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对外开放方针的先声——对陈云对外经济工作思想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声论文,经济工作论文,对外开放论文,新时期论文,方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3年至1974年，陈云在受周恩来委托研究外贸问题期间，提出了一系列对外经济工作思想。对陈云这一时期对外经济工作思想的研究，史学界、党史界已有论述，但还需要进一步地分析。比如：陈云为什么能在70年代初提出一系列对外经济工作思想？如何认识陈云70年代初对外经济工作思想与他在新时期对外开放思想之间的关系等等。本文欲在这些方面作些探讨。
一
1972年4月，因战备被疏散到江西两年半之久的陈云返回北京。他渴望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和人民做些事情，为此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提出希望能给他安排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陈云的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此后不久，陈云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受周恩来委托，协助他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陈云复出工作时所面对的是一个遭受“文化大革命”破坏而又正在逐步恢复的外贸工作局面。在全国动乱的冲击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中国对外贸易自1967年至1969年连续3年停滞下降。1970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对外贸易的形势开始好转，以前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逐步恢复。这种外贸工作的客观形势，向新复出工作的陈云提出两方面的要求：继续恢复外贸工作的正常秩序，并在恢复的基础上逐步开拓外贸工作的新局面。
陈云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1973年5月至6月，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外贸部及其所属中国粮油食品、纺织品、土特产品、轻工业、五金矿产、石油化工产品、机械、技术8个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外贸运输总公司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较全面地了解了国家对外经济工作现状。经过调查，陈云感到，我国过去75%面向苏联、东欧国家，2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贸格局，因国际形势的变化，发生了逆向的变化，而且已经是大势所趋。据此，他对当时的对外经济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适时的要求和设想。
第一，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陈云认为，这是我们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所必需的。“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他建议人民银行负责人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金融研究所，担负起全面的对外经济研究任务。他还具体地提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量、美元分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赤字等10个问题。
第二，要大胆地利用资本主义。对于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当时陈云的思想已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利用外资。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筹措到10亿美元的外资。有人担心，利用外资不符合自力更生方针，也不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对此，陈云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至于这样做是否符合“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教条，陈云更尖锐地指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19页。）由此可见，陈云赞同积极利用外资建设社会主义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
二是引进、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1972年2月，国家计委批准进口价值4亿美元的14套化纤、化肥成套设备。陈云积极协助周恩来、李先念落实这项引进措施，并对引进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首先，他提出要注意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和旧中国的有益经验，做好引进前的考察工作。其次，他强调要把眼光放远，在引进国外设备的同时，连同必需的附件、配件一起进口。陈云的这两点意见，受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的充分肯定，对我国当时引进国外技术工作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三是借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验和手段。对此，当时陈云谈的比较深入的一个问题是，要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易所。1973年4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布置所属香港的派出机构五丰行购买年内到货的原糖47万吨。五丰行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利用国际市场上的期货交易，不仅完成了购买现货任务，并从中赚得240万英镑（注：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221～222页。）。7月，五丰行总经理向陈云汇报了此事。陈云听过汇报后，对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的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意见。他指出：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是一个政策性的大问题。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要全面认识交易所的作用。交易所有两重性，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投机性的一面，忽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有片面性。利用交易所要十分谨慎，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我们外汇的主要来源是靠发展生产，扩大出口货源，提高产品品质，改进包装装璜，多搞高档货，利用交易所仅是保护性的措施，以免受损失。
第三，要做好对外贸易工作。1974年初，“四人帮”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序幕，他们竭力要从外贸问题上打开缺口来打倒周恩来，连续制造了“蜗牛事件”和“风庆轮事件”。在“四人帮”的破坏下，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工作陷入停顿，刚有转机的外贸工作再次受到严重干挠。在这样困难的局面下，陈云不畏惧“四人帮”的淫威，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连续四次找外贸部负责人谈话，着重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积极开展对西方的贸易工作。陈云认为，欧洲是一个生活水平很高的市场，我们应把出口重点放在这方面。对西欧一些大国的贸易要准备在一个时期内存在逆差，这是允许的，要力争每年出口额有所增长。这不仅是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支持西欧共同市场的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政治需要。除了和西欧的贸易外，陈云对我国同日本、美国的贸易问题也十分关注。
——要加强对港澳的贸易。陈云在听取外贸部关于对港澳贸易情况汇报时指出：港澳是我们目前现汇收入占第一位的地区。对港澳的出口贸易，有利条件是食品和其他传统出口商品可以占领主要市场；不利条件是自由港的竞争剧烈，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对手会用低于成本的价格竞销。因此，应该保证食品出口市场的已有地位，建立和扩大生产基地。在利用香港进行对外贸易的问题上，陈云显出特有的魄力，他在一次同外贸部负责人谈副食品出口问题时说：要充分利用香港，把华润公司扩大，使它变成第二外贸部，让它到外国去设公司、仓库。
——商品价格必须有竞争力，要照顾中间商的利益。陈云在谈到对港澳贸易问题时，考虑到香港激烈竞争的局面，特别强调，我国“商品价格必须有竞争性。要大力推销换汇率高的商品，但决不放弃可以推销的换汇率较低的商品，目的是为了多得外汇”（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28页。）。他要求在价格竞争中对代理的中间商要给予照顾，要使他们有利可图，但又不能让他们得暴利。并提出，我们要充分利用外国中间商和香港德信行等香港商人。
陈云以非凡的胆识和深远的战略性眼光，提出了上述一系列思想，在谈“资”色变的“变化大革命”时期，这些思想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可以说，陈云的这些思想连同70年代初周恩来、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关对外经济工作的思想一起，汇成了党在70年代末关于中国对外开放方针的先声。
二
陈云为什么能在70年代初就提出如上一系列对外经济工作思想和主张呢？
首先，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为陈云一系列对外经济工作思想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
50年代初期，世界分化成为分别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进入60年代，由于第三世界的兴起，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西方阵营因西欧、日本的崛起而发生的分化，导致了六、七十年代国际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以美苏为中心的两极世界格局被打破了，形成了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组成的第一世界，以日本、西欧、加拿大等比较富裕的发达国家组成的第二世界，以亚非拉广大发展中的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三足鼎立的战略局面。与此同时，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借鉴趋势增强，经济上的贸易往来日益增多。
变化了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使陈云感到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19页。）。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将由过去的苏联和东欧国家逐渐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变化可以说是陈云关于对外经济工作思想产生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
再看国内形势。70年代初，由于林彪集团的覆灭，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政治形势出现了重要转机：一方面，一大批老干部得以复出工作；另一方面，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在各个领域纠正极左思潮，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形势朝着有利于党和人民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外交工作在70年代初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贸易方面的领域越来越广阔。
国内形势的好转，为陈云对外经济工作思想的产生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并在客观上为陈云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使他得以复出工作。因此说，这是陈云对外经济工作思想产生的重要客观原因。
其次，陈云一系列对外开放思想的提出并不是孤立的，在70年代初，整个中央领导层对国际、国内形势都有一些新的认识。
70年代初，面对新的国际环境，毛泽东逐步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周恩来则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提出，当前世界局势复杂，我们总的战略是利用矛盾，分化孤立主要敌人，团结朋友，包括间接同盟军，各个击破，推迟战争爆发。根据这一总的原则，周恩来在1972年和1973年先后3次强调，中美、中日、中法虽社会制度不同，但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关系。无论是毛泽东有关国际格局的划分，还是周恩来的国际战略思想，其实质都是要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特别是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对第二世界的积极评价，为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广泛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谈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当时中央主要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都分别在不同场合谈了一些相似的观点：第一，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要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第二，中国主要靠自己，但不闭关自守，不排斥真诚有效的国际援助。第三，应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看，世界上国与国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因此，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注：参见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的谈话，1973年6月22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587～588页；《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9、430页。）。党的领导人这种开阔视野，促使全党打开思路，认识中国与世界建立广泛联系的必要。对于外贸工作，70年代初周恩来和李先念也有过许多具体的主张，他们将这一工作视为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当时在中央部分领导中，对必须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成果，积极扩展对外贸易等问题已有相当的共识。这在客观上为陈云对外经济工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思想氛围。
再次，陈云当时之所以能提出一系列对外经济工作思想，与其主观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陈云一贯主张中国要对外开放。新中国建立以后，他长期主持财政经济工作，对我国的经济对外开放，早有设想。建国前夕，陈云在1949年8月上海财经会议上，就针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经济禁运和封锁的情况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但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死，南北我们都有通路。帝国主义之间是有矛盾的，我们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尽量与外国做生意。对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陈云的态度也一直是积极的。早在50年代，在陈云的组织领导下，我国就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一些技术和设备。陈云70年代初的对外开放思想，可以说是他以往对外开放思想和实践的一个继续和发展。
陈云通过学习马列著作和研究资本主义问题，开拓了眼界。1967年，陈云“靠边站”闲在家里，他准备集中时间看书，并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此后，除下厂蹲点外，其余时间他均按照自己订的读书计划，通读《列宁全集》。除此之外，他还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这一时期比较系统的学习马列著作，使陈云对国际政治经济中的若干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74年7月，陈云撰写了两份对70年代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深入分析的提纲。在这两份提纲中，他对整个世界格局与形势，对世界大战问题，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以及当时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作了精辟的论断。这是他长期读书，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深刻分析的结果。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思想积累，陈云才可能对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提出一些深刻的见解。
陈云思想方法上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事求是。因为有了这个特点，他能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早于他人提出一些深刻的见解。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一伙肆意歪曲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片面鼓吹“以我为主”、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把出口商品适应国外需要、按国际市场价格水平作价、采取通用的国际贸易方式等等，统统诬蔑为“右倾迁就”、“丧权辱国”、“叫洋人牵着鼻子走”，根本反对平等互利的原则。他们集中攻击对外贸易部是“卖国部”。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外贸领域的干部都惧怕直接谈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进口外国商品必须言供批判使用，出口商品必须言支援世界革命。但是，“四人帮”设置的这些“禁区”却束缚不住陈云。陈云的务实求真的思想方法，使他思想少有保守，十分敏锐。没有这样的思想方法，是很难想象他在10年动乱的年代中能在中国对外经济工作方面有所建树的。
三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当时陈云提出的一系列对外经济工作思想未能很好地实施。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彻底否定了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政策，把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外资、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的对外开放方针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
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云根据国际国内的环境和条件，进一步肯定了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必要性，他指出：“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76、277页。）。这些论述进一步明确了他在70年代初就积极倡导的对外经济工作思想。除了进一步强调对外开放外，陈云在新时期的对外经济工作思想还有着一些特点。
第一，强调独立自主。陈云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独立自主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国情出发。陈云一再强调，我们是在人口多、农民比重大、生产力水平低的国情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对外开放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针对不顾国情，盲目引进外资的倾向，陈云严厉批评道：“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与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这两点是很重要的。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52页。）。
二是立足于本国自力更生能力的提高。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对此，陈云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利用外资只是对外开放的手段，目的是要通过引进增强本国的自力更生能力，加速民族工业发展的速度。因而，陈云指出：“就引进工作来讲，我认为既要买工厂，又要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62、267页。）
第二，强调量力而行。所谓量力而行就是依照国力办事。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利用多少外资，借多少外债，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按照国力控制建设规模是陈云50年代以来的一贯思想。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他坚持和运用了这一思想。针对改革之初，曾出现的盲目引进现象，陈云对借用外债提出了两个控制办法：
一是借用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能力和国内配套投资的能力。如果引进的外资和技术超过了国内的配套投资能力、消化能力和偿债能力，我们就可能陷入进口设备搁置，举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之中，不仅不能积极促进现代化进程的实现，反而会起阻碍作用。二是工业引进项目要排队，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项目排队，逐项研究，分别轻重缓急，量力而行；否则，一拥而上，一哄而起，盲目发展，脱离实际可能，就会造成巨大浪费，欲速则不达。
第三，强调提高效益。大规模的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新课题，缺乏经验。70年代末，我国在引进项目上曾一度出现出“洋冒进”，为了避免这种对外引进工作的盲目性，陈云强调引进工作的效益问题，并提出一些好的设想：
首先，引进项目的决策要民主化、最优化。陈云提出，要从中央到地方建立统一的民主决策制度。“任何一个项目，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而且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是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为了提高对引进项目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陈云提出了凡引进项目“必须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80页。），以项目的最优决策，保证和实现利用外资的最佳效益，提高我国利用外资工作的质量。
其次，要把外资用到最关键的项目上。陈云认为，外债即使将来借到了，也要十分谨慎地使用，要用在建设周期长、占用资金多的国民经济重点项目上。这样，有利于降低债务负担，尽快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带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再有，要优化债务结构。合理的债务结构，可以提高债务的安全系数，降低债务成本。通过优化债务结构来提高利用效益，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陈云冷静地分析了我国的外资市场，根据我们可以利用的外资及其特点和我国的国力，提出了确定我国债务结构的原则是：尽可能多借优惠贷款，提高使用效益；视我国财政配套能力的大小来安排设备贷款；严格控制自由外汇贷款，以减轻外债负担。
第四，强调头脑清醒。在我国对外开放初期，一些干部对外国资本家向我们放债的目的存有某些模糊和天真的想法。似乎外商不想赚钱，是来搞“无偿援助”的。陈云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平均利润率。所以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
另外，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外开放也不例外。1983年10月12日，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说：必须充分看到对外开放带来的消极东西。现在看来，防止消极后果的工作还做得不够。1985年9月24日，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又讲到，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如果我们各级党委，我们的党员特别是老干部，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高度的警惕，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那么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是不可怕的。在对外开放中，一定要两个文明一起抓，要坚持对外开放中的社会主义方向。陈云还冷静地提醒全党，利用外资来进行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在特区问题上，他几次强调，特区第一位的是总结经验。
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和尽量减少对外开放中的消极影响，是我们党对外开放政策的两个方面。进入新时期后，陈云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思想着力点，已由70年代初大力倡导全党开阔视野，解放思想，扩大我国对外贸易，积极作好引进工作，转入更多地提醒全党警惕对外开放中由于我们经验不足而产生的负面效应，以便推进对外开放工作更好地和健康地向前发展。
那么，如何理解陈云思想着力点的转化呢？这与当时中国的整个历史背景和人们的思想变化有关。70年代末，中国摆脱了“文化大革命”动乱之苦，开始逐步走向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恰好此时，世界许多发达国家正经历着产业结构的再次调整，国际资本市场供大于求，剩余资本急于寻找投资场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是否应该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等问题在人们的头脑中已不成其为问题。随着人们思想的转换出现的是不顾国力，企图过急过多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以此来实现高速度发展的倾向。对这种思想倾向如果不加以扼制，势必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并造成政治上的危害。70年代的“洋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就是一个例证。
陈云是有着敏锐政治头脑的杰出领导人，善于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抓主要矛盾。如同70年代他抓住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否定争取外援，排斥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一阻碍我国对外经济工作的主要错误倾向一样，他又一次抓住主要错误倾向，对如何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如何正确处理利用外资与自力更生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作出阐述。因为思想阐发的针对性十分明确，所以，陈云这一时期对外经济工作思想的着力点，非常鲜明地表现在提醒全党警觉在对外开放中引发出的一些消极问题。显然，陈云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思想着力点的变化，是因为客观历史情况和人们思想的变化而引起的。
陈云70年代初对于对外经济工作问题的思考，和新时期对于对外开放问题的一系列论述，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却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这一思想进程明确客观地向人们提示了两个问题：(1)陈云在党内是比较早倡导对外开放，并提出了一系列战略设想的领导人之一。70年代初，他对中国对外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战略性意见，为我们党后来全面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提供了初步的实践经验。(2)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陈云头脑始终是冷静的，看到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提出了一系列避免消极面、以便更好地推进对外开放工作健康发展的设想和措施。我们在学习陈云对外开放思想时，要联系70年代初陈云有关对外经济工作的论述一起思索，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理解陈云对外开放的思想，而不会得出偏颇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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