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成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但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高投入和高耗能，付出的发展成本较高昂，粗放型增长特点明显，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日益突出。如何尽量降低经济增长的成本，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下阶段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资源消耗使环境压力增大
我国各类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其中人均水资源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石油资源不到1／5，人均耕地面积为40％左右，铜为1／4，铝为1／10。而与此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消耗最大的国家之一。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和水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2003年我国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
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成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我国每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为90立方米左右，约为发达国家的3—7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约52％，比发达国家低35％；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约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 ％；单位GDP的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也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尽管单位产出的能耗与排污趋于下降，仍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从实际GDP（按汇率法计算，1995年价）所消费的能源看，2002年，我国为0.86千克油当量每美元，虽然分别比1980年的2.58千克油当量每美元和1990年的1.74千克油当量每美元低66.7％和50.6％，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显得很高。中国比美国高出4.1倍，比英国高出6.2倍，比日本高出13.3倍，比澳大利亚高出4.7倍，比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高4.7倍，比印度高1.5倍。从污染排放情况看，我国的单位GDP 的污染排放量也明显偏高。根据世界银行《2003世界发展指数》的数据，200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27.9亿吨，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2.13％，排放总量仅次于美国；每天有机污水排放总量为6204吨，排放总量全球第一。
社会问题日益增多
长期以来，由于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明显的不和谐。
一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机会不均等现象加剧。
收入差距首先表现在贫富收入差距扩大。根据城乡住户调查资料，2004年，城镇居民中占人口20％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仅为7.4％，与1985年相比，降低了5.4个百分点；而占人口20％的高收入群体收入所占比重则达到41％，比1985年提高了11.6个百分点。与之类似，2004年农村居民中最低和最高收入群体比重分别为6.3％和43.4％，与1988年相比分别下降和上升了2.1个和4个百分点。收入分配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已经成为我国城乡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共性问题和共同难题。
收入差距还表现在城乡差距扩大。改革初期，城乡收入差距1985年曾缩小为1.86倍，以后逐年扩大，2004年扩大为3.21倍。2004年占全国41.8％的城镇人口占有着全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9.2％，比1978年上升了33.5个百分点；而占全国58.2％的农村人口仅占有全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0.8％，比1978年降低了33.5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城乡居民所能享受到社会保障方面的巨大差异，则城乡差距会更大，而且这种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
收入差距也表现在地区差距扩大。1978—2004年，东部地区生产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平均达到56％，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分别是26％和18％，东部地区创造了全国一半强的经济总量。这种差距近10多年来呈现扩大趋势，东西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1年的1.86∶1扩大到2004年的2.61∶1。
二是农民工利益受到侵蚀。
据统计，目前农民工数量已达1.2亿，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1／4，已成为城镇就业人员的半壁江山，且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然而农民工在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利益受到侵蚀首先表现在劳动时间过长、劳动报酬过低。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调查，农民工每周平均工作6—6.5天，每天工作9—12个小时。2004年农民工外出务工月平均收入780元，不到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若折算成小时工资，则不到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40％。农民工不仅工资低，而且经常被拖欠。
利益受到侵蚀还表现在缺乏必要的劳动保障。据调查，目前近九成的农民工用工单位没有为其购买劳动保险，近八成的农民工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利益受到侵蚀也表现在农民的边缘化生存状态。这样的状态使农民工生活在社会底层。除生活居住环境差外，许多农民工没有时间和机会接受技能培训，相当部分农民工的子女也享受不到公平的基础教育。据调查，超过七成的农民工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单纯靠体力挣钱；四成的农民工子女不能在打工所在城市就学，而上学的农民工子女中，2／3要向学校支付比城里孩子高得多的各项费用。
三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安全生产事故频发，交通事故死亡率过高。据统计，2004年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80万起，死亡人数达13.7万人。其中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由1986年的5 万人上升到2004年的10.7万人，年均增长4.6％。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交通事故死亡率明显过高。2004年我国万车死亡人数为9.2，虽比上年有所下降，仍明显高于1999年美国的2、法国的2.5、日本的1.3的水平。
2004年，全年煤矿企业发生各类伤亡事故3853起，死亡6009人，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3.1，是美国的100倍；2004年我国煤炭产量19.56亿吨，约占全球1／3，而死亡人数占全球的近80％。
与此同时，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几成顽疾。据统计，2004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食物中毒2305起，中毒4.3万人。据对全国29个省（区、市）21 类食品抽查，不合格率超过10％，其中肉及肉制品不合格率超过15％，乳制品不合格率超过13％。
四是社会保障欠账较多。
社会保障欠账有失业问题。尽管2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失业率并没有下降，反而呈现上升趋势。目前4 ％左右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实际上没有包括大量没有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口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双重变化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工业化的技术升级、市场化的减员增效对劳动的排斥与中国这样的劳动力存量和增量都在世界名列前茅的国情，形成了突出的矛盾。
社会保障欠账问题还有养老问题。中国在2000年就进入了老龄社会，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有可能达到4.93亿，占总人口的1／4。而目前养老保障所覆盖的范围却十分有限。发达国家老龄化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出现的，而中国是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相关条件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
社会保障欠账问题也有医疗问题。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目前医疗资源分配极不平衡，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又集中在大医院，用于农村的卫生经费比较少，一些农民往往因看病而致贫、返贫。
五是社会不稳定隐患增加。
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况下，目前我国已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其标志之一就是精神病患病率、离婚率显著上升，刑事和经济犯罪率逐年递增。
财政和金融风险不断积聚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投资的迅速增加。1985—2004年间，除个别年份外，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都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目前，我国GDP的最终使用中，家庭消费支出占47％，政府消费占12％，资本形成将近40％，而世界平均为61∶17∶22，其中低收入国家为70∶11∶20；中等收入国家为59∶15∶25。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强依赖性十分明显。
与此同时，投资效率出现下滑的趋势。利用国际通用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对我国资本生产率变动情况衡量的结果，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到1992年以前，我国的投资效率不断得到改善，但是从1992年以后则出现持续恶化。事实上，从资本存量的增长明显低于资本增量的增长上，也可以看出投资效率恶化的趋势。1978—2004年，初步估算我国资本存量年均增长8.7％，而同期反映增量的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9.9％，两者相差1.2个百分点。在这种忽视投资效率的投资迅猛增长中，产出了大量的无效供给，包括大量过剩的产能和一些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而投资资金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财政和银行信贷，2004年仅国家预算内资金和国内贷款两项就占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22.7％。再加上其他方面资金使用过程中的问题，目前我国的金融和财政风险在积累。
一是金融风险。我国资本市场改革严重滞后，以银行贷款为核心的间接融资仍是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这也增加了我国银行业和金融业的经营风险。最近几年，间接融资比重增加的趋势还得到了进一步加强，2001—2003年，银行贷款占我国企业融资的比重分别为75.9％、80.2％和85.1％，明显高于发达国家70％的水平。2004年底我国的M2／GDP比率为1.85，几乎是世界最高的。这一指标的持续上升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信贷推动特征，而且信贷资产的运用效率趋于下降。同时，因为直接融资发展滞后，使得现有的间接融资中，大中型企业和中长期基建项目贷款比重高，而贷款集中度高容易形成不良资产，不利于金融风险防范。
二是财政风险。财政风险首先表现在国家债务风险较大。从债务依存度看，国际上公认警戒线为20％，而我国早在1995年就超过了20％，到2004年达到24.2％；从国债偿债率看，受多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财政赤字逐年攀升，随着还债期的到来，从1996年起，每年还本付息的压力都在1000亿元以上，2004年更是高达3672亿元。
财政风险还表现在地方财政负债风险增加。按法律地方政府是不能举债的，但一些地方通过各种方式形成了这样或那样的隐性债务，使地方财政的风险在增加。
长期竞争力增长缓慢
一是研发投入偏少导致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内资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因为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以及对自然资源不加节制的利用，目前我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价格的竞争，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拓展国内外市场，对通过创新获取超额利润的动力不足。目前国内药品企业平均每年只拿出销售收入的2％用于研发，远远低于国外一些药品生产企业17％—18％的水平；2002年，我国IT百强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总额217亿元（合26亿美元），尚不及同期IBM的60％，微软的50％。
近15年来，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在我国申请发明专利的比例是6.4比1，在信息领域外国企业在我国申请专利占90％，在生物领域占87.3％。
二是缺乏国际品牌产品和企业。2005年8月1日出版的美国著名商业杂志《商业周刊》刊登最新一期的“全球品牌100强”，没有一个中国品牌上榜。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却也是国际品牌弱国，中国的产品仍然是价廉物美的代名词。由于缺少具有国际品牌的跨国企业，中国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全球的资源整合自己的生产流程，只能挤在国内这条船上竞相消耗本来已经十分稀缺的资源，在国际市场上赚取微薄的利润。
三是影响产业集聚的形成。产业集聚的形成以及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创建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而产业集聚的形成要求政府部门、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通过利益的纽带和市场的行为自觉地形成网络，通过相互作用进行创新活动，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产业集聚的形成是跨行政区划的。我国目前由于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和地方保护、低水平重复建设等因素造成产业结构的扭曲，影响产业集群的自然形成。
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伴随着我国经济长期的快速增长，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恶化趋势十分明显。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资源和环境压力显著加大主要与长期形成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经济发展不平衡、重化工业趋向、国外资本向国内转移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型企业的倾向以及小型企业迅速发展是构成资源、环境压力的重要因素。
第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在多方面出现失衡现象。收入差距扩大、机会不均等导致社会分化趋势严重，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缺乏有效保护，危及人民生命的各类安全事故频发，自杀率、离婚率以及各类刑事、经济案件发生率的上升昭示社会不稳定程度的提高，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的矛盾使养老、失业、医疗和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出现的危机渐渐露出冰山。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矛盾的尖锐既不符合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目的，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第三，经济的快速增长对投资和信贷存在过度的依赖。这种依赖在影响效率提升的同时造成财政和金融风险的积聚。在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这种风险的积聚势必构成金融危机的隐患。
第四，粗放式经济增长基于对廉价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及对环境成本的忽略，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妨碍了国家竞争能力的提高。这种阻碍常常被充分发挥地区相对优势的思想所掩盖。
总而言之，无论是经济增长中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还是社会代价；无论是经济增长背后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还是国家创新能力的不足，都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相关。之所以长期以来粗放的、片面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是传统政绩观的影响。唯GDP的政绩观导致了以地区GDP增长竞赛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政府竞争。由于地方官员任期的限制，使这种竞争更多地表现出各地追求GDP短期增长的竞争，这种短期行为直接导致通过牺牲资源、环境和社会公平与安定换取GDP增长现象的发生。
二是对社会发展重视不够。繁荣经济与社会进步是现代化建设的两个基点，但在相当长时间里，不少地方对社会进步重视不够，表现在投入力度小，发展步伐慢，社会事业的欠账较多，影响了民众福祉的改善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是政府职能的错位。一方面，目前政府拥有过多的支配资源尤其是紧缺的要素资源如土地、资金、矿藏资源的权力，资源定价方式不合理，透明度低，市场竞争差，这不仅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而且也是出现“寻租”现象的根源；另一方面，在应该由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作用发挥不够，尤其表现在政府在社会发展支出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
四是国内巨大的区域差异造成国内经济落后地区对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保护的忽视。由于落后地区在教育、科研、人才、资金等方面的相对劣势，其发展和富裕目前主要靠廉价的土地等各种优惠条件，对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项目把关不严。这种区域的巨大差距客观上造成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呈梯度蔓延。
五是由于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政府对企业直接干预导致的企业短期行为、我国的教育科研体制与现实经济脱节等等，从不同方面影响了企业创新的动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只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将资源、环境和社会代价控制在尽可能低的范围之内。
一是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从指导思想上，摒弃传统的重物轻人的观念，始终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二是建立完善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彻底转变仅仅通过GDP 的增速来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做法。三是要加快改革步伐，切实转变政府职能，适当减少经济增长的直接投资职能，加大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做好社会服务工作。四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的空间布局，避免地区之间的结构趋同。五是完善引进外资政策，严格限制那些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的引进。六是加快资本市场发展步伐，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减轻银行贷款风险的压力。七是关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从根本上提高国家的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