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敦煌吐鲁番出土的东晋南朝文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鲁番论文,敦煌论文,东晋论文,南朝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0.6文献标识码：A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西北与东南不仅在地域上相去遥远，而且处于不同的统治集团，分属敌国，但是彼此之间仍有一定的交往，表现之一便是在敦煌、吐鲁番等西北地区出土了一批东晋、南朝的文献，这些文献大多抄写于南方，却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西北。本文在前贤讨论著录的基础上，对这些文献进行钩稽分析，进一步挖掘南北对峙时期西北与东南的交通信息，以推动此一时期南北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入。
一 前贤的讨论与著录
对这一问题关心最早、研究最深的，当推陈寅恪先生。1939年，他为许国霖先生《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撰序，对其中所收标有南朝年号及与南方地名连文者，以其敏锐的视角，提出了南北朝佛教文化交流的新问题，并尝试着对南朝写经流入敦煌的途径作出解释：
又是编所收写经题记，其著有中国南方地名或南朝年号者，前后七百年间仅得六卷……论者谓永明之世佛教甚盛，梁武尤崇内法，而江左篇章之盛亦无逾梁时，则齐梁时AI写作经必多。南朝写经可因通常南北交通之会，流入北地，其事固不足异。又后梁为西魏周隋之附庸者三十余载。荆州之地既在北朝西部统属之下如是之久，则南朝写经之因以辗转流入西北，亦非甚难也……南朝帝王年号之在梁武以后者，与夫隋唐统一时代南方郡邑之名，何以几全不见于此编所收写经题记之中？夫陈及隋唐中国南方佛教依然兴盛，其所写经卷竟不因通常南北交通之会流至西北，是何故耶？且后梁君临荆土三十余载，祖孙三世佛教信仰未尝少替，则其封内所写佛经自应不尠，何以其三世之年号与其封内地名连文者，亦不于此编少留迹象耶……颇疑天监五年造于荆州之一卷及其他写于齐梁时之诸卷乃梁元帝承圣三年江陵陷没时北朝将士虏获之战利品，后复随凯旋之军以北归者。考西魏所遣攻梁诸大将中惟杨忠即后来隋之太祖武元皇帝，其人最为信佛……则此梁武之世荆州写造之佛典殆为杨忠当日随军所收，因而携往西北，遂散在人间，流传至于今日。
许国霖先生举出了6件敦煌出土的南朝文献，陈寅恪先生又续补1件。在这7件文献中，有齐1件、梁6件。陈先生同意南北朝时南方写经流入北方之说，但又提出了陈、后梁及隋、唐统一时期却无北流现象的疑问，认为是西魏杨忠攻取江陵后随军所收，并因其出仕西北而流至敦煌[1]。许、陈二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所揭出的7件敦煌南朝文献，虽然远不能跟今天所知之数相比，但却揭示了东南与西北之间存在着佛教文化交流的现象。我们今天知道，陈朝写经至少有3件流入到了敦煌，因此陈先生所说杨忠取之江陵并渐而流至敦煌的说法，仅属一己之臆测，并不准确。不过，他提出隋唐统一时期没有北流现象，确实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思考。
1983年，王重民先生列举了日、法所藏的4件敦煌出土的南朝写经，提出了它们是在隋唐时期流入敦煌的观点：
敦煌甚至有一些南朝的写经，不可能是北魏或北周时期传来的，必然也是在隋唐统一时代从长安或者从江南直接传来的。[2]
但是，这一观点没有确凿的证据予以支持，甚至也没有像陈先生那样进行推理与解释。从下文所述南北朝时期的地域交通与文化交流来看，王先生的说法只是个人臆断，经不起推敲。
随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从1979年起，学者们对吐鲁番出土的东晋、南朝文献或与之相关的文献进行了考证研究，如唐长孺先生的《北凉承平七年(449年)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陈国灿与李征先生的《吐鲁番出土的东晋(？)写本〈晋阳秋〉残卷》、李方先生的《略谈吐鲁番出土萧道成写经题记的意义》等[3]，探讨了西域吐鲁番与江南之间的道路交通与文化交流现象，给人带来无限的启迪。
类似许国霖先生《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的著作，20世纪90年代出版不少，且以编年的方式进行排列，使用起来极为方便，成为学者案头必备的重要工具书。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方便地检索出敦煌、吐鲁番出土的东晋、南朝文献。1990年，池田温先生辑成《中国古AI写作本识语集录》，收录了19件敦煌、吐鲁番出土的东晋、南朝文献[4]，功不可没。1997年，王素与李方先生合编《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收录16件敦煌出土的东晋、南朝文献[5]；王素先生又编成《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收录14件吐鲁番出土的东晋、南朝文献[6]。以上除去重复者，共有31件。另外，吐鲁番73TAM524：33/3(a)《东晋义熙写本〈毛诗郑笺〉》，末题“义熙”年号(405年-420年)[7]，亦属东晋写本。因此，总共数量达到32件，粲然可观。
二 文献概观
上文所说32件文献，大多为佛经，也有道经，以及儒家典籍、书札。其中，佛道写经占22件，全都带有纪年的发愿文题记，非常珍贵；另外10件文献，只有1件末题“义熙”年号，其他虽无年代，但学界判定为东晋[8]。因此，我们可以按其时代先后，将这些文献编年列见表一[9]。
以上这些文献中，东晋11件、宋3件、齐4件、梁11件[11]、陈3件，可谓每朝都有，儒释道均具，而以佛教写经最多，这从总体上反映了东晋、南朝佛教兴盛、儒道并存的状况。佛经尤以萧梁居多，这也与梁武帝时代尊崇佛教的情况相符合。
从文献卷号或收藏者来看，其来源异常复杂。出土于敦煌者，常见的英、法藏品不占主流，更多的是日本公私收藏；出土于吐鲁番者，也以日、德藏品及国内新、甘二省为主，比较驳杂。正由于此，再加上时代较早，所以个别文献被部分学者疑为赝品，有的连出土地点也不易确定。不过，这些文献所藏之地既然如此分散，自然不可能全属赝品，因此在相隔遥远的西北出土了这批东晋、南朝文献，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最为珍贵的是，这些文献特别是佛道写经，后面全都带有纪年的发愿文题记，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价值极高。在这些发愿者中，既有皇帝、王侯、官吏，也有僧尼、道士，还有俗家弟子、平民百姓。抄写的地点，既有都城建康，也有南徐州等江南重镇，甚至还有梁朝使节抄写于北方芮芮(即柔然)，这些文献最后又都流入西北的敦煌、吐鲁番。此间复杂的情形，透露出了当时西北与东南之间交通未受阻隔，以及不绝如缕的文化交流现象。
三 文献反映西北与东南的交通
唐长孺先生曾以书道博物馆藏161号吐峪沟出土《持世第一》尾题“岁在己丑(449年)，凉王沮渠安周所供养经，吴客丹扬郡张休祖写，用纸廿六枚”为线索，利用传世史籍，对十六国南北朝西域与江南的交通道路进行了考证，指出“当时从益州到鄯善有一条几乎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道路”，即“青海地区东至龙涸(今松潘)，西达鄯善(今若羌)，却长期以来由吐谷浑统一管辖”。这条得到吐谷浑保护的商道被称为河南道，是当时沟通西域和江南的重要路线。这个观点解决了吐鲁番出土南朝文献的问题。唐先生还认为，441年北魏占领敦煌，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河西道几乎废弃，甚至连北魏使节宋云、惠生也不走河西道，而由河南道西行[12]。但是，从表一可知，北朝时代的敦煌也出土了一些南朝文献。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从江南沿河南道携至吐鲁番，再向东流入敦煌；二是敦煌与江南之间通过河西道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通。兹在唐先生论述的基础上，对南北朝交通的范围及其意义再作延伸，以期更加全面地认识当时西北与东南的文化交流史。
首先，上列文献中有些提到了佛经从西域辗转流入江南。小川广巳藏《妙法莲华经卷第六》题记云：
比经是伪秦弘始七年(405年)三月十六日，罗什法师于长安大明寺翻译……其《提婆达多品》是上定林寺献统法师于阗国将来，以齐永明八年(490年)十二月于瓦官寺与外国僧法意法师译之，即依正《法华经》次比为第十二品。[13]
又P.3471《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序》云：
有梁太清二年(548年)六月，于阗沙门求那跋陀(陈言贤德)赉一部梵文凡十六品，始洎京师……属我大陈，应期启运，重光累叶，再清四海，车书混同，华夷辑睦。首那负笈怀经，自远而至。江州刺使(史)、仪同黄法氍，劝请首那于州听事略开题序，设无遮大会，四众云集五千余人。[14]
这两件南朝文献都提到了于阗与建康之间的僧侣往来，既有建康上定林寺僧献统西往于阗取经，又有于阗僧求那跋陀东来南朝送经传教。在南朝诸史中，只有《梁书·诸夷传》设立《西北诸戎传》，记录了于阗四次朝贡萧梁：
天监九年(510年)，遣使献方物。十三年(514年)，又献波罗婆步鄣。十八年(519年)，又献琉璃。大同七年(541年)，又献外国刻玉佛。
《梁书·武帝纪》只记录了前三次朝贡，且仅云献方物，较为笼统。最后一次所献的是玉佛，这可以和上述两件敦煌佛教写经结合起来分析，反映了于阗和梁朝之间存在着佛教文化交流。
其次，这些东晋、南朝文献绝大多数是在江南抄译的，只有一件造写于芮芮，但最后都流入敦煌或吐鲁番。抄译于都城建康者，如书博11《胜鬘经》、小川广巳藏《妙法莲华经卷六》、P.2196《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第一》、P.2965《佛說生经第一》，第一件由刘宋建康六部尉第五席达抄写，第二、三件是齐、梁时在瓦官寺抄译的，第四件由陈朝白马寺禅房沙门慧湛造写。另外，南徐州、江州、荆州也是抄译佛经的江南重镇。Ch.422《妙法莲华经卷七》、Ch.2521+2836《妙法莲华经》是刘宋升明元年(477年)南徐州刺史萧道成造写的，两年后他革宋建齐；书博14《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四》、P.3471《胜天王般若经序》分别是梁、陈二朝的江州刺史萧伟、黄法氍下令抄译的；S.81《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一》是梁朝佛教徒谯良顒为其亡父于荆州竹林寺造写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书博25《佛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题记：
大同元年(535年)正月一日，散骑常侍淳于于芮芮愿造《金刚波若经》一百卷。今届梁朝，谨卒本誓，以斯功果，普施入境。[15]
这部佛经是一位姓淳于的梁朝使节在出使之国芮芮造写的，他返回梁朝后普施散发。南朝诸国为了抗击北魏，经常派遣使节联络芮芮南北夹攻。出身于西海延水的上定林寺僧释法献，“以宋元徽三年(475年)，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16]《资治通鉴》卷一三五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条云：“上之辅宋也，遣骁骑将军王洪范使柔然，约与共攻魏。洪范自蜀出吐谷浑历西域乃得达。”《南齐书》卷五九《芮芮虏传》云：“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河南传》载齐高帝给河南王吐谷浑拾寅的诏书中说：“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即资遣，使得时达”；武帝永明三年(485年)“遣给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卷十五《州郡志下》“益州”条亦云：“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可见，南朝与芮芮之间的交通，走的是当时畅通无阻的河南道。淳于某出使芮芮，应该也是由此道通行。他出使回国的途中携带了这部佛经，在进入梁朝境内之后沿途散施，其中有一件却流入到了吐鲁番地区的鄯善。
最后，对敦煌与南朝之间的交通略作分析。表一所列敦煌出土的东晋文献，仅京博186《大般涅槃经疏》一件，尾题“东晋义熙六年(410年)四月六日比丘明觉所写”[17]。当时的敦煌正处在西凉统治之下，西凉国主李暠曾经两度遣使东晋[18]，民间抄写的东晋文献流入敦煌也是可以理解的。敦煌出土的其他文献均属南朝。当时南北双方虽然在政治上对峙，军事上战争，但是彼此之间聘使往还不断[19]，民间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也在不断交流[20]。特别是在梁武帝时期，东魏李同轨出使萧梁，梁武帝在爱敬、同泰二寺招集名僧，讲《涅槃大品经》，邀请同轨参加并进行辩论[21]；《北齐书·崔暹传》亦载：“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经。梁武帝闻之，为缮写，以幡花赞呗送至馆焉。”可见在梁武帝时期，南北佛教文化交流较为盛行。最为典型的例证是梁武帝撰写的P.2189《东都发愿文》，前部书有“诸佛菩萨弟子所知所见弟子萧衍罪恶数量多少”，后面则抄“大统三年(537年)五月一日，中京广平王大觉寺涅槃法师智欢供养《东都发愿文》一卷。仰奉明王殿下，在州施化，齐于友称之世，流润与姬文同等，十方众生同含生，同于上愿。令狐休宝书之”的题记[22]。这件文书说明，梁武帝的《东都发愿文》在东魏统治下的中京洛阳被智欢所供养，由敦煌人令狐休宝(即令狐休)书写，大概是通过后者流传到了敦煌。同样，梁武帝敕写的P.2196《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第一》写于建康瓦官寺，也流入了敦煌。
南北朝时期，西北与江南的交通往来主要经由河南道，但河西道并非完全弃绝。据《高僧传》记载，“释法颖，姓索，敦煌人。十三出家，为法香弟子，住凉州公府寺……元嘉(424年-453年)末，下都止新亭寺”；“释僧侯，姓龚，西凉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礼忏。及具戒之后，游方观化。宋孝建(454年-456年)初，来至京师”；“释弘充，凉州人。少有志力，通《庄》、《老》，解经律。大明(457年-464年)末渡江，初止多宝寺”[23]。这些河西僧人，都在刘宋时离开北魏统治的本土乡里，长途跋涉，来到了宋都建康。这透露出，即使是在北魏控制河西的时代，河西与东南之间的交通还是不绝如缕的。由此观之，敦煌出土南朝文献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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