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他者与自我——循于连、德勒兹与伽塔利而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我论文,德勒论文,于连论文,伽塔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他者”与“自我”因“易”而化成——这是我们要讨论的中心观点。于连的《内在之象——对〈易经〉的哲学解读》(Figures de l' Immanence)和德勒兹、伽塔利的《什么是哲学？》(Qu'est-ceque la Philosophie?)，启发了我们对此观点的讨论。
什么是他者？什么是自我？什么是易？
就自我而言，他者(autre)就是第二个我自己、日新日日新的我、与我形影不离的朋友，总之，他者是自我的伙伴、搭档或对手。与此相对的，便是自我(ego)。自康德以来，自我(ego)即主体、我的先验统一，而在精神分析学上，它是我(moi)的别名。自我对他者而言是别样的，是为他者营造的迷宫。迷宫里有一条穿越的线，而迷宫本身就是因线条运动而产生的；有线，我们就可在迷宫中通行无阻；有线即有道—路，就可打通自我与他者间的关口或阈限(seuil)；无线则无道—路，关口则闭着。至于易，它有三义（意、道）：“《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转引自钱钟书，第1页）。此三义出自《周易·系辞》，意在简括天地之大道，探究天地之变易和不易（不易在易之中，变中有不变，即定与稳，这是万物的秩序和法则）。三义之中，变易为最要，故本文主取“变易”，辅以其余。在法语中，有如下字词来表达变—易：changement,altération,mutations,transformations,variation，等等。
一
我们谈论他者，不能离开自我；谈论自我，离不开我性，即相同性(identité)；同样，谈论他者，离不开他性，即相异性(altérité)；谈论他者与自我间的关系，离不开易、变，也离不开不易，即恒定(constance)、稳定(stabilité)。他者与自我、他性与我性、易与定，并存、同在。我们可以以易－定为轴心建立十分复杂的纵横坐标（环视图，image panoptique），此坐标却体现在两条纵横相交的线上。自我与他者沿线排列并卷入一系列因素，其方向与关系由易之凸凹决定。如天上地下，自我位于他者之右，而凸易位于凹易之上，各有其位：哲学从此坐标的间隙中诞生(cf.Deleuze & Guattari,p.144)。
在《易》的阴阳对子思维方式上，如果我们把自我“对折为”(plier)(ibid,p.46)或“兑换为”(changer)实线(trait plein)、连号(marque continu)：—（阳爻，爻本是道、线、符，即组成八卦的长短横道［线、符］。爻分阴、阳两道且产生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我们则把他者“对折为”或“兑换为”虚线(trait brisé)、断号(marqu ediscontinue)：－－（阴爻）。—表达阳，－－表达阴，它们共同、形象、直观地表达了对立、关系及其易之可能性(possibilités de transformation)(cf.Jullien,p.1)等观念。我们可以把“—”称为“自我线”（我线）（参见单之蔷①），把“－－”叫做“他者线”（他线）。本文的主题是讨论“易”、“他者”与“自我”及其相互关系，因此，以“易”为轴心，“他者”和“他者线”，与“自我”和“自我线”密切相关，换言之，—（阳爻）与－－（阴爻）不可分；爻本有阴阳两道，即凹凸二维。
他者线表达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互线或互联线，它既是自我的界限，又是他者的界限。这是一条相似线，它贯穿—贯通—联通自我与他者。可见，线是中介，意味着过渡、界限、进化、转化，意味着易、变，也意味着变—易准则和向导。这条线其实是一种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因为它是边界、范围、标记，可以穿越—穿插到底，这意味着所到之处显示出问题的症结、状况和头绪。找到问题的症结、状况和头绪，其答案也就清楚明白了。它因人际（主体间）的关系变化（关系易）而生成，划定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互主体场。它既表达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我—他联系，又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演化。我—他形象是一种变化体或易象（变格、变脸）。他者线不仅划定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而且揭示了这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或酷似性。这种相似性促使自我与他者同易之合力接轨。易之合力是自我与他者各自具有的易之分力的协作，也是它们的收敛。合则一，分则二或多。这充分表明，易之合力卷入并团结自我与他者（如阳与阴、主与客、天与地、强与弱，抽象地说，“—”与“－－”），从而生成环形关系：“易”具有自我与他者的特征，反之，自我与他者获得“易”（凹易或凸易）的能量；如果同“易”相反的“定”作用于自我与他者，那么，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环形关系：“定”具有自我与他者的特征，反之，自我与他者获得“定”（凹定或凸定）的能量。这两种环形关系都由揭示相似性的“线”维系着并穿越其中。在合力作用下，易（或／与定）、自我与他者等实现互相衔接而生成环形，而其中任何一方都获得其余各方的内在特性，又使各方都获得它的特性或能量，从而环环相扣。一般地讲，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易”、“阴”和“阳”之间类似的环形关系：“易”波及并收敛“阴”、“阳”，三者浑然一体（浑体）。易无处不在。易之分力因合而生共体：阴阳共为道。这表明阴阳不可孤立存在，万物皆有对立面：正反、上下、左右、远近、动静、亲疏，等等。
诸自我与诸他者的凝聚在易之合力作用下得以实现。凝聚力作为强制力，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机制，因此，它把被分散到各个场和维的力汇集起来，以在时空上对自我与他者进行强整合与打通。比如，大学把造就人才之力作为凝聚力，并以此力把分散的诸自我与诸他者整合进标明地点的时间表里，分力成为合力，每一个体的分散时间上升为集体的合作时间，所有人都必须按照“表格—场”（比如按院系制作的子课程表并由此汇成总课程表，全校或分校区适用的作息时间表，以及交通时刻表，等等）互相协作与沟通，否则，事故必然发生，后果严重。“分”上升为“合”，“合”下降为“分”，这是变—易的回环过程。这有利于优化时间、空间、人力等资源的管理、使用和开发。合力一旦生成，每一个体都只不过是教育机器上的装配部件。教育活动把所有人都嵌入教育机器，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每一个体的潜能。教师作为自我，即发挥指导和启蒙作用的主要部件，其责任在于教育、培养、指导、考核、评定诸他者（比如学生），而严格的教育领导系统保证了合力的运行，教育者（自我—教师）与受教育者（他者—学生）的言行都由这个系统来陈述、维持和考评。教育活动是领导系统的运转。教育者作为教育活动的实现者，必须无条件服从整体系统，受教育者作为教育活动的承受者也如此。领导系统其实是一个神奇的教育沟通系统，大学则是一架庞大的教育机器（不过仅仅是整台国家机器中的一个因子）。因此，自我与他者在领导系统和大学（教育机器）里被联通。诸如此类的联通其实无处不在，并卷入一切。
二
自我与他者因相似而生成错综复杂的环形关系，从而弥合了“形而上学鸿沟”(coupure métaphysique)(cf.Jullien,pp.287-292)，因为他者绝对化之后必与自我重叠对折，即绝对他者本就是绝对自我。绝对他者就是大他者或他者本身，是诸他者中的他者或他者一般；同样，绝对自我就是大自我或自我本身，是诸自我中的自我或自我一般。绝对他者与绝对自我都具有王者之气，拥有霸主地位。我们最终发现，二者处在同一位置（同位）上或置于共同格局（共格）之中，实际上是同一者，即他者与自我在绝对层面达到了完全的重叠，即差异的永远重复（永恒轮回）。他者与自我因相似而联通，联通以弥合断裂，追求和谐。我—他主体即“我—他”人，是自我与他者的合一或聚合，既具有我性又具有他性，既向我又向他。可见，此主体具有兼备性，即“半我半他”，比如自我生活中的“另一半”的出现和介入。
“半我半他”确定了自我与他者之外的第三维，即自我与他者之“中”和“上升者”。“半我半他”作为第三维的上升者，已经历过第一维“自我”和第二维“他者”：自我——他者——半我半他，如同“见山——不见山——复见山”，意思是说，“有自我——无自我——似自我”。这是极富变异性与创造性的三个阶段（参见维尔泰，第191-195页）：第一阶段，即“自我”阶段，是自我的常态，还没有出现交流，自我仍然保持着死气沉沉的风格而无他者的地位。第二阶段，即“无自我”阶段，表明自我出现了变—易，潜入深海躲起来，不为人所见，在与他者交流—来往中牺牲了自己，照亮和成就了他者，他者获胜而显现出来，出现了对立（阴扬而阳抑）；即“似自我”阶段标明，自我经过潜隐而获得新的力量（自我原来在深海处苦练定力—意志力），既超越自身和他者又使他者称臣，但他者不愿完全退场，对自我进行部分接纳和部分拒绝，于是，自我与他者处于互动状态和共同格局之中。由此而显现出新的自我，该自我不再是自我的绝对还原，只能是相似，因为带着未曾有过的“另一半”而重复－回返－轮回。因此，在第三阶段，出现了融通之境（本文称之为“似域”）：自我与他者相似－相合且熔铸于一炉，即产生出“似自我”（上升者或融通者，即似域的血肉呈现）。在这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他互相环抱和穿越而同体。这恰恰表明自我与他者之间完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话和沟通。“半我半他”主体自由来往于天地宇宙间，与万物交游。它包容和融入了天地、阴阳、强弱、刚柔等等。可见，它是对自我与他者的超越者，也是自我与他者的共同创化物，如同天地、阴阳交汇而产生的后代，亦如同人马交流而创造的骑士（半人半马者）。然而，自我与他者都从此主体自身分化或裂变而来。分化发生于何处？发生于自我与他者的交互场。此交互场是从自我向他者过渡、从自我线向他者线跨越的中立化地带。这是一个动态而超然的朗明境界。我们一旦越过这一中立化地带就起了变化，即或易或转型或革命。因此，这就是自我与他者的辩证条件。可见，自我与他者同源。他者是自我的伙伴或搭档。(cf.Jullien,pp.79-84)
然而，自我一旦不愿接纳他者，就会设法采取离间措施，比如下逐客令这样的极端方式。逐客令一旦下达，就如同抛掷色子那样无法收回，令客不可争辩。下逐客令就是把客从主的居所赶出去，即自我（主人）驱赶他者（客人）。驱赶是一种极不友好的语言表达和实际行动，必然产生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巨大裂痕，甚至成为一场改变目前社会关系的运动。这是对“好客”(hospitalité)的彻底解构，剥夺客居者的旅居权（主权），与“好客”相对的“恶客”(anti-hospitalité)显现出来（“恶客”本潜在“好客”之中而促使“好客”退却以显现自身）。在人类日常交往体验中，自我与他者在交往场生成一种活生生的相互主体关系。如果作为自我的知己的他者最终蜕变为自我的敬而远之者，这便意味着相互主体关系的中断，恩怨由此而生；自我与他者间的合力（总力）发生分解，产生分力，“存在”随之四溢飘荡。
当然，在没有彻底决裂之前，仍然存在着挽救或复交的可能性。也许，互相推己及人会使此可能性成为复交的现实。当自我与他者产生不和之时，最好彼此推己及人，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推己及人能使本已失去和凹隐的友好关系恢复和凸显，比如国与国之间的邦交正常化，一度交恶的邻邦复为和睦邻邦，又可友好往来了。同样，自我与他者多年未见，意味着主体间的阻隔，恰似李之仪词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然而，自我—他者（或我—君）因思而互相接近、再现相似性，为迎接渐渐来临的见面之日而准备，向自我与他者的“临界线”或“动感地带”迁移和漫游，从而生成一股从自我到他者的迁移流或漫游流。该流(flux)随着正在挖掘的沟通洞而贯入。迁移、漫游、贯入和流，都是深刻的内在性(cf.Deleuze & Guattari,p.46)，是在凸显过程中的凹隐。这种凹隐意味着自我接纳失散性他者或散布性存在，从而构成“动感地带”。他者因易而流动、迁徙，进而形成他者潮，比如，在节假日特别是“黄金周”和“春节”，作为他者的游客出游、民工返乡（易－动）分别生成“游客出游潮”和“民工返乡流”。正如德勒兹和伽塔利所写：“当内在性内化‘于’先验主体性时，作为目前求助于另一自我、另一意识（沟通）的现实，超验的标记或数目恰恰应当出现于内在性本身的范围内。”(Deleuze & Guattari,p.48)如果已有十年未见的自我与他者都主动而急切地盼望着相见，那么相见体现为主动地互相接纳和包容。因此，自我与他者都处于主位，即都是主体且具有主动权，则主体间的时空和身心阻隔或山谷将得以弥合或填充。自我－主体与他者－主体在旅途中彼此失散，却又被分解的力重新推动，以致久别之后，再度重逢。
简而言之，自我对折为阳（—）为主，他者对折为阴（－－）为客。阴阳之道，即天地之道，亦即自我－他者之道。“道”容纳变化，充满力量。所谓他者就是自我在容纳变化、充满力量的“道”引领下所化成。他者因易而化成，并且承受“易”之冲击和洗礼。强弱阴阳、刚柔上下、乾坤天地、主体客体、自我他者，犹如沧海桑田。易与天地准，与我他合，故能弥纶万物大道。天地相推，我他互易，人间常态，续无常驻。自我三为他者，如同东海三为桑田。“三为”表明易之周而复始。自我易为他者体现为一种进易或前往，指向未来；他者易为自我则体现为一种退易或回返，回视过去。因此，自我与他者、自我场与他者场既相似又相异，既和谐又冲突。
三
他者必然富有他性或相异性(altérité)。法语词altérité是一个重要的哲学专业用语。altérité的本意是“易”(changement)（变、变化、变样、转化），因为它来自希腊语
τερóτηζ或拉丁语alteritas，而与alteritas相应的动词是alterare，即“成为别样”（变样）。这充分表明，易是另我即他者化成的内在特性和根本动力，或者说，变易性成为他者的品性。
在拉丁语里，有一短语“alter ego”，意即另我、异己、我的另一半、知己。既然知已是另一个我，就不是我自己，即是“非自我的我”，可以是他、她、它，也可以是你，甚至可以是事、物、世界、智慧等等。在一定条件下，这类“另我”会转化为敌人、仇人、坏人，这是“人变”；同样，自我的东西会成为他者的东西，这是“物易”；再者，自我的妻子会成为他者的妻子，这是“婚变”。变以脱胎换骨，易以脱颖而出。总之，从人到物再到婚，都在变着易着。这种变—易可能是令人惊恐、悲惨甚至残酷的事变，但常常以不易觉察的方式发生着。对此，自我与他者都脱之不开、避之不及。与此同时，彼此为完成此变—易而搏斗、赌博、较量、挣扎，进而卷入和波及一切。世间之易，不只是人之易，而且是物之易、事之易。 “易”是对“定”的否定和超越，超“定”以“易”。相反，“定”是对“易”的否定和超越，超“易”以“定”。“易”与“定”及其相互作用是事物的内在动力，决定事物的更新和进步。在尼采看来，惟“易”是“存”(En changeant il est)，其所喜变善易的“超人”可谓“易”之典范。“超人”与“凡人”不同，他要创造新价值新世界，不断超越自身；创化本是强者“超人”的工作。在中国思想里，以“定”应“易”，因为万象之易皆有其宗－道－格，也就是说，千事万物不论怎么变，我们只要抓住“定”就都可应对，都不用怕，都有办法解决。主动积极的易是自由的易、创造的易，被动消极的易则是不自由的易、毁灭的易。这说明，易让人既享受自由又承担风险。这要求我们必须把握易之度，科学地认识易，冷静地面对易。因此，即使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具有悲剧性的易，我们也可使之转化为“美事”、“好事” （参见叶秀山，第286-289页）。
作为他者特性的altérité，在西方哲学意义上通常具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caractère de ce qui est autre（他性、他者性）(Lalande,P.39)和fait d'
tre un autre（成为他者的现象或事实）(Robert,p.54)；另一层含义在法国哲学家雷诺维叶(Charles Renouvier)著作里提出，特别指caractère de ce qui est autre que moi（异于我者的特色）(cf.Lalande,P.39)。从逻辑观点看，altérité概念表示对identité（同一）的纯粹而简单的否定。在雷诺维叶那里，客体（对象）就是l'autre（他者、他人、她者、它者、他物）：感觉、牵引、推动、摩擦、疼痛。这表明moi（我、自我）与non-moi（非我、非自我）之间只存在着某种对立：ipséité（我性、自我性），altérité（相异性），synthèse（综合、合成）之间的对立。从自我、原我或本我(moi propre)的角度看，这种对立又对应于如下一般关系：identité（同一、同一性、相同性），distinction（区别、相异、优雅），détermination（决定，规定性）(ibid)。由此可见，围绕着自我轴而生成一幅环视图景；反过来，对他者而言也是如此，既然自我与他者相似、相合、相适、相符。
由此可见，不论是自我还是他者，都“穿戴着”一串一串的概念（正派概念、反派概念及由它们形成的概念对子），从而成为概念人物(personnages conceptuels)(cf.Deleuze & Guattari,pp.60-81)而登场。对哲学上的他者来说，他者本身就是一个概念，同时被另一些相关概念及其占据的平台组装（武装、装备）。比如，“他者存在”中的“他者”，必然随着具体的言行场而变—易：他者作为军官发号施令，他者作为交警管理道路，他者作为情人求爱，他者作为哲学家沉思……他者的身份和行为都是变迁的。如果我们将这些地方的他者替换为自我，那么，这些陈述句都是成立的。总之，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行动都需要行动者，当我们进行思维和表达时，同样造成行动与行动者的图景。于是，行动者，无论是他者还是自我，既是生活人物又是概念人物。这是生活与概念的叠加，而中介是处在生活与思想中的行动者，或者说，行动者集生活与思想于一身，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cogito)便是这种叠加的典范（经典的三重性）(ibid,pp,29-31)：“我”、“思”、“在”三位一体，如一只停靠收翼或展翅飞翔的蝶，其中，“我”正是蝶身，即具有潜能的“混沌化区域”，“思”与“在”分别为蝶之左右两翼；一句话，“我”成为“思”与“在”发生对折和展开的纽结，即“思”与“在”的合成（“自我”即“思”“在”织，亦即“思”“在”互动而产生的“褶子”），或者说，思—在不离“我”左右，同时，“我”自身有待分化。这种叠加的实现就是把生活升华为概念，升华就是易。通过易，我们发现了新的相似性关系，而“我思”所体现的相似性关系完全可以成为代表。
至此，本文阐明了他者的特性“altérité”的基本含义，并建议用“相异性”来译它。此译意味着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客体与客体、你－他与我之间的不同、分歧、冲突、不合、对立等。“他者的相异性或易性”这一观念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问题。他者(autrui,autre)既是另一个我、我的同类、我的伴侣、我的邻人，又是异于我者、相异者、疏远者、陌生人、局外人。这种同者与异者的远－近、疏－亲二重结构，是当代西方哲学家沉思的一个中心主题。这种二重结构充分体现了主体与客体、我与非我、自我与非自我、自我与他者（你、他、知己、第二个我）之间固有的互联性关系。在这样的二重结构中，每一维都是复杂的，因此该二重结构同样是复杂的。可见，这是一种复杂的二元论。相异性(altérité,alterity)他者是(autrui,others)所具有的特性（品质、属性）：与自我的不可沟通性或不可同化性，即是他者的相异性（决定着永恒的趋异运动）；而identité(identity)也是他者的特性：与自我的可沟通性或可同化性，即是他者的相同性（决定着永恒的趋同运动）。总之，他者既具有相异性（异性）又具有相同性（同性），具有双易运动，处于两极。人在人际关系（互联主体关系[corrélation intersubjective]和互联客体关系[corrélation interobjective]）中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就是，人与人、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客体与客体既互相同情又互相反感，既同心同德又离心离德，在和谐统一地相处之时又以冲突不和的方式共居着。
四
以这种方式共居着的他者与自我之间，如同阴阳之间，具有“互易性”关系。他者本身是自我，当然是戴面具的自我。他者需要自我装点门面（只不过往往被撑开），以自我形象为原象化妆（当然化上去的妆容易被洗掉）。一句话，他者是自我经过美容美体之后的结果，自我消失于他者之中。因此，我们容易看到的往往是他者显豁出来的面具或门面。可见，他者与自我多么相似！相似意味着他者与自我难分难舍，形影相随，亲如姐妹，情同手足，简直就像同一个人。作为有“易”的他者，随时都有向自我转化的可能性。这就是他者内易（他者的向我运动）的可能性，即他者的阳性反应。反之，作为有“易”的自我，随时都有向他者转化的可能性。这就是自我外易（自我的向他运动）的可能性，即自我的阴性反应。
如果自我化为他者，即遥远的自我和近邻的他者，是一种跃迁（外迁、外化），意味着自我的凹隐和他者的凸显，那么，他者成为自我，即遥远的他者和近邻的自我，是一种回返（内移、内化），他者的凹隐和自我的凸显。彻底的凹隐是他者与自我的极小易，即不断趋微的凹易，而彻底的凸显是他者与自我的极大易，即不断趋宏的凸易。凹易使他者或自我渐渐背向而远去和缩小，直到逼近绝对的大无或小有；于是，他者成为遥远的他者，自我成为遥远的自我；他者与自我消失于当下平台、背井离乡（起码暂时顾不上眷恋故乡），成为远去的游子（故乡人成长为异乡人，即退场人物），挖掘出“消逝”之道。然而，凸易使他者或自我渐渐迎面来临和扩大，直到迫近绝对的大有或小无；于是，他者成为近邻的他者，自我成为近邻的自我；他者与自我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形，不管怎样，只要回乡，就足以表明仍然眷恋着故乡），成为归来的游子（异乡人还原为故乡人，即出场人物），开显出“创新—造化”之路。可见，他者或者自我，时而凹隐，时而凸显，随“易”而行，因此显得神秘莫测。
不论是背井离乡还是荣归故里，自我与他者都必须遵守相似性原则（此地与彼地、故乡与异乡、退场与出场、凹隐与凸显）而沿着出游线远走他乡。如果一个人不遵守相似性原则，就不懂得故乡与异乡之间的某些一致性，从而毁掉自身的适应能力；如果不沿线出游，就无法达到目的地。凡有志出游者都应深知此道。之所以要远走他乡，是因为自我与他者在异乡同样可以安营扎寨、打天下。出以求易（或小易或中易或大易），寻找新希望新方向，不断更新自身，改变现状。一个人离开故乡，就是到另一片领土上重建家园和开辟战场，把原本不是自己名下的家产易（兑换）为自己的家产，于是，不仅获得了新的家产，身份改变，身价抬高，而且保住了故乡的家产。他者或自我作为游子，在作别故乡时，会说：“别了，故乡……我要远走高飞……等到桔子红了时，我再回来。”(cf.Deleuze & Guattari,p.66)故乡即是窝，远走高飞就是飞出窝飞向远方，回来自然是回到窝（老巢）。
他者或自我出游到“哪里” （一个未知领域或陌生迷宫），随身携带的线团就跟（穿行）到哪里，滚动的线团意象也生成，而迷宫本就是线团，这意味着线团中滚动着线团。运动着的线团之线，划定了故乡与异乡的界限，他者或自我总是先沿着“故乡线”走，然后直到“临界线”就到达“异乡线”，至此，希望领土“异乡”便出现在眼前。因此，这条线既是出线又是入线，出入本同道。我们必须紧握（跟）这条线，否则出游与归返都将成为难题，因为它是一个人存在与自救的办法，也是相似性的检验者。换言之，如果此线能从一地（如故乡）通达另一地（如异乡），便说明两地相似而通。它把他者或自我既能带向异乡，又能领回故乡。出游者不忘“根”“本”（故乡、祖国），出游知返，这正是哲学家的大气象。哲学家原来是个喜欢走回头路、老调重弹的人，即追求（爱）故乡（智慧）的友人。比如柏拉图的“回忆”是一个典型的哲学故乡。老路（回头路）之为老路，是因为它能重走（回走），还必须重走；同样，老调（叠子句[ritournelle]）(ibid)之为老调，是因为它能重弹（翻来覆去说），还必须重弹。老路重走与老调重弹，异曲同工。这意味着哲学家和哲学无法最终忘记与脱离故乡，而老路老调正是早已筑就的“窝”。“窝”总是自己的好，常言“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希腊犬儒第欧根尼所栖居的“大木桶”正是这类狗窝）：第欧根尼的“狗样生活”与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在本质上难道真有什么不同吗？这恐怕很值得探究一番：因为自己的窝无疑表现为深刻的绝对和内部②，因为客居之窝只能由客居者相对而暂时地拥有，客居者无权自由支配它。哲学家作为人物，只不过是老路老调的化身。由此，我们进而发现，这种化身显示出某种强烈的地理性和语言性特征。
注释：
① 其文中“林线”一词启发我们思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林线”既是呼伦贝尔草原的界限，又是大兴安岭西侧森林的界限；其实，自我与他者间也存在着这样的线：我线或他线。
②在一定领土上的“固定资产”和“根界”（rhizo-horizon，此词脱胎于法语字rhizosphère［根围，植物根部周围的土壤］），可形象地表达老路老调的本质：“根底”、“眷恋”、“融入”、“安身”、“立命”、“扎根”、“习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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