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展望新时代的全球化
——从“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谈起
朱高正
摘 要 中国在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也全力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得到联合国高度的认可，也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欢迎。由于中国的崛起，让世界有了新的选择与希望，以过去五百年以西方殖民帝国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为借鉴，充分发挥人溺己溺、人饥己饥、富不独富的精神，不仅要消灭国内的贫穷，也要消灭全世界各地的贫穷，不分东西、南北，秉持合作、互利、共赢，这就是中国为新时代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美好愿景。
关键词 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 全球化
2013年，习近平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并因筹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而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可。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的创建，可说是二战以后第一个由非西方国家倡议组成的全球性金融机构。亚投行的成立对于补强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不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一直都控制在美、欧、日等工业国家的手里，对于开发中国家贷款的发放向来夹杂着一些难免干涉内政的附带条件；而亚投行则从一开始就遵循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因而广受开发中国家的欢迎。
确定山东省制造业发展升级指标权数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方法（AHP）确定各层指标赋权二级指标的组合权数；其次，选取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山东省不同年份的制造业的升级程度进行综合评价，并选取主成分求取主成分的得分以及各个主成分的权重。其中，各个主成分的权重即为我们进行指数计算所需要的权重。这种赋权方法可以将主观赋权方法与客观赋权方法的优势进行有机结合，能够解决层次分析法由专家进行打分赋权所带来的主观性缺点以及主成分分析方法的样本依赖性等缺点，所以其综合评价与计算所得的指数会与现实情况更加相符。
其实，一带一路的倡议可以回溯到一百年之前，也就是欧战刚结束之际。当时，适逢中华民国的创建，孙中山为了解除人民贫困、实现国家富强，并使中国进入现代工业化国家之林，而提出了“实业计划”，并向当时的战胜国提议将其过剩的物资、人才移转至中国，帮助中国完成基础建设，其中包括兴建一百万公里的公路，十万公里的铁路，北方、东方及南方大港，大型水坝，发电厂，中小学校等。但是，以美、英、法为首的战胜国却对孙中山的倡议冷淡以对，导致孙中山不得已转向联俄容共的政策，因而扭转了整个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方向。
早在五百年前，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揭幕，经由海洋的联系，不同的文明展开密集的接触、交流、互动，甚至冲突，葡、西、荷、英等国由于海外利益的竞逐，终于促成了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新兴的英国因为在世界最优质的产棉区——孟加拉国，无法打败法国，因此只得在西非地区购买大量黑奴运送到北美的殖民地大范围垦殖棉花田，然后再将收成的棉花运回曼彻斯特，而此时已开始采用蒸汽机来纺纱、织布，从而奠定了日不落国的地位。除此之外，借着辽阔的海外势力与先进的工业技术，从世界各处恣意地巧取豪夺而累积大量财富之后，更使得大英帝国在皇宫、城市、港口、军备、教育文化领域的成就皆远远凌驾于各国之上。而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理论，一个国家想要发展，首先就要能够完成原始积累，大英帝国无疑成为日后列强的典范。按照这个思路，回顾过去五百年的历史，最早完成原始积累的国家，首先是十六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及十七、十八世纪恶名昭彰的东印度公司。英国率先在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其后的荷兰、法国、瑞典也相继成立。简言之，工业发达的先进国家毫无例外，莫不是从侵略、奴役、殖民其他地区的民族而完成原始积累的，包括比利时、丹麦，以及后来的意大利、德国、日本也都纷纷加入到殖民扩张主义的洪流之中。而美国与俄罗斯的殖民扩张主义，在美国呈现在西部大开发中，大量屠杀印地安人；俄罗斯则是沿着蒙古金帐汗国西征的老路，向远东开拓直到鄂霍次克海。
过去五百年来，能够不依靠侵略而完成原始积累的，只有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亚洲四小龙的出现，可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特例。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经由侵略别人而完成原始积累的，因此何以会有亚洲四小龙的出现，就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热门话题。要解释这个现象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切入，可能更多的要从非经济的文化因素来探讨。早在二十世纪初，德国的社会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就出版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试图从非经济因素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而这一套思路很自然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被为数不少的海外华人学者所采用，他们发现亚洲四小龙都拥有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社会文化背景。儒家强调的是家庭观念，并十分重视家庭的价值，因此对子女教育的重视远高于其他各民族，加上儒家发源于四季分明的北温带，因此自古以来就已养成了要存粮过冬的文化基因，这也使得节俭与勤奋成为儒家思想极为重视的品德。亚洲四小龙现象强有力地扭转了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百余年来积非成是的偏见。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竟然败于一心脱亚入欧、锐意革新的日本之后，戮力于救亡图存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大多以传统文化为完成现代化的绊脚石。而在出现亚洲四小龙之后，人们发现传统文化非但不必然是现代化的绊脚石，而且可能是完成现代化最重要的底气和助力。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德国出版《儒家共产主义》一书，作者就以儒家共产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换句话说，力行拨乱反正的中国共产党刻意汲取儒家思想对现代化有利的元素，来改造社会主义中国、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完成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在世人面前验证，中国的崛起不必走西方的老路。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以“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提出政治报告，从此中共彻底摆脱极左路线并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四十年来所取得的成果，连德国的媒体都不得不夸赞这种成就是人类有史以来仅见的。在这四十年内，中国国内生产总额增长四十倍、国民人均所得增长一百倍、外贸总额增长二百倍，当今的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汽车销售市场，发电量与工业产值均执世界之牛耳，而国内消费市场也在去年超越美国。这四十年来，中国从一穷二白、工业底子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此之外，改革开放的成就更具体反应在史无前例基础建设成就上面。
虽说全球化是从十五世纪末的大航海时代启其端，这只是从表象来说，要是没有十三世纪蒙古大军的西征与十五世纪上半叶郑和的七下西洋，就不可能会有后来所谓的大航海时代。在蒙古西征之前，东、西方早已存在零零星星、或近或远、或短或长的接触与交流。陆上的丝绸之路可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在秦汉期间也曾接触过罗马帝国，西域诸国与中国的往来更在隋唐时期达到高峰。蒙古大军的西征只不过是将这些散布在欧亚大陆上的大大小小王国与部落给予政治上的统合，蒙古帝国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跨洲、跨文化的全球性霸权。但因为蒙古人出生于草原地区，不习惯南方湿热的气候，这就造成了虽曾尝试征服越南、缅甸，却都功败垂成，整个东南亚、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与非洲都幸免于蒙古骑兵的蹂躏。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明王朝海洋政策的改变，由开放走向闭关锁国、执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使得中国与风起云涌的大航海时代潮流脱钩。今天所说的全球化就是以大航海时代揭开序幕的。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宣布美洲为西班牙王朝所有；来年（1493年），罗马教皇下诏将地球分给西班牙和葡萄牙。葡萄牙人达伽玛在1498年发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尔后到达东非的摩加迪沙，正是郑和下西洋的最西端。自此以后，葡萄牙人就沿着郑和的老路东进，在1511年消灭了马六甲王国，1523年抵达中国的广东，再航行到日本的长崎，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建立起葡萄牙锁链。葡萄牙人率先开启了从西欧前往印度、远东的新航道，紧接而来的则是西班牙人与荷兰人。荷兰地区原为西班牙的属地，后因争取宗教信仰自由而与西班牙进行了长达八十年的战争，直到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新兴的英国打败，并于1648年签订西伐利亚条约，才正式承认荷兰为主权独立的国家。自此而后，神圣罗马帝国的影响力逐渐式微，而西欧新兴的民族国家则竞相投入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导致非洲与亚州在大海沿岸地区的人民开始了长期被殖民、奴役的岁月，这与郑和宝船舰队所带来的友谊、和平与繁荣，成为明显的对比。
创新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协助相关司局继续指导做好科研机构的分类改革，加强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建设，协调有关部门，努力解决转企改制科研机构的遗留问题。健全完善人才培养、选拔和任用机制，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继续加强水利科技管理机构自身建设。
至于海上丝绸之路，现阶段的重点仍然放在帮助沿线国家改善港口设施、提高营运能力，然后在相关港口附近广设工业园区或自由贸易区，像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原本负债累累，经中国承包之后，逐渐转亏为盈，重新扮演起重要商港的角色；像中巴经济走廊出海口的瓜达尔港的第一期工业区、缅甸皎漂港的经济特区，也都在中国的帮助之下开始营运。遥想六百年前，郑和的宝船舰队七下西洋，足迹涵盖东南亚、印度洋，以至东非，在这广大的海域，翦除海盗，保障贸易安全，促进地区繁荣，更被赞誉为和平舰队。如今，海上丝绸之路因为中国的加入，将对沿线国家港口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再次发挥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早在1992年中国就已经展开关于兴建欧亚大陆桥的可行性研究，但当时由于苏联刚瓦解、中亚形势动荡不安，因此采用铁路运输打通欧亚的构想未能实现。直到二十年后的2011年，从中国重庆开往德国杜伊斯堡的渝新欧国际铁路终于得以启程。比起海运的四十多天航程，经由中欧班列可以缩短至十五天，运输费用也大为节省。中欧班列的开通为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新的希望。甘肃生产的西红柿可以轻易地出口到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因为紧邻中国，是中欧班列干线的必经之地，深受其益。为了迎接中欧班列，哈萨克斯坦一方面改善原有的铁路设施，另一方面也加强了里海沿岸的港口设施，这使得沉寂已久的以商贸为主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生机。沿线国家除了铁路班次不断地成长，关税、基础设施的改善之外，马上即将实现的就是从江苏的连云港穿越哈萨克斯坦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中欧国际公路。以此看来，欧亚大陆之间的铁、公路运输将日益繁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分流海上运输的资源，因大航海所造就的世界面貌将开始改变。在此前景下，中国适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因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长期处于战乱、贫困而经济落后，中国在百年前曾遭列强的侵略，因此更能感同身受，比起西方强权，更能与沿线国家互相理解，秉持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来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消化过剩的产能、保持在基础建设领域的发展与创新的能力；对于沿线国家而言，可以与相关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对接，先落实易行、可行的方案。此外，除了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之外，中国还成立丝路基金，专项给予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金融支撑。中国在历经百余年的苦难、备受列强的剥削欺凌之后，刻苦奋力自强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对于自古以来就是老邻居的沿线国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完全可以感受欠发达国家人民心中的苦。要改善这种困境，首先就是要完善基础设施，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体现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理念。
中欧国际公路
对表达思想感情强烈的课文，教师应多花点精力，指导学生进行表情朗读，以读激情，引起共鸣。《再见了，亲人》一文的语言感情充沛，运用了比较多的祈使句、感叹句等句式，来表达赞美、感激、关切、崇敬等感情内容，字里行间洋溢着中朝人民的深情厚谊。教学时，为了让学生体会这种感情，我指导学生朗读重点句、重点片断，通过齐读、指名读、默读、轻声读等，从多次反复的朗读中激发他们的感情，从而体会到中朝人民的友谊确实是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是用鲜血凝成的。
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之后，一方面部署重兵戍守北方，以防止蒙古残余势力的再次入侵，如派遣四子燕王朱棣驻守北京、十七子宁王朱权驻守内蒙古；另一方面，开始有意经略东南亚，征服越南则为日后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础。其实，从东非、印度洋经东南亚到日本的这一片辽阔的海域之内，也是自远古以来就有接触，包含贸易与战争。早期的波斯商人到后来的阿拉伯商人是其中最活跃的商帮，在印度半岛的沿岸与东南亚地区相继投入了或商或盗的海上交通行列。十五世纪上半叶，郑和的七下西洋可说从东非到东北亚的这一广大海域上建立了以明帝国为天朝的权力顶端。天朝与藩属之间的贸易制度因而建立并延续至清朝，而使这一片海域第一次进入全球化的舞台。后来随着天朝政策的调整，终止了宝船舰队巡视海上秩序的任务；七十年后，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西方殖民帝国主义，才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承接上郑和下西洋的航线，而填补了权力的真空，从而开启了近五百年来对此海域烧杀抢掠与奴役的悲惨历史。换句话说，西方人倚仗着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优势，以先进的船舰、火炮征服并奴役了整个非西方世界，这也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这种形势在二战以后转变成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但仍然是西方世界内部的矛盾。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柏林围墙的倒塌、华沙公约组织的瓦解、原苏联的解体，形成美国独霸全球的地位，而美国的历任总统无不坚决反对欧盟所倡议的多极世界，始终坚持美国所追求的单极世界。这一切随着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并主张美国优先，不仅将美国推到欠开发和开发中国家的对立面，甚至连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如欧盟、加拿大、墨西哥与日本，也都相继与美国濒临摊牌决裂的处境。一言以蔽之，当今的美国可以说是把近五百年来的全球化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意追求自身的繁荣富强，却不顾他人的死活，由此似乎也宣告这种全球化已经走到尽头。
西方国家之中，尤其是美国，在二十年前根本不可能想象中国会突然崛起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无法想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扭转了中国的历史进程。1993年中共引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使得改革开放踏上新台阶。其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取法于战后联邦德国所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它是兼顾社会正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利伯维尔场”经济体制。一般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将政策目标集中在经济成长与物价稳定，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进一步要求充分就业与社会安全体制的建立。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后，1982年先引进市场来调节计划经济，1988年修改宪法，使市场与计划经济并轨；1993年再度修宪，引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此而后，国有经济营运效率大幅提高，民营经济则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使得中国在1997、1998年出现全民开始脱贫的现象，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因此出现巨大的转变。
理想的发展模式是什么？钟秉枢(2013)认为需要在继续发展传统优势项目的同时，突出发展集体对抗和体能类项目，还要关心运动员的长远利益和全面发展。对竞技体育的发展模式的思考应该不忘初心，回归本质，孙科(2012)认为竞技体育价值导向应回归理性，能真正满足人全面发展的需要，如果忽视了“以人为本”，那么竞技体育就会偏离原本的模样。进入后奥运时代，体育改革是必须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改革究竟怎么改，如何具体实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首度揭橥新时代的理念，强调中国人民从1949年的站起来到1978年要让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则是要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新时代。新时代具体呈现在人民对生活有更高的要求和更美好的向往，不只要求在经济上量的增长，更要求在生活上质的提升，因此不能再满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新时代也体现在“四个自信”，除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而外，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新时代更意谓着中华优秀文化的全面复兴，在西方近五百年来的全球化走到尽头的时候，中国将为新时代的全球化贡献出中国方案，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源自《礼记·礼运·大同篇》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种世界大同的理想在传统文化之中源远流长，与近代西方的工业先进国家大异其趣。西方工业先进国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历经了激烈的社会冲击之后，纷纷施行社会立法，大幅改善国内经济上弱势族群的困境，在一定的程度上，落实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但讽刺的是，对其海外殖民地与国际政治上，却仍然是奉行弱肉强食的霸道政策，今天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说是集大成的代表。而中国在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也全力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得到联合国高度的认可，也的确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欢迎。这从当今中国与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与非洲国家、阿拉伯世界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其受到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中国的崛起，让世界有了新的选择与希望，以过去五百年以西方殖民帝国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为借鉴，充分发挥人溺己溺、人饥己饥、富不独富的精神，不仅要消灭国内的贫穷，也要消灭全世界各地的贫穷，不分东西、南北，秉持合作、互利、共赢，这就是中国为新时代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美好愿景。
郑和的七下西洋
参考文献：
［1］朱高正.儒学对中国现代化与重建国际秩序的意义［J］.哲学分析，2012(6).
［2］朱高正.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8).
作 者 朱高正，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德国波昂大学哲学博士。（北京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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