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从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视角论文,中国电力论文,政府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实现高位平滑化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这无疑离不开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非公有制企业进入市场等举措。然而，从转轨进程来看，在许多重要的行业部门，尤其是一些自然垄断性行业中，政府主导的行政垄断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被严重削弱，并随之产生一系列阻碍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瓶颈难题。正如田国强(2011)指出的那样，中国改革再次走到十字路口，这些难题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界定不合理。鉴于此，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思考恐怕应该成为经济转轨过程中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为此，我们将行政干预过多的电力行业选作本文的研究对象。注意，电荒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迟迟未解决的难题之一，而2011年我国东部地区电荒又一次上升到几年来最严重①的程度，而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却出现窝电②现象。从本质上讲，这种供需错位性缺电是一种深层次的行政垄断体制问题，“市场煤”和“计划电”矛盾③的激化只是其外在表象。因此，从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视角来描述电力行业发展过程，无论是从理论意义还是现实意义，均是深远的。
由于电力商品具有不可存储性，世界各国电力行业开始大多都选择了国家垄断经营模式，然而“高成本、高电价、低效率”的产业乱象现已成为世界通病。20世纪90年代，以英美电力市场化改革为代表的世界电力改革浪潮开始波及全球，将电力由原来高度垄断变为高度市场化的普通商品，达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产业效率的改革目的。综观各国电力改革经验，尽管尚且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完美模式，但大都在发电④和售电环节打破垄断，建立市场机制，同时在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输电和配电环节强化政府激励性管制(Xu and Chen,2006)。
然而，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才刚刚起步，虽然已经实现了彻底的“厂网分离”⑤，推行“竞价上网”机制，但分拆后的发电侧国有资产比重很高，只是由原来垄断市场转化成寡头市场，没有形成真正的自由竞争⑥；电网公司仍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并凭借对输配售一体化的垄断环节对发电侧和终端用户实行双重垄断，从而造成发电侧竞争产生的部分效益会因电力销售的垄断而无法有效传递到电力终端用户。总的来说，电力市场化改革始终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由此可见，国内学术界和决策层在电力市场化改革方面存在较大的争议，可能会产生一些有关“国退民进”的质疑⑦和否定。而且，受既得利益团体的制约，包括政府自身从国有产权控制中获取财政收入的利益在内，改革动力与合力一直在弱化，从而延缓了电力体制改革进程。换言之，之所以市场化进程缓慢，是因为决策者需要高度重视和权衡这些市场导向政策在本国国情下各种可能的实施效果(Buera et al.,2011)。
假如基于中国国情能够量化分析出电力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的各种影响，我们就可以更准确地评估电力体制改革政策的优劣，并尝试回答出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相关质疑，从而有效推进电力体制改革进程。为此，我们在评述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现实国情，设置一个灵活的凯恩斯宏观闭合框架的多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以下简称CGE)模型，以“打破垄断能否提高效率、增加产出、促进社会进步”为本文研究的关键因素，来全面量化解除发电侧管制对宏观经济以及各产业部门的冲击效应和程度。实际模拟结果显示，解除发电侧管制拉动实际GDP增长97.43亿元，就业机会增加59.3万个；同时，居民福利增加58.53亿元。
本文其余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与评论了国内外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描述了所建立的CGE模型结构和设置，数据来源、处理和相应的社会核算矩阵表。第四部分报告和分析了反事实政策模拟结果，即解除发电侧政府管制对于就业、实际GDP、CPI、居民福利以及各部门产生的冲击效应。最后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本文关注的是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合理划分问题，而且以电力行业为研究对象，所以本文的文献综述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研究以及在电力行业具体的实证研究展开。
(一)理论研究
从理论上讲，大量的文献基于不同视角对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这些文献在选择“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发展路径问题上至今没有融合或达成妥协。
就为什么强调政府干预经济而言，管制经济学基于公共利益视角，认为自然垄断企业常常为谋取垄断利润而阻碍技术进步、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应由政府管制来纠正市场失效行为，限制垄断行业的市场力量(杜云和张铭洪，2007)。从而，市场可能失败的论调成为管制公共部门的潜在理由。此外，一些学者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因于政府主导的“中国模式”，并将其视为具有推广价值的终极发展模式，主张继续加大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和垄断强度(Tian,2011)。显然，我国在宏观经济综合治理中过多偏执于这些理论，从而造成了包括电力在内的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大政府、小市场”的局面。
与此同时，自亚当·斯密(1972)以来，以Schumpeter(1934)、Hayek(1945)、Coase(1960)等为代表的自由市场学派从“无形的手”机制、激励、信息分散性及产权等视角论证出市场的优越性，认为只有以产权明晰、经济自由与完全竞争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才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手段。也有一些学者以揭示政府管制的弊端为出发点，反对政府管制，呼吁回归市场。Stigler(1971)从政府管制的利益导向出发，认为政府管制是为受管制产业所需并为服务产业利益所设计的，很容易导致掌握公共权力的微观个体与垄断厂商的设租及寻租行为。张维迎(1999)基于信息不完全视角，发现政府管制会引发一系列委托代理问题，导致垄断厂商缺乏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和经营变革的动力，扭曲了资源配置效率。Kornai(1986)提出软预算约束概念，即政府不能承诺不去救助亏损的国有企业，并将这一现象归因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父爱主义”(Paternalism)。林毅夫及其合作者(2004a; 2004b)、刘瑞明和石磊(2010)的研究也表明，软预算约束下的国有企业因承担“政策性负担”而带来企业道德风险问题，不仅自身效率低下，而且拖累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此外，作为政府传统的价格管制模式，投资回报率管制带来的A-J效应(Averch-Johnson Effect)⑧与X-无效率(X-Inefficiency)⑨等弊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政府过多干预对经济效率的损害。显然，上述倡导经济自由的观点为政府制定解除管制政策、推进行业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实证研究
如前言所述，电力短缺问题在我国长期存在且日益突出，电力体制改革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政策含义上讲，国内现有研究的政策指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主张“国退民进”的电力市场化改革，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但从研究视角来看，现有文献可大体分为如下两个分支：第一类文献集中于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定性分析，如林伯强(2004)、Xu and Chen(2006)。这一系列有关“电力行业市场化提高产业绩效”的论证局限在理论层面或国外电力改革模式的经验借鉴上，却至今没有得到量化研究的证实。第二类文献主要是从不同视角定量地论证出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比如，滕飞等(2002)运用Cournot模型和某省电力市场的有关数据，对电力市场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市场力量进行了模拟分析，发现需求侧的竞争和发电资产的分散都可以削弱趸售电力市场的市场势力；林森和董佳鑫(2009)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S-C-P(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分析框架，对中国电力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经济绩效进行实证分析，提出有关以有效竞争为基础的电力产业改革建议；于良春和张伟(2010)构建了行政垄断I-S-C-P(Institution-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框架，实际测算了包括电力在内的行政垄断强度以及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进而得出消除行政垄断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过，这一类定量研究没有考虑在中国这样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电力供需紧张以及通货膨胀势头有增无减的复杂经济体中，一旦电力行业市场化后，各主要经济变量会如何变化、变化多少，而这才是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关键所在。
基于上述国内研究的不足之处，加之电力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影响的广泛性和复杂性，CGE模型更适合量化研究电力市场化改革对各个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交叉和综合影响。Chisari et al.(1999)利用CGE模型模拟阿根廷公共部门私有化的政策效果后认为：在价格自由波动情景下解除发电侧和配电侧管制分别会带来GDP 0.1％与0.21％的增长；Hosoe(2006)在日本发电侧不存在规模经济的背景之下，以X-无效率为外生冲击，模拟分析出解除发电侧管制政策具有正的居民福利所得；Akkemik and 
(2011)基于土耳其现实国情设计了以投资回报率为外生冲击、生产率维持在基准水平的CGE模型，研究了解除发电、输电、配电及售电侧管制政策的效果，得出结论认为：电力市场化能够刺激经济产出和改善居民福利。但Coupal and Holland(2002)以电力进出口价格为外生冲击，研究华盛顿州电力行业私有化的经济效应，却发现电力行业私有化对州GDP、就业等指标产生负面影响。显然，基于不同国情，模拟出的电力市场化改革效果可能会有着截然相反的结果。而且，在上述CGE模型中，有关电力部门的细分、新古典宏观闭合假设等做法⑩并不适合“厂网分开”的中国电力行业现状，更不适合具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产能过剩的现实国情。除此之外，与日本、土耳其等国不同的是，我国发电行业高度依赖市场化的煤炭而非天然气，并处于经济转型体系中，电力市场化改革是个更加艰巨、更加复杂、更加漫长的过程。因此，为了划定中国电力行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照搬照套基于他国国情所设置的CGE模型模拟结果及政策含义，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在实践中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本文设置与中国现实国情比较一致的、情景设计比较合理且理论上自洽的CGE模型框架，从而模拟解除电力管制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提出些较为正确的政策建议，推进在经济转轨进程中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方面的研究工作。
三、CGE模型设置和数据
为了模拟电力体制改革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效应，我们基于中国转型经济结构特征设置了CGE模型框架和相关的宏观闭合。模型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大量非自愿失业或隐性失业现状，这个状况在短期内不能完全解决。而且，严斌剑和范金(2009)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未出清假设下的模拟结果更加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因此，我们采用了凯恩斯理论的宏观闭合，放弃了以往所照搬的新古典主义理论框架，假设劳动未充分就业、劳动力价格存在粘性(11)。第二，电力市场化改革往往会损害部分集团的既得利益，不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从这个意义上讲，遭受阻力越小的制度安排，其实施风险就越小，可行性就越高。就电力行业而言，发电侧已实现彻底的“厂网分离”，只不过尚未完全引入真正的市场机制；而售电侧仍与输配电环节捆绑在一起，并由电网公司垄断经营，其背后存在着更为强势的利益团体。因此，我们认为建立竞争性发电市场更具有可行性，是解决时下电荒的当务之急。基于上述逻辑，本文所设置的情景是解除发电侧投资回报率管制，输电、配电与售电环节仍维持在行政垄断之中。第三，鉴于电力体制改革是市场竞争与政府管制的博弈过程，这一艰难进程尤其在转型经济体系中掺杂着许多复杂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我们很难估计到完全打破发电侧垄断的预期时间。因此，本文仅模拟了解除发电侧管制对整个经济系统的短期静态影响。
在这个CGE模型框架下，我们数量化模拟解除发电侧管制的冲击效应，得出并定性解释模拟结果。下面是模型结构的具体描述。
(一)CGE模型的结构设置
为了关注模拟解除发电侧管制对宏观经济与各产业的冲击效应，我们所构建的CGE模型包括农业、煤炭采选业、石油天然气及核燃料加工业、轻工业、化学工业、高耗能工业、设备制造业、发电部门、电网部门、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其他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和服务业14个生产部门，资本和劳动两大生产要素，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国内经济主体，以及一个国外主体。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在于模拟解除发电侧管制的改革效果，所以没有对家庭和企业进行细分，而是采用代表性家庭和代表性企业来分别反映家庭行为和企业行为。同时，模型中假设每个活动只生产一种商品，故生产活动部门和商品的集合均为i。其中，能源生产活动和商品的集合为e，非能源商品集合为s，电力部门生产活动集合为j。
在本模型中，商品和要素的初始价格均设为1。其主要模块包括生产模块、贸易模块、收入与支出模块和凯恩斯宏观闭合模块(12)。以下简要介绍各模块的主要设定，其中，希腊字母表示参数，带横杆的大写字母表示外生变量，带上波浪线的字母表示控制变量。
1.生产模块
代表性企业在当前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实现其生产成本最小化目标。经济中各生产部门的企业使用各种中间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来生产产品，形成国内总产出。考虑到能源品在提供能量转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将中间投入品进一步细分为能源投入品和非能源投入品两大类，其中能源投入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燃气四种。模型采用两层嵌套生产函数来描述企业产出的生产决策与投入决策。
在第一层生产函数，总产出(商品总供给)采用了Leontief生产函数的形式描述非能源投入、能源投入和增加值合成品的线性关系。形式如下：
在第二层中间投入函数，为简化问题，总中间非能源投入品由各中间投入商品按照固定投入系数组成。而对于总中间能源投入品而言，考虑到能源生产部门所需原料的特殊性(18)，我们假定能源生产部门(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燃气)所需的各种能源投入之间不存在替代性，则其中间能源投入品通过固定投入系数构成；而非能源生产部门的各种能源投入需求通过常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以下简称CES)生产函数来定义。
2.贸易模块
本模型的贸易模块和标准CGE模型的设置一致。对外贸易按小国假设处理，即本国是国际价格的接受者，国际价格不会因本国价格的变动而变动。国内总产出在出口和国内销售之间进行分配，采用常弹性转换(Constant Elasticity of Transformation,CET)函数来描述。对于进口供给，我们采用阿明顿(Armington)假设，即假设不同国家商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并运用CES函数形式描述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而这些复合商品在各种国内需求(居民需求、政府需求、投资需求和中间投入需求)之间进行分配。必须指出的是，由《中国电力年鉴2008》可知，只有电网部门参与电力进出口贸易业务。因此，模型中发电侧不参与任何贸易活动。
3.收入与支出模块
代表性居民既是商品市场的消费者，也是劳动和资本要素的提供者。劳动与资本报酬、企业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政府和世界其他地区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之和构成居民收入。缴纳完个人所得税后形成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和消费。居民收入方程形式如下：
分别为企业、国外对居民的转移支付。由于劳动力价格有粘性，变量
外生给定。
企业作为资本要素的提供者，也会在支付各种中间投入、增加值等生产成本之后，获得一定的资本报酬。加上政府对企业的转移支付，构成企业总收入。同时企业需要向政府缴纳税费，需要给居民做转移支付，剩下的部分是企业储蓄。其中，模型中企业向居民的转移支付以及政府对企业的转移支付均是外生给定的。
政府在生产和消费等领域对居民和企业征税，获得财政性收入。同时，把收入用于政府购买和对其他经济主体的转移支付，留下的部分是政府储蓄。在本模型中，政府行为遵照凯恩斯理论框架，政府购买和对其他经济主体的转移支付外生给定。
4.凯恩斯宏观闭合模块
模型的均衡包括要素市场均衡、商品市场均衡、国际收支均衡以及储蓄投资均衡。在模型闭合问题的处理上，如引言所述，我们采用凯恩斯闭合规则，放弃了劳动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要求，均衡就业量由劳动需求决定。也就是说，要素市场中只有资本要素市场出清，要素市场的均衡通过各部门利润率的调整来实现。早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已经显现出过度投资引起的产能过剩与资本闲置，资本使用需求的增加促使投资增加，这也只是将闲置的资本利用起来，与资本形成并无直接关系，故由需求驱动的总投资外生给定。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图里，凯恩斯理论框架下的刺激性政策将经济从生产可能性边界内部点(非充分就业状态)向边界的移动，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陈烨等，2010)。这种框架设置更符合近年来中国劳动力供给过剩、产能过剩的经济情形。
允许财政赤字，储蓄投资账户的均衡由居民边际储蓄率的调整来实现；国外资本流入外生给定，通过真实汇率的内生调整以实现国际收支账户的平衡。
(二)数据生成与参数校准
作为CGE模型的数据基础，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体现了经济系统中各部门、各经济主体，以及要素市场与商品市场之间的关系。本文以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将42个部门按照研究需求进行合并集结的。构建SAM的数据除了来源于2007年投入产出表外，其他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电力年鉴2008》、《国际收支平衡表2008》等统计资料。由于数据来源的不同，加上可能存在的统计误差，初始的社会核算矩阵并不平衡。对此，通过RAS法对初始社会核算矩阵进行调平，平衡后的社会核算矩阵总控制表见表1。
在编制细化SAM表时，由于电力行业相关数据比较残缺，有些还待统计局整理，且《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8》显示热力部门总产出占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总产出的比重不足2.16，因此，我们将投入产出表的“电力及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视为电力部门。为了模拟解除发电侧管制的反事实政策效果，本文按照发电部门与电网部门总产出之比、资本报酬之比，并结合厂用电率、供电煤耗等数据，对“电力及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进行行与列的分解，从而将SAM表中电力部门进一步细化为发电部门和电网部门。其中，发电部门负责发电环节，电网部门垄断输电、配电与售电环节。
模型中绝大多数参数，如中间投入系数、税率、支出份额等，我们根据SAM表校准得来。部分弹性参数参照前人研究。例如：进出口替代弹性参数采用樊明太等(1999)的数据；各种化石能源投入之间的替代弹性参数借鉴了贺菊煌等(2002)参数的设定，并经过一定的调整而得到的。
四、政策模拟
应用上述CGE模型，我们通过消除发电侧投资回报率管制，来模拟、分析并评估发电行业完全自由化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对GDP、居民福利以及各产业的影响。模型将发电侧投资回报率视为外生冲击，技术进步内生化，即将发电侧X-无效率和电网部门投资回报率均维持在基准水平，模拟解除发电侧管制情形，相应的模拟结果见表2和表3。
(一)对宏观经济和居民福利的影响
模拟结果表2显示，发电侧引入竞争机制所带来的宏观影响不大，但基本符合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与初始状态相比，打破发电侧行政垄断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97.43亿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下降0.037。由此可见，发电侧自由竞争机制的引入既带来正面产出效应，又通过价格传导机制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这正是电力市场化改革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对就业、收入和居民福利来说，解除发电侧管制带来的影响也是正面的。在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市场中，劳动总需求增长84.77亿元。按照SAM表和《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7年的劳动要素消费总额110047亿元和实际就业人数76990万人，大约14294元创造一个就业(陈烨等，2010所采用的方法)。如此计算，发电行业市场化增加59.3万就业岗位，劳动要素回报增加，从而居民收入增加77.71亿元。理论上，居民收入增加与整体物价水平下降，致使居民实际支付能力得到提高，增加居民消费，从而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我们按照希克斯等价性变化(19)(Equivalent Variation,EV)指标计算，得出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居民福利增加58.53亿元，占实际GDP的0.02％。
(二)对部门产出的影响
从模拟结果表3中可以直观地看出，解除发电侧管制后，各部门实际产出均有显著增加。其中，从发电侧市场化改革中受益最大的是与电力行业紧密联系的设备制造业，实际产出增加58.43亿元；高耗能工业产出也增加37.60亿元；其上游企业煤炭采选业产出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也有较小幅度的增加(3.62亿元)。电力行业终端产出也增加9.32亿元，符合我国目前急需解决电力供不应求问题的现实要求。
对于各行业增加值要素投入而言，除发电行业以外其他行业的增加值要素投入均有所增加，但其大部分增加量远远超过了产出增加量。以高耗能工业为例，实际产出增加37.6亿元的同时，增加值要素投入却增加1395.37亿元，这并不意味着电力市场化改革造成了这些行业的效率损失。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由于短期内资本要素来不及调整，电力体制改革产出效应所引起要素需求的增加更容易倾向于劳动要素，尤其在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凯恩斯闭合规则下，使得劳动需求从而增加值要素投入的大幅上升，甚至会超过总产出增加量。此外，发电行业实际产出增加2.98亿元的同时，其增加值要素投入却减少3329.31亿元。鉴于总产出与增加值投入成固定比例的模型假设，这一结果表明，打破发电侧垄断，消除进入壁垒，使得低能效落后企业被市场淘汰的同时，也鼓励了留存企业或新进入企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提高管理水平等来降低成本，进而提高发电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由此证明出本文的结论：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行业制度变迁会提高经济效率。这也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20)的“制度优化能够增进效率”的观点相吻合。
各部门商品价格的反应是也比较理想的。模拟结果显示，不考虑交易成本等因素影响时，如果解除管制之前所有行业产品价格为1，则解除管制之后包括发电侧在内所有产品价格下降到0.9996。可能的原因在于，发电侧自由竞争机制的引入一方面提高了发电侧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校正被扭曲的上网电价、要素价格按照其边际生产率来支付，进而导致发电侧上网电价(即电网部门生产成本)的降低，进而使得电价小幅度下降。由于电力行业是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特性的基础产业，电价下调的联动效应会进一步影响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从而引起整体CPI下降0.037。基于此，表3中各部门产出的增加可以用传统的供给与需求理论来解释。供给方面，解除发电侧管制使得电力产出增加、价格下降，缓解电力作为中间投入品的供不应求现象；同时，各中间投入品的价格下滑也会降低各产业部门生产成本，刺激各厂商的生产行为。需求方面，居民收入的增加与商品价格的普遍下降会刺激消费行为，进一步拉动实际GDP增加97.43亿元。值得注意的是，也正因电力产业的基础性地位，解除发电侧管制后，受电力产品及其他中间投入品产出与价格变化的影响，各部门所受影响程度差异不大，其具体的影响差额主要依赖于基期(投入产出表中)各部门产出数据的大小。
从就业变化上看，模拟结果中的各行业劳动需求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所增加的就业岗位高达18.44万人之多；完全市场化的发电行业也增加0.51万人的劳动要素需求，与黄玲文和姚洋(2007)的实证结论一致。这表明在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现实背景下，解除发电侧管制刺激各行业厂商扩大产出，增加对劳动要素的需求，有力地反驳了市场化改革导致大量裁员的错误印象。
再从各行业实际投资变化来分析，我们发现发电部门(83.33亿元)、交通运输仓储业(0.12亿元)和服务业(1.67亿元)等行业的实际投资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农业(－0.05亿元)、化学工业(－0.05亿元)、燃气水生产供应业(－0.01亿元)和建筑业(－0.04亿元)等行业实际投资减少。其中，受政策影响最大的行业是发电行业，实际投资增加83.33亿元。这可能是由于模型中短期内资本在各部门之间不流动假设，解除发电侧投资回报率管制，消除了A-J效应的负面影响，大大提高了发电行业的闲置资本利用率，进而刺激发电侧的实际投资。而且，从长期角度来看，发电侧会因进入壁垒的消除而吸引更多的民营及国外资金流入。相对而言，电网部门因其投资回报率管制维持不变而使得实际投资量基本不变。
最后，一方面考虑到CGE模型替代弹性值外生设定的缺陷；另一方面，如第三节所述，国内品和进口品之间替代弹性值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的国内供给价格，进而与解除发电侧管制的政策模拟效果密切相关。因此，为了提高模型模拟结果的可信度，我们对进口品与国内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值做了敏感性分析——减少或增大参数值(21)，看取值变化会对模拟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结果显示，进口品与国内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值变化后，各内生变量影响的净效应方向没有变化，只是量值与政策效应强弱的差别。因此，在基本参数取值下得到的定性结论具有稳健特征。
综上分析，无论从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的角度，还是从各部门产出的角度，解除发电侧管制是极为有益且可取的政策选择。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我国转型经济体系中，一些自然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日渐强化，“大政府、小市场”制度模式基本不变，从而呈现出与市场化转轨方向的背离。而且，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纷繁复杂。中国改革究竟何去何从(即“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选择)，始终是理论和政策上尤为重要的问题。然而，单就市场主导型发展路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问题，学界研究得还远远不够。鉴于我国“市场煤”与“计划电”矛盾日益突出，本文将行政垄断色彩较为浓厚的电力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劳动非充分就业的凯恩斯宏观闭合框架的CGE模型，模拟解除发电侧管制这一反事实情景对就业和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解除发电侧管制，既有效地拉动GDP增长97.43亿元，提高经济效率，创造出59.3万个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77.71亿元，又使得整体CPI下降0.037％，增进居民福利58.53亿元。
以前学界很少注意中国国情而照搬新古典主义框架，其模拟结果的真实性不够可信。我们的研究设置了较为符合现实国情的凯恩斯主义框架模型，并从实证上证明了，在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下，解除发电侧管制对缓解每年大量新增劳动力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严峻的就业形势十分有利，对居民福利和中国经济来说至少是增进效益的。这种较为理想的政策效果支持了田国强(2007)的和谐社会构建与现代市场体系内在一致性理论，也为重新划分发电侧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提供了依据，有助于凝聚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共识，从而有效地推进电力体制改革进程。
基于以上的分析结论，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含义：
其一，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建立有效市场机制，提高经济效率。从表象上看，我国电力需求旺盛，电力跨区输送能力和水平不足，市场煤价持续上涨与计划电价之间的矛盾激化造成火电企业大面积亏损，挫伤发电侧生产积极性，这些因素的叠加效应导致了“西部窝电东部荒”。为此，政府制定上调电价、限制电煤价格等一系列政策，将电力垄断损失部分转嫁给消费者和煤炭企业，却也始终无法解决多年来的电力短缺问题。但从本文政策模拟结果可以看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发电行业能够提高居民福利水平，拉动经济增长。因此，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应在发电侧打破行政垄断，建立真正的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价格信号的市场传导作用，从而实现科学发展。
其二，充分考虑现有约束条件，采取适应中国国情的渐进式转轨方式。国际上很多国家，尤其是英国、日本等国实行渐进式电力体制改革的成功模式可以为我国提供一些经验借鉴；同时，考虑到电力销售端的分离涉及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电网资产的调整问题，建立竞争性售电市场将是一个更为艰巨、更为漫长的过程。因此，现阶段电力改革的重点应是解除发电侧管制，取消发电市场行政准入壁垒，辅之以分离电力销售端，渐进地建立竞争性零售市场，让资源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真正的有效配置。
其三，实现政府角色的转变，建立有效政府。电力安全关系着人民生活质量、经济发展与国家政治稳定。因此，电力市场化改革并不意味要剥夺政府对电力行业的监管权力，只是要求政府从微观管制者向宏观监管者、从市场参与者向秩序维持者转变，即政府应该对电力行业尤其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输配电环节进行有效监管，以确保电力安全。
注释：
①2011年夏用电高峰时段用电缺口可能达到3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安徽或福建一省的电力装机容量。这是继2003年至2004年以来缺电最严重的一年。资料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11年第一季度全国电力供需与经济运行形势分析预测报告》。
②据统计，目前我国西北、东北地区的“窝电”容量近3000万千瓦，与华中、华东缺电规模基本相当。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5/26/c_121462757.htm/，2011年5月26日。
③由于我国煤电联动机制长期得不到理顺，市场化的煤炭价格大幅上涨，远远高于受政府调控管制的电价调整幅度，造成火电企业“发电越多，亏损越多”，发电意愿不断下降。
④随着时间推移，发电企业的最佳规模逐渐缩小，加之技术进步，发电侧不再具有自然垄断性(成本弱增性、规模经济性)。这是越来越多学者(如Hosoe,2006; Borenstein and Bushnell,2000)所公认的，也是世界各国电力改革模式中解除发电侧管制的主要原因所在。
⑤2002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实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标志着新一轮的以市场化为特征的电力改革已经启动。具体内容为：将国电公司分拆为电网和发电两大部分；国电公司的发电资产分拆并跨地区重组为5大发电集团；电网重组后形成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大电网公司，集输配售垄断一体化经营；并成立电监会，负责指导和监督电力公司和电网公司。
⑥2008年末五大国有独资发电集团总装机容量占总容量的44.9％，民营及外资发电企业却只占5.1％，发电行业的国有成分明显过高。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2009年中国电力行业年度报告》。
⑦中国产权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会带来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贫富差距悬殊，导致大量的裁员和减薪，丧失国家对价格的控制力，这些均来自刘瑞明和石磊(2010)的整理。
⑧Averch and Johnson(1962)的研究表明：在投资回报率管制下，企业为获得更多的绝对利润，尽可能运用过多的资本投资以替代其他投入品，产生低效率的A-J效应。
⑨Leibenstein(1966)提出X-无效率的概念，认为由于投资回报率管制模式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激励机制，在现有产业内企业免于受到竞争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企业追求成本最小化的行为倾向，产生企业内部生产效率损失。
⑩上述CGE模型分别基于各国国情设置模型框架，将电力部门细分为发电侧、输配电侧(或输电侧与配电侧)、售电侧三(或四)部分，并按照假设资本和劳动要素充分就业的新古典宏观闭合来设计模型框架。
(11)陈烨等(2010)认为，中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劳动力供给上，可视为近似无限的，所以此类假设劳动力价格粘性的微观闭合是符合中国现实的。
(12)因篇幅所限，我们省略了正文各方程组所涉及的内生变量、外生变量，以及它们具体含义所形成的附表，只给出了模型的核心方程。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向作者索取。
(13)大用户直购电指电厂和终端购电大用户之间通过直接交易的形式协定购电量和购电价格，然后委托电网企业将协议电量由发电企业输配终端购电大用户，并另支付电网企业所承担的输配服务费。尽管这种购电试点早已推行，但其交易量所占比重很小。据《中国电力年鉴2007》显示，2007年只有吉林炭素集团公司和广东台山广海海湾华侨投资开发试验区直购电2个试点。因此，大用户直购电模式可以忽略。
(14)由于电力部门具有规模经济和成本弱增等特性，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不适用于电力部门的观点已成为经济学界共识。而且，根据滕飞等(2002)计量研究表明，发电企业的规模经济不明显临界点为10tWh，而目前五大发电公司年发电量远远不到这个临界点。由此可知，尽管近年来我国许多发电公司(尤其火电)频繁出现亏损，但发电行业仍具有规模经济性，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16)张友国(2006)认为，目前中国当前的成本加收益管理实质上仍然是收益率管理，电力价格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电力行业合理利润率的调整和许可。因此，在本模型中，我们将电力定价模式视为投资回报率管制，受管制的电力部门会获得一个基于资本投资的“公平回报”。
(17)赵会茹等(2005)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资金加权平均成本法，估算出现阶段输配电价管制下输配电企业税前真实回报率为8.39％。《中国电力年鉴2008》显示，2007年五大发电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为5.1％，电网净资产收益率为7.2％。尽管净资产收益率与资本回报率有着定义、核算方法上的差异，但将其本质视为相近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显然，发电部门的投资回报率低于电网部门。因此，为谨慎起见，我们假定发电侧、电网侧的投资回报率分别为6％与8％。
(18)比如，在我国电力生产过程中，电煤作为原料投入品至少在现阶段是无法用石油、燃气等能源来大规模替代的。
(20)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通过计量研究，揭示出经济增长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因素，一个好的制度会带来内生化的技术进步。
(21)因篇幅所限，对进口品与国内品之间替代弹性值的敏感性分析在此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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