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诸子赋论的时代转换与文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诸子论文,先秦论文,意义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5)08-0095-06 集部出于诸子，故余嘉锡称“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先秦两汉诸子著作，即为后世文学理论的渊薮。以赋论为例，先秦两汉诸子著作，皆有文献记载。结合诸子赋作看，这个时期的赋论，既有前后一贯的共性，也有特定时代的特殊性。从文学发展与时代进化的角度看，某些理论呈现出随时代而转换的文学特征。 赋体文学产生之后，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赋体撰写理念，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转换特征。以往研究赋体文学，我们可能比较关注从大赋、小赋、诗体赋、骚体赋等角度考察其演变情况，对赋论之产生与前后变化，尚缺乏深入的分析，对赋论前后演变的轨迹与原因也未进行深入清理。 一、先秦赋类与“赋志” 先秦时期赋体作品已有不少，《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孙卿赋十篇”“秦时杂赋九篇”，属于先秦之赋，计六十四篇。如果“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中有先秦赋作，先秦赋作的数量就更多了。 就赋体而言，《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赋体之“屈原之属”“陆贾之属”“荀子之属”“杂赋”四类，从体裁上划分，刘师培将前三类定为写怀、骋辞、阐理，杂赋未予置评；章炳麟以屈原赋为“言情”、孙卿赋为“效物”、杂赋“近纵横”，陆贾赋未及之；顾实将四类赋分为抒情、说辞、效物、诙谐。这几种分法，都存在过于绝对化的问题。例如，从题目看，“杂赋”中的《杂中贤失意赋》十二篇、《杂思慕悲哀死赋》十六篇，显然有“写怀”或“抒情”色彩；《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杂器械草木赋》三十三篇，显然又有“效物”之性质。 虽然如此，前贤提出的写怀、骋辞、阐理、效物、抒情、说辞、诙谐等说法，却符合当时赋论发展的事实，即赋的体裁比较多，风格也多样。结合这些说法，根据先秦赋作的题目与内容，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如下几类：体物赋，如屈原《橘颂》、荀子《云》《蚕》、宋玉《风赋》；说理赋，如荀子《礼》《智》《箴》、唐勒《论义御》；论辩赋(或称问对赋)，如楚佚名《说弋》、宋玉《对楚王问》《登徒子好色赋》《九辩》；抒情赋，如《离骚》《九歌》等；叙事赋，如《登徒子好色赋》《离骚》中皆含有叙事成分；杂赋，是题材、内容较为驳杂之赋作。 值得注意的是，未必以“杂”为题者皆称“杂赋”，如“《秦时杂赋》九篇”，在“荀卿赋之属”，这九篇“杂赋”与第四类“杂赋之属”应该有所不同。据“杂赋”中的篇名看，题材驳杂褊狭，内容隐秘不彰者，皆可称“杂赋”，如描写自然景物的草木、风雨、云旱、禽兽、六畜、昆虫，或个人情感的失意、悲哀、生死观念，或生活、娱乐中的器械、鼓琴、剑戏，或日常生活少见的四夷、兵戎、隐书思想等。此类赋作，主题不甚统一，故称为“杂”。 本时期主要的赋作撰写原则是刘勰所言“铺采摘文，体物写志”，其思想渊源则是刘勰所言“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其基本范式为刘勰所言“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1](P49)。班固对本时期赋论的总结较为具体，其《诗赋略》云：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2](P1755-1756)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先秦赋的发展有一条主线：诸侯卿大夫“微言相感”“称《诗》以谕其志”——“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孙卿、屈原“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宋玉、唐勒。这条主线的理论轴心，就是《诗经》之“志”“义”。刘勰后来总结的“写志”，亦是此意。 严格意义上说，先秦时期赋论的主要指导思想与《诗经》的“谕志”一致，其作用虽主要不是“别贤不肖而观盛衰”，但其中的“贤人失志之赋”“作赋以风”与“恻隐古诗之义”，明显继承了《诗经》“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的政治理想。从这一点上说，先秦赋作，亦是“言志”“写志”之作。《书》云“诗言志”，先秦时期赋作的主体理论，亦可称为“赋言志”“赋志”。 先秦赋作之“赋志”，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抒写个人或他人之“志”，表达个人喜怒哀乐之情；二是抒写个人或他人所寄托的国家之“志”，起到一定的“讽谏”意义。例如屈原的《离骚》，王逸就总结为“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衺，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两个方面。《九歌》亦如此，王逸认为此作“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其主旨亦是“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宋玉《九辩》，从国家层面上说，王逸以为“辩者，变也，谓陈道德以变说君也。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从个人层面上说，王夫之以为“玉虽俯仰昏廷，而深达其师之志，悲悯一于君国，非徒以隗穷为怨尤”[3](P1、25、121)。荀子《成相》，则具有明显的“讽谏”性质，荀子云：“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主忌苟胜，群臣莫谏必逢灾”，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主题揭示。杨倞注称：“杂论君臣治乱之事，以自见其意，故下云‘托于成相以喻意’。《汉书·艺文志》谓之《成相杂辞》，盖亦赋之流也。”[4](P457)由此可见，“讽谕”是先秦赋的主要特征，班固认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证明先秦赋与汉代赋主旨与理论有所差异。 先秦赋作中的抒情、说理、叙事、论辩赋作，与“赋志”关系最为密切，并且内涵广泛；体物、杂赋之作，蕴含的“赋志”就比较单一，很大情况下主要说具有《诗经》“多识于鸟兽虫鱼”的功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他赋作，也与《诗经》此功能密切相关，说理赋中，就有介绍陌生事物的作用。唐杨倞注荀子《赋篇》即云“所赋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时多不知，故特明之”[4](P472)就是这个道理。由此看出，先秦赋论产生并不复杂，即直接来源于“诗言志”思想。而刚刚脱胎于《诗经》的赋体文学，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算作是《诗经》功能在新时期的进一步演化。 先秦赋作之“赋志”理论，对于赋体撰写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根本上说，先秦赋体撰写，遵循《诗经》“诗言志”与孔子所言“多识于鸟兽虫鱼”之“雅言”传统，体物、抒情、论辩、说理与叙事之赋，皆出士大夫创作；杂赋虽未标注作者，然据其内容，不可能出自下层文人之手。这种作者群体与身份的限定性，决定了先秦赋作必然具有个人情感寄托与君国讽谏意义的双重功能。但是，在战国末年的大动乱背景下，屈原、宋玉、唐勒、荀子等赋家之作，讽谏的性质不是很突出，个人情感的宣泄与政治教化或知识性介绍的成分更大。或者笼统一点说，先秦赋作更重个人之“志”，而使其赋作具有深刻的“抒情”传统。 汉初陆贾、贾谊赋仍然继承此传统，以个人“心志”与“抒情”为主，少有讽谏之“赋志”。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 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岂虚至哉！[1](P281) 据刘勰，陆贾《孟春赋》“其辩之富”，具有纵横家气象，属于先秦论辩赋之列；贾谊“议惬而赋清”，议论妥帖，辞赋清新，属于先秦抒情赋之列。二人皆长期被外戚排除在政治主流之外，个人被边缘化，赋作必然多个人郁愤书写、少讽谏君王成分。这非常符合先秦赋作的文学特征。例如，贾谊《鵩鸟赋》《吊屈原赋》皆为个人情感寄托，属于先秦抒情赋之列；其《旱云赋》《簴赋》，则属于先秦杂赋体。其他如枚乘《梁王菟园赋》《笙赋》《柳赋》，邹阳《酒赋》《几赋》、公孙乘《月赋》、路侨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羊胜《屏风赋》、孔臧幼年所作《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等小赋①，多四言诗体形式，亦属杂赋之体。可以说，汉武帝时代大赋产生之前的赋作，基本沿袭的是先秦“赋志”传统。 从社会功能上说，“赋志”主要抒发个人“心志”，属于“主文而谲谏”的范畴，并非直谏，故《屈原列传》称宋玉等人之辞赋“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这就为汉代辞赋的走向奠定了基调。汉代辞赋的“讽谏”“劝百讽一”，以及“尚辞”之宏侈巨衍，皆为先秦辞赋“从容辞令”的进一步发展。 二、“赋心”“赋神”的内涵与文学倾向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有“屈原赋之属”“孙卿赋之属”“陆贾赋之属”，首列者皆楚人，或者即有尊“赋出楚人”之意。深入分析西汉赋家作品，却体现出“赋心”“赋神”不同的赋论思想。 “屈原赋之属”，凡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据上文，屈原、唐勒、宋玉属于先秦，汉初之赵幽王赋、庄忌赋、贾谊赋、枚乘赋，皆上承屈原、荀子赋抒情传统。司马相如赋、淮南王赋、淮南王群臣赋、太常蓼侯孔臧赋、阳丘侯刘郾赋(齐悼惠王子，汉景帝四年被削为司寇)、吾丘寿王赋、蔡甲赋、汉武帝所自造赋，皆汉武帝时期赋作。兒宽赋、阳成侯刘德赋、刘向赋、光禄大夫张子侨赋、王褒赋，同属近臣之赋，如《汉书·兒宽传》：“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汉书·王褒传》：“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2](P821)他们这种近臣身份，为其赋作注入了两种倾向：第一，政治上的得势与皇帝的格外宠信，使其赋作包含着“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宏大气象与“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家之心”②；第二，政治地位与身份的特殊性，使其能够以近臣身份赋予汉赋作品以讽谏主旨。前者符合他们对知识掌控与信息传递的需要，后者则是他们在赋作中的寄托遥深；二者的结合，则体现着赋家对政治权力的无限向往和对国家政治的高度关心。这就是汉武帝时期赋家的社会关怀与现实关切。这种赋论，刘熙载结合《西京杂记》的记载总结为“赋心”，其特征有三：第一，与《诗》之“鸟兽草木”的学习有关；第二，与“雅言”有关；第三，与“诗言志”有关。这说明，汉代“赋心”理论继承了先秦《诗经》“诗言志”与“赋志”传统以及先秦文化的传授传统，并且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赋予作品以鲜明的讽谏功能。此类赋作的本质特征，就是其中既含有作家本人的学术思考和情感寄托，又含有他们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思考。 “赋心”之作，“主文而谲谏”，多劝谏、多训导、多教化，功能类同《诗经》。赋家往往继承先秦史家“直书”传统，在文章中表现出鲜明的价值取向和直接的社会干预倾向，其中所有的景物描写，皆为特定的文章主旨服务。如枚乘《七发》，其中写自然音乐、山珍海味、骏马良御、山海奇观、校猎场面、曲江观涛等，并非为情而写景，而是写景以“写志”，即具有特定的写作主旨。所有的景物描写，都是为阐述“天下要言妙道”服务。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侈靡多过其实，且非义理所止”，但所有的夸饰皆为揭示“仁者不繇”的主题。这种赋末“劝诫”的体式，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严重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 “陆贾赋之属”，所见作家有枚皋、朱建、常侍郎庄葱、严助、朱买臣、宗正刘辟强、司马迁、郎中臣婴齐、臣说、臣吾、辽东太守苏季、萧望之、河内太守徐明、给事黄门侍郎李息、淮阳宪王、扬雄、待诏冯商、博士弟子杜参、车郎张丰、骠骑将军朱宇，凡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 汉初五十年以内的赋家中，朱建被汉高祖赐号平原君，枚皋、庄葱、严助、朱买臣同为汉武帝近臣，并能受到皇帝特殊的宠信③，宗正刘辟强武帝时“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冠诸宗室”，汉昭帝“举茂才刘辟强、刘长乐皆为光禄大夫，辟强守长乐卫尉”，司马迁为太史。郎中臣婴齐，班固注：“武帝时。”颜师古曰：“刘向云故待诏，不知其姓，数从游观，名能为文。”[2](P1731-1732)臣说、臣吾皆武帝时人，姚振宗认为二人“亦官郎中”[5](P320)。陆贾本人亦为高祖太中大夫。据此可知，汉武帝时“陆贾赋之属”之赋家，皆为皇帝近臣，或为郎官，或为大夫，其才能皆长于文辞、论议。他们这种特殊的身份与才能，为其进谏皇帝提供了便利。陆贾代表汉王朝多次出使南越，并能在高祖前从容进谏，可证。其他如司马迁、严助、刘辟强等，皆有此便利条件。枚皋“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其实也有委婉而讽的意思。之所以说他们“委婉而讽”，就与他们这种近侍身份有关。这些赋家其实并非国家重臣，类似倡优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向帝王直言相谏，其赋作必然更加倾向于对自然万物的形象描绘。扬雄《法言》称“人心其神”“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万物作类”，罗根泽先生认为：“这虽不是对赋而言，然若以适用于赋，亦当然是‘赋神’。”[6](P93) “赋神”之作，呈现出两种文学倾向： 第一，赋作“讽谏”的成分大大减少。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扬雄生活的时代，除了汉成帝稍微喜爱汉赋，汉哀帝、汉平帝，即位时年岁不大(汉哀帝十九岁、汉平帝九岁)，对汉赋尚无明显喜好，况且权力不在他们手中，此时赋家并无讽谏必要。其次，汉成帝以后，外戚擅权，赋家远离政治核心权力圈，更无直谏机会。甚至到后来，刘歆、王莽被赶出京城；再至王莽时，扬雄只能校书于天禄阁。此时的赋家，即使有作品也只能“劝百而讽一”“劝而不止”。 第二，赋家对政治的关注度大大下降，对社会管理的干预大多采取了迂回方式。这种写作模式，大大降低了汉赋的“志”“心”功能。很多情况下，阅读者很难从赋中看出赋家“讽谏”的意图。这就造成了汉赋作品的“写实”色彩，文学性相应增强。如扬雄《河东赋》，其中有大量场景描写：“于是命群臣，齐法服，整灵舆，乃抚翠凤之驾，六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张耀日之玄旄，扬左纛，被云梢。奋电鞭，骖雷辎，鸣洪钟，建五旗。”还有个人心理感受：“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龙门，洒沉灾于豁渎兮，播九河于东濒。登历观而遥望兮，聊浮游以经营。乐往昔之遗风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眽隆周之大宁。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与彭城。秽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也有自然景物描写：“云霏霏而来迎兮，泽渗漓而下降，郁萧条其幽蔼兮，滃泛沛以丰隆。叱风伯于南北兮，呵雨师于西东，参天地而独立兮，廓荡荡其亡双。”[2](P3538)诸如此类的文学描写，基本上没有特定的政治色彩，而是作者对当时实际情况的忠实记录。尤其是赋末没有明确的主旨揭示，显示《河东赋》每一段景物描写，并非为特定的政治主题服务。凌稚隆《汉书评林》认为：“雄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盖望帝之自兴而至治，以臻帝皇也。‘轶五帝’、‘蹑三皇’四句，正以此意讽帝云。”如果确实如此，这种“讽”也真的是连“劝百讽一”都算不上。 汉代赋论，无论是“赋心”还是“赋神”，赋家身份不外乎两种：侍臣与大夫。班固《两都赋序》云：“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这些人物，皆在“孙卿赋”“陆贾赋”之列。其写作主旨，即班固所云“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7](P21)。其本质，实际上就是将赋论分为“赋心”(宣上德而尽忠孝)、“赋神”(抒下情而通讽谕)两类。这也就是汉宣帝所言“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但从本质上说，两类赋论，皆有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意图。但就汉代特定的历史背景来说，失去了“讽谏”功能的汉赋，虽然文学性有所增强，但其政治意义大大削弱。扬雄时代的汉赋，与贾谊、司马相如时代相比，已经面目全非，故扬雄感叹：“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2](P1756) 三、诸子赋论的文学性与写实性 先秦两汉赋论，无论是“赋志”还是“赋心”“赋神”，除了具有文学性，还蕴含着赋家寄予文学的政治理想与现实关怀之情。其赋作，虽然无法做到“直谏”，但“主文而谲谏”“讽谏”与“劝百而讽一”之中，却既有赋家“抒下情而通讽谕”的人文情感，也有“宣上德而尽忠孝”的社会关怀。 荀子《赋篇》，往往直接阐明描写对象的政治功能与社会价值，体现了赋家特定的现实指涉。如《礼》篇开篇点名其意义：“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4](P472)，将其与“王霸”大业相联系，体现了作者的政治思考。《智》篇亦指明其“大参乎天，精微而无形。行义以正，事业以成。可以禁暴足穷，百姓待之而后宁泰”的现实价值，以及“百姓待之而后宁也，天下待之而后平”的政治意义，并将其称为“君子之知”。由此看出，辞赋可以直接揭示出写作对象的现实意义，承载说理、教化之功能，是《诗经》无法实现的新文体。同时，通过揭示写作对象的社会价值，体现赋家本人的撰写意图与政治理想，并且不失其文学审美意义，也是其他文体所不能达到的。更重要的是，赋家本人的政治理想与现实关怀，也可以通过辞赋描写对象得以呈现出来，荀子《云》《蚕》《箴》赋，皆是。 屈原《离骚》，虽多个人郁愤，但其写作起源与个人遭遇有关，其目的则是通过赋作劝诫楚王，实现政治清明之目的。《史记·屈原列传》称“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8](P2482)，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其中写“三后之纯粹”“尧舜之耿介”“桀纣之昌披”“党人之偷乐兮”等，无不反映着屈原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感受，其赋作目的亦昭然若揭。贾谊《吊屈原赋》，司马迁说他撰写此赋“以适去，意不自得”，又称其撰《鵩鸟赋》“适居长沙”，二人相似的贬谪经历与相通的社会情感，为其作品赋予了相同的目的与主旨。 司马相如《子虚赋》，虽然借“子虚”“乌有先生”与“无是公”三人“推天子诸侯之苑囿”，但“其卒章归之于节俭”，此“风谏”即为“赋家之心”，即其对社会、政治之关心。王褒《洞箫赋》，文学成就较高，故刘勰《文心雕龙·才思》称：“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1](P281)这种题材因为与音乐相联系，具有更大的文学与音乐节奏美感，适于诵读，故“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2](P2829)。但王褒此赋，又有“感阴阳之和，而化风俗之伦”的寓意。 最有意思的是王褒两篇俗赋，《僮约》与《责须髯奴辞》，以嘲谑口吻写下层奴仆，是对当时政治生活的现实反映。王褒立券买仆，其“奴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之规定，以及《僮约》中奴仆便了“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的形象，是对当时吏民、豪族买卖奴婢的真实写照。汉成帝、汉哀帝时期，豪杰、官吏疯狂地购买田宅、广蓄奴婢，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2](P324-325) 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2](P336) 王褒这两篇赋，或者并无揭露现实的本意，但客观上却表现了西汉的政治矛盾与社会问题。这种“写实”，是汉代赋论的文学表现形式。 这种俗赋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1993年，江苏东海县尹湾发掘了六座汉墓，六号墓出土的编号为114至133的简牍，是一篇存664字的《神乌赋》。据同墓所出木牍纪年，墓主人的下葬时间为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正是扬雄生活的时代。此赋“其性好仁，反餔于亲。行义淑茂，颇得人道”，即是赋作寄寓的主旨；赋末“穷通其菑，诚写悬以意赋之”，则是赋家撰写此赋的主要目的，也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 王褒生活在汉宣帝时期，据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言汉赋“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之说，当时社会繁荣推动了汉赋的创作数量，并且造成了汉赋对现实社会的文学表现。王褒是司马相如与扬雄之间的过渡人物，从其作品看，王褒赋作已经与司马相如的“赋心”之作有很大不同，尤其是他的俗赋作品具有明显的“写实”特征。 俗赋体现的这种“写实”倾向，是后来扬雄“赋神”论的主要宗旨。扬雄深谙辞赋之旨，其撰写赋作具有明确的写作意图，故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子云属意，辞义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1](P281-282)“子云属意，辞义最深”，正是对扬雄赋文学与社会价值的肯定。 扬雄早年在蜀时，辞赋撰作仿司马相如，故其文多禄利致用之心。扬雄吊屈原之《反离骚》，与贾谊《吊屈原文》的不同，就在于贾谊是本着与屈原相似的人生体验而吊，其中更多道家思想；扬雄则是以更为“入世”的人生态度批评屈原，如《汉书》记扬雄“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2](P3515)，明显多儒家入世色彩。这种情形下撰写的赋作，必然多歌功颂德而少委婉而讽，如扬雄《甘泉赋》，社会背景是“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士，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虽然《汉书》称扬雄“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但细读全赋，除了对出行场景的细致描绘和对汉成帝求嗣的良好祝愿，根本看不出一点“风”意。《甘泉赋》末“辉光眩耀，隆厥福兮，子子孙孙，长亡极兮”，直接为汉成帝求嗣的政治目的服务。 《羽猎赋》也是如此，虽然赋末有汉成帝“乃祗庄雍穆之徒，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未皇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因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的貌似悔悟之词，但与全赋铺采摘文相比，这种“讽”全赋主旨根本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扬雄所言“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云云，看似“讽喻”，实则表现汉成帝的畋猎符合“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而其中写畋猎之场面壮观、天子之恢弘气象、池苑之阔大与物产之丰饶，其本意仍然在通过“写实”歌功颂德，赞扬汉王朝的强盛。至于扬雄《长杨赋》，更是为了表现“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与“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其王侯”之主题，政治意味更加明显。 无论是“赋志”“赋心”还是“赋神”之作，在保持一定文学性的同时，先秦两汉诸子赋家皆怀有深刻的政治与社会目的。顾彬认为汉赋中的自然描写无不有“与朝廷和宗教意图的密切关联”[9](P62)，这种说法虽然有点绝对，但也不无道理。用现代的文学理论说，这就是“写实”，是诸子赋作的重要文学特征。可以说，诸子辞赋之“讽谏”“劝百而讽一”，适应了辞赋“写实”需要，“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或揭露时弊，或歌功颂德，时刻与社会现实保持紧密的联系。这种文学性与现实性的密切结合，尤其是现实性的着重体现，是诸子辞赋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之所在。 文学作品是反映现实、服务于现实的，不可能是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乌托邦”。中国文人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与人文精神，具有对所处社会的自豪感与对未来的忧患意识，同时具有将文学作品作为“抒下情”“宣上德”的学术价值观念。从先秦两汉诸子赋论来说，儒家之“入世道”，即后世之“经世致用”思想，是中国学术与文学的一贯传统。一直到明清时期，这个传统一直没有改变。“诗史”传统与“实学”思想，就是这个传统的典型表现。研究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除了挖掘它们在当时的衍化过程，还需要深入分析它们在当下的文学意义与实践价值。 ①孔臧《谏格虎赋》虽题名有“谏”，本意实非为“讽谏”，而仅仅是模仿之作。 ②《西京杂记》：“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牱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 ③《汉书》卷六四《朱买臣传》：“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标签：屈原论文; 文学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先秦时代论文; 汉朝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诗经论文; 读书论文; 离骚论文; 九歌论文; 荀子论文; 甘泉赋论文; 西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