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挤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论文,福利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大政方针都围绕经济增长而确立，从中央到地方，一切以经济为优先，GDP也有了明显的增长。那么，我们经济增长的成果有没有惠及全体国民？在经历30年经济增长之后，为什么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压力反而加大？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后果？这中间可能有一个国民的福利和经济增长是否成比例发展，或是可能还有一定程度的冲突的问题。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在学界从社会分配制度方面寻找答案的很多，但从人口的角度来思考其内在过程的较少。本文则试图在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引入国民福利概念，我们认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结构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但是对经济发展与国民福利的提高也有负面影响。
一、概念的澄清与回顾
对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国外已有很多，早期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乐观派认为人口快速增长能够扩大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带来规模效应，同时能促使技术提高和制度创新，以便养活新增人口，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悲观派认为人口快速增长会吞噬经济增长的成果，让一个国家难以进行资本积累，从而阻碍经济发展。而中性派通过控制其它变量来对不同国家的人均收入与人口增长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不过早期的研究都把人口总体规模作为一个变量加以考虑，而没有对人口结构进行分析。近来国内外一些学者也开始分析总人口中劳动力、儿童和老人之间的结构比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布鲁默和威廉姆森的研究发现，老龄人口大幅增加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出生率增加和婴儿死亡率降低带来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在上述情况下，劳动人口要抚养更多的其他人口，从而减少了资本积累，减缓经济发展。他们以东亚国家人口转变为研究对象，发现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由于少儿人口抚养比的上升，经济发展受到了阻碍；到20世纪70年代，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东亚“经济奇迹”开始出现等①(David E.BloomandJeffreyG.Williamson,1998)。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对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予以关注，如“人口红利”理论，该观点是认为人口红利促进了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增长，并强调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而另有学者认为对其作用要做适度的评价，认为人口红利是在其它因素发生作用之后才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中制度力量的作用更为显著。从中我们看到，国内学者比较强调人口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对巨大的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挤压机制则没有详细讨论。为此，将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本文涉及的另外一个核心概念是国民福利。福利是从英文welfare翻译过来的，意指好的生活状态，是对人类生活质量的衡量。生活质量涵盖很广，它包括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生理和心理健康等等，而个体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对来说是很容易衡量的，但其他一些指标，例如快乐、自由、创造性、健康、生活环境等等就难以衡量了，它更需要一个社会去重视并努力创造实现的条件。如19世纪末，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引入国民福利政策，来保障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条件，由此出现了福利国家。马歇尔②（T.H.Marshal,1975年）曾把福利国家定义为民主、福利和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国家。二次大战结束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对全民提供社会保障服务，在鼓励社会互助的情况下，主要由政府财政承担。国民福利的宗旨是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在健康、教育和心理上满足国民的需要，福利政策更以调整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影响个体的社会经济活动，从而在宏观上引导整个国家。
在当时，由于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国民的福利是不能够得到有效保证的，国民福利需要国家的干预才能够得到保障，这就是近代福利国家出现的前提。然而，对国家干预社会运行，通过政治权力来为国民提供福利的做法也存在很多争论。支持福利国家政策的一方从伦理、经济和社会层面提出自己的观点。例如，伦理上，他们认为国家福利能够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人权，通过鼓励社会成员帮助他人来提高人们的道德感；经济上他们认为，通过福利政策可以调节市场需求，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有利于扩大市场，增加贫困人口的满足感；在社会层面上，国民福利政策提高了人口的总体教育和健康水平，为社会储备合格的人才，还可以提高社会的公正程度。反对国民福利政策的一方也有其逻辑，例如，自由主义者认为，福利政策强制性剥夺了一部分社会成员支配自己个人财富的自由权力。在道德上让一些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人无偿获得各种帮助，从而鼓励社会成员坐享其成，降低社会总体道德水平。在经济上福利政策给企业带来大量额外负担，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国家的干预也降低了市场的运行效率。在社会层面上，福利政策会造就了一批依赖、懒惰的国民，依赖福利帮助成长起来的儿童自尊心可能会较低，成人后更倾向于利用不合法手段谋求个人利益。针对这些批评意见，学者们也做过一些研究来判断它们是否正确。例如，阿特肯森③(Atkinson,1995)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福利开支与整体经济表现并没有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福利并不一定会降低劳动者的工作热情。一些学者④(Louis Kaplow and Steven Shafell,2000)的研究也发现，相对于市场分配，建立在公平理念上的福利政策的确会增加对某些免费提供的产品／服务的社会需求，从而扭曲市场配置的效率。但是对另外一部分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一定会增加，而这些产品／服务可以给社会带来巨大利益（如教育和卫生服务）。
虽然存在着各种争论，但是总体来说，在文明社会中，为公民提供足够的福利，保障并稳步提高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增加社会的公平程度是所有政府应该着力遵循的一个原则。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通常具有两个意义：其一是在国际大格局中增强本国的力量和地位，从而在国际竞争中保障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其二就是持续提高国民的福利，与经济增长相比，国民福利的提高其实应该是更重要的目标。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以促进国民福利为优先目的，达不到目的的经济增长通常会被严格限制。理论上说，经济增长通过增加社会的总财富，会增加每一个国民的财富，从而进一步增加他们的福利，但是在社会现实中这个假设也不一定成立。
二、人口、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有研究证明中国的人口规模与结构为近30年来经济增长起了促进作用，对这个观点我们难以否认，但是我们需要讨论人口红利发挥其作用的阶段性历史条件。布鲁默和威廉姆森在讨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红利因素时，十分强调其发挥作用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他们认为，在一系列因素构成的环境中，例如在政治稳定、技术输入、人力资源更高效率的配置、经济的全球化等等因素联合作用下，人口红利才促进经济的增长。事实也证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出现人口红利现象，劳动力供给都非常充分，但是在人口红利期完成经济腾飞，进入发达行列的国家和地区的也屈指可数，这说明人口红利并不必然推动经济的进步。刘易斯⑤（2002年）在发展经济学中说，在经济起步阶段，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几乎是可以由传统部门无限供给的。在这个阶段，劳动力的持续供给对资本积累和现代部门的起步与成熟显得极为重要。他设想，通过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所支持的资本持续积累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现代部门的稳步成熟，从而完成工业化进程。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现代部门开始起步之后，并没有完成向现代部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过渡，反而出现了人口过剩与生产过剩同时出现的现象。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老化，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那么它进入工业发展起步阶段的难度会大大增加。
由于中国经济起步与发展的社会经济甚至文化条件相当复杂，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们只能简单的探讨一下人口的规模和构成在其经济起飞阶段的重要作用。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增长进入起步阶段，国家大力发展自己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努力加入国际大循环之中，为了给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国家和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劳工阶层的权力（如限制罢工，对人口流动加以调控），从而维持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经过20多年，一方面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另一方面是适应经济增长的制度作用，中国经济得到了持续的增长。这个过程符合刘易斯发展模型，也符合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与解释（陈友华，2005；汪小勤等，2007），⑥⑦如果中国不处于人口红利期，高抚养比会消耗掉劳动人口创造的大量剩余资本，从而延缓经济增长。但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几乎是可以无限供给的，只有当传统部门不存在失业，工资由边际生产力定价，国家基本工业化之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才会停止。所以，即使没有人口红利，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也可以持续为二、三产业长期提供劳动力。从这点看，也许是劳动力规模，而不是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占有更重要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已经有了空前提高，GDP在世界排名很快会进入前三名，国际贸易规模也将进入前二名，外汇储备居于世界首位。
至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阶段，技术水平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进入了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一是技术的不断升级和产业结构由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知识密集型过渡；二是跨越依靠大量劳动力、消耗资源和制造污染来廉价出口产品的时代，在工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大力发展现代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最终完成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但是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还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目前重大装备国产化率不足50%，因此每年都要花费巨资引进装备类机械产品），人口因素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经济增长本身以及国民福利的提高产生了巨大的挤压作用。
尽管强调经济增长仍是基本方针，但过分强调也带来了一种两难困境。比如，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经济增长只能通过加大对外产品／服务的输出来实现，从而形成了外商可以压低出口商品价格，而国内厂商为了维持产品的竞争力，只好压低劳动力价格，降低成本。反过来，劳动力价格过低又造成国内消费不足，从而把经济增长的希望更加寄托在国际贸易上，并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逐渐走上一条拼劳动力价格，拼资源消耗，拼污染的廉价倾销之路。结果是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绝大多数劳动者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因此我们认为，劳动人口的过度供给会造成如下问题：一是人口对经济增长的挤压表现为劳动力过剩对技术水平提高的挤压，即劳动人口过剩会降低劳动力工资，更易推动企业用人力代替机器进行生产，从而在经济增长中阻碍技术的进步，使经济增长缺乏后劲。二是人口对国民福利的挤压表现为对劳动力价格的挤压，正如城市中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工资低和一些地区出现“民工荒”一样，人口过多也会使经济增长陷入某些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锁定在某种生产模式上而不再升级提高的状态。三是劳动人口规模过大和经济落后触发了各地大力发展高污染、高能耗中小型企业的盲动，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避免高污染产品的生产，把它们转移到人力便宜的中国来生产。当然我们见到化工、钢铁、造纸业等等在东部地区发展过后正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污染无节制的扩散，癌症发病率大幅度上升，国民健康和生活环境等受到越来越多的伤害，人们正变相地通过经济增长来损害自身的福利。四是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和城市化建设又使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这也对城市基础设施产生巨大压力，造成环境污染和对公共福利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在大城市生活，这也是人口规模对国民福利产生负面影响的另外一个例子。
三、中国人口问题的长期分析
现在国内很多学者担心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抚养比上升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不过笔者却更担心人口规模而不是人口结构问题。因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劳动力规模都极其巨大，理论上讲如此众多的劳动力具有不可估量的生产能力，在较高的技术水平下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应该完全可以解决高抚养比问题，即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中如果出现老龄人口生存困难的现象，那么更大的可能是在分配制度和国家福利政策上出现问题，而不是生产能力不足带来的问题。未来劳动人口比例降低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固然值得探讨，但是人口规模过大对国民福利的负面影响恐怕问题更大。下面我们首先对美国的人口与经济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从而了解中国的劳动力规模所具有的能量。
根据CIA的数据统计，⑧美国2006年人口约3亿，其中劳动力总量约为1.52亿，失业率约为4.8%，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20.3%，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7%。GDP为13.16万亿美元，人均约4.4万美元。第一次产业劳动力约为总劳动力的0.7%，在制造、采矿、交通运输和手工生产行业内的劳动力约占劳动力总数的22.9%，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劳动力比例为34.9%，其它服务业劳动力约占41.5%。简单的说，美国在很高的人口抚养比(58.9%)下，用1.4亿人口创造出13万亿美元以上的产值。而据郑晓瑛(2007)⑨等学者的预测，中国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在8.43亿到8.52亿之间，总人口在13.9亿到14.4亿之间，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15%左右，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25%左右，即使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也不比今天的美国高多少，其中对剩余财富影响更大的少儿抚养比还低于今天的美国。以此为参照，我们可以肯定到时的生产能力完全可以解决老龄人口比例上升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负担，问题到是我们能否构建出适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来充分利用这些劳动力，以及社会的分配机制能否给予老年人以足够的帮助。
一个国家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通常是先发展工业，在工业化完成之后，为工业生产服务的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开始快速发展，其后是教育、卫生以及社会工作等其它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而传统服务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一般处于稳定状态。因此在市场条件下，工资由边际生产力定价，它决定了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规模。如果工业部门劳动力紧缺，造成劳动力价格过高，产品缺乏竞争力，劳动力就会向价值更高的现代服务业转移。如果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很低，那么它一定会使用廉价劳动力来无限扩张，从而驱动（低技术）工业生产的持续扩张，阻碍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其它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这对国民福利的损害恐怕是难以准确测量的。因此我们说，人口规模过大造成的劳动力价格过低以及剩余劳动力过多现象是中国目前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如果这种现象完全由市场来调节，那么它就会长期存在，从而一直对国民福利产生挤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似乎陷入一个人口困境之中，这是市场本身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需要依靠政府协调、介入来解决。
四、政策讨论
我们在前面已经探讨过人口压力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带来的劳动力过剩、技术发展停滞，以及对国民福利挤压的负面影响，这是在一个市场化的社会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政府该如何通过适度介入来削弱这些影响。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这些改革虽然扩大了市场规模，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改革也加重了人民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负担，大大降低了人民的福利。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有提高，但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到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压力，考虑到人民对前途的不确定感带来的紧张和焦虑，考虑到生存环境的恶化，我们也会发现不少人的生活并没有随着货币收入的提高而更加幸福和满足。尽管这中间原因是复杂的，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所有城镇居民都享有一定形式的医疗保障，而目前享受这种保障的城镇居民比例已降低，医疗问题即使对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城镇家庭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的公共福利支出在GDP中比重很小，经过改革，又有进一步压缩。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财政部分的数据显示，用于教育科学卫生以及社会福利救济方面的支出约占GDP的3.7%（美国2002年教育支出占GDP的7.4%）。这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是很低的，与之相对，我们来看看其它一些国家的国民福利开支。⑩
国民福利支出过低不光是降低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对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它限制了人民的消费能力，降低了国内的有效需求。其实增加国民福利支出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的收入。例如，欧盟国家通过增加在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等行业的国家支出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这些行业目前被称为其它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它们是发达国家中从业人数最多的领域之一，据统计2003年欧盟在此领域从业人员占到18.7%。而笔者前段时间在分析南京市的统计数据时发现，所占比例不到10%。因此我们认为，目前政府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大幅度增加国民福利开支，它是解决人口对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压力的最有效措施。今天我们再也不能仍把自己定位成世界工厂的选择了，这是对经济增长迷恋的错误。我们不能只看到中国人口规模的生产优势，不看到对国民福利的负面影响，因为，经济增长本身不应是政府的唯一目的，国民真实的物质水平，以及幸福满足感的提高才也应是政府的施政目的。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在经济起步阶段通过劳动力比较优势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对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压力会逐渐加大。中国有可能长期陷入生产过剩和人口过剩并存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如果完全依靠自由的市场机制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为了突破这个障碍，政府介入就显得极为重要。笔者认为，目前政府对经济增长过度关注，对国民福利的提高关心不足的状况应该得到调整，因为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完全有能力大幅度增加对国民福利的投入，从而有效解决人口对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挤压问题。
注释：
①David E.Bloom; Jeffrey G.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12 No.3。
②T.H.Marshall Social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utchinson 1975
③Atkinson,A.B.Incomes and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④Louis Kaplow; Steven Shavell Should Legal Rules Favor the Poor Clarifying the Role of Legal Rules and the Income Tax in Redistributing Income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0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⑤阿瑟·刘易斯［英］、周师铭、沈丙杰、沈伯根译：《经济增长理论》，2002年版。
⑥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5年第6期。
⑦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家，2007年第1期。
⑧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2003)."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UNDP
⑨郑晓瑛、陈功等：“中国市场人力资本变化趋势”，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年第13卷第1期。
⑩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Welfare Expenditure Report" Microsoft Excel Workbook),OECD,2001。
标签：人口红利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经济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