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的巴以经济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以论文,非对称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3,D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964[2003]08-030627-0606
巴以冲突就象家常便饭一样，天天都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应该说巴以冲突的习惯性已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复杂性。人们对巴以冲突的原因可以罗列许多：民族、宗教、历史、文化资源和政治等，而双方的经济差异往往被看作是冲突的结果。本文拟结合巴以冲突，试对巴以经济的非对称性以及对巴以冲突的影响作一分析。
巴以经济的非对称性
巴以冲突一直是场非对称性冲突，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军队，而巴方只有一些轻型武器和几个激进组织。以方动辄就是坦克飞机导弹，巴方采用的多是自杀性袭击，对以色列军人和平民实行突然袭击，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在心理上打击强大对手的锐气。巴以力量的非对称是先天的。自1947年分治决议以来，经过了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完成了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全面占领和控制，将大批巴勒斯坦居民驱逐出境，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侵占了他们的家园，获得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巴以经济的非对称性是显而易见的，巴以冲突的非对称性与巴以经济的非对称相辅相成，已经很难说清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巴勒斯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生活越无保障，他们反以的情绪越高涨。所以，巴以经济的非对称正在成为冲突的一个动因。下面来具体分析一下这种非对称性：
1.巴以GDP比较
巴基斯坦与以色列的经济差距十分悬殊，就2001年的情况看，巴基斯坦人口为309.6万人，GDP约39.72亿美元，人均GDP约1283美元，而以色列人口为640万，GDP约111.8亿美元，人均GDP约17469美元，以色列的GDP和人均GDP分别是巴勒斯坦24倍和12倍多。无论人口和经济，巴以双方的非对称性十分明显。
2.以色列为巴勒斯坦代收关税
1994年4月通过的巴黎经济议定书赋予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不受限制进入以色列市场的权利。虽然由于长期封锁，这一权利未得到兑现，但它提供了一个准海关联盟。在此协议下，巴以将拥有几乎对等的进口和海关政策，巴方被允许对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商定数量物品自定关税，以方在以色列口岸对运往巴勒斯坦地区的物资收税，再转交给巴方，但以方有权保留在以工作的巴勒斯坦工人身上征收的所得税的25%。关税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如不算外援，它占巴方预算的60%以上。在巴以和平时期，以方按时转交税款，但一旦冲突爆发，以色列借巴方有用此款资助恐怖袭击之嫌而克扣或停止转交。
1999年，巴勒斯坦63%的收入掌握在以色列手中，自2000年12月起，以方停止了这部分转交。2002年早期，以色列开始用这笔扣款支付巴方对以方公司的欠款。2002年中期，以方才向巴方发放了小额税款，大批仍被扣留。这直接导致巴自治政府无法一次性付清11.5万工人的工资。结果，一方面，它使巴勒斯坦经济陷入困境，正常的经济活动受阻，内需被迫减少；另一方面，打击了巴政府的威信和实力，激化了社会矛盾，更激起反以的情绪。
3.巴以进出口的差距
巴勒斯坦的进出口主要依靠以色列，这与以色列控制着边境和关境有直接联系。巴方向以色列的出口占总出口的96%，从以进口占总进口的77.2%，一旦以色列停止或关闭与巴人的往来，巴方的进出口形同虚设。虽然，巴以之间的贸易逆差很大，约在10-15亿美元，但正常的贸易维系着整个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必需。2000年9月前，巴方的进出口取得了较大进展，头9个月每月平均向以出口额为4200万美元。然而，巴以发生大规模冲突后，10、11月，巴向以的出口额均在3500万美元，比同期降低了22%。从每年进出口总量上看，巴方年平均只有20亿美元，而以色列有560亿美元。以色列进出口的对象大多是欧美国家和日本，香港等，其中主要是美国，以对美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35%以上，从美国进口占了20%左右。。
4.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掠夺
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从西岸和加沙的150万英亩土地中没收了75万英亩。目前，巴方基本上收回了加沙354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其中有35%成了犹太人的定居点。在约旦河西岸，巴方完全控制的土地才18%，为1059平方公里；巴以共管区为25%，1471平方公里；其余67%仍在以色列占领下。以色列犹太定居点的不断建设，加上相关道路的兴建，侵蚀了大量巴勒斯坦的城镇。虽然，有关土地和水资源的主权和定居点问题谈判一拖再拖，但以色列依然牢牢控制着对土地和水资源的使用权和分配权。巴勒斯坦地区60%以上属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20亿立方米的淡水仅够巴人的生活用水，农业灌溉和工业部门的用水无法保障。在数量上；以色列占有和消耗了全部水资源的80%，巴方只能用20%。12亿多立方米的河流水资源几乎全部被以色列占有；约旦河谷地被以宣布为军事区，巴方无法使用它；西岸6.5亿的地下水有5亿被以色列使用掉。在加沙地带，6700名定居者使用着该地区75%的地下水，而105万巴勒斯坦人却只能用余下的25%。更有甚者，1998年，以色列以高出官方水价0.82美元／立方米3倍多的价格3.5美元／立方米卖给巴人3965万立方米的水。原本应属于巴方的资源，还要出高价向占领者购买。这一支出要花去1.4亿美元。由于土地和水资源被以强占，巴勒斯坦只能种一些粮食作物，先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无法种植具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争取出口创汇，改善经济状况，造成恶性循环，双方差距越来越大。
5.巴以旅游业的抗冲突能力
巴勒斯坦境内拥有许多宗教历史遗迹，包括东耶的伯利恒和西岸的杰里科。来旅游的欧洲游客占了58%。在2000年9月发生大规模冲突前，巴勒斯坦方面原本希望依托在伯利恒将举行的千禧年大型庆祝活动吸引全世界的游客来拉动经济，为此巴政府花了1.6亿美元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在1999年，圣诞节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冲突后，2000年圣诞活动被迫取消。2001年复活节，大部分游客呆在以色列的饭店里。由此可见，冲突对巴旅游业是致命的。还有，2000年10月，杰里科的赌城每天有3000人光顾，以色列人占了93%。该赌场的年收入1.1亿美元。但由于冲突，2000年11月，赌场关闭。从2001年，巴地区的平均入住率低于10%。
以色列的旅游业也因巴以冲突受到了不小影响。虽然以色列2001年损失了10亿美元，但以色列仅仅是少了收入，而巴勒斯坦的旅游收入一落千丈。游客可以到以境内旅游，但大多都不敢去巴勒斯坦地区。
6.冲突对巴以经济的影响力大相径庭
由于以色列经济主要依靠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这与它相当大一部分收入来源来自于德国赔款和美国的援助有关。另外以色列的出口产品是高新技术产业，军工产业和钻石加工业，因此，冲突对以的影响不大。然而，巴勒斯坦经济对以的依赖度几乎是70%以上。冲突后，巴国内生产水平下降了20%，人均收入减少了30%以上。在2000年9月到2001年底间，国民收入损失24亿美元。在以打工人数的急剧下降，导致汇回巴地区的汇款只有原来的40%。失业率从2000年的14.1%上升至25.5%，随着冲突的持续，巴勒斯坦人的失业在加剧。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统计，2002年第二季度的失业率比冲突前高236%，失业人数从2002第一季度的204,000人增长到第二季度的228,500。
1998年，巴勒斯坦贫困人口占20.3%。但自2000年9月巴以冲突后，据世界银行估计，2001年几乎50%的巴人口生活在贫困下（一天才2.1美元）。
自巴以冲突后，以色列对巴领土实施了连续的封锁以此来消除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对以的袭击，由此，巴勒斯坦人正常的物质和人员往来受阻。过关卡要排长队等待以色列军人的检查，破旧的道路使得卡车只有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运输费用大大提高。2000年5月，巴方与欧盟曾达成协议，准备在十个月内开辟一项空运业务，欧盟打算提供2000多万美元的经费。但冲突后，建设搁浅，空港被以方关闭。2001年后期，以色列甚至毁坏了跑道。可以说巴经济陷入瘫痪。
由于巴方的建设项目受阻，原来可以用来经济建设的外来援助却不得不用来重建被毁坏的居民住宅。1995-1998年巴方光用于此项计划就花了7.67亿美元，占了近60%的投资。冲突的连续不断，使援助人不愿再为此提供资金。冲突后，来自欧美的援助明显减少，而阿拉伯世界的援助上升，主要用于抚恤暴力冲突的死难者。到2001年底，阿盟到位的援助款达4.48亿美元。
巴勒斯坦援助来源的百分比
1994-1998
2001
欧洲 62.5 26.4
北美 14.7 12.3
亚洲 13
阿拉伯世界8.7
41.8
其他 1.1
《Country Profile 2002》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 2002 P100.
而以色列依靠大量的外来基金填补其经常项目的赤字，外来基金主要是资助、捐赠和无偿转移支付，每年总计约60亿美元，其中约30-40%是私人转移支付，60-70%是美国援助和来自于犹太代办处或其他机构的捐赠。2001年，以色列得到的外来资助达64亿美元。更需要指出的是，以色列与美国的亲密关系使以可以得到长期政府信贷，还可以在政府担保下进入美国债券市场。以色列约65%的债务是美国政府债券，这样的结构使以色列的债务没太大的后顾之忧。由上可见，一有冲突，巴方的正常外来援助便受到直接影响，乃至停顿。而以色列的外来援助无丝毫影响。
综上所述，无论从绝对值，还是相对依存度上，巴以经济的非对称性实在太大。尤其是巴勒斯坦经济对以色列的依赖性包括就业依赖、出口依赖、关税依赖、交通依赖和水源依赖等。反之，以色列对巴几乎没什么所求，即使对劳动力有需求，也可以通过从海外输入劳务来解决。由于以方的经济不是货真价实的市场经济，它的经济很大一部分依赖于美国的援助和德国的赔款，加上以色列在高科技方面（高科技产品的获利点在全球）的优势，因此它不在乎周边的市场效应；另外，由于以色列以控制巴勒斯坦为主，歧视巴基斯坦人，因此，在不顾巴人生存，又不知晓对方感受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生计无着落，变得一无所有。巴方有不少老百姓带有一种“同归于尽”的绝望感，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好过，大不了一起不太平。随着巴勒斯坦经济的日趋衰退，这种想法变得更加普遍。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以色列的经济封锁和经济压制适得其反。
巴以经济合作的必然性
以色列应该让巴勒斯坦人享有生存权和发展权，让巴勒斯坦年青人有机会就业，有时间去受教育，一旦他们有家有业有子女，相信会有不少人不再会像以前那么冲动，总会有点后顾之忧。人总希望和平的生活，当然，巴以要达成真正的和平很难。土地本应归巴勒斯坦人。“土地换和平”，让多少土地才合理？“安全换和平”，怎样算安全？难道巴勒斯坦在以色列的任何挑衅下不反抗就是安全？要在公正平等信任的基础上达成和平是不可能的，因为冲突双方已形成了世仇，对和平和安全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惟有通过经济往来，赋予巴人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以方要彻底改变歧视乃至蹂躏巴勒斯坦人的政策，以此谋求双方的相安无事。
实际上，在以往的不少协议中都提到过双方的经济合作。在奥斯陆协议中，双方都承认了经济合作对巴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以色列的建设意义重大。协议指出，为了便于合作，将设立巴以经济合作委员会。其具体计划有：水资源开发、电力开发、能源建设开发油气，金融发展和行动（建立巴勒斯坦发展银行）、交通运输（建立加沙海港区）、贸易发展（鼓励当地、地区和国际贸易，进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工业发展、人力资源发展和合作、环保等计划。这些计划的确十分重要，但它们只是作为整个谈判的附属品，甚至仅仅是走过场。我认为经济合作应该成为和谈的重中之重，而且是巴以和解，建立信任的有效途径。因为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是经济而不是政治。人要生存首先需要吃饭，工作，养家糊口，过更好的生活。如果巴勒斯坦人有机会到以色列打工挣钱，成家立业，我相信巴勒斯坦青年就不会义无反顾地去起义、袭击、爆炸，去作践自己年轻的生命。同时，通过一定的交往，建立互相了解，总比打打杀杀，怨怨相报要好。虽然巴以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让它趋于稳定远甚于不切实际的和平协议。
T·E·劳伦斯（阿拉伯的劳伦斯）在1920年发表的一篇预言性文章中提到这样一种可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成功计划不可避免地要将目前阿拉伯人的物质水平提高到与自己层次相当的高度。就时间而言，可能比他们自己稍稍落后一点……”。（注：［英］约翰·格里宾等著：《历史焦点》下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405页。）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的形势下，巴以经济一体化，严格地说是梯度化是否有可能。鉴于巴以经济的极不对称，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依赖太大，加上以色列经济的特殊性（即对美国的依靠），因此巴以经济的合作应该是梯度式的，即由以色列向巴勒斯坦地区进行梯形辐射。（如图）
巴以经济合作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经济本身的利益，被赋予了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尤其对巴勒斯坦人来说，经济合作会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空间。为此，在巴以经济合作方面应采取以下对策：
1.以色列应积极促成在巴以和平协议中提到的经济合作项目的实施。如上述奥斯陆协议中提到的一些合作计划，使巴方建设起社会发展的基本设施和条件；
2.以色列要在高科技和医疗技术上向巴方提供适当培训，既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又能开发利用巴方人才和技术产业市场；
3.加紧双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确保巴方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基本生产（工业农业）的用水，保证巴方起码的生存和发展权；
4.保证以色列代巴方征收的关税及时，不折不扣地转交给巴方当局。建议由有关国际机构监督以方的转移支付情况和巴方的资金使用情况；
5.在安全许可的条件下，以色列应接纳适当数量的巴勒斯坦人到以打工。
总之，我们主张经济合作先行，政治和谈渐进。通过经济往来，加强接触，改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力求双方和平共处。有人批评奥斯陆协议撇开巴以冲突的几大原则性问题，在双方缺少信任的基础上就签定协议。不管怎样，奥斯陆协议开创了和平新时代，让巴以双方走到一起，完全有可能将和平局面循序渐进下去。只是拉宾之死，右翼上台，又一次削弱了巴以人民原本就脆弱的和平愿望，增强了对安全的渴望。巴拉克的急躁冒进和沙龙的蛮横将巴以和平仅存的希望化作泡影。因此，如今的“巴以隔离说”或“巴以分离说”似乎振振有辞，但别忘了大规模冲突的起因主要责任在以色列方面。解铃还需系铃人。期望美国能为巴以和平提出更合理的方案，为和平带来新契机。目前，美国提出的“路线图”计划为巴以和谈带来了希望，尤其是美国认识到改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状况的重要性，向以色列强调了必须尽力改善巴人的经济条件，同时还提议建立中东自由贸易区，这再次证明经济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