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服务体系论文,全民健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0X(2015)12-0031-08 1 研究目的 2015年是《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实施最后一年，自1995年实施以来，已有20年历程。20年来，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实施效果如何？在哪些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哪些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等等，均是值得我们深入探析的课题。尤其是北京奥运会把我国全民健身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后国家在经费支出、政策倾向、文化导向等方面都提高到了前所未有高度。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当前我国群众体育工作的目标主要是：“构建多元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以《全民健身条例》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为指导性文件，推动全民健身全面发展，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但在全民健身计划实施进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5年一次的国民体质测量，结果并不乐观；体育健身场地设施与人民健身需求之间矛盾日趋明显；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不完善等等[1-5]。美国颁布已有35年的《健康公民》与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同为国家促进国民健康战略，其先后颁布的阶段政策文件《健康公民2000》(《Healthy People 2000》)、《健康公民2010》(《Healthy People 2010》)、《健康公民2020》(《Healthy People 2020》)、《联邦体力活动指南》(《Federal Physical Activity Guideline》)、《全国体力活动计划》(《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Plan》)同我国《全民健身计划》诸多阶段文件相似，两国在全民健身服务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也各有其特色和差异，二者哪些方面更有优势？劣势何在？[6-8]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对中、美两国全民健身文件颁布背景、颁布实施机构、目标体系、涉及主题内容、实施成效等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从比较中发现两国各自优势与不足，为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的进一步实施与公共体育服务建设提供借鉴，促进我国全民健身更快更好发展。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以中、美全民健身及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发展状况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访谈法及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国1995年-2014年20年间关于《全民健身条例》、《全民健身计划》及公共体育服务的相关文件及相关文献，美国《健康公民2000》、《健康公民2010》、《健康公民2020》、《全国体力活动计划》等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美国的纽约(New York)、芝加哥(Chicago)、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圣保罗(Saint Paul)等城市社区及周边城镇、农村的实地观察，对美国全民健身体系、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及主要采取措施、成效及存在问题等进行了研究；并比较分析了中美两国关于全民健身方面的政策目的、目标、实施状况及公共体育服务的内容、特点、效果。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内涵与外延界定 关于“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概念的界定研究众多，尤其是2000年以来，有众多不同的界定。如：2006年，罗旭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我国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理论构建与运行机制研究》中认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是指体育健身服务的供给主体满足接受服务之对象需求的互益“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软技术和硬技术的集合体。周慧等(2006)提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是指能够有效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体育健身活动，促进国民体质普遍增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机制健全、运行有效，主动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服务体系的社会体育健身保障系统。裴立新把其界定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是指适应全面小康社会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具有中国特色，融入以人为本理念，体现公平、公正、公益，有利于提高体育意识、培养健身习惯、营造健身氛围，以保障人人享有基本体育服务，普遍增强健身素质、满足休闲娱乐等多元需求为终极目标的服务系统。肖林鹏(2008)把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界定为：它是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由满足全民健身需求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 另外，近年来，也提出了“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如：汪波等（2011）认为，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是由满足公民健身需求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要素构成了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基本结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影响着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王莉等（2015）提出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并界定为：指由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产品体系、资源配置体系、管理运行体系和服务对象体系等所构成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制度安排。关于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构成，众多学者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分类。董新光（1996）提出，全民健身体系的基本框架包括全民健身事业的理论指导系统、活动服务系统、条件支持系统、组织管理系统和监测评价系统等五大系统；裴立新（2006）指出，其应由组织领导、物质保障、体育活动、法规制度、健身方法、评估检查、表彰奖励、舆论宣传、科学研究和信息网络等10个子系统构成；陈燕、秦爱民等（2007）研究认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主要应包括全民健身目标体系、全民健身设施场地体系、全民健身舆论宣传体系、全民健身组织网络体系、全民健身项目活动体系、全民健身用品体系、全民健身科技指导体系、全民健身体质监测体系、全民健身激励体系等九大体系；肖林鹏综合分析指出，所谓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是由满足全民健身需求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肖林鹏（2008）认为，其应由全民健身活动体系、全民健身组织体系、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体系、全民健身信息体系、全民健身科学指导体系、全民健身资金体系、全民健身政策法规体系、全民健身监督反馈体系和全民健身绩效评价体系组成；王莉（2015）研究认为，其应由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产品体系、资源配置体系、管理运行体系和服务对象体系构成［9-12］。 本研究认为，无论“多元化”还是“公共”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其内涵基本一致，是站在不同视角而界定的，因此，本研究认为运用“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更为确切。综合我们调研分析和已有研究成果，我们把“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界定为：它是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由满足公民健身需求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是由全民健身目标体系、全民健身政策体系、全民健身资源配置体系、全民健身产品供给体系、全民健身组织体系、全民健身科学指导体系及全民健身绩效评估体系构成。 在本研究中，基于中美政府体系、社会治理模式及文化差异，中美在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方面没有完全一致的内涵表述与具体分类，因此，结合研究需要，本研究仅对中美全民健身的目标体系、政策体系、组织体系等进行对比研究。 3.2 中、美全民健身相关政策文件出台背景对比分析 中、美两国相关健身政策文件出台背景侧重点不同：中国更加侧重从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倡导全民健身发展，而美国侧重于提高公民自身健康和身体素质需要倡导全民健身发展(表1)。美国关于全民健康和健身的重要性在认识上要比我国早20年左右的时间。1979年，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办公室发布的《美国公共卫生部关于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的报告》，其内容涉及美国从1960年至1978年婴幼儿、儿童、青少年、成人、老年人等各个年龄阶段的公民健康水平、饮食状况、体育锻炼情况等，依据调查结果提出改进美国公民健康水平各级目标；从政府角度调查了全国医疗花费情况，并提出改进意见。此报告中重点强调了长期的、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是预防冠心病、高血压、2型糖尿病、肥胖等慢性疾病非常重要的手段；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家卫生与服务部出台了《健康公民1990》。《健康公民》在美国执行过程中，在公民健康和疾病预防上取得很大成效，但也有部分健康问题非但没有有效解决，反而有下滑趋势。如：青少年儿童肥胖率由2005年16.1％增长到了2009年的16.9％，成年人由2005年33.9％增长到了2009年35.3％。在该背景下，美国国家卫生部颁布了《全国体力活动指南》，美国国家体育与公共健康组织机构董事委员会出台了《国家体力活动计划》，以期解决肥胖问题和其他新的健康问题。而《中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出台的背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民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民健身工作的现状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主要突出增强国民体质的国家战略，而鲜有为了个体健康与素质提高而健身的表述[13-18]。
3.3 中、美全民健身相关政策、文件颁布机构及实施机构对比分析 3.3.1 中、美全民健身相关政策、文件颁布机构对比分析 从政策与文件颁布机构看，中美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主要由政府机构颁布为主，美国则以各相关协会或社会机构发布为主(表2)。中国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全民健身计划条例》均由国务院颁发，并把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表明中国全民健身已上升的国家政治层面，是国家的制度、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突出了国家对全民健身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显示全民健身的政治、经济需求。美国的《健康公民》、《联邦体力活动指南》均由美国卫生部颁发，《全国体力活动计划》由国家体育与公共健康组织机构董事委员会颁发，主要从提高公民素质、促进健康水平的角度、逐步缩小医疗投资、增加疾病预防等角度颁发的全民健身服务的相关政策、文件，突出了国民健康的重要地位和体育锻炼对促进人类健康的重要性[19-21]。
3.3.2 中、美全民健身服务组织实施机构对比分析 表2显示，在全民健身服务组织实施的具体责任部门，中美之间存在明显不同：美国主要以社会组织、研究协会、公共体育组织等为主，其各级政府部门以指导、协调为主；而我国则主要由体育系统为主，其他社会组织或其他政府部门为辅，政府在全民健身服务中处于主导地位。图1是《健康公民2020》的组织实施程序图，明确显示了健康公民的组织实施单位及操作流程。另外，健康公民还在网上公布了当前与他们合作的地方政府、商业单位、学校研究所、各单项研究学会、志愿者组织等信息，个人或者各种健身服务团体可以在网上寻找就近的合作商业单位和各种组织协会，通过协商寻求资金赞助和技术、医疗支持。如全国体力活动计划的合作伙伴有：运动生活研究、美国儿科学会、美国心血管和肺康复学会、美国癌症协会、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22个社会组织，社会体力活动计划就是依据各社会组织的调查结果、组织实施反馈意见而制定的。 对比中、美两国的实施运行机制，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异：美国更明确各相关机构的职责，并在此基础上调动各方力量开展全面健身，显然不同于中国以体育系统为主的全民健身促进方案。
图1 美国政府领导下、合作伙伴驱动运行的全民健身服务模式图 3.4 中、美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目标任务对比分析 中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实施20年，制定了三次实施目标(表3)，其中到2010年的全民健身计划目标已经超额完成。通过对三次目标的纵向比较，我们发现每次目标的制定较前一次都有很大的突破，可操作性、评估性都有所增强。如第二次目标制定时就明确提出了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达到65万人以上，用具体的量化标准来制定目标。第三次目标制定就从体育锻炼的人数、健身设施、活动内容、健身指导和志愿者服务和科学健身服务等8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使组织实施更好的理解具体的任务，便于操作。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健康公民的目标任务从《健康公民2000》的22个领域、319个非重复性目标发展到《健康公民2010》的28个领域、467个具体目标，再到《健康公民2020》42个领域1200个具体目标。2010年颁布的《全国体力活动计划》涉及8个领域，5个首要目标，44个具体目标。由此可见，美国关于全民健身服务的相关政策文件的目标体系也是一直在更新、具体化状态，这与美国公民近些年来出现的一系列新的健康问题密切相关。如《健康公民2020》相对《健康公民2010》来说新增了青少年健康、基因组织、全球卫生、血液疾病与血液安全、院内感染、与卫生相关的生活质量与健康、老龄化人口、应急能力、痴呆、老年痴呆、睡眠健康、儿童早中期健康、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健康、健康问题的社会决定因素等14个健康问题新领域，其中人口老龄化、同性恋健康、基因组织等都是当前美国卫生健康问题重要议题。 中美对比来看，美国所制定目标体系更细化、可操作性强，而中国则相对宏观、界限不明、任务不具体，后续的组织实施与效果评估缺乏具体依据。 3.5 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可操作性对比分析 相比较美国的《全国体力活动计划》、《健康公民》，中国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表述比较模糊，不够严谨，可操作性不是很强。如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虽提到群众体育许多措施还不够完备，资金、场地和健康指导等许多方面都不够成熟，但纲要本身并没有详细说明资金主要来源有哪些，应投入多少资金，资金应该如何分配使用，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群众健身场地，建设适合青少年儿童的场地有多少、适合中老年健身的场地有多少，怎样对健身人群进行健康指导等等都没有明确的表述。 美国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起步较早，发展较为成熟，操作性很强，位于发达国家的前列。美国的全民健身服务由美国国家卫生部、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办公室、联邦机构工作组(28个联邦机构)负责，下设50个州和地方政府协调工作组，国家级合作伙伴(包括健康公民会员合作组织2200+志愿者)，社区组织、社区诊所、社区服务机构等，个人、家庭和邻里等共同组织实施，具体组织实施流程见图1。操作步骤和流程非常具体可行，如《健康公民2020》具体实施步骤如下：首先，制定一个详细的工作计划，列出具体的行动步骤，确定负责人，并设计一个完整计划时间表和最后完成期限。确保和落实所有合作伙伴的工作计划。其次，确定每一个工作点和合作伙伴的管理程序，确保每件事情的顺利完成。最后，开发一个传播计划，召集启动项目、活动、社区会议，展示最近活动成就和合作伙伴。 3.6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健康公民、全国体力活动计划涉及主题领域对比分析 中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主要涉及儿童青少年体育、社区体育、老年体育、妇女体育等9个方面，但进一步分析来看，则存在明显问题：(1)主体之间有重复，如社区体育与老年体育可能相互交叉；(2)各个主体缺乏相对应的负责主体部门；(3)9个主体之间缺乏逻辑性，不是同一分类标准下分类。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系统、公共体育服务系统位于发达国家水平的前列，从表4中可以看出《健康公民2020》涉及42个内容领域，涵盖了健康问题的方方面面，并涉及了人类健康的前沿问题，服务部门详细，分工明确。《全国体力活动计划》涉及8个内容领域，每个领域都涵盖了具体的操作内容、目标策略、操作步骤和评估体系。 3.7 中、美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实施效果评估对比分析 3.7.1 横向对比 中、美两国关于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评价标准存在很大差异，中、美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实施效果横向可比较的数据有限。《全民健身计划纲要(2011-2015年)》提出了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价：(1)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每周锻炼至少三次，每次锻炼30分钟以上)；(2)健身场地设施；(3)城乡居民素质；(4)全民健身组织网络；(5)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美国对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评价都更侧重于对人的健康水平和体育活动参与情况的评价，如《健康公民2020》提出：18岁以上成年人在休闲时间内不参加任何体力活动的比例在逐年减少，健康公民在调查中把不参加任何体育锻炼的标准界定在不参加中、低等运动强度在10分钟以上或高强度运动10分钟以上。表5是18岁以上成年人在非工作时间内不参与任何体育休闲活动的比例，《健康公民2020》的目标是不参加任何体力锻炼的百分比降低到32.6％，预期目标是一直稳定下降。
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发现，中国与美国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实施效果可以在体育人口的比例上进行比较，这个比较不是太精确，但足以看出中、美的巨大差距。由于美国对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有很多种标准，《健康公民2010》中的其中的一个标准(即成人参加有氧运动的比例，中等强度至少每周150分钟，大强度至少每星期75分钟或一个等价的运动组合)与中国对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标准接近。本文以此标准为依据进行了一组数据的比较[22-23]。 截止到2013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体育人口总数不足30％，而美国在2008年已达到43.5％，青少年达到此标准的比例是33.3％。且不论美国此组标准高出中国很多，从数据上美国平均参与体育锻炼人口比例就已经高出中国很多。 3.7.2 纵向比较 (1)中国全民健身服务体系运行成效分析 中国自实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全民健身计划条例》以来，全国人民健身热情高涨，健身知识普及，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明显增高，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体育产业产值大幅度增高，平均以每年20％速度提升，体育产值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0.5％，人均体育消费也有所提高。如：体育人口，在1997年为15.5％，到2007年上升到28.5％；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由1995年的0.65平方米，到2003年的1.03平方米和2014年的1.46平方米；资金投入明显加大，从1997年的5374万，上升到2013年13.3亿元；体育产业总值，从2004年的590亿元，快速上升到2013年的3135.95亿元等。由此可见，我国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这些成绩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尤其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方面，我国无论在政策上还是资金投入、人员投入、科研投入上都需要继续加大努力，以期取得良好的进展。 (2)美国全民健身服务体系近二十年取得成效分析 美国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国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明显增加，不参加任何体力活动的人群比例也明显减少(表6)。如：从1997年-2013年，不参加任何体力活动人群的比降低了8.4个百分点，从1997-2012年，参加中等运动强度的人群比例增长了11.5个百分点，参加大强度或大运动量的人群比例增长了5.4个百分点。其中，中等强度是指每周体力活动不低于150分钟，或剧烈活动每周不低于75分钟或等价组合；大强度、大运动量是指每周体力活动不低于300分钟，剧烈活动每周不低于150分钟或等价组合。 美国近些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力活动参与人群的特征分析、参与人数、如何激励更多的人参与、体力活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等。如南希·A.加勒特博士等人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发表的《缺乏身体活动：健康计划的直接成本》论文研究结果是：“近12％的抑郁与焦虑和31％结肠癌、心脏病、骨质疏松、中风是由于不运动引起的，在人口健康计划中，心脏病史是不运动导致的最昂贵的结果，每20亿美元中有3.53亿用在治疗心脏病上。人口健康计划中有8360万美元即平均每人56美元用在不运动导致的疾病上”。缺乏身体活动是一个严重的和昂贵的公共卫生问题被大量的量化研究所证实。缺乏身体活动的相关费用由纳税人承担，雇主和个人更高的税收更多以补贴的形式用在了公共保险计划和健康保险费上。
4 结语 上述对比研究显示，中美两国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方面均有各自特色，均取得显著成效。如果从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全民健身计划更好推进与发展看，美国对我国有五大借鉴价值：一是美国更侧重于从个体健康、个体生活质量等方面宣传体育健身，更利于民众接受；二是全民健身计划是国民健康计划中的一部分，应统筹卫生、医疗、饮食、医药等各相关领域，做好国家顶层统筹、一体化设计，各领域、各部门目标职责明确分工，并统一安排任务完成时间节点；三是在全民健身计划制定中要明确具体目标，要可操作、可定量化评价；四是要加强与全民健身各相关利益群体、社会公益组织及相关组织机构的通力合作，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推进全民健身工作的开展；五是在对全民健身工作开展成效评价时，应更加关注过程评价，侧重于对完成工作多少、影响到多少人群等评价。 收稿日期：2015-09-18；修回日期：2015-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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