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与中亚地缘政治文化考察_地缘政治论文

新疆与中亚地缘政治文化考察_地缘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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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一般指与新疆毗邻的五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但是中亚概念就从来没有取得共识,谁都可以从各自的角度作出自己的界定。从纯地理角度看,新疆与这五个共和国同为自然地理的内陆亚细亚的一部分。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与其境外的许多民族在宗教、语言和文化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联系,也就是说,新疆向西所面对的是所谓的“伊斯兰地区”,这是伊斯兰教向东发展的重要的“延伸地带”,而不是源发地带。本文基于地缘文化的考虑,将“中亚”定义为这一伊斯兰教的“延伸地带”,即除上述五国外还包括车臣在内的高加索、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拥有大量穆斯林的印度西北部。由于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中国的西部安全与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受到“中亚”地缘政治文化的强烈影响。

一、中亚:麦金德的“心脏地带”

众所周知,地缘政治学史上有个“心脏地带”说,即麦金德的“快乐的小天使”表述的三段论:

谁统治了东欧,谁就主宰了心脏地带;

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主宰了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主宰了全世界。

麦金德及其后人不断地修改这个“心脏地带”的内涵和寓意,比较多的说法是指称广阔的没有出海口的亚洲腹地,这一理论使人们联想到存在位于欧亚大陆两端之间的,将东西方世界分开的一片广袤的人烟稀少的地区。为纳粹服务的地缘政治家豪斯霍费尔将军将“从易北河到阿穆尔河”间的“枢纽—心脏地带”视为“世界征服者的神秘摇篮”。冷战时代,“心脏地带”概念如同凯南和布利特发明的“红色洪水”和“红色变形虫”而成为西方武库的一部分,如沃尔特斯指出,在人们的想象中,“心脏地带”已经变成了被铁幕的壁垒环绕和保护着的巨大堡垒。但另有人,如梅尼格认为这个“心脏地带”的“震中”位于新疆,也就是拉铁摩尔所说的“亚洲的枢纽”,拉铁摩尔是以“殖民地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出现”来看这个“亚洲内陆的十字路口”。冷战后,这个“心脏地带”发生裂变,出现了所谓的“权利真空”,地缘政治在此的争夺方兴未艾,麦金德之说一时又炙手可热。“心脏地带”说林林总总,如杰弗里·帕克所说:有的是一种“更适合以非对抗方法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思想”,而更多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世界观”。其实,在我看来,“心脏地带”说实难以概括中亚的地缘政治本质,当年的苏联既控制东欧又统治中亚的大部分,但并未能主宰世界,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阿富汗:从地缘政治的“盲肠”到焦点

如果没有“9·11”事件和此后的阿富汗战争,大多数人或许还不知道这个国家在那里,在中国国际政治学地图上,它在中亚和南亚以外的两亚地区;在西方,它往往被看作是“中东”的边缘:无足轻重的内陆山国,一片贫瘠的土地。

但实际上,阿富汗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但自19世纪末英俄在阿姆河、帕米尔一线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后,除了个别时候(如1979苏军入侵阿富汗),阿富汗成为地缘政治的死角、“盲肠”,鲜为世人所关注。直观上看,阿富汗地理位置在亚洲的西部,特别是,从19世纪末俄国与英国在亚洲腹地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后,阿姆河就成了西亚伊斯兰国家与苏俄之间的一条森严的地缘政治界线,这一百多年里,阿姆河南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愈走愈远,成为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阿富汗被边缘化。阿富汗在亚洲的腹地或中部,至少阿姆河左岸的阿富汗北部属自然地理范畴的内陆亚细亚。阿姆河作为两个世界的森严界线一直持续到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十年后苏军狼狈地退回阿姆河以北,但同时这条森严的地缘政治界线被打破了。此后,前苏联地区的伊斯兰复兴浪潮以及“三个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崛起,并一度在阿富汗和费尔干纳谷地连成一片,国际观察家愈来愈难以将阿富汗问题孤立起来分析。

从地缘文化看,阿富汗的伊斯兰与其认同于西亚、中东,毋宁认同于中亚和被认为南亚的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事实上,在前伊斯兰时代,巴克特里亚、索格地亚那、犍陀罗一带同为居鲁士波斯帝国、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塞琉古国、安息国、萨珊国的东方边区。伊斯兰化以来,它们则同是阿拉伯倭马亚朝、阿拔斯朝的东部行省。而中亚历史上最辉煌时期是贵霜、萨曼、塞尔柱克、帖木耳帝国和莫卧儿帝国。这一深厚的历史底蕴决定,阿富汗堪称中亚地缘文化和枢纽,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中亚地缘政治的枢纽,“9·11”后阿富汗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就是明证。明了这一点,对阿富汗内战强烈影响到周边的安全稳定,“三个主义”在从克什米尔、阿富汗到北高加索的车臣之间的广阔地域里遥相呼应,就不会困惑迷惘。

三、上海合作组织和“上海精神”

当庞然大物的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面临着如何解决苏俄时代的遗产:边界问题。这是延续了百年之久、涉及相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土难题,但在互信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非常顺利地得以解决。在经历这第一个五年后,相关国家的合作之意愈发浓郁,又共同面临着“三个主义”威胁的安全问题,这样,1996年开始了上海五国首脑会晤机制,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举“反恐”旗帜的国际组织,第一个通过“反恐”公约的国际组织。在愉快地合作的第三个五年后,正式成立了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六国成员国的上海合作组织,迄今又是一个五年。上海合作组织是以在互信基础上进行安全合作开始的,随着组织的发展,包括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的全方位的合作有声有色地展开。相关国家经过三个“五年”的合作,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和理念:“上海精神”——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与“上海精神”的发扬光大,为中亚地缘政治学理论提供了新鲜积极的思想。

上海合作组织已有极大的凝聚力,蒙古、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朗已被吸收为该组织的观察员国,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相加共拥有28亿人口和3700万平方公里。

上海合作组织是少有的、美国和西方还无法染指的重要地区性国际组织。这个组织的政治理念与美国和西方迥然不同,而且成员国有中国和俄罗斯两个联合国常务理事国,前者是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后者的前身苏联是当年与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目前虽然已不具往日的风采,但还拥有仅次于美国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最令美国不安的是,自己被置之该组织之外,疑虑重重就难免。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由中俄主导的“亚洲北约”,如果再加上中国同东盟的合作,将对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构成威胁。不断有消息说:美国正对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些成员国进行私下工作,力图削弱和瓦解这个组织。这是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严重考验和挑战。

四、美国:“大中亚计划”

美国是当代惟一的超级大国,在美国人看来,世界的任何角落都有着美国的至高无上且不容挑战的国家利益。因此,世界任何地方都有“美国因素”在起作用;哪个地方发生冲突和问题,哪个地方就有美国人的身影。我们说的中亚地区也毫不例外。冷战时代,美国在中亚的边缘地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经营。苏联解体后,美国以各种方式和各种渠道向中亚地区渗透并施加影响。如将新独立的中亚国家纳入“欧安组织”和“北约和平伙伴计划”。然而,只是借助“9·11”后“反恐”方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基地。有说中亚已成为国际地缘政治中心之中心,似也言过其实。我比较同意这样的分析:欧亚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它有三个支撑点,即欧洲至中东、东亚和中亚,这三点着力并不均衡,其顺序也是如上的排列。

“9·11”事件给了美国进入中亚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但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还包括俄罗斯的“民主进程”始终让美国不满。美国要的是Pax American,即“美国治下的和平”,实施的途径是建立起美式的民主国家群。

所谓“大中亚计划”就是打算从土耳其和阿富汗两头使劲儿,像穿糖葫芦一样将土耳其、高加索三国、中亚五国、阿富汗串在一起。而且来自多方面的信息显示,未来美国还有可能把巴基斯坦、印度等诸多国家扯进“大中亚”的队伍中来。直观上,这个“大中亚”貌似本文所定义的“中亚”,但实际上它体现着美国的霸权意识,比如,它明显地将“邪恶”伊朗排除在外。美国地缘学的终极策略是要让“泛中东”和“大中亚”两大计划合流。2006年6月14日至15日,美国主导,土耳其、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大中亚国家代表会议”。比较引人关注的是,此次会议拒绝邀请中国和俄罗斯加入。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通过建设巴库—杰伊汉石油管线,整合中亚及外高加索国家的关系,形成以土耳其为首的地区性经济安全合作组织。俄罗斯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谢尔盖·卢西亚宁认为,美国鼓励参加该组织的成员国版图恰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犬牙交错,对抗意图显而易见。政治上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土耳其和大部分中亚国家同宗同源,美国因此希望土耳其起到“橱窗作用”,吸引中亚国家归化到西方阵营。从长远来看,美国会继续通过经援和军援的方式扶植土耳其,再通过土耳其这一渠道,继续向中亚各国施加影响,与上合组织展开更深层次的博弈。

然而,2005年以来的情况肯定令华盛顿郁闷和困惑:伊拉克选出了什叶派总统;巴勒斯坦选出了哈马斯政府;伊朗选出强烈反美斗士内贾德;“民主的多米诺”使美国失去拉美;“颜色革命”在“暴政前哨”白俄罗斯止步;“安集延事件”后,失去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基地;经过“颜色革命”的吉尔吉斯斯坦竟然暗示美军该提出撒出在该国驻军的时间表,2006年7月11日还宣布两名美国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

现在美国什么事都想做:反“邪恶轴心”,伊拉克、伊朗、朝鲜,哪个都没摆平;反“暴政”,赖斯情不自禁地点了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的名;反“专制”,施压于俄罗斯、埃及;鼓动以色列打真主党,却碰了硬钉子。这些事同时都在做,其大战略必然混乱不堪,就什么也做不好。

五、中国:从传统的“重新疆”到“新疆经验”

新疆与我们所说的中亚在历史文化上有一定的联系,但总的看来它们是两分的,历史上也曾有过个别横跨新疆与中亚的政权,如喀喇汗王朝、察合台汗国,但很快就以帕米尔为界分裂成东西两大块。在这里地缘因素是明显的:天山、昆仑山巍峨高耸,前者由东向西南倾斜,后由东向西北延伸,两山交汇帕米尔高原,这就好比一个巨型口袋,袋底在帕米尔,而袋的开口朝东,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国内地相接,交通比往西要方便得多,这就是新疆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中国内地连成一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漫长的古代,新疆一直处于十分封闭的状态,它的西部境外从来没有出现能向中国中央王朝发难、挑战的敌国和势力。清代思想家魏源指出:

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南回北准;而外地则以葱岭为纲,东新疆西属国。属国中又有二:由天山路而西北为左右哈萨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为左右布鲁特(即柯尔克孜)……逾葱岭而再西北为安集延(乌兹别克);西南为巴达克山,为爱乌罕(阿富汗)…新疆南北二路,外夷环峙,然其毗邻错壤作我屏卫者,惟哈萨克、布鲁特两部落而已。

(魏源《圣武纪》卷4)

魏源此说是对18世纪新疆地缘政治的高度概括。就是说,当时新疆西部境外是向清王朝称臣纳贡又各行其是的大大小小封建汗国、土邦、部落,而哈萨克、柯尔克孜牧民在拱卫边疆中发挥巨大作用,那时新疆的外部环境是安全的。

清朝后期,国力衰退,受到西方列强的宰割。19世纪60年代,中亚浩罕军官阿古柏趁新疆发生内乱入侵,并一度霸占了新疆南部,沙俄趁火打劫,出兵并占领伊犁,中国西北边疆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要不要收复新疆在清朝宫廷中曾展开激烈的辩论。杰出政治思想家左宗棠力主规复新疆,他上书曰: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山关,亦无晏眠之日。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卫京师——这既是对新疆战略地位的确认,也是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对当时新疆地缘政治形势的冷静分析。在此后20年西方学者拉采尔方才构筑地缘政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时至今日,重温左宗棠的这段地缘政治学的精彩分析,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疆的稳定和发展,目前实施的“西部大开发”计划、身体力行地倡导的“上海精神”,已取得相当成就。最近的二十多年,新疆经历了“三个主义”的严重挑战,今日之新疆,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人民安居乐业,这既维护了国家安全和新疆各族人民的福祉,也为地区的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已开始引起国际上的关注。一位西方有识之士撰文认为“新疆经验”值得全球借鉴:

中亚地区影响着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然而很多人关于中亚的思考却基于以下三个前提:美国在中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中亚地区是新一轮“大博弈”的舞台;“新疆问题”是该地区不稳定的一个诱因。这显然是以西方人为中心的观点。事实上,“新疆问题”不是中亚地区不稳定的因素。相反,“新疆经验”有助于该地区的稳定……它不仅代表着经济与技术的成就,在一个不断爆发文明冲突、宗教磨擦的世界里,新疆却成了一个多种文化相互交融、共存以及彼此促进之地。

可以说,在新疆这样一个民族宗教情势特别复杂的边疆地区,维护祖国统一、社会稳定和发展,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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