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月26日，蒋介石免除王懋功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师长职务
□ 贾晓明
/王懋功。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团员，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不久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然而在蒋介石看来，当时有三种力量在进行“倒蒋”活动，而将这三种力量串联在一起的，则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2师师长王懋功。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1926年2月26日，蒋介石将王懋功扣押，免除其师长职务。27日夜，蒋介石送给王懋功3000元旅费和一张船票，命令副官陈希曾（黄埔军校特别官佐、陈果夫亲属）将王押上开往上海的轮船，离开广州。
苏联顾问的约束
蒋介石认为推动“倒蒋”的第一股力量来自苏联顾问。当时苏联顾问不仅发挥顾问、咨询、建议的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决策人员，甚至直接担任军事要职，他们有时甚至抛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擅自削减黄埔军校经费，拖延拨发党军军饷薪饷，对于蒋介石要求适当增加党军武器供应的要求，也加以回绝，还说蒋介石“喜尊荣、好权力，想成为中国英雄”。在蒋介石看来，这些做法无疑是想破坏他在党军中千辛万苦树立起来的威信。
让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产生重大分歧的，还有对北伐的态度。
从1925年末，蒋介石就主张乘军事东征胜利之势，立即北伐。谁知蒋介石的北伐方案遭到了苏联顾问的反对。他们认为：“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 织，将领们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国民革命军何时才能对北军保持技术上的优势还很难说”，而“革命军的失败将给予广州内部的反革命以良机”。当时，广东的苏俄军事顾问团由新来的季山嘉负责。他在黄埔军校会议上以及在和蒋介石的个别谈话中，都明确表示反对北伐。蒋介石和季山嘉谈话后“心辄不乐”，认为“我以诚往，彼以诈来，非可与共事也”。在1926年2月7日的会谈中，季山嘉还委婉地对他提出了批评，对国民革命军军官的素质表示不满，“语多规讽”，让蒋介石“意颇郁郁”，抱怨苏俄顾问“专横”。
季山嘉一面坚持反对北伐，一面给蒋介石指出“两条出路”：要么由海道带兵去天津，援助正在和北洋军作战的冯玉祥国民军；要么去北方（海参崴）训练军队。然而在蒋介石看来，季山嘉的“两条出路”简直就是“打消北伐”、架空自己的“一条毒计”。尽管后来季山嘉曾通过汪精卫转告蒋介石，“我等俄国顾问，不远万里而来，既来之后，除了帮助蒋校长，再无别种希望”，但考虑到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的友好关系，蒋介石心中更加“惶恐不安”。
在经济方面，蒋介石也感觉受到共产党力量的“压制”。1925年9、10月间，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实施统一财政，收回以前多由各军把持的驻防地区税收权，代之以由中央按照预算拨发军饷经费的制度。而军饷经费发到各军后，往往在以共产党员为主的各军党代表的严格监督下审核分发，这让一些人失去了“自由支配权”。一时间，类似“共产党准备倒蒋，正在黄埔军校查账，说蒋介石有贪污”“国民政府准备宣布共产，所有私人财产都要没收”等流言不断传入蒋介石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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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积极插手军队和军校
王懋功“与汪精卫、季山嘉之间走动勤了”，和蒋介石及其亲信的关系却冷淡起来。蒋介石东征归来，看到“汪精卫、季山嘉、王懋功的密切结合感到非常愤慨与不安”，又听说“汪精卫、王懋功都加入了共产党”的谣言，于是处处提防。
汪精卫还用“党治”强化自己在黄埔军校的存在感。他常去黄埔军校演说，出席军校会议，甚至直接插手军校各类事务，强调“无论什么军的号子，都操之党代表的手里，而不是操之于军官手里”。
/蒋介石（右）与汪精卫（左）。
蒋介石认为推动“倒蒋”活动的第三股力量来自日益发展壮大的共产党。1925年至1926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群众基础得到迅速发展。当时，在国民革命军中大约已有1000余名共产党员；在广州有组织的工人队伍约10余万，农会会员约60余万，其中工人武装纠察队2000余人，农民自卫军3万余人。这些武装大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二次东征期间，海陆丰农民自卫军甚至在东征军到来之前就占领县城并选举了自己的县长，对蒋介石震动很大。
如果说汪精卫插手军队和黄埔军校的上述举动“触犯了蒋氏独揽军权的大忌”（张国焘语），那么在北伐问题上，汪精卫的态度更是让蒋介石不满。据蒋介石说，他“由汕回省以来，即提议北伐”，汪精卫“极赞成之，并准备北伐款项，以示决心”，但由于苏联顾问季山嘉反对，便立即“改变态度”，还要求蒋介石创造条件，使季山嘉等苏俄顾问能够“畅所欲言，了无忌讳，了无隔阂”。这让蒋介石认为汪精卫已经被苏联顾问控制而“不能自主”。春节前后，蒋介石多次找汪精卫谈心，告诉他“革命实权不可落入俄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系，必须定一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并以辞去一切军职、准备“赴俄休养”相威胁，还提出“如不准我辞职，就应令季山嘉回俄”的条件。汪精卫虽然再三挽留，劝他“不宜辞职”，却“顾左右而言他”，对苏联顾问去留一事不予答复，时隔不久，又同意蒋介石去苏联休养的“要求”，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和秘书也说要和蒋介石一起去莫斯科，并开始“购置皮大衣”，弄得蒋介石十分尴尬，发现自己“处境屯厄”，感慨“政治生活诚非人所过耳，处境若此，万万想不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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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发展壮大的共产党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的1926年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实际上，早在1925年12月（当时蒋介石尚在东征途中）此事就已经由汪精卫主导决定了。后来，汪精卫还对军校改名一事特别解释说：“无论什么军队和军校，总是国民党的，都要本着党的政策去做，无所谓特别的党校，亦无所谓特别的党军。”这说明，在军校校名上加上“政治”两个字，应当出于汪的考虑。2月，汪精卫又通过军事委员会做出决议，将蒋介石成立才一个月的黄埔军校教导师（由蒋介石扩编而成，由王柏龄任师长，共产党员包惠僧任党代表）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20师，直辖于军事委员会，归广州卫戍司令部指挥节制。
中国共产党的壮大无形中对蒋介石在军队和军校中的个人权威形成了制约。按照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制《党代表条例》的规定，党代表不仅有监督所属人事经费的权责，还有权监督同级指挥官的权力；任何命令没有党代表副署是无效的，这实际上意味着将军权置于党权的领导之下。国民革命军各军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仅在蒋介石任军长的1军中，3个师的党代表，就有两个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中，7个是共产党员（后来成立的教导师师党代表包惠僧、团长叶剑英也是共产党员），各级党代表在土兵中的威信均很高。
为了防止走私、偷漏税和行贿受贿，国民政府还设立了税务警察总团，联合共产党领导的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李之龙领导的海军缉私舰船加强巡逻，对走私船只进行扣押，人员拘禁，货物充公。李之龙是共产党员，做过党军营党代表、军校政治教官，在蒋介石东征期间被汪精卫和苏联顾问提拔到海军局任职，但没有经过蒋介石同意，这早已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而李之龙对蒋介石的结拜兄弟、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第1军和军校的部分军械、军需和经费来源于陈肇英的“筹措”）等“毫不留情”地查处，不仅伤及了蒋的声誉，也等于断绝了蒋部下的“财路”。蒋介石虽然曾表态拥护财政改革和支持查处行动，也不禁感慨“财权足以制人如此”。
在黄埔军校，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新改选的特别党部，5名执行委员中，除蒋介石外，其余4人（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都是共产党员；7名候补委员中，6人是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所办的刊物，负责人也都是共产党员，《士兵之友》的主编洪剑雄，《青年军人》的主编胡秉铎，《黄埔日刊》的主编安保诚，《中国军人》的主编蒋先云。此外，当时军校的政治部主任熊雄，秘书杨其纲，教官恽代英、肖楚女、高语罕等也都是共产党员。以致有人警告蒋介石说：“这样发展下去，将来整个国民革命军会变成共产党的军队了。”
基于此，蒋介石开始采取各种限制共产党人发展的办法：在军队编组时，蒋介石会对人员进行“搭配”，避免共产党人单独掌握一个军事机构和一支部队。在第二次东征途中，他曾召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要求把军校以及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要告诉他；又提出所谓“调合党争法”，规定共产党的活动须公开化，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必须经过校党部批准，但被拒绝。此后，他让黄埔军校中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都要绝对服从他的领导，并下令∶“有未经许可秘密加入各种团体者，即以植党营私论。”国民党“二大”期间，青年联合会成员当选代表者较多，蒋介石竟擅自让十余名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强行列席大会，再迫使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这些人的代表资格。
④规划失控造成水资源配置混乱。地表水与地下水、主水与客水、生产用水与生态需水很难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调配，也就很难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科学管理。以水资源、生态环境及其承载能力为约束条件的水资源综合规划，很难对其他行业发展规划形成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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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懋功成为三种力量的连接“要点”
王懋功原是粤军许崇智部下，投靠蒋介石后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队总队长，不久被提拔为第1军第2师师长。第二次东征期间，王懋功留在广州，代理蒋介石任广州卫戍司令，得以参与国民政府军政。王懋功时时以左派的面目出现，“处 处表现很进步的样子”，经常奔走于汪精卫与苏联顾问之间，对共产党人也极尽拉拢。对于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的冲突，王懋功也表现出偏袒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态度，曾奉汪精卫命令前往军校“严厉制止孙文主义学会的游行”。
在蒋介石看来，上述三种力量有一个共同“要点”，那就是王懋功。
蒋介石认为推动“倒蒋”活动的第二股力量来自汪精卫。1925年9月后，许崇智、胡汉民先后离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选出汪精卫、谭延闿和蒋介石组成常务委员会。在这个机构中，谭延闿分管军需，蒋介石则总揽了一切军政、组织与训练事务，而汪精卫只负责政治问题，在实际调动部队方面远不及蒋介石这位军事委员和黄埔军校校长。时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部长的方鼎英回忆：“汪那时所担忧的，却是蒋的军权日大。”蒋介石向来把党军和黄埔军校作为自己实力的后方，不能让任何人插手。不久，汪精卫不满足于只当一个挂名的军事领袖。他利用军事委员会赋予的权利，积极在国民革命军中施加自己的影响，广州卫戍司令部，新成立的海军局，以及其他军政机构的人事调配、制度的兴革、业务的推进等重大问题，都由他负责处理。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有一定差距，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工业化思想还未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只有科学的管理方式，才能帮助企业极大地排除各种生产障碍。没有工业化思想基础的企业，即使有大量先进的设备或极大的生产规模，也不一定能够获得高效率。
有趣的是，在以后的1个月时间里，围绕王懋功，接连发生了几件更让蒋介石疑惑的事。
国民政府集中力量打击走私期间，蒋介石的盟兄弟们遭到共产党员李之龙等的抓捕和扣押，而“一样走私”（陈延年语）的王懋功却安然无恙，而且还当上了汪精卫批准成立的“缉私卫商管理委员会”委员。汪精卫还准备推王懋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结果遭蒋介石的反对而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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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后，应广西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要求，曾提出过一个“将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9军的方案”（另有多种说法）。当时广东已有6个军，照次序，广西军队应为第7、第8军。现在却将第7军的建制空出来。此事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不久，由汪精卫任主席的军事委员会拨给黄埔军校经费30万元，给王懋功所辖第2师经费12万元。但第二天突然进行修正：黄埔军校经费减至27万元，而王懋功师的经费则增至15万元。后来蒋介石回忆这些事件时，曾肯定地认为：这就是汪精卫、季山嘉企图用第7军军长（部队由来自第1军的第2师和20师构成）为诱饵，动员王懋功背叛他的有力证明。
几经思考，蒋介石认定王懋功“用心险恶不可问”，被汪精卫、季山嘉和共产党人“利用以倒我”，“故决心驱逐之”。在把王懋功送上开往上海的船后，蒋介石顿时感到“要点一破，则一切纠纷不解自决”，“一月以来，心境时刻战竸，至此稍获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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