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的“绝”和“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郑板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艺术爱好者在谈到郑板桥时，都会谈他的“三绝诗书画”，都会谈他的“怪”。但谈得多的往往是他的书法——板桥体，对他的诗文谈得很少，对他的“绝”和“怪”的独特内涵，产生的情况以及它们的综合效应更较少涉及，实在有负这位大师的贡献，也不利于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的总结。本文不揣简陋，拟作些抛砖引玉的探讨，敬祈同好教正。
一、历史误会成“三绝”
郑板桥出生书香门第，父亲郑立庵是当地才俊，母亲是兴化名士汪翊文的掌上明珠（独生女儿）。板桥可以说先天后天都弥漫着艺术家的气质。他对兴化充满了热爱和特有的美的敏锐感受，对自己的小屋也是充满了美的感受，不论是书带草堂、竹巷的青翠绿竹，或是门前他取以为别号的小小板桥，又或是他外婆家的幽雅的院落，都在他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并且触发他对它们作出独特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好反映，显示了他艺术家的天赋。
遗憾的是他未能像一些大书画家、音乐家一样，一经天才被发现，就受到特殊强化的教育，使之充分发展天赋。郑板桥从小并没有书画名师的耳提面命，所受的教育、被灌输的思想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修、齐、治、平的那一套，并且他也深以为然，渴望“达则兼济天下”。他对应试的业务——时文，下了苦功。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能默写出来，还津津乐道夸示于后辈。他也醉心光宗耀祖，小成功中秀才、中举人沾沾自喜，形诸笔墨；大成功中了进士，得意洋洋，反复吟唱。“忽漫泥金入破篱，举家欢乐又增悲。”（《得南闱捷音》）“红杏花开应教频，东风吹动马头尘。”（《将至范县……》）当然，在他赴范县作县宰前，他的诗书画已知名当世，他已结交了许多诗朋画友，作品也常作为商品出售，但这些活动主要还是为了生活，是谋生的辅助手段，对艺术的精研、探讨是说不上的。后来到了范县、潍县，又都是尽心为官，对皇帝“兢兢奉若穹苍意，莫待雷霆始认真”。上级，特别是皇帝，一经对他垂青，召他随侍，他就得意至极，仔细写下他的欢快情状：“乾隆十三年，大驾东巡，燮为书画史，治顿所，卧泰山绝顶四十余日，亦足豪矣！”并刻了“乾隆东封书画史”的图章以记此百世际遇，作了书画赠友、卖钱。对慎郡王亲自为他割肉，将他比作唐玄宗时的李白，他更是津津乐道，荣幸至极。等而次之的一些小官僚卢雅雨等对他的礼遇，他也感念不已，时给书画诗酬答颂扬。总之，郑板桥此时是一位得宠的官员（已准备升他为知府），而不像一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艺术家。这种气质的变迁、错位，完全是仕途造成的，当然，也是他自己孜孜以求的。正是一场历史误会，将一位大艺术家送上了官僚的祭坛，这毫无疑问影响了他的艺术生命。
可是严峻的历史显示出，真正的大艺术家都是做不好官的。陶渊明是这样，李后主、宋徽宗也是这样，不管他们多么尽心尽力从政，成天战战兢兢，仍然不行，因为艺术家本身就不是做官的料。郑板桥也是如此。他在范县、潍县，正如慎郡王所期许的“朝廷今得鸣琴牧”。这位县令也像杜甫一样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自许“老夫欲种菩提树，十里春风作化城”，兴文教化，兴利除弊，对民生疾苦“一枝一叶总关情”。断案时总是“不遇有钱人而作计”，“右窭子，左富商”，偏袒穷人，苛责富户；尤其是灾荒时，不待请示，开仓活民，又设法以工代赈，修城墙、活灾民，不仅救了民，也符合当朝皇帝的圣意，甚至某些上层人物也认为他能干，拟表荐升为知府。可是这一切并未能保证他仕途的一帆风顺，不知什么原因，恼了当权者，上司竟说他贪污，并不由分说，革了他的职，他只得愤而雇了两个驴子驼着书画行李回去了，“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还愁口说无凭据，暗里赃私通鲁东。”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历史的误会将这位艺术家推入了仕途；又是一次误会，将一位清官从仕途赶了出来。他这位清官背着黑锅回家了。可是他不像陶渊明，回家有田租可过生活，他有的只是妻儿老小和弟弟一家需要赡养，钱从哪儿来？只好又乞灵于艺术了，只好又迈入了艺术大门。这次历史误会对他来说似是不幸却是大幸，郑板桥“归队”了。由于前次历史误会似是幸运却是不幸，使他丢失了很多时间，耽误了对艺术的精研，但浪子回头金不换，他觉悟了，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就更为努力。而且他这次回扬州，也知道面前强手如林：李
绘画早有大名在前，金农的书法也早名闻遐尔。他，郑板桥要能在强手中出类拔萃，他的“三绝”必须要有出群之处，他必须精研画艺、书艺。这样，他的艺术细胞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艺术家的素质得到了长足的发挥，他的“三绝”因之而更上一层楼。可以说，历史的误会造就了郑板桥的“三绝诗书画”。
二、从“无意苦争春”到“一枝独秀”
历史的第一次误会使郑板桥这位大艺术家误入了政界的白虎堂，但第二次误会却又使他从白虎堂转入到艺术的圣殿。而且他对艺术的追求由于被以往对仕途的追求而耽误了，所以决心以十倍的努力来弥补缺失，冲向艺术。这些具体地体现在下面几方面：
（一）从起点说，郑板桥涉足艺苑，一方面是兴趣所在，是天才的流露，但主要还是为了生活，为了“闲来自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另一方面他写的诗也好，画的画也好，是为了安慰天下之劳人，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一些思想以及与友人交流，而不是供富人玩赏的。他自述诗是学杜甫、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的，而不是学杜甫的“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诗只是和袁枚能够“君有奇才我不贫”而相比并；只是想和陋轩（吴嘉纪）比比，“百年而后论定，不知鹿死谁手。”词呢，只希望达到陆种园的水平，任性、怡情而已，所谓“少年游治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苏辛，老年淡志学刘蒋。”这只是从内容与心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来说的，一句话，都只是浅尝而已，没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没有“骋我经寸翰，留藻垂华芬”的襟怀。这虽然可以说是“无意苦争春”，但也确是起点并不太高。
（二）他虽然深知自己像只“丑小鸭”，但时势（穷困、强手如林）又逼他要不断向高峰冲击。他对诗、词、文的追求不甚高，但对绘画、书法的追求，特别是对书法却很有自己的看法和心得。他在《跋临兰亭叙》中说：“板桥道人以中郎之体，运太傅之笔，为右军之书，而实出以己意，并无所谓蔡锺王者，岂复有兰亭面貌乎！”他又想到“古人书法入神超妙，而石刻木刻千翻万变，遗意荡然。若复依样胡芦，才子俱归恶道，故作此破格书，以警来学，即以请教当代名公，亦无不可。”他知道自己“既无涪翁之劲拔，又鄙松雪之滑熟，徒矜奇异，创为真隶相参之法，而杂以行草，究之师心自用，无足观也。”“以汉八分杂入楷行草，以颜鲁公《座位稿》为行款，亦是怒不同人之意。”至于他的画，他自知不如李等。但他却是个极有天才之人，“发愤自雄，不与人争，而自己心竞”，学习“能自刻苦、自愤激、自竖立，不苟同俗，深自屈曲委蛇，由浅入深，由卑及高，由迩达远，以赴古人之奥区，以自畅其性情才力之所不尽。”他十分强调“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实用”，“每读一书，必千百遍，舟中、马上、被底，或当食忘匕箸，或对客不听其语，并自忘其所语，皆记书默诵也。”……于此可见他的努力刻苦超乎常人。正由于郑板桥对以往耽误的悔恨，以及今日的穷困，强手的相逼，这些凝成一股巨大的冲击力，化成了异乎寻常的动力，促使他不断向高峰攀登。于是，被耽误的天才、蒙尘的艺术气质，又刮垢磨光，大放异彩了。他从一个几乎落伍者而又变成“扬州八怪”中的一支独秀了。这当然也是先天、后天，陷入误区后的反冲力等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三、绝中之绝——“三绝”的综合效应
人们习称郑板桥的三绝为诗、书、画。行家以及郑自己则认为其成果排列顺序应为书、画、诗或书、诗、画。郑氏三绝中确乎是字胜于画，画又胜于诗（或字胜于诗，诗又胜于画），他的“六分半书”确乎独创一帜，堪称“绝”字。但拙见以为，郑氏最“绝”之技，在于三绝所产生的综合效应。这个综合效应集中体现在他的题画诸作上。
郑氏题画的作品极多，现知的一千余幅作品都有题作，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就一些诗（或诗句）作画，画好后将诗题写在画面上，颇有点类似命题作画；二是一幅画完成了，再就画意创作一首诗，题写到画面上。前者多为用别人佳句题写，如写金农的“清瘦两竿如削玉，首阳山下立夷齐，”题竹画；写金农“苦被春风勾引出，和葱和蒜卖街头。”题兰画；写自己的“世上凡根与凡叶，岂能安顿在其中？”题兰花，等等。后种情况在郑作中占压倒多数，仅题竹者就有“挺然相斗一千场”，“有何卑下有何高”，“全凭老干为扶持”，“岂屑区区扫尘埃”，“一枝一叶总关情”，“任尔东西南北风”，“一竿掀天去不知”等，题兰的也是洋洋大观。
引人注目的是郑氏的自创之作。郑氏自创之作特点鲜明，内涵丰富，既揭示了一般艺术规律，又显示了板桥的艺术个性。题画诗的一般规律是要能与画互补互融，构成整体，相得益彰。具体体现为两点：一是切画、切时、切地、切人。切画，指题的诗要切合画的内容（也得注意画的种类）；切时、切地、切人，一般都有特定内容，例如祝寿、贺商店开张等。作画者与受画者之间的关系也要顾及。如板桥集中一则题画兰的诗：
板桥道人没分晓，满幅画兰画不了，兰子兰孙百辈多，累尔夫妻直到老。（乾隆辛巳，为两峰罗四兄尊嫂方夫人三十初度。郑燮草稿。）
从这首题诗可以看到，郑作是为一位朋友的夫人三十生日祝寿用的，因为是女子，所以用兰，又因为希望她子孙昌盛，所以讲“兰子兰孙”，而罗两峰是大书画家，与郑的交情极好，所以板桥最后署名，并特注“草稿”，以示对罗的亲密、尊重。
二是写照传神兼备交融。好的题画诗，必须对画面写照传神。所谓写照，就是所题之诗能描写出画面内容，别人看了诗能体会出“诗中之画”，即使不看画，也能想象画面情状。所谓传神，就是所题之诗，能巧妙地传出“画外音”，能画龙点睛地拈出画中呼之欲出的“神气”。两者兼备，只是初步。妙作则要求两者交融，才能相得益彰。就结构技法而言，题画诗多上半写照、下半传神。写照要抓住画面主要部分，写出画面特色；传神则要发挥画面深义，开掘新意或增添生活情趣，或揭示艺术规律，或敦促友人向上，或讽刺世俗陋习，或寄托自己襟怀、理想、政见等等，板桥集中佳例随手可得。例如《预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画菊与某官留别》：“吾家颇有东篱菊，归去秋风耐岁寒”，《破盆兰花》：“而今究竟无知己，打破乌盆思入山”等等，题材、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写照传神兼备。
但是我认为板桥题画诗中值得注目的还是其个性色彩，能集前辈之长，融铸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具体体现在：
1.突出自己的强项，不断出新。郑氏画艺的强项是“闭门只是画兰竹”，“四十年来画竹枝”，“画花无别个，只画郑家香”，画面不断出新。题画诗同样不断出新，诗画融会，可称竹圣、兰圣，令人惊叹。仅就《郑板桥集·补遗》部分来看，题画竹的有69则，题画兰的有21则，不仅洋洋大观，其立意、谋篇、琢句，无一雷同。写兰有“唯君心地有芝兰”，有“打破乌盆思入山”之兰，有叶短花长之兰，有峭壁千尺之兰，有“山根碧蕊亦婀娜”之兰，有“四时不谢之兰”等等。兰在郑氏笔下，既有传统的王者之香的品位，又有郑氏及其友朋们怀才不遇的伤心。兰，幽香满室，极似美人，但“坚贞还自抱，何事斗群芳？”写竹的更多彩多姿，美不胜收。按《补遗》所列顺序看来，就有：“晨起江边”之竹，“自然淡淡疏疏”之竹；有江南的春风燕笋，有潇湘的斗风老干，有清光映画之竹，有小溪所隐之竹，有摇风弄雨之竹，有插地盖天之竹；还有黄竹、瘦竹、水竹、山竹、峭岩之竹、古瓦盆之竹等等，令人目不暇给。竹，在郑氏笔下，或为良友，或为高士，或为英雄，或为后起之秀……总之，兰、竹在郑板桥笔下新境、新意层出不穷，成了活色生香的生命，成了他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成了他心灵的寄托，施展才华的园地。
2.将题画诗推进到更新的阶段。郑氏的题画诗不仅内容上精心结撰，形式上也极为考究，何种体裁，多少字数，何种字体，都精心考虑；连写在哪个部位都作了独到的安排，如黄苗子先生所存的一幅竹画上写有：
画有在纸中者，有在纸外者。此番竹竿多于竹叶，其摇风弄雨，含露吐雾者，皆隐于纸外乎！然纸中如抽碧玉，如削青琅玕，风来戛击之声，铿然而文，锵然而亮，亦足以散怀而破寂。纸中之画，正复清于纸外也。（乾隆甲申、七十二岁老人板桥郑燮写此。）
全文96字，在画面上布写了七行。十分有趣的是这七行分布在竹竿间隙中的字体也是大小不一，看上去好像随手挥洒，其实是别具匠心，十分赏心悦目。这一方面显示了郑板桥的“三绝诗书画”咳唾成珠的本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突破樊篱，洒脱不羁，不拘一格的本性，更显示了他对题画诗的突破性的开拓，不仅在内容、形式上，就是在题写画面的位置上，都有创新突破。
3.既锋芒毕露又谐趣满纸。郑氏的题画诗都写得生动形象，别具一格，谐趣中寓哲理，锋芒中存忠厚。如“乌纱掷去不为官”，“来年看我掀无力”，“更无众卉许同栽”，“有何卑下有何高”，“留他君子在岩阿”，“秃竹应须作钓竿”等等，个性都极其鲜明，寓意深刻，意在言外。特别有趣的是《板桥润格》明确宣布：“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令人忍俊不禁。粗味之，好像见钱眼开，锱铢必较，其实这种“谢客”不过是拒俗客、恶客而已。因为他一生作的书画无数，收费的微乎其微，如此拒人于千里之外，不讲人情的实质，是在愤世疾俗之中，存忠厚悱恻之意，既是稻粱谋之实话，也是对附庸风雅者之斥责。从另一角度也不妨说是郑氏的先进思想。今人不是也提倡文人要有文化头脑，政治头脑，经济头脑吗？
四、名垂千古正在“怪”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常与痴、狂、怪结缘。大量事实证明郑板桥以前的历代大文人都或多或少有些痴、狂、怪。又不仅郑氏以前的人如此，他同时代的，以及他周围的大文人也是如此。蒲松龄就说自己：“狂固难辞，痴且不讳”；曹雪芹是“都云作者痴”；吴敬梓居然将赖以为生的祖产卖了盖庙。扬州八怪的骨干李这位宰相后裔，也是个大怪人。郑板桥之所以名垂千古，也正是由于他“怪”，正是由于他比其他人还怪得厉害。他的“怪”具体表现在：
（一）书法“怪”。“板桥体”、“六分半书”，非真、非草、非隶、非篆，却又是真、是草、是隶、是篆，并且其总体效应超过真、草、隶、篆的单项名家，“板桥体”可说是古今独创的怪体。
（二）画“怪”。以书法画兰、竹，将书法直接引入画技，又将画技引入书法，这也是古今未见之独创。“板桥作字如写兰”，“板桥写兰如作字”，（清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十八》：“常人尽笑板桥怪。”）说的正是这种独创之风格。
（三）诗文之“怪”。1.大声疾呼称农民最苦。“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关心民瘼，“宦门一尺情犹隔，况是君门隔紫宸”，“一杯白水荒途进，惭愧村愚百姓心。”为贫苦百姓鸣冤叫屈，写了《孤儿行》等许多记载人民流离失所、痛苦生活的诗篇。告诫家人对佣人孩子也要当自己子女看待，自己断案，更总是袒护穷苦人。2.斥责贪官污吏。从古代骂到当代，尤其是对恶吏的瞒上压下，霸道横行，草菅人命，“雷霆收声怯吏威”，郑板桥恨恨不已。3.提倡仁爱。尊上爱下，尊老爱幼，甚至对天生万物都要具仁爱之心，毒虫也只能赶走，而不能杀害。孩子的游戏也要存仁爱之心，不能线缚蜻蜓、笼关鸟雀等，对邻居要忍让和睦，有财要分给大家。4.毫不掩饰自己的名利之心。不许别人篡改自己诗文或将自己作品混入他人集中，若有此，他死后也要化厉鬼以击其脑。他研究了石涛之所以不如八大山人出名，就因为石涛别号、化名多，人们搞不清，而“八大只是八大”，人们易于记住，所以他“板桥只是板桥”（当然，他也有别名，不过只是为熟悉者用，一般都是板桥、郑燮）。对求利也毫不隐晦，甚至似乎“逐利之情，溢于言表”，如前举的《板桥润格》，大声宣告他什么人际关系都不讲，只是见钱眼开，唯利是图。这些都是自鸣清高的文人只能心领神会而不愿讲出口，更不愿形诸笔墨的。5.肆无忌惮地说出自己的弱点、恶行。一如卢梭的《忏悔录》一样，郑板桥在自己诗文中毫不隐讳地说自己既老且丑，而“又好色，……然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耳。”（《板桥自叙》）
这些“怪”的内容反映了他的异乎常人的政治理想，异乎常人的性格。其实，他是“束狂入世犹嫌放，学拙论文尚厌奇。”他是以怪掩狂，以怪显真，以怪泄愤。
郑板桥的怪处，正是他的高处。不管怎样失意，但仍真率不变，仁爱不变，所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百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就是一生的总结。“青山”就是他的高洁理想，“破岩”就是恶浊的现实，“千磨百击”就是逼他沉沦的风刀霜剑，可是他都挺过来了，“挺然相斗一千场”。在别人眼中他就成了怪人。可是正是这个“怪”字，使郑板桥名垂千古，家喻户晓，馨香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