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授群体通识教育的思想认同与实践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大论文,效应论文,群体论文,教授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0)06-0156-05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培育出了一大批享誉中外的杰出人才，其办学背景下创造的业绩为世界高等教育之奇迹。在西南联大的办学成功因素中，通识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及实践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范畴。近些年来，学术界对西南联大通识教育办学思想的研究集中于梅贻琦者居多，而对处于主体地位的教授群体的通识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却极为鲜见。笔者认为，作为西南联大通识教育理念实施主体的教授群体①，其通识教育的思想认同②及实践效应，关乎西南联大通识教育理念实施的成败。因此，探索西南联大教授群体通识教育的思想认同及实践效应，是为研究西南联大成功办学因素之必然。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对民国时期大学专才教育思想的诘问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指对所有大学生所普遍进行的共同文化教育，包括基础性的语言、文化、历史科学知识的传授，公民意识的陶冶，个性的熏陶以及不直接服务于专业教育的人人皆需的一些实际能力的培养，其目的在于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教育水平，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1]作为一种新颖的大学教育理念，其被广泛接受和实施始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20世纪20、30年代，针对选修制造成的专业化弊端，以哈佛大学的“集中与分配”制为首，哥伦比亚、芝加哥、布朗、威斯康星等大学纷纷效仿，对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增加通识教育的内容，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掀起了美国的第一次通识教育运动。此次运动，使通识教育成为美国高等院校本科课程结构中的一部分。而20世纪初，中国留学的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由留日为主转为留美为主。大批优秀的中国青年在美国接受系统的大学本科乃至更高层次的教育，因此对盛行的通识教育教学理念极为熟悉和认同。他们学成回国后多数投身高等教育，把通识教育的理念应用到中国的大学管理和教学之中，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教授中至少一半是留学美国的，据1946年联大复原北返时，联大师生编写的《联大八年》统计：“联大179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个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2]有意思的是，20世纪20、30年代留学美国的联大教授又多数在哥伦比亚、哈佛、芝加哥等大学学习和深造，如在哥大有杨振声、冯友兰、潘光旦、吴有训、查良钊等；在哈佛的有陈岱孙、叶企孙(于1923年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江泽函、汤用彤、吴宓等；在芝加哥大学的有闻一多、雷海宗、杨武之、叶企孙(1920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张景钺、黄钰生等。他们均深谙大学教育的规律和通识教育人才培养理念的优点，因此对20世纪20、30年代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因急功近利而强调专才教育的倾向极力批判。
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从培养人的目标审视我国近代教育的历史，指出这些教育方针并非真正培养人才，“近代中国的教育没有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公民、平民、或义务教育，二是职业或技能教育，三是专家或人才教育……第二种教育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专教人学些吃饭本领……第三种所谓人才教育最耸人听闻，其实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专家教育以至于文官教育，和做人做士的目的全不相干：弄得不好，造成的人才也许连专家都当不了，文官都考不上。”[3][p.358]可以看出，他认为所谓大学中的人才教育只不过是专家教育或文官教育。钱穆指出：“今日中国大学之弊，在培植专才而不知注意通才。其学专门学科者各筑其门墙，自为环绕……如此以往，在彼以为专门绝技，而在世实增一不通之愚人。”[4][p.100]大学专才教育的强化对人才的培养是极为不利的，联大教授着重从人格、学术、社会三方面指出其弊端：
第一，专才教育不利于学生人格的完善和为人处世。潘光旦多次指出，专才教育一方面易导致人格畸形化，不仅对个体不利，甚至使民族误入歧途，“所谓误人指的是人格的畸形化，成一个偏废或半身不遂的局面……近代欧西文化的危机，我以为也就在此，欧洲的理工文化，已经发展到一个尾大不掉的程度，其结果是战争、屠杀与死亡。族类专化的代价如此，个体大概不成例外。”[3][p.460]另一方面不利学生的为人处世，“他不大认识人。他和从前的读书人似乎恰好相反，懂得‘物’是什么，声光电化是什么，但人是什么，他多少有几分莫名其妙。因此，不但他的学术事业和别人的不容易配合起来，他和别种学问事业的人，以至于和同学问、同一事业中的别人，也容易发生扞格，发生凿枘。”[3][p.460]
第二，专才教育不利于个体事业和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大学期间强调专才教育势必导致学生眼光短浅，思想冥顽不化，不利于个体事业的进一步推进。对此，雷海宗指出“凡人年到三十，人格就已固定，难望再有彻底的变化，要做学问，二十岁前后是最重要的关键，这正是大学生的在校时期。品格、风趣、嗜好，大半要在此时来做最后的决定。此时若对学问兴趣立下广泛的基础，将来的工作无论如何专精，也不至于害精神偏枯病。若在大学期间，就造成一个眼光短浅的学究，将来若要再作由专而博的功夫，其难真是有如登天。”[5][P.223]显然，专才教育不能培养真正的人才，而人才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故专才教育是不利于发展科学研究的。
第三，专才教育培养出的人才是不能很好地服务现实社会的。抗战期间大学毕业生也不少，而各部门难觅人才即是证明，“近年来教育当局与大学教师，无论如何的善于自辩自解，对此实难辞咎。抗战其间，各部门都感到人才的缺乏。我们所缺乏的人才，主要的不在量，而在质。雕虫小技的人才并不算少。”[5][p.223]
总之，他们认为，专才教育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也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健康发展。作为执教一线而又身怀教育兴国的联大教师看到专才教育的方针于己于国无利，怎能不大声疾呼呢？
二、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通识教育观
联大留学美国的教授深受美国通识教育思想的影响，通识教育的理念深入他们的内心，主要有着以下四方面的共识：
第一，注重学生人格的培养和完善。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把人培养成满足某种社会或职业需要的工具，还是把人培养成适应、满足和促进人自身的提高和发展，并最终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对此，潘光旦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是一个人之人格的培养。他认为生命范围大于事业的范围，重人之道重于做事之道，所以教育应首先注重学生人格的培养。而在人格培养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学生“通性”和“个性”的培养和完善，“一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通性，二是此人所以异于彼人的个性，三是男女的性别。健全的教育是三方面都得充分顾到的，如果舍男女之别不论，则须兼筹并顾的至少尚有两方面。”[3][P.459]培养完善学生“通性”和“个性”的作用是巨大的，不仅能促使学生本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将极大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
第二，重视文理渗透。联大各教授虽然都有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但他们多具有文理兼通的学养，如华罗庚是数学家，却能写相当漂亮的散曲；赵九章是地球物理学家，却擅长书法；雷海宗不仅兼通古今中外历史，而且在哲学、艺术、地理、气象、数学、生物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见解；王竹溪是物理学的大师，却编写了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迄今最好的一部中文字典；曾昭抡是有机化学研究的权威，却在军事学上也很有造诣……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联大教授在各自长期的研究实践及累积学养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文理兼通对学术的精进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大力提倡学生广泛学习文理知识。如杨振声认为“文理本来就不能分家，最多不过如一家两院罢了……文学院的学问，方法上得力于自然科学；理学院中的学问，表现上也得力于文学、美术。”[6][p.47]沈同指出：“现代科学本身是一个严密综合的体系，自然科学应该与社会科学互相渗透，才能获得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7][p.232]可见，文理兼通有利于学生获得科学的知识结构。
第三，注重会通古今中外。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要求师范学院各系学生读书时仿我国书院及英国牛津剑桥之办法，多读本系所未读而又不可不读之中西要籍，以纠正“陋”与“蔽”之习气。闻一多极力主张“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应熟悉外文，把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结合起来。”[8][p.223]另如，学贯中西、兼通华梵的汤用彤讲课时多对比中西以使学生获得真知。联大教授之所以主张学生注重会通古今中外是与他们自身的学术历程分不开的。毕业于联大外文系的赵瑞蕻写到：“西南联大许多老师教授们都是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他们既对祖国古籍，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有亲切的了解和长期深湛的修养，可以说有着一种执著的爱；又对西方思想、文化学术很熟悉，进行过这样那样的研究。”[9][p.459]正是基于此，联大学人多成为一代大师。如陈寅恪将中国修史学方法与西方史学理论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而求实的治学风格。可以说，联大教授主张学生会通古今中外是用心良苦的，这不仅利于学生知识结构的完善，对于他们学术思维的培养也是不无裨益的。
第四，主张“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联大多数教授从人生、学术等角度上认为首先应当注重通识。潘光旦通过对比通识与专识于人生的不同作用，极力主张大学教育的指导方针应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我辈决不能谓全部人生即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3][p.442-443]一些教授虽并未就通与专的关系专门论述，但总体上是强调通识教育的。张奚若时常对入学新生说“四年培养不出一个专家，四年只能让同学学到一些知识与一定的治学方法。”[10]曾昭抡1942年谈怎样学习化学时也说：“但是同时应具有远大的眼光，了解其他科学与该门的关系性。学习时一方面要精，一方面要博。对于本行，自应极力求精，对于相关各门，则应尽力涉猎，以求博学。近来科学上最重大的发展，往往在于两门科学交界的阔地上。”[11][p.101]可见，联大教授强调“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是他们对人生、学术长期思考的结论，是符合教育之道的。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通识教育思想的主体认同，构成了联大通识教育特色的一个有机要素，保证了联大通识教育的顺利实施。
三、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通识教育实践及其效应
联大教授的通识教育主张没有停留在口头宣传上，而是在平凡的教学和管理中积极实践。概括下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讲授共同必修课。联大教授实践通识教育理念的主要方式是讲授共同必修课。联大的共同必修课分为校、院两级，不同学院又有不同要求。大一国文、大一英文、伦理学(1942年始设)、中国通史为全校共同必修课。此外，文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需选修西洋通史等2门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1门自然科学课程；理学院学生需选1门社会科学课程(可任选：社会学概论、民法概要、政治学、经济学概论)、2门本专业以外的自然科学课程(可任选：普通生物学、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及地学概论等)。联大本科教务通则规定学生毕业需修满132学分，而各院共同必修课所占学分在54分左右，所占总学分比逾40％。“从课程门类看，文、法商学院共同必修课程包括了中外语言、中西历史与哲学、法律伦理、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等五类；理学院课程涉及中外语言、中国历史与经济政治等人文与社会科学，涵盖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主要门类；工学院学生除学习工科共同课程外，还要学习中外语言、经济学等课程。”[4][p.110-11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联大共同必修课体现出的通识教育意义。而担任全校共同必修课的老师又多为教学经验丰富的硕学之士，如朱自清、罗庸、王力等讲授大学国文；陈福田、莫泮芹、叶公超、钱钟书等讲授大学英语；雷海宗、吴晗、钱穆等讲授中国通史，所以其通识的教育意义尤为重大。
第二，积极参加并引导学生组织的学术讲演、学会等社团活动。联大教授用通俗的语言，把深奥的哲理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吸引了各学院的学生来听讲，无疑丰富了他们的见识和生活，“当时，文、法学院各社团，除了出壁报外，还经常邀请一些著名的教授作一系列的学术讲演。如文学院的几个社团曾联合出面主办有关文史哲方面的演讲会，这次的演题是‘老庄哲学之探讨’，下次的讲题便会是‘魏晋玄学及其清谈之风，……那时，这一类的讲演，各学院的学生都来听；工学院的同学步行(因既无公车，负担不起脚踏车)八、九公里之遥而来。”[12][p.255]联大学生还组织各种各样的学会，多数老师欣然接受学生的邀请，师生共同讨论学问、人生等问题。联大学生李埏回忆说：“40年代初，20来个青年，有的是毕业不久的，有的是尚未毕业的。有的是学历史的；有的是学哲学和社会的，相约组织了一个学会，我参加了。闻一多、潘光旦等好几位教授也乐意参加了。……每两周聚会一次，轮流一个‘教授或学生’作学术报告。教授报告时，学生固然去听讲；学生作报告时，教授同样去听讲。听后都同样地加以讨论。”[13]这样近距离不同院系的师生交流，其通识作用不言而喻。此外，朱自清、陈梦家、卞之琳等教授还时常参加学生组织的诗歌朗诵会，无论文理学院的学生诗作和朗诵都给予热情的指导，使得许多理科的学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人文熏陶。
第三，注重人文教育。理学院院长、物理学家吴有训要求学生选课时多选一些人文课，“主张学生要有宽广的知识面，他指导学生选修课时要多选外系的课程，若选的全是物理系的课程，他常不肯签字，而要你改选唐诗、逻辑等文学院的课”。[14][p.228]算学系主任杨武之，系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之父，虽为数学家，但他十分重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杨振宁回忆道，“我初中一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15][p.860]联大教授重视人文教育可见一斑。
第四，积极引导学生在战时特殊环境中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公民意识。抗战时期大量人口涌入云南，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杂丛，加之时局的恶化，处于青年时期的学生难免会对人生、社会以及未来产生种种困惑。这些困惑在课堂上不能解决，拖延既久，既无益于学生安心学习，对社会治安、支援抗战等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为此,联大曾昭抡、钱端升、潘光旦等教授分别撰写《中国青年的出路》、《青年与未来中国政治》、《抗战致胜的途径》、《抗战的民族意义》等文章详细解答学生心中的困惑。同时，还以多种办法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如联大教授用心血铸就的校训、校歌，凝聚了联大师生在国家危亡之际的爱国情感和坚定意志，对激励学生为国求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学生在课本或讲义封面上都赫然印着4个醒目的大字“读书救国”，以时刻勉励自己，不忘记肩负的救亡使命与民族复兴的重任。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通识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一方面为学子在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宏观体系内的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李政道曾说：“在昆明的这一段时期是我学物理过程中的大关键，因为有了扎实的根基，使我在1946年秋入芝加哥大学之后，便可立刻参加研究院的工作。”[14][p.221]另一方面为学子奠定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打通的基础，为他们推进学术进步提供了新思维，拓展了学术境界。联大外文系的学生许渊冲回忆道：“把生命科学中的优质基因的克隆问题，应用到中西文学互译的理论上来，提出了优化的创译论，使中国文学翻译理论走上了世界译坛的前列。”[16][p.85]再者，提高了学子对世界的认识水平和整体把握能力，培养了学子较强的爱国意识。后来，联大学子在祖国的各个岗位上无私奉献，他们的学识和德行深为后来的学者所敬仰。我们认为，这与他们在联大接受通识教育的培养是密切相关的。
综上所述，作为西南联大通识教育理念实施主体的教授群体，他们的通识教育思想认同及辛苦实践,为联大成功实施通识教育人才培养理念提供了最有力支持。他们的通识教育思想和成功实践仍然对当今中国大学教育的改革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由于思想的延续性，其联大之前的教育言论也考虑在内。
②此时，由于联大实行“教授治校”，教授群体在办学中拥有的权力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