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上泉童年经验的文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童年论文,经验论文,文化论文,梁上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以诗歌文化学的理论视角，评析当代诗人梁上泉主体意识形成过程的文化环境，可见故乡北山乡村文化的苏区红色文化启蒙，并没有促使其萌发诗歌主体意识。达城城市文化的国统区革命文化，以其精英文化形态及其师文化极化诗观的具体影响，推动诗人开始诗美创造的实践，表现出自觉的主体意识，从而完成诗人童年经验的文化选择。
关键词 童年经验的文化选择 苏区红色文化 国统区革命文化 精英文化形态 文化极化
50年代中期，梁上泉与闻捷、李瑛、公刘、白桦等10余位活跃在祖国大西北、大西南的青年诗人一道，以其斐然的创作实绩，形成当代诗坛令人瞩目的“边疆诗群”，诗人因此崭露头角，迄今为止，仅新诗集已出版23部。通读之，明显感到诗人童年经验文化选择的存在。它直接影响着诗人题材选择，诗美表现等方面的特点。童年经验是指从儿童时期（现代心理学称从出生到成熟这一时期为“儿童期”）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体验，既有原本的童年生活的记录，还有活动主体对自身童年生活经历的主观心理感受和印象。①童年经验的文化选择属于后者，是童年有关文化环境的印象流露出的选择性，梁上泉童年经验的文化选择，是诗人创作中非自觉表现的，属于学生时代有关文化环境积极影响的印象。
1931年6月，梁上泉出生于地处大巴山腹地，四川达县北山乡的一个农家。抗战时期在家乡念完2年私塾，4年小学，194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达县城“通川中学”，1946年夏转入“达县县立中学”（简称县达中）后，师从李冰如先生习诗词直到1949年底。城乡文化环境自觉不自觉的转换，是促成诗人主体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其童年经验的文化选择沉潜于此。
一、北山乡村文化：苏区红色文化的影响与转型意义
1933年初川陕苏区初步形成，到1935年4月红军撤离北上，暂短两三年间，紧靠川陕苏区中心梁上泉的家乡，天地翻覆。先前封闭、静态、灰暗的乡村文化色调被迅速改换，代之以充满翻身作主人的朝气，昂扬、奋发、热气腾腾的民主革命场面，浓浓地浸透出红艳艳的苏区文化色彩。首先土地革命，封建制经济迅速瓦解，地主豪绅等封建顽劣由颓丧走向没落，劳苦人民抬头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人民政权的主人而精神振奋。其次红色文化普及，川陕苏区文化宣传工作极有声势，主要有戏剧宣传：话剧、歌舞、活报、旧形式新内容的川二簧……宣传苏区政府扩红、分地等政策时事。特别是借用巴山民歌调的歌剧，老百姓特别喜爱，感情十分投入，场面大爆。又有不刻标语宣传红军各部普遍没有制作石刻标语的专业队，利用一切可能钻刻宣传红色政权的文字。数量庞大，遍布巴山，60年后的今天仍能清晰辨认的有4000余件之多。更有流行于苏区的红色歌谣，老百姓传习它，又制作它，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成为苏区生活的真情表现，革命文化意识的真实写照。苏区红色文化用此传之久远，在1935年红军撤离之后，国民党“围剿”的非常时期，仍得到巴山民众自发完好的保护。30年代末川陕边天灾人祸交织的艰难岁月里，民众自觉保护与红军有关的文物。“口口相传唱出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歌谣，以表达他们革命必胜的信念，坚韧不拔的意志。”②大巴山区成为保存苏区红色文化的宝库。
国民党统治时期，巴山农村地瘠民贫，交通闭塞，文化十分落后。一方面来自城市的文化冲击波因此相对减弱，引起的反馈相应较小；另一方面，又因其没有形成强劲的排他性传统文化，而有较浓厚的移民开放性文化色彩（《通川志》云：巴山“土著绝少，而占籍于此者，率多陕西、湖广、江西之客业”），使之容为接受外来文化，对于苏区红色文化极为敏感，反应迅速、强烈且保存影响久远。梁上泉从记事起到高小毕业前10余年间，没有可能的经济条件，也没有机会远离北山乡。北山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区域文化所在。梁家更在离北山乡场10里地的大山沟底。四面崇山峻岭，遍布老林，只能步行出入乡里。苏区红色文化是北山最早出现的自觉的农民文化形式。梁上泉小学阶段以前的文化印象，渗透着苏区红色文化的乡村文化影响，这成为其童年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念着童谣，度过无光的童年，幸好童谣就是光。”③苏区红色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鲜明的人民性，强烈的革命功利性自然而然地将民众的生存权、发展权及其他人生权利，与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普及教育明白无误地统一在一起。千百年来，民众被封建统治压抑的文化主体意识因此得以苏醒，极大地焕发出文化创造的冲天热情。苏区红色文化最终以民众自己心智制造的形式，得以永久地珍藏在民俗心态之内，口口相传流布于民间文化活动之中。苏区童谣即启发梁上泉童蒙的重要民俗文化形式。但是应该明确的是，苏区红色文化与梁上泉第一次远离家乡120里，到达县城念中学后大量接触到的国统区革命文化是有明显区别的。第一，区域文化空间不同。苏区红色文化是在巴山腹地，文化封闭的乡村中诞生，发展与保存的，具有朴拙的乡村文化形态。国统区革命文化却在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交通方便，信息灵通的城市传播的，具有较为复杂的城市文化形态。第二，区域文化的层次有别。苏区红色文化为满足几乎是文盲的穷苦农民为主体的民众需要，民俗文化品位是目标，成为一种特殊的大众文化。个人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创造者与接受者均以群体为代表，并以群体共同文化需求为媒介，民间戏曲、曲艺、民间歌谣与标语石刻，成为川陕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有效形式即为证明。国统区革命文化的接受者，以市民、工商、学生及知识分子为主，文化品位较高，看重文化精英的个人创造，立足于革命文化统一战线的建设。文化形式尤为讲究。中共国统区革命文化活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多为著名知识分子，文化人（例如郭沫若），可见更具精英文化特点。第三，区域文化间的传统继承方式完全不同。苏区红色文化一般生存于国统区地方势力的中间地带，为了适应战争，常需转移，具有一种横向移植的跳跃性。川陕苏区的红色文化，即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搬迁而来，从老区到新区，红色文化常常是在革命的激进行动铲除乡村旧文化代表（例如打掉有宣扬封建王权嫌疑的菩萨）之后开始传播的，文化形式的制造性更多地表现在灵活运用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形式上。国统区革命文化因为城市文化现代文明的适应性，强调的是文化的历史继承，文化形式的制造性体现为精英文化的历史衔接（如郭沫若的历史剧）。所以，苏区红色文化与国统区军部文化的基本区别，当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分野。理解这一点，梁上泉到达县求学的文化转型意义就有深刻认识的必要了。
苏区的红色歌谣，基本上是非城市化的，具有相对于城镇和文化中心的民间艺术形态，与美国当代学者阿诺德、豪塞尔所说的民俗诗歌相类。他说“艺术社会学”认为，只有当阶级和教育存在着差别，社会和精神上出现了贵族，才会有与受教育阶层的艺术比较存在的民俗艺术（民俗诗歌即为一种类型），“象上层阶级的艺术一样，是一个社会等级，一个阶级的艺术。”④并强调说：“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个体存在以前，或者把自己从其他人中区别开来，至少是试图去区别以前，不可想象他们已经创作诗歌了。个性可以溶化在文化背景中，就象在民俗艺术中那样，但它仍然是任何艺术活动的先决条件。”⑤因之，没有一点艺术诗歌精英文化的历史意识，完全沉溺于乡村文化民俗诗歌的原初自然情景中，并不能自然培育出艺术诗歌来。艺术诗歌的个性要求和艺术制造的个人能力，必须依赖于精英文化的历史传统，相应的历史文化意识及其能够感同身受的现实文化环境。抗战胜利的1945年，梁上泉从北山到达县城念中学前后6年之久。每年间，因送学米（费）放寒暑假等因由，多次往返于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了了分明的两个区域文化环境之间，巴山区域文化类型并非自觉的鲜明对照，进一步加深了文化阅历一天天丰富，文化意识一天天自觉的梁上泉，对于前往达县求学文化意识转型意义的感性体悟。达县之行，成为梁上泉童年经验中获取精英文化历史传统的关键。
二、达县城市文化：国统区革命文化的精英文化形态
40年代中后期，达城已给梁上泉文化意识转型制造了必备的城市文化条件。就精英文化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代表达县悠久文化历史的文人诗歌传统。历史上，达县因其所处川东北特殊的地理位置，多为郡、州、府、县等治所，是巴山地区的著名古城。文人诗歌传统即从唐代大诗人元稹于唐宪宗和元十年至十三年(815-818)贬通州司马时算起，绵延不绝直到当代已有1000多年。有《嘎云诗稿》及其续编选录达县古今1000多位诗作者1620余首旧体诗词，可见达县“今日诗风之一斑”。⑥本世纪以来，达县一直是巴山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公、私立各级学校遍布城区，地方报刊随处可见。属于精英文化传统的旧体诗词趣味，一直被视为传统的雅文化时尚，诗词制作在学校老师示范提倡指导下，蔚然成风，并与时代、社会、民族现实息息相关，中国诗歌传统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精神充溢其间，达城文人诗歌所体现的精英文化的历史传统于此可见。
（二）以有识之士、文人墨客和青年学生为主体，依托各类学校教育开展活动的达城国统区革命文化传统。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时期，也是新旧文化反复较量，尖锐斗争的时期，达县国统区革命文化活动亦有此特点，而逐渐形成传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次月，达县中即组织了“读书会”，阅读《新青年》，成为达城新文化思潮的滥觞。20年代达县地方党组织成立后，达县新文化运动与党领导的政治斗争因现实需要而结合起来。政治斗争往往以文化斗争的形式出现。到建国前夕形成三次高潮迭起的阶段：其一，20年代到30年代初，在学校集中表现为进步师生反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出现大批以研究宣传马列、传播革命思想为宗旨的进步社团；其二，抗战时期，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大众文化活动空前繁荣，话剧演出与音乐、诗歌朗诵活动最有影响；其三，解放战争时期，紧扣“和平”、“民主”的时代主题，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期望，讴歌人民解放和新社会的到来。这个时期国民党采取“战乱建国”的高压政策，特务密探严密监视和限制民众的思想、言行，党的地下组织连遭破坏，很多党员被迫离开达城，但达城革命文化传统已形成，因为斗争手段灵活而更加发展。梁上泉正是这个时期考入达城念中学的，在师友的引导下很快投身到革命文化的洪流中去。
与北山乡比较，梁上泉很快发现达城全然不同的城市文化特点。首先是文教发达，学校密集，师生人数相当可观。这直接影响着达城的区域文化形态，因为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是精英文化自觉的接收者，主要的创造者，又是其得力的传播者。加之抗战时期从沦陷区有大批文化人流亡于此地，他们中很多人操作种种方言在学校任教，战争使达城成为中国城市现代文化信息交流最迅速的地方之一。其次是文化活动多运用新文艺形式，而不是单纯的民间文艺。1945年底，达城举办的独唱音乐会，唱片欣赏会，重庆中华歌剧团公演《雷雨》及西洋歌剧，都给梁上泉极深的印象。而学校师生秘密阅读新文化进步书刊的浓厚风气，使梁上泉受益菲浅。当时苏联及中国现代进步作家的作品与社会名流的时文（诸如发表在《宪政》、《中华论坛》、《民主》、《民主星期刊》、《世界知识》等刊物论及时事政治类的文章），使达城的莘莘学子真正领略到现代文明的内涵。总之，梁上泉最先感受到的达城城市文化环境的特点，正是达城国统区革命文化的基本存在方式。这是北山乡的封闭文化环境中不可能见到的。
当然应该说明的是，由上文粗略的分析可见达城国统区革命文化形态因为时代关系，表现出相应的复杂性。20年代的作为与封建旧文化尖锐对立的“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思潮，没有单一集中的政治色彩，而以后的发展则与党的政治斗争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其中于1933年到1935年，红军两次解放达城，苏区红色文化一度成为达城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而抗战时期，达城革命文化活动致力于“国防文学”这种大众文化的宣传。凡此种种，其实并未改变达城国统区革命文化主体所具有的精英文化形态。理论界一般认为，“精英文化是专业人员所创造的文化成品。”⑦（反之，相对而言，则属于大众文化。）这个界定如果不是狭义地去把“专业人员”限定为专门家的话，可能更符合文化理论的现实需要。也就是说，凡受专业训练，掌握专业知识，具有专业修养的人（当然包括专门家）所创造的文化成品即属于精英文化。因此，文化成品创造者的专业意识存在与否，应是判断文化成品是否属于精英文化形态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这是文化成品赖以存在的前提，文化成品作为客体是后于文化成品的创造主体而存在的。另外，文化成品与文化形态是两个外延虽有交叉，但内涵根本不同的概念。文化成品一般具有可以具体实在感知的物质特征，如故事，可以言说，语言成为它的物质形式；可以樱萆书，可视的文字符号赋之以形。换言之，文化成品是已成的文化（专业）意识的物质传达。文化形态则不局限于此。它涵括了创造主体的精神意识，创造主体精神意识已成的物质传达。还包括创造主体及其创造成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文化形态实际上是文化精神与文化物质（即文化成品）两极构成系统的抽象概括。在概念使用上，当与文化成品对应时，偏重于文化精神的内涵。所谓国统区革命文化的精英文化形态，即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具体说，国统区革命文化的精英文化形态是指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革命文化行为。而达城革命文化史料所载每一个历史时期革命文化活动的组织者，无一不是达城著名知识分子。⑧如第一个时期创办“明达公学”，学生时代即被赞赏为“有范仲淹之风，以天上为己任的思想”的陈慕勤”；第二个时期有高深音乐修养，熟谙裴多芬乐章，莫札特乐曲，中国古典音乐亦有研究，毕生致力于音乐社会化的教育家王抒情；第三个时期，达城社会贤达，著名诗人，县达中教师李冰如等等。因此，达城革命文化所具城市文化的精英文化形态是明确的。
三、“平民化诗人”李冰如的影响与文化极化定型
“文化极化”⑨是一种非局限于阶级斗争历史，鉴别文化事实，普遍观照文化史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双向交流规律的文化理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不是只有对立而无统一，互不相干的文化两极。例如诗歌，从其文体规范，审美特征以及在各时代艺术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来看，整体的诗歌艺术属于精英文化形态。“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诗的语言革命推动着中国诗歌艺术的“平民化”，另一方面，诗人们又成功地用诗美形式吸收、纯化大众文化的若干质素。如《王贵与李香香》的“信天游”形式，诗歌文化在两极间双向交流是清楚存在的。国统区革命文化的精英文化形态，其文化极化特征依然明显：精英文化的文化精神与大众文化的文化物质（文化成品），成对立交流的两极。如国统区革命诗歌，整体而言属于精英文化形态，因为现实斗争的需要，不同程度的艺术大众化走向，在诗歌作品中表现出来，诸如语言表达的通俗化努力，少用典，或不用典，口语化等等；诗情提炼的平民化，诸如顺应或导引民众“大我”的感情倾向，符合时代、社会、人民进步要求的道德伦理，是非观念，善恶评判与行为准则。但诗歌艺术，就是诗歌艺术，作为诗歌文化成品创造者的诗人，其主体意识深深保留着文人墨客的文字趣味，层次分明的诗艺标准，活跃着几千年来中国诗歌艺术长盛不衰的现实主义文化精神。文化精神与文化成品在对立中寻求协调，在适应时代、社会、人民的选择中相互交流，不断地呈现出国统区革命诗歌新的精英文化形态。从蒋光慈、般夫、中国诗歌会诗群、田间……到马凡陀的诗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40年代中后期，达城国统区革命文化的文化极化现象，在一个地方著名诗人那儿鲜明地表现出来，并给梁上泉童年经验文化选择决定影响的，是县达中国文老师李冰如。李冰如对梁上泉来说，是精英文化的直接现实，既体现着达城千余年来的文人诗歌传统，又是国统区革命文化的现实创造者。可以说，梁上泉诗美创造主体意识的自觉及其诗美艺术实践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极化定型，都是在李先生示范下完成的。1950年李冰如将自己“五四”以来创作的新诗编为《芳泽集》，其“序”云：“白居易说：‘诗合为事而作’我诗亦多为事而作，芳与泽其为事的好坏两面，而美刺由此可见……亦可借此表现我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未能达到纯粹融合云。”此序正是李冰如，“平民化诗人的”主张，所具文化极化特点的最好注脚。首先，此语中心词在诗人。李冰如的人生最高理想是作一个传统文人型的诗人，而非一般文化素养的平民百姓，文化主体意识的鲜明个性表现得活脱脱的。他认定诗文可与日月同在，是个人主体意识的最高表现，因而告诫学生创作的价值：“文艺足千秋”（《南乡事·赠达中壁报冠军》句，1945），这自然是曹丕名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的翻版。其次，“平民化的诗人”含有李冰如对作为诗人的自己与人民关系的明确严格的规范要求：平民化，即“多站在民众立场，为民众说话”（《记者节赠言》“跋”，1941）。他为自编旧体诗词集《腐草》写序明志：身如腐草，化为萤火，驱散黑暗，带来光明。第三“平民化的诗人”也是李冰如对自己诗风的基本要求，他常说“写诗贵在表达思想感情，应效白居易‘老妪能解’的大众化诗风。”（《澄翠楼诗话》）
艰苦严格的诗艺探索，古雅传统的笔墨趣味与直陈世事，为民请命，鞭抽丑恶、挥斥方遒的创作实践，对立而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使李冰如成为一位主体意识与行为实践均体现文化极化特征的典范进步诗人。中学时期的梁上泉一度视李冰如为偶象，转学县达中后即在其指导下作旧体诗词，一部《白香词谱》几乎翻烂，音韵平仄颇多讲究。在此基础上李先生又启发其写自己熟悉的事物，真有所感的东西，习作渐渐不同以往。如《长相思·细农雨耕》）
“雨蒙蒙，雾蒙蒙，布谷高啼岭树中，催耕向老农。水溶深，血溶溶，凭染田畴片片红，苦犁多是空！”
诗艺入门之时，李先生主张“将电的作用推扬出去，产生更多的社会影响”（《澄翠楼诗话》）⑩，使诗美艺术实践与参与现实斗争齐头并进。于是1946年秋，师生二人与另一位同学诗友联合创办壁报《三友》，以诗配画的通俗形式参与现实文化斗争。1948年因现实情况需要，《三友》与另一壁报合并，更名《秋星》，以犀利、泼辣的诗文抨击时事。这期间成为梁上泉早期旧体诗词创作的高峰时期，到建国前为止，散佚其他诗稿不可确计，唯旧体诗词留存150余首。(11)同年12月李冰如先生选录《猎情》等6首推荐给上海《现代农民》(12)发表，成为梁上泉早年诗词的代表作，时年16岁。大山其中《秋雨杂感》七绝三首可见梁上泉受李冰如影响，具有文化极化诗美实践的特点：
连天风雨不胜寒，摧得园中草木残；
遥忆北山穷谷里，贫农个个尚衣单！
寒风箫飒雨凄凄，遥和无边战马嘶；
愁杀征夫惊杀梦，泪痕多应在秋闺！
连日荒园值雨秋，美人蕉下不胜愁；
青年多为红妆惜，对影难逢花月幽！
综上所述，梁上泉童年经验的文化选择以主体意识（诗美制造的自觉意识）形成过程来看，表现在三个方面：北山乡村文化的苏区红色文化，达城城市文化的国统区革命文化，和李冰如文化极化诗观的具体影响。
注释：
*本文1994年3月20日收到
①参阅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文学评论》1993，4。
②傅钟：《川陕苏区红色歌谣选·序》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③梁上泉：散文诗集《献给母亲的石竹花》成都出版社。
④⑤［美］阿诺德·豪塞尔：《艺术史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82，283页。
⑥贾之惠主编：《戛云诗稿·序》。
⑦⑨叶潮：《诗歌与文化极化》江陵师专学报 1990，4。
⑧参阅：《四川省达县地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
⑩蒲心成：《澄翠楼诗话》载《诀窍何在》科技出版社重庆分社。
(11)参阅拙作：《梁上泉革命诗词文化传统的继承》。
(12)第11卷第12期 1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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