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马哲的历史对比和当代会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历史论文,马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01-0040-09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足鼎立，被普遍地看作是当 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构架。其实，三者关系要做必要界定后才可讨论。在怎样的意义 上，我们可以讨论中、西、马哲之对应关系呢?我以为，主要是在不同时代及不同的哲 学精神相比较的意义上来讨论。说“中国哲学”，着重讨论它发生于中国古代时的原创 形态，因为到了近现代，中国哲学已渗透进西方哲学以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分，它变 得不“纯粹”了；说“西方哲学”，固然必须从古希腊讲起，但着重讨论的是它在现代 西方所建立的形态，因为只有这样讨论，才可以在时代和哲学精神的对比上把它同“马 克思主义哲学”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同于古代的哲学，也不同于以肯定 资本主义为不争之前提的西方现代哲学，它是面向人类、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的哲学。 这样，三者“在中国”的关系就显现出来了：它们的差别主要是历史的差别；它们的同 一也主要是历史的同一；而它们的会通则是哲学的历史发展在当代中国的积淀。
一、研究中、西、马哲之关系的当代语境
当代中国人研究中、西、马哲之关系，自有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立足点、特殊感受性、 特别解读法。这就必须弄清研究的当代语境。
(一)全球化开放世界的学术语境
当代世界大不同于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之时。在1917年到1991年的大半个世纪中，俄 国、中国以及其他的东方国家，利用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革命可能性和西方无产阶级和 东方民族独立运动的联盟，先后走上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武装革命道路，建立起了社会主 义的社会制度，进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造成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联合和东方社会主 义各国的联合。这两个联合的对抗，进一步畸变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冷 战格局。这种语境使东方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分地去强调各种社会制 度间的绝对对立性和对抗性，夸大阶级性、革命性、斗争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但是真实的历史却是：人类面对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生存环境负面化等共同 问题，世界演变成民族闭关自守被完全打破，各国相互开放其门户的状态；各种社会制 度都在调整改革，都在彼此吸取被历史地创造出来的进步因素，都在强化着某些中性的 体制成分。当强调绝对对立性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遭到挫折以致失败后，中国以及其他 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广泛吸收西方体制中的中性成分和进步因素，使之同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和价值观念结合为一体的实践方针。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中国哲学”、“西方哲 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就不仅会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更重要的是会把 它们放在人类文明大道的展开之上，来考察三者的同一性、可借鉴性、可会通性。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语境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开放世界；同时，我们又生活在正在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的中 国。我们考察中、西、马哲之关系，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不可脱节。不论中、西、 马哲的哪一个，其意义只有在它同中国人当代实践的需要联系起来时才能获取。原则上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指导思想，它的科学范导维度和人文 关怀维度的结合，指导着我们的认知和决策，引导着我们对于社会道德的选择和推广。 但就哲理内涵来说，实践必定会扬弃一些东西、突出一些东西，从而促成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发展。现代西方哲学总体上难以指导我们的事业，从中引出的自由主义政治观念和 存在主义生存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可以作为学术资源来对待，有利于批 判地审视我们的现实；但如照此办理，则会导致社会结构的“格式塔转换”，使人民承 担难以支付的改革成本，那是不可取的。中国古代的哲学总体上是反映前资本主义的社 会生活的，但是，这一哲学中的文化心理积存、真理性片断和方法论价值，对于我们仍 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三)中国各派哲学相互争鸣的批判语境
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正努力同全球化的开放世界接轨。在哲学和其他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实行对外开放，同世界上的各种学派、学术思想开展交流；实 行“双百”方针，让学者们自由地选择他们感兴趣的哲学加以研究，自由地相互学习和 批判。在这种开放和宽松的环境中，作为学术本性之表现的学派丛生、学术多样、争鸣 争论竞相发展的状态就会展开。中哲、西哲、马哲之间相互切磋；由它们之间的交往而 织成的学术网络相互并存；中哲、西哲、马哲内部的各种学术主张相互竞争，呈现出特 别绚丽的局面。
二、中、西、马哲的“差异”
(一)历史环境之“异”
“中国哲学”。在发生于中国的意义上，“中国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其“原创形 态”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儒、道、法、墨诸家为代表的哲学思想；其“后继形态”则有汉 儒的天人之学和宋明的理学、心学。近代以来产生的新儒学、新道学等，则已经“不纯 ”了，它们都在吸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试图改造“中国哲学”使之和西方近现代 化及“民主”、“科学”之潮流相适应。“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因此，研究 “中国哲学”的特性，必须研究中国古代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 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1](P146-147)。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点，中国 古代社会整个儿地处在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人的生产能力只 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2](P104)这就是使用初级手工工具的小 生产的生产方式。第二点，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由此 ，中国古代的人们把家族中父子关系的“孝”放大为国家内君臣关系的“忠”，以治家 为原点衍发出“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原理。第三点，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性引发 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激化了统治者和亿万黎民的矛盾，加上中国边境上农牧业社会 的接壤，促成治乱的更替、统分的循环。这一点，对中国学术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西方哲学”。古代和中世纪的“西方哲学”虽然也处在“人的依赖关系”的时代， 但又带着自身的环境特点。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西方哲学”主要是指19、20世纪的“现 代西方哲学”，它的源头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它的直接来源是在批判中世纪哲学 的基础上，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而发生的近代哲学。所以，“现代西方哲学”显著 地不同于中国古代哲学，它是人在市场经济建构和发展中已经获得“以(物的)依赖性为 基础”的相对“独立性”[2](P104)的哲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面对自身 的尖锐矛盾，在外来压力之下不断自我调整和改革时期的哲学；是关注人在此种社会条 件下的生存条件，引导人回答自己的生存挑战而巩固与完善其相对“独立性”的哲学。 这些环境条件，在古代，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是不具备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按发生地域来论，它也是“西方哲学”并且是“现代西方 哲学”；但是，按其性质和功能而言，它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以为自己的“自由” 是人类最高形态的“自由”的狭隘眼界，站在“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P61)的 立场上，批判它所由产生的现实世界，揭示人类社会由此出发而向未来跨进的潮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实的哲学，又是未来的哲学，是指明由现实向未来发展之路的哲 学。当20世纪一部分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矛盾和民族范围内的矛盾，依靠人民群 众创造历史的勇气而走上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时候，它们从本国的现实向未来跨出 了第一步。这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仅具有了批判性，而且具有了建设性；它的辽阔 视界、价值范导和方法论武器，指引这些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这一既批 判又建设的哲学是局限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狭隘眼界内的其他哲学不可比拟的。
(二)哲学旨趣之“异”
“中国哲学”。就其原创形态来说，中国哲学的旨趣是社会整体主义的旨趣。“儒” 、“道”、“墨”、“法”诸家无不如此。孔子哲学的核心范畴“仁”，不是指文艺复 兴之后的追求自由独立的人，而是指社会整体中人与人的特定关系、特定秩序。孔子解 释说：“仁者爱人”，仁是人与人之间的特定的合作关系；孔子又解释说：“克己复礼 为仁”。“礼”是社会的典章制度、等级秩序。当社会变革、动乱，既有制度与秩序被 破坏时，“仁”就是可恢复“仁者爱人”的“礼”序。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是“道”， 它是自然天成、浑然一体的，具体到“人之道”，也就强调“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 而民自正”的“无为而治”[3]。墨子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兼爱”，认为“天下兼相爱 则治，交相恶则乱”[4](《兼爱》上)。这种“兼爱”学说是在承认人们有贫富贵贱的 条件下倡导“兼相爱”，“交相恶”的。所谓“爱无差等”[5](《滕文公上》)或“僈差等”[6](《非十二子》)只是说墨家兼爱各种不同的人，不是要否认当时的等级差别 。“法”家是讲“争”的，而在政权到手以后，则讲“法”、讲“势”、讲“术”。法 家同样以社会整体及其变迁为着眼点。“中国哲学”的社会整体主义集中表现为它们均 关注社会的治理，即以“知人”、“原善”、“为治”为其宗旨。在这种政治治理的背 景下，他们才讲“做人”。按他们的区分：统治者(君主)要施“仁政”必须“其身正” ，知识界(“士”)要效忠于社会必须“喻于义”，百姓“未有仁者”则必须给予“教化 ”。在这样的有差别意义上，讲内心修养，讲道德情操，讲内圣外王。为了论证他们的 “为治”之学，为此学找到根据，中国哲学十分重视人性的研究。虽然有“性善”、“ 性恶”、“性无善无恶”三种学说，但都是为了论证治理的。“中国哲学”在汉代以后 、宋明之际有许多新论，但“知人”、“原善”、“为治”的传统一直是存在的。
“西方哲学”。就“现代西方哲学”而论，其旨趣是自由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之后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期间，他们批判整体主义的封建秩序、神学规范，用“ 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原理，呼吁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个人自由和独立的实现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业已确定、但其中的矛盾时起时伏、人的命运陷入许多不幸的时 候，现代西方哲学则关切人的生活，为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发展提供关怀。作为西 方人文主义哲学主流的“存在主义”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研究“人的本质”，认为“人 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7](P120-121)；研究人在生 存中的“选择”，人在成为人的时候，他始终是一种可能性，“此在原本就是可能的存 在。此在总是它所能成为的东西，总是按照它的可能性存在”[8](P183)，从而，人就 必须作出选择并对此负责；研究人的“命运”，把“命运”界定为“自由与上帝的全能 之间的关系”，“上帝”代表必然性，“自由”代表选择性，“命运”是二者的一种联 结，“以否认其中一方来解开这个谜，结果，它什么也没有解释。”[9](P1186)
“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处在人类超越现实、走向未来的历史阶段上，它的旨趣既异 于发生在古代的“中国哲学”，也异于现代的“西方哲学”。如果前二者以社会整体主 义和自由个人主义为宗旨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人类的解放和真正自由的实 现为宗旨。这是一种“人类主义”的宗旨。这样历史地展开的三种哲学，恰反映了人类 三大阶段：群本位阶段、个人本位阶段、人类本位阶段各自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承 认自由个人主义宗旨的历史进步性，也指明它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马克思写道：“把 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 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这是一种“荒谬的看法”[10](P160-161)。真正人 类自由的实现，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中消除了剥削和旧式分 工之后，此时的社会形式才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11](P649)。
(三)范畴体系之“异”
“中国哲学”。社会整体主义的中国哲学，是突出“关系本位”的，其范畴体系中的 核心性范畴，必是表现它对人之间的同一、协调关系的态度的范畴。儒学的“仁”与“ 礼”，道学的“道”与“无为”，墨学的“兼爱”与“非攻”，法学的“争”与“法” 、“势”、“术”范畴都是整体中人的关系的范畴。这些核心范畴要在社会治理中变成 现实、达到目的，又要有一系列关系范畴来展现。如儒学，它在社会治理上强调的“德 治”，倡导的“中庸”，试图达到的“和合”，都是调节整体中人的相互关系的范畴。 在这样的社会关系的调节中，作为主体的“人”被儒家以“性善”、“良知”、“教化 ”等范畴来启发、来规范。在公元4、5世纪，中国哲学逐渐形成“儒、道、佛”三家鼎 立之势。三家哲学思想差异明显。如方立天先生所说：“儒家关切社会的治理，道家关 怀自然状态的保持，佛家关心人生痛苦的解除。”“社会上有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 家治心；儒家入世，道家隐世，佛家出世之说，这大体上反映了儒、道、佛三家的本质 特点和彼此差异。”[12]但是，儒、道、佛三家都置身在整体主义的社会之中，都在致 力于这种社会中人之心的学习与修养，都寻找着社会协调的关系。这又是同一的。
“西方哲学”。个人自由主义的现代西方哲学，是突出“个人本位”的，其范畴体系 中的核心性范畴，必是表现个人自由性及其社会命运的范畴。如海德格尔，其活动前期 致力于“基础本体论”的研究。他认为，此前的哲学只研究存在者，而没有真正揭示“ 存在”本身。他寻找到“存在”的唯一发问者，这就是作为“此在”的人。他称“此在 ”的存在为“生存”。海德格尔指认了“此在”与其他一切存在者相比所具有的明显优 势地位，实际上把“此在”当作核心范畴。然后展开为“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 “在世”范畴；“在世”的“此在”为“同在”的范畴；“此在”的存在状态的“烦” 、“畏”等范畴；超越和争取自由的“可能”、“选择”等范畴；由此建立起反映海德 格尔所处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哲学体系[13](P341-356)。海德格尔后期，面对 人的生存条件的恶化的现实，他又超越自己的“此在论”，达到“天、地、人、神”四 者统一的新境界。他在作这种超越时，明显受到中国道家哲学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为立足点的这一哲学，把握历 史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建构成为以“社会实践”或“现实的人”(二者是直接同一的) 的范畴为核心范畴的哲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看来：全部人类历史是人的社会实 践史；人如果有“一般本性”的话，这一般本性就是人必须从事以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社 会实践，这个一般本性恰恰使人无定型，如马克思所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 的不断改变而已”[1](P172)。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照下，“中国哲学”和“西方哲 学”关于人的原理的合理性、适用性和局限性就凸现出来了。“现代西方哲学”所说的 “人”实际上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活和活动的具体现实的人。但现代西方哲 学把这种特殊的具体的人的人性描绘为人的一般本性、至高本性、永恒本性。在“社会 实践”论和“现实的人”论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了它的作为抽象历史观的认 识论，作为具体世界观的历史观，作为与人学唯物论同义的人学辩证法。
三、中、西、马哲的“同一”
(一)研究问题之“同”
哲学的问题，特别是基本问题，是随时代的变迁、哲学的进步而变化的，也以各学派 旨趣之异而有所不同。当古代的人们面对浩翰苍穹而穷根究底的时候，他们把宇宙论放 在哲学的中心，或者得出物本主义结论，或者把精神当作本体而求解一切。当近代哲学 兴起的时候，科学技术昌明，认识论问题突现，康德反求诸己，批判地考察人的认识能 力，主客体关系问题被放到哲学的中心。现代哲学则更进一步，以人在实际生活中的命 运关怀为基点，探求以人为原点的存在或生存奥秘。正是在这一点上，现当代“中国哲 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共同的问题，这就是人的生存问题，世 界的以人为中心的存在问题。“中国哲学”自古以来就是以关注人事为主的哲学。“现 代西方哲学”也把重点转到“人”。虽然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股潮 流，人文主义以人为对象自不待言，科学主义也把“人”放在主体地位，并且进一步与 人文主义合流。例如，原初的“解释学”，看似科学方法的研究，但到了海德格尔，把 “解释学”提升为“本体论”，“解释”活动被正确地理解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马 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年代，一方面很自然地被当作认识路线和认识方法 对待，另一方面它的阶级斗争学说被看成是核心的学说，这样，马克思的人学就被掩盖 了。我以为，中国当时的革命和革命战争是历史进步的必经途径，当时的阶级斗争的目 标是走出人的解放的一步。不可以在今天去批判和否定那胜利了的革命，也不可以把当 时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反人学的活动。因为，农民的口号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 把鬼变成人”；工人的口号是：“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在今天的建设时代，马 克思的人学被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貌得到展现。这才使人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 哲学作为现代哲学，同样是超越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心物二分的认识论立场，把主、 客与心、物统一在整体性的“存在”、“生存”之中的哲学。
(二)哲学观念之“联”
在世界观的意义上，中、西、马哲之间多有可联结之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 理解为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现存感性世界”。现代西方哲学虽然没有感性实践的 哲学观念，但一些学派建立了他们的“活动论”，那是趋近于实践论的。例如，卡西尔 就指出：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不可能是“实体性的定义”，而只能是“功能性的定义” 。“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 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 ”[14](P87)另一些学派则建立了他们的社会关系论。例如，海德格尔的“在世”和“ 同在”学说就内含社会关系的分析。这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沟通了起来 。“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论”、“天人交相胜”之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世界观意 义。
在历史观的层面上，中、西、马哲之间也有甚多可联结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 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以社会实践论为基础，它确认社会历史规律是人的社会实 践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这种历史观，同机械历史观和规律先定论、历史宿命论没有共同 之处。卡尔·波普尔写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他批判历史决定论，试图论证历 史只有趋势而没有规律。我们说：在一方面，波普尔同马克思是对立的，因为马克思按 照实践论，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总过程的规律性，而波普尔没有系统的社会实践论 的思想；在另一方面，二人又有相通处；马克思确立了社会实践检验并修改人的思想的 观点，思想不可能任意地支配历史；波普尔则说：科学应当“承认实际问题以及为了科 学进步而进行的实践检验的重要性”，并由此建构了他的“试错”理论。波普尔用“初 始条件”，人在诸多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对社会结构作出以功能为导向的设计，依 靠实践检验修正选择这一系列论点，揭示了人创造历史的实际过程。应当说：波普尔的 试错论对于解读社会实践机制和历史发展规律是有重要帮助的[15](P43-83)。
在辩证法的发展上，中、西、马哲之间存在着许多的同一性。“中国哲学”自古就富 有素朴辩证法思想。人们早就论释阐发了老子、孙子、易经中的辩证法，其实，儒家思 想中也提供了珍贵的辩证法要素。如“中庸”之道，要求“执两用中”。“执”是认知 ，“用”是实践。在认知上，要把握事物的两极；在实践上，则必须按照主体目的，取 两极之间的适中之处，加以利用。我认为，这里不但包含着端与中的统一关系，而且包 含着知与行的辩证统一。诚如毛泽东所肯定的，它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 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16](P132)又如，“和而不同”。它不但是 本体论意义上的对立统一论，尤其是实践论意义上的存异求同论。西方哲学中也有丰富 的“中”的哲学思想：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是两极端之中项”说，黑格尔的“对立面之 互为中介”说，都是达到了辩证法的内在奥秘的；现代西方哲学的众多流派中，有着具 有现代性的辩证思考。这些对于进一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重要的资源价值 。
(三)历史衔接之“用”
“中国哲学”。固然有小生产封闭社会的历史烙印，有为管理既成社会的治民思想， 但这一哲学在其发展长河中造就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提供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论资源，具有不可泯灭的价值。这就能“古为今用”。社会进步到当代，心性问题、社 会治乱问题、道德教化问题仍然存在，而社会竞争、人际分化则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哲学的思想显示出现实的意义。为了今日天下之大治，人们感到 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以德治国”的观念，孟子的“君轻民贵”的主张，“养 我浩然之气”的呼吁，都活泼泼地来到我们的面前。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人们也感到：“执其两端而取其中”的实践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理 念，对于熨平市场中的过度竞争，建立商业诚信体制，用非市场原则解决非市场范畴的 问题，均有其价值，都浮动在我们的心中。
“西方哲学”。这种哲学的现代形态，固然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人的 哲学，但是抱有社会良知的哲学家们，已经感受到这一社会中种种矛盾的尖锐性。他们 用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试图寻找到解决矛盾的新的出路。这就能“洋为中用”。“自 由”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理念，但现实中无数讲自由又反自由的现象引发哲学家们的 思考，出现了新自由观的种种思想。雅斯贝尔斯的关于“现实的自由，从来不是仅仅个 别人的自由，每个个别人都只在别人是自由的时候才是自由的”[17](P238)；柏林的关 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理论；罗尔斯关于自由必须同社会公正实现统一的学 说，都是研究和解答西方社会自由问题的杰作。这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正视的 ，在批判地分析的基础上作出评论，并进一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论”和“社会公 正论”[18](P1-27，P167-196)。此外，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批判，霍克 海默关于西方文化的批判，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等等，也都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家所必须面对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不理会中国古代以来的哲 学，它是中国文化之源；它必须尊重、利用其中的合理成分，借以构成用中国话语表达 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不理会现代西方哲 学。马克思本人没有经历新科学技术革命基础上、经过长期调整改造而产生的现代资本 主义，反映这一资本主义新形态的人的命运的，正是现代西方哲学；列宁等人则只经历 过古典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变时的特殊困境，因而也没有充分体验资本主义的现 代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完整地把握时代的变迁、人类在新时代的命运，不能不研究 “现代西方哲学”。
四、中、西、马哲的会通
中、西、马哲如何去会通?在中国当前的话语情境中，基本的途径是研究“中国哲学” 的、研究“西方哲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们，各自立足当代、结合实践 ，把握这三类哲学的核心理念、学术品格，分析并反思其时代价值，同时，利用可解析 的哲理要素和可移位的传承成分，推进其与时俱进的发展。人们提出一种愿望，希冀在 21世纪形成熔铸中、西、马哲于一炉的大一统的“中国哲学”。我认为这种愿望是好的 ，但难以成为现实。就是说，中、西、马哲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会通，不能走“大一统 ”的道路。当代中国和世界，都日趋多元化。反映这种多元化时代的哲学，也必定具有 多元化的存在方式；而中、西、马哲之间的差异性又各有其现实的根据，只能各尽其社 会职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主导性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它的社会职能是为全国人民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政治团结和社会和谐的哲学基础；中 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存，它的社会职能是传播和发扬中国的文化精神，为建设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作出贡献；西方哲学是中国哲学不断发展的资源，它的社会 职能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思想，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更新和发展。我们所说的 会通，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提倡中、西、马哲之间相互利用其学术资源，求其同， 求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同“中哲”、“西哲”的会通
此项研究，从1978年以来已取得重大的进展。首先当然是致力于对这一哲学本身的研 究。包括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再到列宁和卢卡奇，再到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史的 研究；对马克思以及其后的各位哲学家的原初文本的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和方 法的辨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展及其成果的阐发。这是一种开放性的研究，各 种视角的、各种方法的研究都应得到鼓励；这又是一种收敛性的研究，将万千成果聚焦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核心、基本方法和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指导价值的 把握上来。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自觉地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会通的时候，有 许多工作要做。我举出如下几点：
——在坚持人的现实性、具体性、历史性的同时，考察和解读“中国哲学”与“西方 哲学”的人学观，借以研究和把握人的一般本性。
——在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唯物与辩证关系的同时，考察和解读“中国哲学”的 心、性学说和“西方哲学”对于微观心理的科学方法，借以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意识科 学”。
——在坚持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规律论的同时，考察和解读“中国哲学”关于历史 稳定性的思想和“西方哲学”关于历史可能性、人的选择性、历史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 趋势多元性的学说，借以进一步发展关于社会实践的规律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的学 说。
——在坚持实践论的辩证法特别是矛盾辩证法的同时，考察和解读“中国哲学”中关 于“和合”、关于“中庸”、关于“治乱”的辩证思想和西方哲学中对于辩证法所作批 判性研究中的合理成分，借以使唯物辩证法具有真正辩证的本质。
这里，既有在比较中的启发，也有在批判中的吸收，还有在自律中的补充。马克思主 义哲学没有神圣性，它有自己的超越“从前”的哲学的优点和长处，同时又有自己的不 足。“补充”自己不足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所不可缺少的工作。
(二)“中国哲学”研究中同“马哲”、“西哲”的会通
关于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如何处理它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当然会有不 同的做法。一种是“拒斥”的做法，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是“悬搁”的做法，我 研究我的，不管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种是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 的会通的。赞同会通的，也有几种：一种是着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来分 析和重解中国哲学范畴，借以吸收中国哲学的丰富资源，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 泽东对此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值得肯定。在唯物主义的角度上，他曾指出：孔子的“名 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有其合理性。他说：这一论断，“作为哲学的整个纲 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他认为 ：如加上一个唯物主义前提(“实不明则名不正”)就是完全对的了。在辩证法的角度上 ，毛泽东直接引用过古代先哲的论断，对孔子的“中庸”也作了很好的辨析。他认为： “中庸”谓“执其两端而取其中”，是要求“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 为之设定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反对“过犹不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是 合理的，错的地方在于将这一原理绝对化，当事物的发展需要冲破旧质界限的时候，也 借“中庸”以反对[16](P130-133)。另一种则是在整理和诠释中国哲学的过程中，重视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借以重构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张岱年对此作了可贵的努 力。张岱年自己说：“在哲学上，我仍坚持30-40年代的一些观点而略有补充。我相信 唯物论，推崇辩证法，而认为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唯物论 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在这样做以后，他建立起由以下十个命题构成的系统：(1)物我 同实；(2)物统事理；(3)一本多极；(4)物体心用；(5)思成于积；(6)真知三表；(7)充 生达理；(8)本至有辨；(9)群己一体；(10)兼和为上。[19]
“新儒家”做的是另一种会通，就是把“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联结起来。如冯 友兰先生，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先后喜欢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 ”、罗素和孟特叩的“新实在论”[20](P1002，P170)，他从直觉主义出发来彰显孟子 、庄子的“神秘主义”，从“新实在论”出发来赞扬公孙龙的名学和伊川、朱子的理学 ，用逻辑和非逻辑相结合的方法，诠释中国哲学，并形成“新理学”的哲学思想。当今 的新儒家牟宗三先生，以宋明理学的心性道德理论来概括全部儒学；强调遵循宋明理学 “内圣开外王”的传统；论证从心性论的道德形而上学(内圣)，开出现代社会的“自由 ”和“民主”(外王)；克服儒家完满自足、至高无尚的道德理性，经过“良知坎陷”自 己，变为认识外界，从而接受西方现代民主、科学而开出“外王”。牟先生的这种“坎 陷”说，存在许多困难，引出中国哲学研究者们的许多批评；但他努力把儒学之改造同 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衔接起来的工作，仍值得称道[21](P4-7)。
综上所说，如何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保持“中国哲学”的本质与民族特色为 前提，把它同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会通，仍然是一个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 实现的任务。
(三)“西方哲学”研究中同“马哲”、“中哲”的会通
我国哲学界新近建立起来的一种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部分。 它同其他现代西方哲学一样，都超越了主客二分、知行二分的认识论达到主客一体、知 行一体的存在论和生存论。按照这种认识，学者们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 哲学的同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向现代生存论。我看，光这样看是不够的。还应 该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达到了以社会实践论为核心、科学范导维度与人文关怀维度相 统一、真正解答了必然与自由关系的历史之谜、指明人类正向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 的境界行进的新高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它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派还有先行与后继 的关系；后者或者是在某些方面尊崇和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或者是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或者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这样，中国学者在研究“西方 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时，就必须分析其关系，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局限 性，用它的合理成分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国哲学界还建立起一种认识：不但西方哲学在深刻地影响着甚至“嵌入”中国哲学 ，而且中国哲学也在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后期海德格尔哲学就明显地 表现了这一点。海氏超越“此在论”，提出“大道”与“道说”的概念。在《同一与差 异》一文中，海氏明言，他的Ereignis(大道)与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Logos)和 中国的“道”(Tao)一样是不可翻译的。以此为据，学者判断：“后期海氏关心中国老 子思想的事实已属不争”[22](编者引论)。研究中、西哲学在这一方面的会通，是一项 重要的研究任务。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