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散文“理论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53（2000）04—0001—08
20世纪即将画上结束的句号。回顾百年来现代散文发生、发展所留下的轨迹，不由不使人感到散文的“理论建设”在其中所表现出的或隐或显、或弱或强的深重影响。因此，在21世纪到来前集中而系统地回顾并反思一下本世纪散文的“理论建设”问题，我认为对未来散文的健康发展将是很有助益的。
一
按《中国新文学大系》对新文学不同“时期”的分法，1917—1927是新文学发生、发展的第一个十年。这一时期，是现代散文的发轫期。其理论建设表现出“平地起家”的开创性、“吸收借鉴”的大胆性和“融于传统”的本土化原则。
其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者及文章，按发表时间的先后缕述如下：
1917年5月，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1]（P63—73 ）他在此文中说：“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在这里，刘半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学散文”的概念，并试图使它和“文字的散文”（即实用的“文章”）相区别。怎样区别呢？他说：各种科学论文，“系文字而非文学”，不宜“侵略文学之范围”；新闻通讯，如“普通记事可用文字，描写人情风俗当用文学”；政教实业之评论，如“发表意见用文字，推测其安危祸福用文学”；私人之日记信札，“一般均宜用文字”，个别可用文学；至于官署之文牍告令，“什九宜用文字而不宜用文学”。刘半农“文学散文”的概念，虽然还包括着“小说”及“杂文”在内，所指还嫌驳杂，但它的提出（包括“心灵所至，尽可随意发挥”的倡导）及其和“文字散文”相区分的主张仍然很有意义；这是现代散文向着“文学”的范畴予以认真提升的第一声呐喊！
1919年2月，傅斯年发表《怎样做白话文》[1]（P217—227）。 此文虽带有“文学革命”初期倡导写“白话文”的宣传、绍介色彩，但能够使白话散文独立，把它看作是“英文的Essay一流”， 且将其分为“解论、驳论、记述、形状”这样四类（这又很驳杂），认为只要“一，留心说话，二，直用西洋词法”，白话文即可做好——这也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1921年6月，周作人的重要短论《美文》[2]（P3）问世。文章开宗明义即揭明：“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又可以分做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我以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做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便可用论文去表他。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文章的结末，作者号召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周作人在这里所倡导的那种艺术性的“论文”即“美文”，实际上正是“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的，如爱迪生、阑姆、欧文、吉欣等英美作家所写的“随笔”。
1922年3月，胡适发表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3]的长篇论文。其中第十节在讲到白话文学的成绩时说：“第三，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象笨抽，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这段话很重要！胡适在这里着意地推崇、举荐了周作人的散文，但却有意搁置了他刚刚鼓吹的“美文”的提法，另起“炉灶”，第一次采用了有本土特色的“小品散文”（或径称“小品文”）的概念并论及了它的文体特征——历史证明了胡适过人的“眼力”！正是这个“本土化”的宽泛提法，后来在事实上取得了散文“大一统”的地位。
1923年6月，王统照《纯散文》[2]（P4—5）发表。 他将这种“纯散文”定义为：“能使人阅之自生美感”。强调散文给人以“审美愉悦”的文学功能，是很正确的。
同年8月，编辑家、作家叶圣陶发表《编者的话》[4]。在文中他以一个“读者”的名义要求散文“作家”道：“我要求你们的工作完全表现你们自己，不仅是一种意见、一个主张，要是你们自己的，便是细到象游丝的一缕情怀，低到象落叶的一声叹息，也要让我认得出是你们的而不是旁的人的。”因为所写的“话语”，正是“你们的心的独特的体相”。这里，要求用自己的独特语言，写出自己的独特个性、独特心灵，要求如此之严苟，当对创作发生深重的影响！
1924年2月，王统照发表《散文的分类》[2]（P6—14）一文。此文受到美国人亨德《文学概论》的影响，将散文分为五类：历史的散文（叙述的散文）；描写的散文；演说的散文（激动的散文）；教训的散文（说理的散文）；时代的散文（杂文）。这种分类罗列现象，无甚新意，但其对“杂文”的强调，当对后来产生一些作用。
1925年12月，鲁迅译介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论集《出了象牙之塔》[5]问世。其中在论到“随笔”时作者写道：“如果是在冬天， 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谈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 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滑稽，也有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过去的追怀，想谈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是这一类的文章。”又说：“在Essay 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从那本质上说，是既非记述，也非说明，又不是议论。以报道为主的新闻记事，是应该非人格底地，力避记者这人的个人底主观底的调子的，Essay却正相反， 乃是将作者的自我极端地扩大了夸张而写出来的东西，其兴味全在于人格底调子。……倘没有作者这人的神情浮动着，就无聊。作为告白的文学用这体裁是最为便当的。”厨川氏的这些论述本身已很精彩（多用比喻等形象的描绘来达意，完全是东方的思维和智慧），再加上译者鲁迅的名声和影响，以上所引之话便不径而走，风扉于当时文界，使不少人都耳熟能详，在现代散文的“发韧期”起了很大影响。
1926年3月，胡梦华发表《絮语散文》[2]（P15—26）。 不仅对“絮语散文”进行了概念的界说，而且对一些重要的作家如蒙田、培根、蓝穆、韩士立等做了具体的评介。如他说：“看了这‘絮语’二字，就不难想象而知了。这种散文不是长篇阔论的逻辑的或理解的文章，乃如家常絮语，用清逸冷峻的笔法所写出来的零碎感想文章。……就好象你看了报纸，或在外边听了什么新闻回来，围着桌子低声细语的讲给你的慈母，爱妻或密友听。……就好象你们经验过的茶余酒后的闲谈。”他还指出：这种散文的“特质是个人的，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所以它的特质又是不规则的，非正式的。……（正如蒙田所说）‘我所描写的是我自己’。（读了它即）可以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人格的动静描画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声音歌奏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色彩渲染在这里面，并且还是深刻的刻画着，锐利的歌奏着，浓厚的渲染着。”这篇文章发表后对现代散文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据查此文实乃1916年美国波士顿出版公司出版的《英国随笔》一书“引言”的节录。但不管怎样，该文在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建设上的意义是不可全盘抹杀的。
1927年7月，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2]（P405—409 ）发表。这是对现代中国散文在第一个十年中整体成就的一个小结。朱自清从思想和表现两个方面总结说：“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
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方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土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萎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据现代史料专家阿英先生的看法，这篇论文写在1927年7 月（据作者日记），且代表了胡适、周作人、俞平伯等人的见解。但无论如何，此文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从对这第一个十年现代散文“发韧期”理论建设的粗略缕述可知：
第一，它对散文的“范畴论”问题（包括称谓、分类等）是很关注的，文学散文、美文、纯散文、絮语散文等，都曾提出并讨论过；但皆未通行。最后风行的是胡适提出的“小品散文”（也有倒过来叫“散文小品”的，或径称“小品文”）的概念——“小品”一词，是翻译佛经时的一个用语，所谓“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见《释氏辨空经》）是也。这个词晚明已经采用，《皇明十六家小品》即是明证。但这个词是很模糊的，除了精、简、可品味外，没有限定其它任何内容。所以，我推想胡适当初的想法，可能一是它比较“本土化”，有民族传统，便于接受、推广；二是它比较宽松，很自由，少限制，用起来能“左右逢源”。但这种选择等于放弃“规范”，现在看起来代价也是很大的。
第二，这一时期三篇最重要的论文《美文》、《出了象牙之塔》和《絮语散文》，实际都是对西方“随笔”概念、特点、写法等的译介。这有力地表明了现代散文的外来影响！这是毫不足怪的，完全符合五四时期那种“文学革命”的总体氛围。
第三，这十年是现代散文的初创期，散文的理论建构还是有所追求的；它力图完成向“文学”提升的文体嬗变。因此，它一直在倡导个性化、即兴性的夹叙夹议的“随笔”（小品文）。但西方“随笔”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宽泛、驳杂，“讲理”的意味很浓，所以实践起来就渐渐造成了议论、叙事，抒情三体并包的散文庞大格局（此时还尚未完形，报告文学、杂文等还没有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现代散文在观念上的解放和在文体上的不自觉，使它失去了向“文学”提升的最佳时机。
二
1927—1937年是新文学长足发展的第二个十年。就散文来说，这十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理论建设”的重要进展。《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6]和《散文二集》[7]的问世，特别是这两书选编者所分别撰写的《导言》，在现代散文的理论建设上具有重要意义。另外，鲁迅、朱自清、林语堂等人，也有各自的贡献。兹分别简述如下：
先说郁达夫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7] 因为它虽为“二集”，但问世在先，所以先说它。郁达夫在这篇《导言》里，有这样几点重要的贡献：
第一，对旧散文“心”和“体”的彻底否定。
他尖税指出：古代的散文由于有“尊君、卫道、孝亲”这三大厚柱所结成“硬壳”的包裹，所以，“散文的心”都是死的！而散文的“体”也是一样，“行文必崇尚古雅，模范须取诸六经”，连“之乎也者”的一个虚字都要“确有出典”，连“呜呼嗟夫”的一声浩叹也须“古人叹过才能启口”，其它如起承转合、伏句提句等清规戒律，更是数不胜数！在这两重械梏下，还怎能写出好散文来呢？这些批判是十分锋利，但还是颇有道理的。
第二，指出了现代散文的成功，是基于“个人的发现”。
他认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显然，他是把对“个人”的发现，置于了现代散文成功的关键地位，这是极其深刻的。
第三，第一次系统地概括了现代散文的四点特征。
他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现代散文的第二特征，是在它的范围的扩大（宇宙万有，无一不可以取来作题材）”；“现代散文的第三个特征，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最后要说到近来才浓厚起来的那种散文上的幽默味了，这当然也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而且又是极重要的一点。”
第四，对现代散文的许多重要作家做了精彩“评论”。
他这篇《导言》的最后一节（第六节）是妄评一二”。在这里，他评论了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丰子恺、钟敬文、朱自清、王统照、许地山、郑振铎、叶绍钧、茅盾等十六位作家（皆为本书所选）的思想、艺术特色及风格，十分精彩！现在已成为评论的“经典”。
由于周作人本人作为“大系”编者之一需要避嫌，因此周氏二兄弟的散文（这是当时公认的散文大家）都归郁达夫来选，这就在客观上增加了《散文二集》的重要性。他又编的很认真，《导言》写得很有份量，因此其在散文“理论建设”上的意义是很深远的。
周作人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6] 也是很有他独到的见解的。这篇《导言》在写法上较为随意，他拿出了“文抄公”的笔法，把自己此前所写的有关文章“串”在一起，自然合成了一篇煌煌长论。虽然如此，我认为他在这篇《导言》里，也有这样四点贡献：
第一，揭出散文“兴盛”的条件，给散文以新的“定位”。
他说：“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所谓“王纲解纽”，即占统治地位的“三纲五常”那一套思想箝制土崩瓦解！反过来说，就是真正“思想解放”时代的到来。他把小品文的“兴盛”看做是文学发达的一个“极致”，并且以“王纲解纽”作为它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是深刻揭示了事物内在规律的不移之论。
他还说：“小品文则又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这里他把“小品文”定位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一种远见卓识！除他之外，还不曾见有第二人有如此之战略眼光。
第二，率先提倡“美文”（随笔），并论述了其审美特点，为“小品散文”的理论建设做出了实绩。
他的《美文》提出很早（已见前述），称得上是“开倡导随笔之先河”。以后他又提出，这种散文应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离散吝啬地安排起来，……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合成功一种人生观”；“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等。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散文创作的思想资源。
他提出“言志派”文学的主张，以和旧有的“载道派”文学相对抗。尽管这“志”“道”之区别纠缠不清，但他“言志”的真正精神还是能体会到的。
第三，他还论述了现代散文的“缘起”，成一家言。
他说：“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授，一是内应。外授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但他更看重内应：“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他认为现代散文正是明代小品的“复兴”，“现代的散文好象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
第四，他还揭示了散文发展的先后“次序”。
他认为：“文艺发生次序大概是先韵文，次散文，韵文之中又是先叙事抒情，次说理，散文则是先叙事，次说理，最后才是抒情。”这种看法，我以为也很有意义。
另外，他在《导言》末尾还明确讲到“言”不尽“情”的问题——这实在是很深刻的。
鲁迅是散文圣手，他在创作的同时对“小品文”的论争也很关注，写过多篇讨论文章，如《小品文的危机》、[8]（P574—577）《小品文的生机》、[9]（P463—465）《杂谈小品文》、[10]（P417—420 ）以及《徐懋庸作〈打杂集〉序》[10]（P290—294）等。 他对于中国现代散文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鲁迅对现代散文的总体评价：“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影响很大，几乎成了不刊之论；他对现代散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源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揭示，也相当深刻；他对“生存的小品文”（即思想犀利的“杂文”）的许多精彩论述，如它“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挣扎和战斗”着，是“锋利而切实”的“匕首和投枪”，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它也能给人以“愉快和休息”，写时多用“砭锢蔽常取类型”之法等等，都成了杂文写作的“经典”！其它，如散文的写法，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即使“有破绽也不妨”的看法等，也都给后人留下了可反复品味的精神食粮。
但鲁迅对所谓“小摆设”散文（实即较为闲适的“随笔”）的批判、否定，我认为那是较为片面、简单化的。周作人、俞平伯、林语堂等人，在当时那种“风沙扑面，虎狼当道”的严峻情势下鼓吹、倡导闲适、幽默的“小品文”（随笔）固有问题，但据此便将这种轻快、雅致的随笔散文一律贬为“小摆设”，宣判了它作为一种“文体”的死刑，实践证明其“负面”影响是很显然的。
朱自清既是散文家，也是学者、教授，他对现代散文的理论建设也有不少贡献。
他论述现代散文的“起因”：“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他不赞同周作人的看法，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主张，还是比较客观求实的。他对散文的特征、写法，谈过不少很精彩的意见，如：散文的好处正在于写“人类的大生命分配于他的式样”（人性中的个人性），其可爱和可贵之处“正是这个‘自己’，因此，写散文即“意在表现自己”；它往往从小处、细处着意，“不注重一千一万，而注意一毫一厘”，“于一言一动之微、一沙一石之细，都不轻轻放过”，必“拆开来看，拆穿来看”；散文由于“写的也就是他自己”，因此在思想旨趣、表现风格上必定“文如其人”，是多元而绚烂的（论第一个十年处已引，兹不再赘）等。
顺便一说的是，朱自清对散文“地位”的看法有很直率的表述。他认为，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和抒情的散文相比，“有高下之别”，散文“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但对于‘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他对散文文体的这种歧视，着实令人不解——不知是否也反映了胡适等人的看法？
林语堂在现代散文理论建设上也很用力，有《〈人间世〉发刊词》、[2]（P64）《小品文的笔调》、[2]（P65—68）《小品文之遗绪》[11]（P26—31）《论文》[2]（P52—63）等发表。 现在看他对散文的一些主张，应该客观地说：其总体倾向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去看，是不合拍、不谐调，亦即不合时宜的，但不少具体看法，作为文体内在规律的探讨，又是不无道理的。简单、不变地看待他和他的主张，不符合辩证法的精神。
林语堂认为：“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故文章应“一以性灵为主，不为格套所拘，不为章法所役”。而性灵是什么呢？“性灵就是自我”，它乃“文学之生命”，是“近代散文之命脉，……此二字（亦）将启现代散文之绪，得之则生，不得则死”！他这种推崇性灵、张扬个性的观点，是和“五四精神”一脉相承的！又说：“发抒性灵，斯得其真”，讲究一个“真”字。因此，“文无新旧之别，惟有真伪之别”。他还提倡小品散文的“个人笔调”，亦称“言情笔调，言志笔调，闲适笔调，闲谈笔调，娓语笔调”等，“纯以文笔之闲散自在，有闲谈意味为准”。此种笔调，因视读者如亲熟故交，故写起来“如良朋话旧，私房娓语……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吐露”，它“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往往是“叙事夹入闲情，说理不妨抒怀，使悲涕与笑声齐作，忧愤与幽逸和鸣”，散逸自然，如行云流水，无拘无碍，它实乃“笔调上之一种解放”。他还主张写作题材的无禁忌，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虽然后来经过了小品文的论争，郁达夫在《散文二集·导言》里还是毫不犹疑地支持了他的这种观点，这说明了林氏之见解并非一无可取。
从上述可知，这第二个十年里散文理论建设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值得特别提出来予以说明的是，“杂文”的理论研究，经过鲁迅、瞿秋白等大家的锻造，已趋向成熟，有和散文分道扬镳的趋势，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经过茅盾、周立波等人的倡导和夏衍、宋之的、范长江等人的实践，也已走向成熟并自立门户，因此，由于它们和散文有着不同的审美特征，为了净化散文之文体，在这里就不再谈到它们了。
三
1937—1949是新文学又一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进入了8年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和3年硝烟炮火的解放战争，通讯报告大行其道；二是在延安解放区出现了工农兵当家做主的全新社会，带来了文学艺术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特别是这后一点，极其深重地影响了散文理论建设的根本方向。
因此，这一阶段在“国统区”，散文创作虽然依旧在悄然地发展、前进着，巴金、何其芳、李广田等人都有很好的作品问世，但在理论研究上已没有多大突破。
真正值得予以重点介绍的，我以为是葛琴1942年的《略谈散文》[2]（P138—142）一文。葛琴是著名文艺理论家邵荃麟的夫人， 她家境富有、学有所长且性喜交游，一直在文艺界从事着团结、组织作家和亲身创作、评论的工作，曾在大后方、香港及延安等地生活、战斗，解放后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80年代后方因病去世。她在这篇文章中说：
“（新文学发展后，在文学形式中）通行着一种抒情的小品文，我们叫它做散文。它的含义和英文中间的Prose 以及和韩柳所提倡的散文体，却不完全相同。它大概是抒情诗的内容， 而以自由的文体写出来，相类于散文诗（Blank Verse）而比较它更自由和广泛一些。 ”这实际上就是“以抒发作者对真实事物的情感和思想为主的叙事抒情散文”。
她在慧眼独具地重新定义了现代散文的概念之后，又对它与一些相关文体做了清晰的界划：
“（关于散文的界说，以前还）不曾有人做过，似乎也很难精确地做出。不过我可以约略地举出它的几个特点来说的，第一。它不同于诗或散文诗的地方，不仅是形式上较为自由广泛，而在内容上，它不采用虚构的题材。散文往往是作者对于实际生活中间所接触的真实事物、事件、人物以及对四周的环境或自然景色所抒发的感情与思想的记录，是一种比较素静和小巧的文学形式。第二，正因为它是以抒发思想与感情为主，所以对故事的描述并不重要，这是它不同于速写或报告的地方，后者乃是以描写出故事或环境的轮廓为主的。第三，散文中间偶然也可以发挥一些议论，但却不是主要的，这是它和杂文区别的地方。一般说来，这是更接近于诗的一种东西，所谓诗的感情，在散文中间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里，她拿散文和诗、速写、杂文这些性质、写法极其相近的文体去做比较，相区别，远比日后许多文章拿散文和诗、小说、戏剧等不相干文体去做比较要精细和高明得多！
在这篇文章中，她还谈到了散文写作的两个“重要条件”。她说：“第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真实的感情”；“第二个重要条件，便是朴素，有什么就说什么，不需要雕刻堆砌和虚构”。她认为：“有许多美丽的散文，大抵是描写身边琐事，平平写来，却极动人，这就是由于它的朴素无华，行文如流水，任其所至，不加壅阻，文章便显得自然，真实。所谓散文美，也就是指这种朴质和真挚。”当然，她在此文中还有一些别的精彩论述，兹不赘述。
我认为，葛琴的这篇《略谈散文》，在中国现代的散文理论史上是极其重要的，它标志了此后（由“延安散文”开启，直至整个“当代散文”）散文真正、全面地向“抒情”转折的开始。从此以后，“散文”在理论上已和杂文、随笔及通讯、报告等区分开来了（当然，在实际上它们之间的“混乱”，仍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正是理论的“超前”）其理论意义之深远是自不待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葛琴的这篇文章其对“散文”把握、论述的准确度和清晰度，比郁达夫、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论述还要好一些。
当然比这稍早一些，林慧文1940年的《现代散文的道路》[2]（469—476）也相当重要，亦应一读。林慧文所表现出的头脑之清晰， 见识之精到、分析之透辟，都是超过此前论述的。他对现代散文的产生、特点、发展（分期）及分类等，都有很清澈的论析，特别是其“分类”，很有价值，他把“文”（“以应用为主”的实用文章）和“文学散文”（“以美感动人”的纯文艺作品）先加以区分，以免纠缠；将“文”又分为应用文、议论文、批评文三种，搁置不论；然后，再将这种纯文艺的“文学散文”又细分为小品、杂感、随笔、通讯这样四种。这就在整体上把混沌不清的散文“范畴”问题给弄得较为清澈了（尽管现在看来，可能还是“宽”了）——直到今天，他的这种“总体思路”还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几点简短的结语：
第一，现代散文的理论建设，成就很大，毋庸置疑（已如上述），但散文的“范畴论”问题，因种种原因未能彻底厘清，从而留下了严重后患，令人十分遗憾！但细考现代散文理论建设的各个阶段，企图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是持续不衰的；从“文学散文”、“纯散文”、“小品文”等的提出，一直到后来林慧文的先二分、再四分的“分类法”，都是。这是最值得我们今天深长思之的！
第二，散文的审美“特征论”的探求，在现代散文理论建设的前两个时期也是相当活跃的。这是因为那时，在作者或人们的心目中，“散文”的概念还是较窄、范畴还是较小的（最先只是随笔，接着包容了小品和杂文，后来又扩大为通讯、报告等，越来越泛化），因此其特征也还是可以把握的（小品、随笔、杂文，性质还比较接近），到扩大了“通讯、报告”之后，整个散文的特征就根本无法加以概括了！由此可知，散文范畴的泛化（即所谓“大散文”），实有害无益。散文“审美特征论”、“创作论”、“批评、鉴赏论”都因散文“范畴论”的泛化而无从着手。这也是最值得当代散文汲取深刻教训的一点。
第三，中国现代散文是古典散文一个革命性的发展，又是外国散文（特别是英美散文）一个批判性的继承，但中国古代的散文是“非韵非骈”的“大散文”，是“文类”而不是“文体”，而外国散文同样是除“诗”以外包含小说、戏剧在内的“大散文”（比中国古代散文更大，即以英美“随笔”而论，也是很庞杂、宽泛的），同样是“文类”而不是“文体”，因此，无论是“求诸已”与“求诸人”，都找不到可资借鉴的现成“样板”——这是散文“文体”当时乃至于今，仍难以完成文体“净化”的深层内因！
因此，要真正解决散文的诸种问题（范畴论、特征论等），就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敢于出新和创造，以无愧于世界散文第一大国的历史地位，这就是结论！
收稿日期：200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