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中的“碳”不平等交换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不平等论文,国际贸易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关于国际贸易与碳排放和碳交易的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研究视角基本都是关于进出口贸易对环境和资源的影响的直接分析，研究方法也基本都是采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或统计学等方法，而很少有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以不平等交换的视角来分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贸易中内涵的“碳”不平等交换问题。我们认为，在国际贸易交换活动中，除了直接体现在国际商品价值方面的不平等交换之外，还存在“碳”的不平等交换。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使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贸易品生产技术和国际碳排放标准的制定权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是“碳”不平等交换的重要原因。
一、国际贸易中的“碳”不平等交换的理论分析
由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以及技术进步水平，发达国家在生产结构、消费结构以及环境管制等方面都与不发达国家产生巨大差距。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不平等交换，其实也是“碳”的不平等交换，这主要可从以下两个角度加以考虑。
第一，生产技术差异导致的不平等的碳交换。技术上的差异使得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加工环节或低技术资本密集型等传统产业逐步转移到不发达国家，而这些产业大多是能耗型、污染型产业。不平等的国际产业转移和集聚格局，使得发达国家专门从事清洁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服务密集型等产品，而不发达国家则成为高耗能、高污染型产品的“世界工厂”。前者享受了产业转移带来的收入上升、环境质量改善等好处，而后者则成为“污染避难所”。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的污染和能耗并非下降了，只是转移了。西方研究机构曾经指出：14%的中国废气是由生产出口到美国的货品所造成的；每一件在中国生产出口到英国的物品，其废气排放量比在英国生产要多1/3。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变相地把废气排放量转嫁到中国。①可见，国际贸易中的“碳”不平等交换的机理为：出口产品在国内生产，在消耗“碳”能源的同时将“碳”废料排放在国内；而进口产品是在国外生产，不消耗国内的“碳”能源，也就不会在国内排放“碳”废料。发达国家多增加进口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量高的产品，就可以减少自身的碳排放量，而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对外贸易上显示为顺差，但资源环境却在产生“逆差”。这种国际不平等的“碳”交换，使得广大不发达国家不仅损失大量贸易利益，而且还陷入环境资源危机之中。
第二，人为单方面制定的碳排放标准，使原本有技术差异导致的国际不平等碳交换变得更加明显。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低碳生产技术都集中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这些国家凭借技术优势自然成为国际碳排放标准制度的制定者。其制定的标准表面上旨在控制世界碳排放总量，其本质则是对广大欠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变相占有。少数发达国家在经历先前一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之后，已基本完成传统产业升级，迈入低耗节能的新经济时代；而广大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历史上处于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现代经济起步较晚。同时，不平等的国际产业转移无形中控制了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向，限制了其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度处于一个极不平等的状态中。在这种背景下，由少数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碳排放标准只会有利于少数发达国家，并成为他们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国际剥削和不平等交换的新手段。
二、国际贸易中的“碳”不平等交换的经验分析
（一）技术差异导致的国际贸易中“碳”不平等交换
在实际贸易过程中，技术差异导致的“碳”不平等交换成为现实经济条件下的一个重要表现。综观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能耗和污染一般呈逆向同步变动趋势，产业结构越高级，其产品的能耗性和污染性越小。在从手工业生产向机械化生产转化的工业化初期，产业的发展对原材料消费需求十分高涨，因此其耗能性和污染性也随之上升。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发展，发达国家产业发展逐渐由以往的资源依赖型转变为技术依赖型。而不发达国家的相似产业发展却大多以粗放式路径为主，在技术投入和能源的有效利用方面与发达国家具有明显差距。以铸造业为例，这个产业是制造业的基础产业，也是能耗和污染都较高的产业。据国外机构的统计，中国铸件企业的数量达26000家，但铸件企业的年均产量远远低于只有几百家或一两千家铸造企业的德、美、法、日、韩、意等国。但由于中国大多数铸造企业技术工艺水平低下，自主创新能力弱，因此，中国铸造业的资源环境成本与发达国家相比较高：从平均生产每吨铸件的能耗来看，日本为334公斤标煤／吨，德国为356公斤标煤／吨，美国为364公斤标煤／吨，英国为536公斤标煤／吨，而中国则为830公斤标煤／吨。②
另外，单位美元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这两个指标分别是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按照统一口径统计测量的环境能源类变量，主要反映了各国的能源使用效率和废料处理技术。从国际比较来看，无论在能耗方面，还是排放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如图1）。首先，从消耗来看，中国生产每千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量虽然从1990年的691.74千克油下降到2006年的316.77千克油，但是仍是七个国家中单位价格耗能最高的国家。其次，从排放来看，中国创造1美元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要远远大于其他六国，在1990年与其他六国均值相比高出3.79倍，虽然这一指标在随后呈现出多年下降的趋势，但是截至2006年，这一指标仍比其他六国高出2.58倍。
图1 单位美元GDP所排放、消耗的能源国际比较：1960-2006(PPP)③
（二）国际产业转移导致国际贸易中“碳”不平等交换
不平等的国际产业转移是导致国际贸易中“碳”不平等交换的重要方面。从国际范围来看，每一次的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几乎都伴随着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国际转移。在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国际产业的转移，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巴西等国家的单位GDP能耗的波峰均在时间轴上呈现出自左向右依次递推的趋势。而在每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完成之后，转出国的单位GDP能耗便逐渐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图2 发达国家千元GDP能耗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白泉：《国外单位GDP能耗演变历史及启示》，载《中国能源》，2006(12)。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其国内环境规则对产业的约束性也随之不断提升。出于制度约束、产业发展目标和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将传统的能源污染密集型工业转移到资源丰富、环境管制较低的国家④⑤。一些学者已经通过研究证实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已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39%以上的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⑥另外，通过对中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四个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FDI)流入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能耗和二氧化碳(
)排放的数据比较发现：在这四个国家中，FDI流入量均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能耗、制造业出口产品排放量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图3）⑦。另外，从增长速度来看，四国排放量的增长速度均大于FDI的增长速度，这使得这四个发展中国家FDI引进带来的好处被环境成本上升所严重抵消。
以上数据表明，发达国家的国际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发展中国家贸易产品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大大地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净福利水平。以中国为例，随着FDI流入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也开始显露。其中，中国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6%，能耗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比美国多出近两倍，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目前已占到GDP的3%～7%。资源与环境成本的增加，使中国出口产品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TBT)的限制变得更加严重。据商务部抽样调查，中国在2002年有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因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而受阻，造成损失170多亿美元。
（三）国际制度导致的“碳”不平等交换
国际制度导致的“碳”不平等交换主要体现在不合理的国际碳排放标准这个方面，国际碳排放标准的合理性将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净福利。
“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在1968年首先提出的，其目标在于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的权利，将其通过排放许可证的形式表现出来，令环境资源可以像商品一样买卖。但是，由于温室气体排放所导致的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全球性，很容易导致“公共地悲剧”。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的一系列气候谈判过程中，基本形成了欧盟、“77国集团加中国”和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内的三大集团。由于利益分歧巨大，对于如何制定国际碳排放标准的僵局始终存在，此次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也未能就此问题达成最终协议。
国际碳排放标准的设定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如果设定得不合理，那么所谓的“碳”排放交易将成为发达国家无偿获取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另一种“表面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工具。我们认为，无论从产业发展进程、国际产业转移模式，还是从人口等角度来看，总量标准的设定都会有失偏颇。因为，关于全球气候谈判的事宜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而少数发达国家早在50-60年代之前就完成了现代工业化。图2显示了英、美、德、日等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耗的高峰期基本处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60年代期间，而在这段时间发达国家对气候、环境、资源的影响是最大的。之后，他们或通过国内产业升级，或通过国际产业转移等方式，将“气候责任”转移到广大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具有人口密度较大的特点，因此在“碳消耗”和“碳排放”总量上并不占优势。因此，我们认为，国际碳排放标准的设定不应该仅考虑到碳排放的现量，还需要考虑到历史排放量；不仅应该考虑到总量，还应考虑到人均量。
通过对比部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的人均能耗和排放值要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首先，从人均能源消耗来看（图4）：在1960-2006年间，美国、英国、日本三个发达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耗要明显大于中国、墨西哥和印度三个发展中国家；而韩国的人均能源消耗从1971年开始逐年加速上升，并于2000年超过了英国。而从国际不同收入的国家集团比较可知，高收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耗要远远大于世界水平，它与中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差距在2006年更是高达4.43倍和12.58倍。
图4 人均能源消耗的国别比较：1960-2006（单位：千克油）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2009世界发展指标”。
其次，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来看（图5）：在1990-2006年间，美国、英国和日本三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基本维持在16-22、9-12、3-10公吨之间；而印度、中国、墨西哥三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较低，基本在0.3-1.3、0.7-4.3、1.7-4.1之间。另外，通过对不同收入层次的国家集团比较发现，高收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要远远大于世界平均水平，在2006年高出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和最不发达国家的2.46倍、4.73倍、24.71倍和63.34倍。
图5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国别比较：1990-2006（单位：公吨）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2009世界发展指标”。
三、“碳”不平等交换的根源与对策
通过以上理论与经验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进步、能源利用、废料处理等方面的技术差异，以及不平等的国际产业转移方式和国际碳排放话语权，都是导致国际贸易中“碳”不平等交换的主要原因。
第二，通过经验数据可以发现，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交换中，的确存在着“碳”的不平等交换。首先，两类国家在能源利用和废料处理技术上存在着巨大差距，这使得生产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量和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也产生巨大差异。其次，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产业转移(FDI)，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随之同步增长，制造业出口商品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增长速度甚至高于FDI引进速度。这说明，国际产业转移已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资源、生态和环境的重要因素。再次，通过对比人均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发现，发达国家普遍在人均层面上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这也是国际“碳”不平等交换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制定国际碳排放标准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作为外商投资流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已成为国际公认的“世界工厂”。因此，中国在处理“低碳经济”的问题中，必须注意尽量减少国际贸易中的“碳”不平等交换。为此，应着重注意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应进一步加快技术自主创新，逐步减少对技术引进和模仿的依赖；积极引导国内产业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其次，中国应认真落实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引导并鼓励外商企业对中国高新技术、新材料制造、循环和环保型产品等领域的投资，禁止或限制对能耗性、污染性以及在中国已成熟的传统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外资企业的引进，限制外商企业对中国稀缺或不可再生的重要矿产资源领域的投资。再次，中国应积极完善碳交易价格形成机制，尽早建立起国内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以规避碳交易面临的市场风险。
注释：
①金碚：《中国工业化的资源路线与资源供求》，载《中国工业经济》，2008(2)。
②数据来源：中国国际模具网，http://www.mouldintl.com/news/208091009223843279.html.
③数据来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数据库”。
④曾凡银、郭羽诞：《绿色壁垒与污染产业转移成因及对策研究》，载《财经研究》，2004(4)。
⑤沙文兵、石涛：《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载《世界经济研究》，2006(6)。
⑥赵贺：《发达国家高污染产业转移及我国的对策》，载《中州学刊》，2001(5)。
⑦这里“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能耗”和“制造业出口产品
排放”两个指标的数据，分别是根据“单位美元GDP能耗”和“单位美元GDP的排放量”与“制造业产品出口值”相乘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