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3;11”事件与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战略论文,事件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冷战刚刚结束之际，美国的精英阶层就开始思考新的全球战略。无论精英们提出的新全球战略的具体内容上有多么大的差异，他们对这一战略的核心目标却有着基本的共识：即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首要地位。
然而，由于缺乏一个像前苏联那样实力强大的对手的现实威胁，也由于美国公众在冷战后更加关注国内经济问题，而对外交政策普遍缺乏兴趣，所以在整个90年代美国政府并没有真正采取强有力的和连贯的对外政策措施去实施全球战略。“9·11”事件以其突然性和毁灭性给美国公众心理以重创。4000余条生命的瞬间殒灭、两座标志性建筑在亿万双眼睛注视下轰然倒塌，这样刻骨铭心的教训永远结束了美国公众对国际事务“无动于衷”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9·11”事件确实堪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后者使孤立主义从此在美国再难成气候。然而，很多人都忽略了“9·11”事件与珍珠港事件其实还有另一个相似之处。这两次突然袭击都没有造成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改变，美国的精英阶层在这两次突袭事件之前都对未来的全球战略成竹在胸，甚至对后来发生的突然袭击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对他们来说，突袭事件在一定意义上不过是推动公众支持他们业已酝酿成熟的全球战略的一股“东风”罢了。
一、美国自从成为一个全球大国之后，其全球战略的指导思想保持着很强的连续性，“9·11”事件并没有中断这种连续性。
所谓全球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指导战略思维的哲学基础。如果说大战略必须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大战略的哲学基础恰恰界定了什么是国家利益，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捍卫国家利益。美国战略思维指导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美国赖以立国的基础原则之中去，如民主、法治、自由等观念，甚至还可以追溯到立国前的清教传统之中，比如“山颠之城”等观念。
具体而言，美国一个世纪以来大战略的哲学基础就是自由主义。约翰·艾肯伯瑞总结了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的五个基本信条：民主国家间必定会友好相处；自由贸易有助于极权国家自由化；相互依存至关重要；国际制度是可行的；共同体各个国家的共同价值观念有助于维护国际秩序。
如果说艾肯伯瑞是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学派的信奉者，他的观点还不足以完全服人的话，那么另一位公认的“鹰派”人物保罗·沃尔福威茨对冷战经验的总结可能更加耐人寻味：民主事关重大、威慑行之有效、联盟作用突出、坚持原则极为重要。把艾肯伯瑞和沃尔福威茨的观点做一比较，我们就不难看出，美国国际关系两大主流学派战略思维的哲学基础竟然惊人的一致。
“9·11”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大战略的这种哲学基础，相反，它在某种程度上还强化了这种自由主义的大战略观。美国政府官员在公开讲话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恐怖袭击事件不会改变美国的生活方式。
从美国在“9·11”事件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之中，人们不难体察这种大战略观的种种表现。比如，在恐怖袭击事件后，政府官员反复呼吁民众克制忍耐，保护阿拉伯裔美国人不受报复侵害；邀请各大宗教领袖参加“9·11”死难者的葬礼；努力建立并维护一个把穆斯林国家包括在内的国际反恐联盟；在对阿富汗投下炸弹的同时，大量空投食品和收音机；加大干预中东问题的力度等等。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9·11”事件反而强化了美国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大战略观。
二 “9·11”事件并没有改变美国精英阶层此前对21世纪初期全球形势的基本判断，在一定意义上，“9·11”事件印证了这些判断。
战略形势判断是制定大战略的基本依据。福山“历史的终结”的判断虽然轰动一时，但是很快就被美国精英阶层摒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精英阶层中虽然仍存在着对未来战略形势的多种判断，但是仔细研究起来，这些判断在一些基本方面实际上已经达成了相当的共识。
第一，从综合国力上来看，美国的领先地位在短期内无人可以企及，但是，美国目前并不具备称霸世界的能力。
第二，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领域，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但是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将面临新的挑战。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将面临新的认同问题，未来世界将以文明划界。布热津斯基则着重指出了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内部面临的信仰与道德危机。“民主本身是一个需要注入内容的容器，西方正在将一种纵欲无度的生活方式注入到这个容器里”，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宗教思想将被注入到这个容器里。未来的世界仍然会存在价值观的尖锐对立。
第三，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将会继续发展，世界的相互依存程度将会进一步提高，但是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的后果都将是复杂的。虽然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未来都会保持增长，但是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将会继续扩大。同时，随着通讯手段的进步，人们对全球范围内贫富不均的容忍度将会越来越小，这一问题有可能引发严重的政治动乱。
第四，在政治上，虽然主权国家仍将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但是它将面临着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经济、技术、文化观念等因素的跨国流动，将极大削弱国家主权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来自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和暴力冲突也将极大地动摇主权的基础。与此相对应，未来在全球层面将同时出现两股相反的趋势：一个是一部分国家将进一步走向整合与一体化，出现一个全球共同体的轮廓；另一个则是一些国家将在社会和政治上“碎片化”，沦为失败国家。
第五，在军事上，美国将继续保持超强的实力，但是强大的美军并不足以确保美国的安全。美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非对称性威胁。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非国家行为体军事能力的加强以及军事竞争在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展开，美国将变得更加脆弱，其本土更容易受到打击。
第六，恐怖主义、毒品、非法移民、能源、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9·11”事件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美国精英阶层关于未来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从“9·11”事件以后美国采取的种种战略举措来看，美国的全球战略实际上基本仍在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进。
三 “9·11”事件对美国全球战略带来的最大影响，是给美国送来了一个既清晰又模糊的战略对手。
衡量战略对手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意图，另一个是实力。在冷战时期，美国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对手，苏联。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失去了不只是一个敌手，而且丧失了对外政策的指南针”。90年代以来，美国曾先后把日本、俄罗斯、中国视为潜在的战略对手，但是这三个国家事实上都达不到美国战略对手的标准。所以，冷战后的美国不仅是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也是一个“迷惘的超级大国”。“9·11”事件终结了美国尴尬徘徊的“冷战后时期”，一个战略对手不请自到，于是美国也就有了运筹全球战略的一个着力点。
（一）当前美国的主要对手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主义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新敌手是明确的，即以本·拉登及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拉登、基地组织、甚至愈演愈烈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都仅仅是美国新战略对手的冰山一角，这个战略对手隐藏在水下那庞大的一部分才是最令美国担忧的。
拉登其实算不上一个教派或精神运动的领袖，也很难说他有什么过人的军事或政治才能，他不过是一个有钱的狂热分子罢了。但是，拉登已经通过“9·11”事件之后的录像讲话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类似世贸大厦、五角大楼那样的符号。正像摧毁世贸大厦并不能动摇美国经济的根基一样，消灭拉登等基地组织的领导人不可能确保美国不会受到新的恐怖袭击。对美国来说，更棘手的可能是，从肉体上消灭了拉登反而有可能强化“拉登”这个符号，就像世贸大厦倒塌反而激起了美国举国上下的团结一样。
（二）伊斯兰世界的民众才是美国直正的战略对手
真正成为美国心头之患的战略对手，用中央情报局长特纳特的话来说，是“阿拉伯的街头群众”，即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伊斯兰世界被日益边缘化的广大民众。美国把伊斯兰世界的民众作为其主要战略对手，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多重原因。
1.历史原因。基督教的欧洲与伊斯兰教的中东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一千年。从阿拉伯帝国入侵西班牙、到十字军东征、再到奥斯曼帝国兵临维也纳城下，双方一直在进行拉锯战，但是总的形势是西方处于下风。15世纪以后西方开始寻找通往东方印度的新路线，这才有了地理大发现。而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避开奥斯曼帝国的锋芒。后来基督教的欧洲崛起，开始对世界进行殖民扩张，而伊斯兰世界则逐渐衰落下去。但是在欧洲对世界进行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有三个地区并没有彻底被西方征服，完全沦为殖民地。这三个地区是俄罗斯（及东欧其他地区）、东亚以及中东地区。这三个地区历史上都产生过伟大的文明（阿拉伯世界甚至可以说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哺育者，没有阿拉伯世界对希腊罗马文化的保存以及对东方文明的向西传播，近代的西方崛起是不可想像的），西方对这三个自己没有彻底征服过地区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
2.宗教价值观的冲突。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都是排他的一神教，这两大宗教之间的敌对根深蒂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马格里布——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这条弧形的伊斯兰世界实际上正在被日益边缘化。伊斯兰世界民众感受到的屈辱和愤怒具有宗教和经济的双重性，因而格外强烈。至少从伊朗革命以后，美国就一直对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兴起怀有深刻的担忧，因为这一运动公开拒绝西方的价值观念。从意识形态上来看，伊斯兰主义运动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观根本对立。
3.伊斯兰世界的人口优势令美国恐惧。目前全世界的穆斯林已经超过10亿，而且许多穆斯林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很高，以中东地区为例，这里一些国家的年人口增长率超过了3%，大大超过了西方国家的水平。这股力量正在全方位地挑战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第一，它从根本上拒绝西方的价值观；第二，它实际上成了针对美国（以及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行动的蓄水池；第三，通过持续地向西方国家（主要是西欧）移民，它还以一种独特的“船民”方式构成了对美国世界秩序的威胁。
4.伊斯兰世界拥有石油这一重要的战略资源。中东地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基地，未来可能成为新的重要油气产区的里海等地区也在伊斯兰世界的范围之内。用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理论来解释，就是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石油生产国的相互依赖既是敏感性的、也在相当程度上是脆弱性的（即缺乏替代从这一地区进口石油的弹性）。除了冷战时期的苏联以外，美国还没有对它的哪个现实和潜在的战略对手有如此之深的相互依赖关系。而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既可能增加双方的合作，也可能增加双方的敌对。
5.伊斯兰世界正在具备威胁美国安全的军事实力。以传统观点来看，美国在军事领域的优势在短期内似乎是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法撼动的。但是美国很清楚未来战争的样式将是“非对称”的，它的军事对手不必在所有领域具备与它全面对抗的实力，通过利用非对称优势，美国的对手就可以给它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在目前的伊斯兰世界，巴基斯坦已经公开拥有了核武器，伊拉克早已具备了生产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能力，伊朗正在积极发展洲际弹道导弹技术。而更令美国担忧的是伊斯兰世界给美国制造威胁的手段，即“恐怖主义”。
一千多年的历史纠葛、反西方的宗教价值观念、日益脱离政府有效控制的庞大人口、重要的战略资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无所不用的战斗方法，所有这些要素加在一起，使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其广大民众成为美国在新世纪所要应对的最重要的战略对手。
四 美国实施全球战略的指导原则在“9·11”事件以前就已经基本成型。“9·11”事件之后美国将继续采用这些指导原则。
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指导原则可以用理查德·哈斯提出的“规制主义”来概括：“在规制主义的指导下，美国尽可能地与其他国家一起行动，但是当必要而可靠时美国可以单独行动，影响别国政府和其他行为体的行为和能力，以至于它们不可能挑衅性地越过边界或对待自己的国民，促使它们尽可能地依据普遍认可的标准和程序进行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规制主义虽然由哈斯提出，但是该原则以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综合了经济主义、威尔逊主义、人道主义以及霸权主义的考虑，实际上是冷战后美国精英阶层关于战略指导原则思考的集大成者，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观察冷战以后以及“9·11”事件以来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战略举措，人们可以发现规制主义原则的明显痕迹。
根据这一原则，美国不应完全放弃单边主义的做法，但是应该保持高度克制，不能滥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9·11”事件重新唤起了美国民众对国际事务的关注，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收敛。但是，美国在未来实施其全球战略的过程中，是不会完全放弃单边主义的，因为“美国单边行动的压力恰恰为把联盟维系在一起提供了粘合剂”，此外，在美国可以独自行事的一些领域内，美国将继续保留这一做法。
规制主义意味着美国将继续倚重同盟关系，将其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美国最重要的同盟关系就是北约。在冷战以后，美国不仅把北约作为一个安全组织，而且把它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一个“民主国家”的资格认证机构来加以扩展，这是规制主义原则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对美国来说，“9·11”事件甚至不会对北约的扩展产生丝毫干扰。可以预计，未来美国还会在其他地区和其他领域巩固已有的同盟关系，并建立新的同盟。
规制主义原则还要求美国与非盟友国家协调关系，并且针对特定的问题建立更为灵活的临时性或非正式的同盟关系。在规制主义的鼓吹者看来，正式的同盟关系过于僵硬，而冷战后的现实复杂多变，更为现实可取的做法是组建临时性或非正式的同盟去解决特定的问题。非正式同盟不仅可以帮助美国解决它面临的种种难题，还可以使美国借机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制定新的游戏规则。未来美国应对伊斯兰世界这个战略对手的时候，仍将主要采取非正式同盟的手段，与主要伊斯兰国家保持非正式的同盟关系，一方面通过这些国家政权去控制和影响民众，另一方面缓慢而耐心地促进这些国家政权性质的变化。
“9·11”事件无疑将对21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言，它一方面结束了所谓“冷战后”时期，使“孤独的超级大国”不再对国际事务“无动于衷”，从此美国将会更深刻地参与到世界之中；另一方面，它也结束了“冷战”。冷战思维在这个变化的新世界面前、在新的战略对手面前都已经完全过时了，新世界、新对手需要“规制”而非“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