道生万物的天道观的具体发挥，是在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理论的基础上的深刻思辨。当然，屈原的天道观是以问难方式提出的，是以诗歌形式表达的，因而语焉未详。不过，屈原的诗句已较为明确地反映出其天道观的基本观点和思辨逻辑，故可以与屈原同时代或近时代的学者关于天道观的阐述相印证。具体发挥了老子学说的《庄子》、《黄帝书》及战国末年的楚人之作《鹖冠子》中的有关阐述，都能佐证屈原的天道观。西汉前期的道家思想集大成之作《淮南子》，则总结了先秦道家学者的有关阐述，对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作了系统的发挥。其天道观，乃明显对屈原的思想有所因承。
确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之后，屈原进一步提出了“惟天地之无穷”这个深刻的哲学命题。对于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的两种不同看法，也直接反映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分野。老子以道为天地万物产生的本体，实际上也还认为宇宙的形成是有其开始的，故其唯物主义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庄子虽然论及宇宙的无限性，却包含有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成分，屈原对“遂古之初，谁传道之”的问难，就表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正是哲学思考的升华，使得他在继《天问》之后而作的《远游》中明确强调“惟天地之无穷”，直接肯定了宇宙的无限性和世界的永恒性，从而对先秦时期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总结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辩证法和先秦辩证认识的成果而形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道家学说最具特色的思想之一和对中国哲学的伟大贡献之一。屈原深受道家学说影响，也形成了较明确和系统的辩证法思想。他的代表作《离骚》，就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他的辩证法思想。尽管他在诗中不可能具体阐发辩证法的范畴和理论，但他对自然事物和社会现象的描述和褒贬，就已反映出深刻的辩证认识。其认识具有几乎不亚于老子和庄子的认识的深度，也达到了其时代的辩证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度，因而丰富了先秦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与楚王同姓”而以振兴祖国、光融天下为己任的屈原，深处社会变革的激流之中和面临祖国兴衰的关键时刻的屈原，当然不会有精力和余暇去全面系统地阐发其天道自然的哲学思想。他深入到自然本体去作科学的探讨和哲学的思辨，是为了由探究天道以求索人道，是为了依据对自然发展的科学认识来揭示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因此，他在确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之后，便以之为理论基础来反思历史、审视现实、瞻望未来，即如他所说的“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他在《天问》中对天道的阐发虽然语焉不详，但对人道的揭示却语焉甚详。
《天问》追溯了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到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审视了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变迁发展的过程，依据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对传统的历史唯心主义“天命论”作了比较系统的批判。《天问》开篇直接表达的天道观，为其正文的历史、现实的审视和批判奠下基石；《天问》正文的历史、现实的审视和批判，又使开篇语焉未详的天道观更为明确、充分地反映出来。
殷周以来形成的天命神学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是主宰一切事务的上帝；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衰，都是天神意志干预的结果；上帝监于下土，惟德是辅，惟罪是罚。然而，在屈原看来，天地万物都是元气化育、自然生成的，宇宙既不为天神创造，人事当然也不由虚无的天神主宰。他在作历史、现实的审视中，以大量的事实批判并否定了传统的天命论。
在战国时代，庄子由于对现实社会感到绝望而形成了复古倒退的社会历史观，因此也不可能自觉地清算殷周以来形成的天命神学。同时代的其他道家学者或深受道家天道观影响的学者，有的虽然对传统的天命论作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但他们大都致力于总结百家学说，为实现社会的统一和治理统一的社会提供理论和方略，故也未能系统地清算天命神学。唯有屈原，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出于对楚国统治者“降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而迷信误国的极度忧愤，自觉地对历史和现实作深刻的反思和审视，比较全面、系统地清算了天命神学。
以科学世界观批判神学，是哲学从宗教里完全分离出来的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古希腊的游吟诗人塞诺芬尼第一个在其诗作中对西方的神学进行了公开的、激烈的批判，使当时人们逐渐摆脱了对神灵盲目的迷信和崇拜，提高了主体意识和抽象思维水平，从而大大促进了古希腊哲学的繁荣。屈原在形式上和精神上都类似于塞诺芬尼的批判，也必然会大大促进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由于古希腊的宗教神学尚处于原始和多神崇拜状态，远不如殷周天命神学那样抽象化、政治化和伦理化；由于塞诺芬尼主要看重于批判神的观念，而不是对宗教神学作历史的清算；所以，屈原对传统的天命神学的系统批判，也就显得更有勇气，更为艰难，而且并非像塞诺芬尼那样仅为从宗教向哲学的过渡搭起了桥梁，而是为哲学的最终确立扫清了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屈原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清楚地了解屈原哲学思想的内容、特性和意义之后，也就对屈原爱国精神的内涵和表现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屈原爱国精神的内涵，具体而言就是屈原追求振兴祖国、光融天下的“美政”理想。屈原在作品中表达得最为充分、具体、完整而系统的思想，就是他的“美政”理想。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自始至终反复申述了“美政”理想。其结尾，他还坚定地表示：“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诚若此言，他的一生，就是追求“美政”理想的一生，就是为“美政”理想奋斗的一生。
屈原所谓的“美政”，就是他理想中的完美政治，主要包括民本思想和德政主张、政治思想和举贤授能主张、大一统思想和匡定天下主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以此形成为屈原爱国精神的具体内涵。屈原热爱自己的生长之乡国——楚国，也热爱自己的炎黄之祖国——中国。作为在融冶南北文化的基础上创造而成的楚文化的代表人物，作为在自觉地“以属诸夏”过程中早已华夏化了的楚人精英，屈原并不是一个心中唯有楚国的狭隘爱国者，而是一位心怀九州、放眼海内的伟大爱国者。在屈原看来，国以民为本、民以国为家，国治民才安、民富国才强，爱民乃爱国，爱国即爱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立贤举，遵道得路方能振兴楚国，楚国强盛方能统一天下，而统一天下的目的也就是结束社会的分裂战乱以建成“人阜昌只”、“德泽章只”、“善美明只”的太平盛世。这就是屈原“美政”理想的核心，也是屈原爱国精神的实质。这种以“美政”理想为具体内涵的屈原爱国精神，正是形成在屈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形成在屈原问天究道、参验考实而否定了传统天命论的基础上的，形成在屈原瞻前顾后、上下求索而得出了社会治乱、国家兴亡在于人而不在于天的正确认识基础上的。确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屈原才能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审视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也进而才会提出不靠天、不求神而通过人俨而祗敬、论道而莫差的努力来实现“美政”的思想主张，才会毫不动摇地坚持和至死不渝地追求“美政”理想，也才会因对“美政”理想的坚持和追求而体现出尤为强烈的爱国精神。
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楚国的深深眷念，乃是屈原爱国精神的直接表现。“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可谓成了屈原的人生信条。尽管他遭到竟进贪婪、妒贤嫉能的党人的恶意谗害，受到腐朽的贵族统治集团的无情打击，他却始终不改有君兴国之志。被放逐到荒僻的江南之后，他长期隐伏山林、行吟泽畔，“纠思心以为兮，编愁苦以为膺”，在痛不欲生的流放生活中也时时冒出“宁溘死以流亡兮，不忍此心之长愁”的念头，产生“愿轻举而远游”的想法，却始终没有轻抛生命和离乡背国，反而是更加梦牵国都、希冀一返，悲叹“差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惟郢路之门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就是在秦将白起拔郢的公元前278年，他作诗《哀郢》，也依然没有出走和轻生。 只是在次年秦人入洞庭而掠江南时，他才深感楚国的衰亡不可挽救和“美政”理想不可实现，怀着极度的忧愤投江自沉。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战国之世，才士游历列国、干谒诸侯以求谋取功名富贵、施展政治抱负，已成为时代风尚。“博闻强志，明于志乱，娴于辞今”的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甚至“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肯离国出走，其表现不仅在当时被人看作是“凝滞于物”而不能“与也推移”，而且也使后人感到大惑不解。司马迁即说：“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屈原这种眷恋楚国而生死不舍的拳拳深情和特异表现，不啻是楚人在长期的艰苦创业过程中巩固起来的爱国感情的凝结，不啻是楚人在兴族强国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爱国传统的弘扬，也不啻是屈原因特殊时代的激发、因出身和地位所致使而成的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反映，但更重要的还是屈原思想外化和支配的结果。因为以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指导而形成的“美政”理想，是屈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根据社会现实的要求，借鉴诸家学说，在察古观今、参验考实中求索到的思想成果，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理想和学者的政治共识，也集中地体现了楚文化精神的精华。因此，屈原坚信自己的思想主张是真理，坚信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唯有振兴楚国以统一天下才能实现“美政”理想，于是也深深眷恋楚国而宁死不肯背离。
另外，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屈原，认为楚国现实的溷浊和危机是可以朝好的方面转化的，因为楚国之所以陷入“路幽昧以险隘”的危境，并非上帝弃楚的天命，而是统治者背道而失路的恶果，只要统治者幡然猛醒，让他“导夫先路”，采纳他的政治主张，楚国就会转危为安、变溷浊为光明，最终统一天下，建立“雄雄赫赫”、“美冒众流”的中国。因此，他始终“眷顾楚国”，“冀幸君之一悟，欲之一改”，宁愿“固将愁苦而终穷”，也不放弃希望，至死追求楚国的美好未来。
理想的实现是需要奋斗过程的，美政的实现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由于历史条件的不成熟，一生追求“美政”理想的屈原，最终不得不含恨投江、自殉理想。然而，他的爱国精神乃因这奔赴湘流的一跳，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辉，永久地感召、激励和映照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