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健康与经济增长关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劳动力论文,健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8-0079-07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健康在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引人注目。国内外经济学者通过经验性和理论性的观察，并结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动态分析等多种方法进行分析，目的在于区分和量化健康状况的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最近几年，劳动力健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已形成许多重要而扎实的研究成果。许多前期研究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研究健康变量，将健康看作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通过模型测量影响健康的多重因素。研究中模型虽然多种多样，但共同点是把技术进步认定为是内生性的。通过不同方法研究不同的机制，从而量化这些机制下健康状况如何影响一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研究发现，健康对社会各个领域起着促进作用，包括经济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个人收入、扩大经济参与、增加受教育机会和教育成就，甚至包括影响生育率等。
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30年的高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10%。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十一五”时期，中国人均GDP从1760美元上升到4050美元；在“十二五”时期的第一年2011年，预计将达到4450美元，开始进入“中高收入组”。我们知道，这30年的高增长动力来自各个方面，比如说，改革解放了长期被束缚的生产力，发挥了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等。随着中国随着改革的深入，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由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劳动力健康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
本文试图对国内外健康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研究进行回顾与评述，并希望这些理论研究能够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二、健康与经济增长关联研究的回顾
经济增长理论起源于A.Smith(1776)时代，历来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有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随着人们对周围世界认识加深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其后发展经历了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三个阶段。在这期间，不断有新的理论或观点加入其中，来解释日趋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早期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再比如人们熟识的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到现在，经济增长理论日趋成熟。196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提出健康的改善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健康和教育是最核心的两类人力资本形式。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渐渐地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重视。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不断地被改写，健康连同教育与工作经验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模型化。
(一)国外劳动力健康与经济增长关联研究的回顾
国外学者对经济增长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观点：
1.劳动力健康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影响。新古典增长模型将资本从物质资本扩大到人力资本，但是初期的经济增长理论通常只强调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较少关注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Fogel(1991，[1]1994[2])、Ehrlich and Liu(1991)、[3]Barro(1996，[4]1997[5])等为此作了关键性的努力。他们的研究表明，某一时点上的健康水平(一般用期望寿命或类似的合计指标表示)通常是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因素，并且，健康对经济的这种促进作用似乎比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有预测性。Fogel把对人口健康和营养状况的评估引入到对欧洲经济历史的一系列研究中，他研究认为，英国1780～1979年200年经济增长的原因中约有1/3应归因于营养和健康水平的提高(Fogel，1991，1994a，b，[6]1997[7])。Ehrlich and Liu(1991)建立一个内生经济增长的迭代模型，说明0—25岁的存活率对增长率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正影响，这一结论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更为发达的国家。为了将增长理论应用到分析健康和增长的相互关系中，Barro(1996)提出了对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扩展，即将健康资本的概念结合进模型之中，并着重分析了经济和健康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他对由100个国家组成的1965-199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初始点的健康人力资本对其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10%的预期寿命的提高会促进经济年增长率0.4%的增加。
Bloom(2001)、[8]Bhargava(2001)[9]和Jamison(2003)[10]等人采用Penn World Tables的数据，研究证明了健康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正影响，尤其是在不发达国家。Bloom使用1970-1990年每隔1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从人力资本的基本组成教育、工作经历和健康三方面解释了经济增长。模型使用了期望寿命指标作为劳动力健康水平的代理变量，利用非线性二阶段最小二乘法(NL2SLS)进行估计，结果显示，期望寿命与经济增长在统计上是显著的，期望寿命的系数达到0.04。也就是说，期望寿命每增长1年将引起4%的产出增长。Jamison采用1965～1990年53个国家每隔5年的数据，通过总和生产函数估计了健康水平的提高(以15岁至60岁成年男性存活率衡量)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1965年到1990年健康水平的提高导致了人均GDP平均每年增加0.23%，这相当于该时期全部人均GDP增长的11%。
Knowles和Owen(1995，[11]1997[12])在Solow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健康人力资本，结果发现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高于教育。Gallup和Sachs(2001)[13]发现疟疾发病普遍的地区，每减少10%发病率，年经济增长率将提高约0.3%。Mayer(2001a，[14]b[15])提供了时间跨度为30年的墨西哥和拉美地区的成年人健康水平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因果关系的有力证据，得出健康对人均收入作用的弹性为0.8—1.5，证明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Arora(2001)[16]利用发达国家近200年增长的历史数据回归发现，长期经济增长的30%—40%可以用健康来解释。这些研究都从经验层面验证了健康对于经济增长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2.劳动力健康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关系甚至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健康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研究显示，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健康对经济增长可能表现出不同的作用，零增长也是可能的。Bhargava et al.(2001)的研究区分了1965-1990年同一时期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中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研究证实，对于最贫困的国家(以人均GDP衡量)，15岁至60岁成年存活率(ASR)每上升1%，增长率将上升0.05%，与“投资/GDP”比率每增长1%导致经济增长率上升0.014%相比，其相对影响程度就很明显。而在GDP高于1714美元(1985年国际美元)的国家，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零。Bloom & Mahal(1997)[17]研究发现具体疾病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显关系。他对51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艾滋病流行情况和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没有发现每年增长的艾滋病发病数与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
人口红利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途径，但人口结构变化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将使得预期寿命增加，人口结构老龄化最终将阻碍经济增长。特别是在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情况下，这种负面的作用显现得更加明显。Chong-Bum An and Seung-Hoon Jeon(2006)[18]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倒U型曲线：当非劳动力人口比例较低时，经济增长的速度将随着非劳动力人口比例的上升而上升；但当其到达一定程度时，将出现拐点，随之两者呈反向关系。
(二)劳动力国内健康与经济增长关联研究的回顾
健康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一直局限在医疗卫生学科内部，它没有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交叉学科。直到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医疗卫生和健康保健在中国的新历史地位才得以突显出来，劳动力健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逐步引起国内经济学界的重视。学者们针对中国的数据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1.劳动力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罗凯(2006)[19]运用一组面板数据，试图在省级水平上考察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经验关系，他采用两种健康度量指标，使用pooled-OLS和GLS回归方法，验证我国健康指数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约为0.08；预期寿命每延长1岁，GDP增长率相应提高1.06%—1.22%。石静、胡宏伟(2010)[20]基于1991～2006年中国数据，选定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代理变量来分析国民健康、经济增长与医疗保健体系建设的关系，发现三个变量存在一个协整，长期关系稳定，脉冲分析发现经济增长在长期对国民健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在初期却存在恶化国民健康的可能。余长林(2006)[21]在扩展的MRW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人力资本结构制约着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和存量都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杨建芳(2006)[22]等人利用1985-2000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形成要素(包含教育和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蒋萍(2008)[23]等人在协整的理论框架下对建国50多年来中国健康水平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健康水平的改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更是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邓曲恒(2007)[24]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健康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赵书男[25]利用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健康水平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之后，健康水平发生一个标准差的变化，各省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提高14.4%，从1978～2009年，由于健康水平的提高，我国各省份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约31.48%。我国学者的研究充分说明我国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与大多数国外相关文献相一致。
2.挤出效应引起劳动力健康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刘颖[26]通过对美国1952～2007年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三方面的结论：(1)健康投资增长率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2)健康资本—物质资本之比同经济增长率保持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健康资本存量与物质资本存量之间存在一定比例，当健康资本的投资，乃至资本存量偏离这一比例，使得健康资本—物质资本的比率偏离，健康投资、健康资本存量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偏离越大负性影响就越大；(3)健康资本—物质资本之比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健康投资、健康人力资本存量同经济增长率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经济增长既同作为流量的健康投资增长率有关，也同作为存量的健康资本有关。
三、劳动力对健康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综观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劳动力的健康水平将显著的影响该国的经济增长速率；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多条作用渠道，总的来说两者之间存在着正向的相关关系；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也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在不同的人口结构下，健康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影响甚至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倒U型曲线。
我国学者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这一国际趋势，但更多的是从健康对工资收入、消费、储蓄等微观方面的影响来进行研究的。如魏众(2004)[27]利用1993的中国营养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健康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现健康状况对于劳动者参与非农就业机会及其工资决定，都有显著的影响。张车伟(2003)[28]采用多种健康指标，利用家庭生产函数对中国贫困地区的种植业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方面都影响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其中营养摄入量和疾病的影响最为显著。
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数据上，添加近两年最新的统计数据，①基本做到所有研究数据是我国1978～2010年的数据。为了剔除价格水平波动的影响，沿用已有文献的方法，以1978年价格为基准价格，将名义的国内生产总值换算成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然后将其对数化，经过一阶差分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水平，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这一平稳序列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分析运算，对我国健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一个归纳概括。
(一)劳动力健康与经济增长是互为因果的辩证统一体
健康与经济增长是辩证统一的，两者互为因果，双向促进。一方面健康的人具有更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更能适应新环境新变化，从而促进经济不断增长，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促进健康水平提高。经济发展，收入提高，居民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使人们更加关注健康问题，政府和个人对健康的投入也不断加大从而又极大地促进了健康水平的提升。如经济增长了，卫生投资得以增加，也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教育引导人们进行有利于健康的合理消费，促进健康；有助于提高人的健康保健意识。提高居民文化素质间接影响人群健康。在对人均GDP和代表健康的指标预期寿命等变量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对多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再进一步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经济增长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数据为1978-2010年的变量数据，检验结果见表1：
表1反映，经济增长从滞后一期开始对健康产生显著影响，而健康从滞后二期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经济增长与健康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因果关系。而且，经济增长与健康之间的影响都存在很短的滞后，这主要是因为从健康的人投入工作到产出产品需要一定的时间，这种影响在当前不可能得到全部的反应。多项研究均证实基期的健康水平是决定和影响后期经济增长的因素。这一结论适用于不同的经济预测模型，结果稳定可靠。
(二)劳动力健康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促进作用不同
在前面数据的基础上，增加中国31个省份有关经济总量与健康水平的年度面板数，②以各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各投入要素增长速度的滞后项作为原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针对不同地区进行回归分析，来测算健康在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作用。从表2可以看出，健康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较大，其相关变量系数为0.280，比整体样本贡献系数0.144多了将近一倍。表2反映出，健康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提高约28%、中等发达地区提高约23%，都高于整体水平；而发达地区则只提高约8.3%，远远低于整体水平。这进一步证明了，健康因素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比较显著，在经济发达地区作用较小，也就是，健康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依次递减。与Bloom等人提出的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相吻合。
(三)劳动力健康对不同产业促进作用不同
在前面数据基础上，将各省份的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各投入要素增长率的滞后项作为相应原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通过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等方法，可得出如下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健康水平对第一产业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健康水平每发生1个标准差的变化，各省份第一产业的总产出增长率水平约提高21.7%；第二产业约提高9.8%；第三产业约提高14.4%，与健康的整体样本贡献系数相一致。相对于第一产业，健康水平在第二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小得多。其原因多在于我国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比较大的城市，在这些地区医疗水平相对发达，人们本身的健康状况较好，健康水平可提高的空间有限，其边际效应也递减，与主要集中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部门相比，健康因素对这部分劳动力的影响相对较小。
通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结合我国31个省份1978～2010年有关经济总量与健康水平的年度面板数据，不难发现，我国各个省份平均的健康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提高，其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是目前我国人民的健康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因此，加强对国民的健康投资，可以获得的收益空间是很大的。
四、实现劳动力健康与经济增长良性循环的政策建议
第一，合理地安排公共健康支出的总量和结构。在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合理地投入、调整卫生资源，在增加卫生资源数量的同时积极进行结构调整，实现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一方面要重视在基础医疗技术方面的投入，在政策导向上强化现有医疗技术的利用效率，使更多的人“有病能医、有病可医”，增加社会福利的动态累积性；另一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抑制医疗价格快速上涨，扩大医保的覆盖水平，切实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第二，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健康投资力度。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承担了公共健康支出的主要责任，这就使得农村人口和贫困人口集中的一些省份的地方政府财力薄弱，对健康的投资不足，使得健康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保障。经济发展较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健康状况较差，健康的相关投入更加必要。政府应当直接向农村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投资，以保障穷人的基础卫生条件。
第三，重视第一、三产业劳动力的健康水平状况。我国大部分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集中于非城市地区。近些年来非城市地区的医疗建设一直是国家政策的重点，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断完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医疗条件所限，我国非城市地区劳动力的健康状况依旧较差。根据前面的论证，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健康水平除了自身的社会意义外，还将显著的加快经济的增长速度。服务行业在第三产业当中占有重要地位，服务行业由于其工作的特征，相关从业者的健康状况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国家应更加重视这两个产业劳动力的健康水平，采取各种措施增强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提升其健康水平，保证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第四，完善教育、医疗保障等互补性政策。经济增长不仅提出了对健康劳动力的要求，还提出了对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其他互补性投资的要求。改善健康会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但也会带来人口快速增长的负面效应。人口的急速增加会稀释资本存量，从而减缓经济增长。因此，我国在促进健康改善的同时，还必须辅以教育、社会保障、对外投资等必要的互补性政策。
注释：
①代表健康的指标预期寿命数值、城镇居民医疗价格指数、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来自历年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人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存量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②利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作为实物资本的衡量指标(处理方法同国内生产总值)、选择利用各省份的从业人员和职工人数作为劳动力投入的衡量指标、利用各省份中不同学历水平人数的比例乘以相应学历的教育水平作为教育水平的衡量指标、用医疗器械的数量(如病床数)等作为衡量健康的指标(因其很难跨省流动，且是劳动力健康的保证，故对其进行标准化后，使其作为均值为0、方差为1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