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静之中的平实收获——2003年文学概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实论文,平静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创作鸟瞰
2003年的文学创作，虽然少有文坛内外一直拍手叫好的重磅力作，但在各个创作门类和各式体裁里，都不乏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佳作力构，并经由一些相似或相近的创作追求，表现出了某种值得人们关注的新的倾向。
在小说创作方面，中短篇小说中有相当一些作品，把镜头投向社会底层的人们，写他们在变革时期的个人生活的艰窘，写他们在艰窘现实中对于理想的寻找，对于精神的坚守。如《寻找妻子古菜花》（北北）、《我们的骨》（陈希我）、《包工头要象鸟一样飞翔》（孙春平）等。这样的作品仍带有很强的写实性，但却在因精神内涵的高峻与独到，读来让人既感亲切，又感亢奋。写实性的作品，在过去往往成为庸琐生活的翻牌的现象，在2003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这应该是个可喜的迹象。长篇小说方面，当人们只为《白豆》（董立勃）、《扎根》（韩东）、《放下武器》（许春樵）等作品眼睛一亮，心里不免为沉寂的上半年暗暗着急的时候，下半年接踵出现了《青狐》（王蒙）、《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叶兆言）、《百草山》（李西岳）、《士兵》（兰晓龙）等力作；而到年底，血肉饱满的《受活》（阎连科）、《水乳大地》（范稳）又相继而至，让人们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惊喜。《受活》和《水乳大地》已在评论界得到广泛好评，被认为是立足于本土经验的文学想像的力作。有趣的是，长篇小说在2003年的“市场化”运作，同样惹人眼目。先是有毕淑敏的《拯救乳房》，因书名的过于“市场”而引起争议，但在争议声中作品的印数不断上升；后来又有刘震云与同名电影同步上市的《手机》，先是观众与读者在两相比较中说长道短，后又引来据说遭到影射的某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反唇相讥；《手机》也是在这种一波又一波的争议声浪中，印了又印。
2003年的散文，依然是生活的五行八作的心灵感应和文学写照，而在“怎么写”上，写实性的，思辨性的，随想性的，意绪性的，都应有尽有。但总体来看，以历史人物和人文事件为素材的“大散文”写作，作为一种倾向似乎更为突出一些。这不仅表现在职业作家中有较多的人投身于此，而还表现为业余作者中有不少的人也热衷此道。前者如《在河之南》（郑彦英）、《用破一生心》（王充闾）等，后者如《与历史同行》（冯伟林）、《凡圣之间》（易洪斌）等。这些作品既以深入的发掘、独特的体悟，触摸了中华文明的浑厚人文经脉，也以宏阔的视野，灵动的思维，拓展了散文的表现空间，使“大散文”在散文领域愈成气候和愈见光彩。
纪实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有着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的传统。2003年由“非典”、洪水构成的突发事件，恰恰给报告文学提供了丰盈的素材。因此，我们从《国难》（徐刚）、《护士长日记》（张积慧）等作品里，既看到了“国难”面前的脉脉人情，又看到了作者蕴涵在字里行间的深深忧患。如果说2003年的报告文学还让人读到了几分沉重的话，那一定和《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有关。这是一部以作者之良知唤起更多人之良知的心血之作，它让人们看到了农民的种种苦难，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们坚韧又缓慢的渐变。在传记文学这一小门类里，2003年中有不少作品相当惹眼，有的还位居畅销书排行的前列。从毛泽东、宋庆龄等伟人，到巴金、金庸等文人，都有不少传记类作品出版。但影响较大又雅俗共赏的，可能还是杨绛的《我们仨》。这部作品由“梦想”与“现实”两部分，写出了钱钟书一家相濡以沫的人生岁月，也显出了作者以枯淡写绵长的不凡功力。
诗歌在2003年，显得格外活跃。这种活跃不再是纠结于“知识分子写作”与“平民写作”这两种完全可以并存的倾向的说长论短上，而是表现于主题征稿、女性写作、民刊复办和诗歌大展这样的有关创作的实际活动的纷至沓来上。像民工讨薪、“非典”侵袭、美伊战争、孙志刚事件这些现实的国内外事件，都在2003年的诗歌创作中，得到及时的反映和应有的关注。
“非典”的出现，使得很多人更为看重网上交流，因而使得文学网站一时大受欢迎，但网络文学在2003年，在涌现新人和出现新作两个方面，都没有太多现象可圈可点。颇受关注的王小山的《我亲爱的死鬼》和苏昱的《上海夏天》，前者是作者对既有经典的个人解构，后者是作者对《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一次仿写。可称为亮点的，可能还是年底由门户网站“新浪网”主办、“榕树下”等协办的“万卷杯中国原创文学大赛”。
二、批评概观
2003年文学的理论批评，整体来看，话题很丰富，视野也很开阔，在“文学叙事的变异”、“文学的想像”及小说现状、诗歌现状、网络文学的本质与特点等方面，都有相对集中的研讨和比较深入的思考。但相比较之下，文学文化批评中有关“大众文化”现象的论争和有关“文化批评的得失”的探讨，可能更属于该年度颇见新意的理论批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切中着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际。
有关“大众文化”的话题，近年来时有所见。但围绕此话题展开比较集中的研讨的，是由刊于1月23日的《文艺报》上的王先霈、徐敏的《为大众文艺减负》的文章引发的。两位作者在文章中指出，综观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学的有关讨论，对作品思想内涵及审美境界偏高的期望和要求，常常使许多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出版者在作品的思想深度、审美高度与市场生命强度三者难以兼长的情况下，莫可适从，无法自处。我们应该对大众文艺的思想深度的要求适度淡化，给大众文艺减轻负载，让它增强活力，与国外的娱乐产品竞争，将劣质的有害的产品排挤出文化市场。此文发表后，《文艺报》专设了《“大众文化”论坛》专栏，相继发表专题文章讨论“大众文化”问题。从讨论的情形看，赞成的意见不多，而批评的意见不少。不同的意见主要表现在对“大众文化”概念的理解不一和进而引申出来的不同看法上。
如何看待文学批评的现状，如何拓展文学批评的路子，重振文学批评的雄风，始终是文学批评界一个经常言说与反复研讨的话题。在2003年，结合新的文学现实，一些批评家开始思考有关文学批评如何引入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刚一展开，不同的意见就初显端倪。王晓明、蔡翔、戴锦华等人从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以拓展新的分析角度和视野等角度认为，近十年的文学批评正在逐渐丧失它的思想活力，而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或者说借助文化研究的眼光，来拓展新的分析角度和视野，是有可能给当代文学批评注入某种活力。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文化研究，是在面向当代文化现实的新的思想和学术探索中逐步发展起来，他们不是鼓吹一些西方的空洞理论，而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深刻敏感。他们实际上是重新回到生活，和社会现实积极发生联系，坚持一种批判精神和立场，并对以往的知识谱系进行重新反思和清理。而陈思和、杨扬和曹文轩等人则对把文化研究引入文学批评，明显地表现出某种扰豫与保留。他们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文化研究应该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不是文学批评。国内现在处于社会转型过程，现实生活变化非常快，在文学批评还没能对变化了的现实作出有效的思想反映的情况下，文化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很快地切入现实，对一些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但应该注意的是，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还不是一回事。文学创作不可能一下子与社会生活贴得那么近，尤其是审美方式，其变化是缓慢的。文学有自身的功能和变化节奏，要养成一个时代的审美风气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改变一个时代的审美习惯很不容易。所以，不能用文化研究来替代文学批评。而已有的文化批评，已经在误导读者离开文学和文学学风的浮泛化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有关文化批评的讨论，好像一些意见互有不同，好像一些意见又互有交叉。总体来看，文化批评的批评实践以务虚性的和口号性的居多，结结实实又卓见成效的文化批评还比较少见。但它作为与文化现实相对应的一种批评，无疑是有其用武之地的。而学界有关文化批评的不同意见，也有助于它在发展中扬长避短。事实上，就在有关文化批评的讨论进行的同时，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式也在批评实践中不断发展着。如对文化场域“大众化”的观察，对文艺的“消费性”现象的检省，对批评的“媒体化”现象的思考等等。事实上，文化批评已成为一种与文学批评互补互竞的方式，成为整体批评的重要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