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和经济学批判——纪念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创作14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经济学论文,现象学论文,手稿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创作140周年，江苏省哲学学会、南京大学哲学系于1998年12月21日在南京召开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学术研讨会。省内知名学者孙伯鍨、李华钰、刘林元、张一兵、侯惠勤、王金福、王灿、陈天庆、周毅之等近20人，及南京大学哲学系的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苏州大学管理学院的部分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学者就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哲学批判方法、《手稿》中的异化问题、《手稿》与市场经济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一
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手稿》，指的是马克思于1857年7月－1858年10月在八个笔记本所写下的四个手稿的总和：一、《巴师夏和凯里》，约写于1857年7月，首次发表于1903-1904年；二、《导言》，约写于1857年8月底至9月初，首次发表于1902-1903年；三、《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写于1857年10月－1858年5月，于1939年、1941年在莫斯科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为题首次全文发表；四、《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写于1858年6月，于1941年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补遗首次发表。早在1930年，《导言》就被译成中文。1962-1964年、1975年，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刘潇然翻译的作为《手稿》主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2-4册和第1册。1979-198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6卷首次全文发表了《手稿》。
《手稿》发表以后，国际学界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前苏东和中国学界尤其重视它的经济学成就。认为作为“《资本论》的最初草稿”，它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特殊地位就在于，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了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制定了他的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完成了他的第二个伟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而在西方学界，人们更关注的则是它的哲学价值。有人把1939年《手稿》的发表视为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之后的“第二冲击波”，认为它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失落的联系环节”，并试图以此架起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桥梁。这样，《手稿》就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它向人们展现了一个不同于《资本论》的“不为人知的马克思”。同时，还有一些人则力图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把《手稿》和《资本论》完全对立起来。
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一兵教授指出，尽管已有的两种解读模式的解释学倾向和结论是截然不同的，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的解释学基础，即都是把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分离开来单独对待，而实际上对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最新的研究已经充分表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是一块不可分割的整纲，马克思正是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方才实现了哲学的伟大革命，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不理解他的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50年代进行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但导致他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剩余价值理论创立的，不是因为经济学，而恰恰是因为哲学革命。正是马克思在40年代中期确立的“一定的”历史哲学语境方才使他在一切细节上超过古典经济学。虽然古典经济学是天然的经验的社会唯物主义，但只有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使经济学真正走出一条科学的道路。马克思的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始终是一个双向建构的统一过程：在40年代，他在初步的经济学研究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但由于研究水平的制约，历史唯物主义此时还具有很大的假想性质；50年代，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指引下，实现伟大的经济学革命，同时也使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变成真正的科学。作为马克思“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手稿》是他思想发展中的“第三个理论制高点”，在这里，他真实地面对社会历史的经济发展过程，把哲学的批判理性和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他最具特色的科学的批判理论即历史现象学。
二
“历史现象学”是张一兵教授对马克思在《手稿》中确立的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命名。毫无疑问，它是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联系着的。张一兵教授认为，这种联系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如果《资本论》是马克思的《逻辑学》，那么，《手稿》就是他的《精神现象学》；其次，马克思在实证的经济学研究基础上吸收了黑格尔的现象学批判方法，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界划出了自己和黑格尔在现象学方法上的异质性。
《精神现象学》是青年黑格尔在深入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以意识发展史和意识形态发展史为表象的对人类历史所做的一种深刻反思。对于《精神现象学》而言，现象诚然是颠倒的，在本质上是一种假象，但它并不因为是颠倒的而应该且能够被扬弃。因为现象在本质上是由特定劳作方式所规定的意识主体及其通过这种特定劳作方式所建立起来的对象构成的总体，它是意识主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意识主体只有在通过自己新的劳作方式扬弃了原有的存在形式之后，现象才成其为假象。同时，意识主体由于身处现象之中，往往无法认识到由自己的活动所建构出来的现象的历史性和暂时性。因此，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就是要消解意识主体自己建立起来的的迷障，通过对现象的历史和结构分析，破除现象是永恒的神话，从而促进意识和意识形态向绝对精神发展转化。如果我们把黑格尔的现象学还原到现实生活层面，那么就会发现，它首先肯定绝对精神这种抽象的观念对历史发展最终推动作用，其次认为历史的发展有一个终结点。对于黑格尔的现象学方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有所认识和批判，不过那时由于经济学水平的制约，他看到的更多的还是这种方法中的唯心主义的一面；经过40年代中期艰难的经济学磨砺，他最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完整获得并颠倒了这种方法。但是，如何运用这种方法去分析、批判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有提上他的日程。
1849年8月，马克思流亡伦敦，1850年他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写下了二十四本以摘录为主的经济学笔记，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笔记》。在这些笔记中，马克思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到，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秘密不在于流通过程中的交换关系，而在于生产过程。因此，以蒲鲁东和格雷为代表的改良的社会主义就仍是建立在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幻想。为什么李嘉图之后的庸俗经济学家和蒲鲁东—格雷式的社会主义者不能正确认识自身处于其中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歪曲，更重要的，这是以歪曲和颠倒的形式来表现自身的社会存在在社会意识领域里的直接表现。这样，《伦敦笔记》之后马克思的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大体思路就初见端倪了。
《手稿》是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的最初思想实验室，也是他在40年代中期所确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运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和深化的发源地。这是一个一体化的双向建构过程：马克思这里的经济学发现同时也是他历史唯物主义建构最重要也是最终的理论逻辑完成。从深层逻辑上看，《手稿》是一部对话，在这里马克思要让当时的庸俗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知道，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产阶级社会特定的历史存在视为人类永恒的自然物质存在的属性，这只是一个对颠倒的事实的直接的反映，因此是一个颠倒的学说。《手稿》就是为了能够科学地批判和否定这种意识形态的迷障。在这里，马克思力图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历史性和暂时性方面，因为这是一种历史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他发现，正是这一历史的社会现实在资产阶级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多重颠倒的复杂结构。在其中，作为社会本质的生产关系被经济假象遮蔽起来，真的成为假的，假的成为真的，虚的变成实的，实的变成虚的；主体变成客体，客体变成主体。资产阶级就是在这种物化的经济现象中形成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化的特定物相意识形态。在《手稿》中，马克思进而指出，由于价值的物化和实体化，这种物化的关系成为在个人之外的对人的统治，这是抽象对人的统治。这种抽象因为只能够在观念中被把握，因此时代的哲学家就误以为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的统治。这就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之历史唯心主义的重要社会存在的根源。
南京大学哲学系孙伯鍨教授认为，无论我们用什么现代观念去解读马克思、用什么现代名词去称呼马克思的方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应当让我们的青年学子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南京大学哲学系侯惠勤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有很大的相似性。存在论哲学希望通过对此在、这个对存在先行有所领会的存在者的追问，实现对此在已经栖身其中的存在的把捉。但是，姑且不论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根本就是不可把捉的，就是把捉到了，对于未来社会的建构，又有什么作用呢？历史现象学通过对资产阶级物相意识形态的多重解蔽，使资本的本然存在得以呈现，但它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又有什么作用呢？实际上，马克思通过对以往历史的批判解读，沉淀和粹取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一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建设社会主义未来的最深厚的理论基础。
尽管与会学者对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持不同的见解，但一致认为，它为重新解读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可以尝试的新方向。
三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手稿》中又重新使用了他在40年代中期曾经不再使用的异化概念。关于这个问题，侯惠勤教授从马克思无产阶级价值观的一致性出发，强调了两种异化概念的共性。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陈天庆副研究员认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新哲学本体论和肯定辩证法建构的核心概念乃是直接对象性的社会和对象化的实践（它们已具有现实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规定性），而不是与之相对的异化，因此，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来指认马克思的早期哲学似不妥。马克思的异化基本上是黑格尔本体论及其中介辩证法之外化、异己化意义上的转用，由于他将其与直接社会性主体本质相对而被赋予新的意义。其社会主体本质直观意义的异化与其后来在科学历史观意义上使用的异化共同构成了他的异化概念的完整性；马克思在《导言》中强调在理论方法上一定要把主体，即社会，“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确认了动态发展的社会主体历史规定性和现实在场性；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作为独立的、被异化的社会力量的客体与“社会”相对立的性质，这说明马克思早期哲学与后期哲学有着逻辑一致性，或者说，马克思早期哲学为其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历史科学揭示提供了人学穿透性基础。在此意义上，或可称之为“社会现象学”。
苏州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授王金福认为，尽管两种异化观念在价值观上有一致性，但它们是具有不同理论基础的两种观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反映的是现实社会关系的真实颠倒，但由于它的理论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因此这种真实的颠倒就被抽象化为人的真实存在和其应当具有的本质的对立和疏离。人没有什么应当具有的本质，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之后，马克思就彻底抛弃了人本主义异化观念，取而代之以科学的异化学说，在这里，异化首先是一种社会现实。尽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尽量避免使用异化概念，但异化理论依旧存在。这也就是说，异化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手稿》中的异化理论是这一有机部分的自然生长。
张一兵教授和其他一些与会者认为，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视阈中的历史现象学的最后重新提出异化问题，有其理论发展上的必然性。在1845年哲学革命中，马克思否定了人本主义的主体价值逻辑，其新的理论起点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一般物质生产的客观向度，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论层面上，他没有再从异化史观的主体向度引申出批判的张力，而选择了从生产分工导致的客观经济矛盾提出一种实证性的客观历史指认。这一理论思路在一般社会历史的基础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当马克思进入《手稿》的创作之后，就意识到：从生产出发不可能形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认识，只可能形成象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那样的物化的遮蔽性意识。为此马克思不得不再从生产劳动中的主体劳动活动出发，不得不将他的历史现象学批判再一次建立在历史的主体向度上。《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规定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逻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异化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是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那里构成的是理想本质与现实存在的矛盾，异化是一种逻辑反思，是在观念中被设定的；而《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现实的历史反思。价值，原来工人的劳动的物化结果，如今现实地成为工人的统治者和剥削者。工人创造的“先有”成为“现有”的统治。资本家用劳动者创造的东西和劳动者相交换，这是一种进一步的不平等的交换。这里的异化不是逻辑的设定，不是价值的悬设，不是方法的先验构造，而是社会现实的历史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客观转换的必然形式；不是因为劳动异化造成罪恶，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导致人对外化经济力量的依赖性，雇佣劳动必然创造一个有自己转化出来的统治力量：资本，这是资本与劳动的现实的异化。这种现实的劳动异化在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中首先是进步的，但同时也是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主体向度中，它首先也是进步的，因为相对于人身依附而言它当然是解放，不过同时它又是新的物役性，是主体性的沦丧，是社会关系的异己性和对抗性。
四
《手稿》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是与会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市场经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形态，正是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了普遍的全面社会物质交换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人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市场经济创造了巨大物质生产力和普遍的世界性交往，把人从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中解放出来，较之于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社会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同时它也使普遍交往以一种自然关系的样态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展又在普遍的物化过程中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片面目的的废弃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
江苏省委党校周毅之教授指出，西欧一些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在保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曾经仿照社会主义的要求，提出并实行了不少社会改革措施，企图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兼顾公平，但事实已经证明是失败了。因为社会公平固然有所提高，可效率却因此而降低了。如何在保证效率兼顾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统一，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21世纪问题。
孙伯鍨教授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物化、异化，这是由它的社会制度本身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隐蔽地存在着炸毁自身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天然地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形成的负面效应的救治。因此，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一定要牢记，社会主义是目的，市场经济是手段，我们是在通过市场经济来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相反。一定要注意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救治作用，使之更加符合人的需要。陈天庆副研究员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主导的条件下，一定程度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反相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之处，就在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直接成为了社会主体，这种宪法确立的、现实生成的主体地位就扬弃了以往间接的、或者不如说抽象的性质。这样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融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为一体的、充满活力的社会，就能正确对待和限制异化，从而与资本主义既相沟通又相抗衡。
侯惠勤教授强调指出，在当前情况下，必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通过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来抵御、对抗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非社会主义观念的侵袭和毒害。张一兵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从我们的长远目标来看，市场经济一定会被超越和扬弃，但现在我们首先面临的是一个怎样进入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市场经济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因此，我们党应当向全国人民讲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带来巨大的、暂时还不能够消除的社会不公平和弊病，使之增强承受现实的能力，为尽可能缩短通过市场经济这个令人痛苦的过渡阶段做准备。
与会者一致感到，《手稿》关于市场经济正反两个方面的论述，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指导价值，但国内对这些方面的研究还很不深入，因此建议有关学者积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并在以后适当的时间里展开专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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