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贾岛其人其作别解四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人论文,贾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代关于贾岛其人其事的多处记载，或带有某种“演绎”性质，或洵属“诗意”的评估夸张，而对其诗作的评价则每每褒贬乏据，令人无所适从。本文试就韩愈、苏轼、闻一多及其他现当代学人，有关贾岛其人其作的言论，略抒己见，姑名“别解”。
贞观遗风 盛唐气概
贾岛虽然出生在大历末年，其“而立”和“不惑”之年，则主要是在唐宪宗李纯在位的公元805—820年间度过的。这是造就人生事功的关键时期。这段时间，社会风貌和国家实力，虽然不能与贞观、盛唐同日而语，但在李纯登基后的元和中前期，史书上有过“是岁，天下大稔，米斗有值二钱者”的记载。在古代，稼禾丰收，年成好，天子就深得人心；况且李纯也曾有过一些作为，尤可称道的是，他力排众议，坚决征讨淮西藩镇。元和十二年八月，当裴度以宰臣身份受命“宣慰”，即平定淮西强藩出征时，李纯亲自前往劳军，为裴度送行。这支以裴度为统帅、以韩愈为大军总参谋的精锐部队，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生擒了祸国殃民的淮西藩镇头目吴元济。这不仅对诸藩有着极大的震慑作用，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安史之乱”以来，长期困扰朝野的一大难题。这一切称之为贞观遗风，盛唐气概，恐非过誉。在这一背景下，人们把李纯视为中兴之主，精神为之一振，对朝廷的镇藩寄予厚望，对扶正驱邪充满了信心。贾岛的以下两首诗作，就是这种昂扬奋发精神的自然流露：
营当万胜冈头下，誓立千年不朽功。天子手擎新钺斧，谏官请赠李文通(《赠李文通》)。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剑客》)。
《赠李文通》这首七绝所涉及的人事背景，论者多有评析，兹不复叙。这里拟加补充的是，李文通在此次平藩中的非同寻常的地位：宪宗曾亲自命令他以左金吾大将军为寿州团练使驻守寿州，且统率参战的驻寿州诸军。李文通在此次军务中的地位越重要，越说明贾岛的这首赠诗非等闲之作。“誓立千年不朽功”，盛唐气概亦不过如此，但有论者却嗤之为：“寥寥四句，纯属空洞的歌功颂德的应酬之作，未能反应时局的安危、民生的痛痒。”又说贾岛的诗“缺乏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远远站在社会现实之外”①。退多少步说，就算贾岛《赠李文通》是所谓“歌功颂德的应酬之作”，但他所歌颂的是平定藩镇这一头等大事。当时吴元济猖狂到派人刺死刺伤当朝宰相和重臣，而多数大臣都被强藩吓破了胆，甚至暗中与之勾结，极力阻止朝廷对藩镇用兵。在这种形势下，李纯在裴度、韩愈等极少数主持正义朝臣的支持下，有准备地进行平定淮西之战，有理有节深得人心。贾岛旗帜鲜明地为此等大事歌功颂德，怎么能说他“未能反映时局的安危”，又怎么能说他“远远地站在社会现实之外”？今天看来，这是一种难以思议的论调，但问题不在个人，而是在建国后，几十年所奉行的主流意识的制约下的一种普遍理论偏差，所导致的对于贾岛其人其作的有失公正的评价。
《剑客》的境遇有所不同，慢待它的首先是古人，比如，明代无名氏所编选的唐宋诗总集《千家诗》，上卷所收皆为七绝，下卷是七律，不收贾岛的五绝《剑客》，而收了他的颇有理趣的《三月晦日送春》，这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到了清初，王相对《千家诗》作了注释和补充，在其所增补的30馀首五绝中，不仅没有贾岛的《剑客》，反倒收进了一首并非贾岛所作的《寻隐者不遇》②。一种有影响的诗歌选本，对于读者是否全面正确地接受某一诗人，有着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千家诗》(补遗)不收《剑客》，而收《寻隐者不遇》，岂不在千家万户中，以隐士或隐士追随者的形象，遮蔽了贾岛作为“剑客”形象的那一面？
不独有偶，初版于康熙后期，乾隆年间加以重订的，沈德潜编选的《唐诗别裁》，所选270多位诗人中，贾岛有8首诗入选。遗憾的是，在五绝中，不但没有《剑客》，反倒阑入《寻隐者不遇》和《渡桑干·客舍》二首他人之作。
被誉为永远的《唐诗三百首》，系清孙洙及其继室徐玉兰所编，成书于乾隆中期的这部唐诗总集，不仅等于没有收入贾岛的诗作，反而因其所收在贾岛名下的《寻隐者不遇》，进一步强化了的是，贾岛作为遁世绝俗者的形象！
鉴于相继问世的《千家诗》、《唐诗别裁》、《唐诗三百首》，分别为或“风靡一时”，或“风行海内”的通俗乃至童蒙读物。三者无一例外不收《剑客》，而收《寻隐者不遇》，于是就等于把一个被肢解了的贾岛形象，强加给数百年来的无数读者。而拙文则力求寻觅被偏见所遮掩了的贾岛的另一种气质和志向。也就是说“剑客”是诗人举重若轻所刻画的自我形象，而白光闪闪的利剑，则是其自身才华和雄心壮志的象征，这也正是那种乐观、自信、积极向上的盛唐气概的体现，而不尽如闻一多先生所说的对于贾岛的接受，只是“一种休息”和“一种调剂”③。相反，《剑客》给人的是一种奋起、抗争和勇往直前的力量。
不能否认，闻先生对于贾岛的诗意评论中，不乏中肯之见，比如，他认为“晚唐五代之崇拜贾岛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偏见和冲动”，这是一种何等犀利的见解，有助于澄清历来对于贾岛接受的种种弊端。然而，闻先生又说：“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做诗，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癖好，做一种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阴黯由于癖好，五律为着出路)。”说贾岛主攻五律是为了应试而做功课，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说他“做诗为什么老是那一套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云云，则有失于全面和公允！
我们虽然一时难以确认贾岛何时出家，但是从他现存近四百首诗中，可以得知他不是“在古老的禅房里”，专事做诗！一则“出家人”，从沙弥到法师，不是轻而易举的，一天到晚躲在禅房里写诗，岂不贻误了“做佛事”的本职！再者，作为僧人的无本，其行迹并不囿于某一佛寺，除了当今坐落在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二站村的贾公祠所在地，可能是无本的最初僧舍所在地之外，上方山的“野寺”、著名的云居寺，以及距离贾岛原籍范阳只有一百华里许的、今河北定兴县的僧庐等，也都留有贾岛的足迹和关于他的诗章。比如，北京故宫图书馆所藏《定兴县志》，载有元代陈章《过贾岛寺》一诗④，即不失为无本曾云游于此的实证。况且无本对于佛门的一些束缚过甚的清规戒律，比如，午后不准僧人外出，他便抒发过“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⑤等不满言论；他在诗中还多次声言自己颇有“烟霞”之好，即对于山水风物的酷爱。在这方面，贾岛具有类似于“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式的、不受束缚的性格。这是一种具有盛唐气概的性格特征，具有这种性情的人所写的诗，怎么会“老是那一套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呢？事实上，诸如“长江人钓月，旷野火烧风”(《寄朱锡珪》)、“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消”(《易水怀古》)等佳句，以及“海底有明月，圆于天上轮。得之一寸光，可买千里春”(《绝句》)等佳篇，“情调”既不“阴黯”，也可以断言，一味躲在“禅房”或“廨署”里的人，是写不出这类置于盛唐亦不逊色的雄浑之作。当然，这里不是说，贾岛的诗都同样出色，没有与盛唐诗风格格不入的阴郁、枯槁之作；也不是说，贾岛自始至终具有奋发向上的盛唐气概，而是应该像鲁迅看待陶渊明那样，既看到他的“和平”、“静穆”⑥，也应该看到“他于世事没有遗忘和冷漠”的一面。贾岛，是否也像当年的陶渊明那样，被人为地“缩小”、“凌迟了”呢？
结契诗友 令名远扬
一千多年前，贾岛或许也曾怀着与今天的“北漂”相类似的心态，作了一名终其一生的“西南漂”。如果说今天的“北漂”改变命运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而生在“诗的唐朝”(闻一多语)的贾岛，不得不把整个身心都用在结契诗友和吟咏作诗上：
戏赠友人
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
朝来重汲引，依旧得清泠。书赠同怀人，词中多苦辛。
以往论者多从贾岛苦吟做诗的所谓敬业精神理解此诗。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便不难发现诗中尚有颇多“苦辛”和难言之隐。窃以为这种“苦辛”和难言之隐，恐怕指的是“绠短汲深”的苦恼。唐代的知识分子只有作诗才能跻身仕途，然而自己只是在山寺中埋头作诗，犹如“绠短汲深”，无济于事。所以此诗的寓意所在，是以“戏赠”的方式来求取“友人”的“汲引”和“援手”。类似的寓意还见于贾岛告别从叔时，所写的题作《石门陂留辞从叔谟》一诗中所云：“何时临涧柳，吾党共来攀”，如果将此二句与《戏赠友人》联系起来，贾岛的心思是想找到一种比“笔砚”更管用的“辘轳”、比“吟咏”更有效的“縻绠”(长绳)，这就是他和他的从叔、从弟都可以攀援的“涧柳”般的“大树”。
那么这棵“大树”在哪里呢？贾岛最初想“攀援”的，还不是韩愈，而首先是“生平面未交，永夕梦辄同”(贾岛《投孟郊》)仰慕已久的孟东野。贾岛对于自己心目中的这位“江南高唱”，他从“海北”初次前来东都洛阳谒见，大致在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但此次二人未及谋面，贾岛便匆匆返回赵郡。
贾岛再次来到东都投奔的是李益。李益不仅诗名远扬，且游幕北方二十馀年，一度入幽州节度使之幕。这无疑会使自称“北宗人”的贾岛倍感亲切，故接连投诗李益，并与之共同生活了约半年。在《李益集》中，有一首《天津桥南山中各题一句》的七绝，此系李益、韦执中、诸葛觉、贾浪仙四人依次的联句。此时诸葛觉与无本一样也是一位僧人。韦执中时任河南令，李益为河南少尹。李、韦肯与诸葛、贾联句本身就是一种提携，况且还有更令贾岛难忘的“然诺肺肠倾”的承诺。有论者说，贾岛能够得到长江县主簿的任命，可能是令狐楚的力量。如果再往深处想一想，元和末期宰相令狐楚之所以对贾岛有所眷顾，当是基于李益的推荐。因为李益和令狐楚的关系洵非一般。在任中书令期间，令狐楚奉旨选编《御览诗》，收李益诗36首，为各家之冠。令狐楚任宰相时，主持修建宪宗陵墓，李益亦参与其事。令狐楚对李益有所青睐，对李益的朋友贾岛加以提携不无可能，至少对贫寒的贾岛曾予以周济。而贾岛在先后写给令狐相公的五首诗中，有一首题作《谢令狐相公赐衣九事》，就专为答谢“元戎予厚衣”。凡此种种无不说明，贾岛“西南漂”的起步阶段投奔李益，不谓无识。
贾岛“西南漂”的更加不寻常的一步是与韩愈的结识。这一步说来话长，它改变了贾岛的人生道路，却没有改变其贫病交加的命运。拙意所看重的是韩、贾间的深情厚谊，而对于韩愈为无本法师所出还俗求仕主意的利弊祸福，则尚须两说。关于韩、贾之交，凡笔者与以往论者有所共识之处，不再赘言，这里只就以往对贾岛的非议略加辨析：
关于韩愈被贬潮州前后，对贾岛的所作所为，有论者指为：“韩愈临行时贾岛无赠别之作……直至韩愈抵潮州并来书之后，贾岛作有《寄韩潮州愈》及《寄韩湘》二诗……然而诗(指贾岛《寄韩潮州愈》)中除了一往情深的单纯思念之情以外，看不出丝毫牢骚不平，连一点哀怨的气味也闻不出。对现实冷眼旁观，缺乏热爱生活的激情，当然不会把重大的政治事件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去了。”⑦这些话对贾岛来说，不仅有求全责备之嫌，乃至属于被无端罗织的莫须有之过，因为“韩愈被贬潮州时，贾岛不在长安”⑧。韩愈论佛骨触犯李纯，原定死罪，多亏裴度求情，方得以免死而远贬潮州，而且“现管”立逼其冒着严寒，连夜离开长安、离开家人和身染重病的幼女，在茫茫风雪中艰难赶路。至此，或诘之曰：张籍和崇拜韩愈的几位太学生能够赶到灞桥为他送行，贾岛为何不前来？如此发问的话，至少是忽略了贾岛与张籍身份处境的巨大差异。张籍时任广文馆博士，消息灵通。就算是贾岛当时在长安，他也是常年身居荒郊的贫民，怎么能得知当夜朝中发生的事情？况且此行韩愈不敢声张，更不愿连累他人。张籍一行是设法避开权臣和宦官秘密前来。再者，虽然此时贾岛早已还俗，从“愿为出海月，不作归山云”的诗句看，也有决心不走回头路。但从贾岛的作品中也不难看出，其还俗并不意味着完全背叛以往的宗教信仰。从他与诸多高僧、法师，特别与其从弟无可的过从甚密的事实来看，焉知贾岛不是仍然遵守五戒的善士？而韩愈在《论佛骨表》中，竟将“佛骨”称之为“朽秽之物”，要将其“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进而断言“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如此过激的言辞，不要说是对于曾是浮屠的贾岛，就是对于今天并不信佛事佛的读者来说，也不会完全赞成韩愈对“佛骨”本身的态度。所以贾岛避开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在《寄韩潮州愈》一诗中，不谈“政治”，只叙友情，不失为一种良知良能，况且这又是一首何等难能可贵的好诗：
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隔岑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
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一夕瘴烟风卷尽，明月初上浪西楼。
对于一位犯官而言，朋友自远方寄来这样一首诗，他会感到何等温暖！而此诗尾联的“一夕瘴烟风卷尽，明月初上浪西楼”，对于正处在悲观失望中的韩愈来说，不啻是一剂疗效非凡的强心针，更好比是“瘴烟”散尽，一轮明月当楼普照，使朋友于危难中看到了光明。如果按照上述论者的意愿写这首诗，“寄”去的是一首充满“牢骚不平”、“哀怨”不已、富有“激情”的“政治”诗，岂不等于给本来言辞过激，怒火中烧的韩愈火上浇油，结果能不适得其反？从韩愈在贾岛贫病中，频频寄衣、送粮等多方关照来看，韩愈对贾岛不仅是理解的，更是情同手足，谊兼师友，洵为其“西南漂”中，曾经所背靠的一棵“大树”。
贾岛与孟郊相识，只有大约三年光景，这位好友便猝卒于赴任途中，浪仙为之悲恸哭吊不已，一连写了《哭孟郊》、《吊孟协律》等三首悼诗，其中《哭孟东野》诗云：“兰无香气鹤无声，哭尽秋天月不明。自从东野先生死，侧近云山得散行”，其肝肠欲裂之痛，令人不忍卒读。
浪仙与张籍初识不久便深情地写道：“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亲。人有不朽语，得之烟山春”(《延康吟》)。贾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所以一度寓居在长安延寿里的一处僧人居住说法的精舍里，是为了与居于延康里的张籍相亲近：“寄居延寿里，为与延康邻。不爱延康里，爱此里中人”(出处同上)。他俩之间的关系，正如张籍在《与贾岛闲游》一诗中所云：“城中车马应无数，能解闲行有几人”。正因为二人如此志同道合，所以一旦泉路相隔，活在世上的一方，比身赴黄泉者更感不幸。贾岛《哭张籍》一诗所流露的深悲剧痛正在于此。
姚合这位唐玄宗时名相姚崇的曾侄孙，不仅与贾岛，还与其从弟无可有着很深的交谊。他曾给贾岛写过十三首诗(给无可写过九首)比如：“寂寂荒原下，南山只隔篱。家贫惟我并，诗好复谁知”(《寄贾岛》)、“忆君难就寝，烛灭复星沉”(《洛下夜会寄贾岛》)、“秋风千里去，谁与我相亲”(《别贾岛》)等，无一不是肺腑知音之言，更为感人的是其《哭贾岛二首》(其二)：“杳杳黄泉下，嗟君向此行。有名传后世，无子过今生。新墓松三尺，空阶月二更。从今旧诗卷，人觅写应争。”
“从今旧诗卷，人觅写应争”，是的，贾岛的“诗卷”，不仅是在大唐的“江南”、“海北”广泛流传，它还漂洋过海东渡日本，其《送褚山人归日本》诗有云：“隔水相思在，无书也是闲。”即使这首诗是当时未能与归国的日本朋友一同东渡的追赠之作，那么此后不久，贾岛的诗传到日本，则是千真万确的。那大约相当于我国的唐末五代，也就是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汉学家大江维时所编纂的《千载佳句》一书，收录了贾岛的“莫是上天宫里唱，歌声飘下玉梁尘”(惊雪》)、“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寄韩潮州愈》)。这些诗句到了日本，比在中国的传播还要迅速和广泛。因为当时的日本上层人士，在社交中引用、套用唐诗，不仅很时尚，而且很普遍，这就更加使贾岛其人其作誉满海内外，赢得了生前身后名。
上述一切无不表明，贾岛其人其诗的被广泛接受，并不局限于“每个朝代的末叶”，也不只是“一种休息”、“一种调剂”，而主要是靠好人品、好作品才名扬海内外。令人至今不胜遗憾的是其过于“名高位下”⑨。须知，贾岛主要是靠两只脚和一头毛驴而走遍了长城内外和大江南北，漂泊和“谪宦终身”。
出家还俗 慈悲为怀
贾岛于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在洛阳结识韩愈。有记载说，他是在韩愈的规劝下还俗应举，这当是可信的。因为“抵排异端，攘斥佛老”的韩愈，不只是规劝贾岛，法名淡然的越人诸葛觉，也是接受韩愈的规劝而还俗的。贾岛享年六十五岁，恰好其前半生身为浮屠，后半生还俗应举。但是不论出家或还俗，贾岛与其从弟无可，慈悲之心，终生未泯。无可之孝悌远近闻名：“一钵与三衣，经行远近随。出家还养母，持律复能诗”(姚合《送无可上人游边》)。如果说“麻履方袍一少年”无可的“懒读经文求作佛，愿攻诗句觅升仙”，不失为一种高雅脱俗的人生态度，而贾岛《不欺》一诗，更说明其为人是何等的诚信可嘉：
上不欺星辰，下不欺鬼神。知心两如此，然后何所陈。食鱼味在鲜，食蓼味在辛。
掘井须到流，结交须到头。此语诚不谬，敌君三万秋。
贾岛的这种诚信和慈悲，不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思想境界和口头许诺，而是实实在在的舍己为人。比如，他本人贫困到“瓢空盎也空”(《冬夜》)，心里却时时惦记着他人，为他人抱不平：“闻道船中病，似忧亲弟兄”(《寄李存穆》)。而集中表现其悲天悯人之心的是《哭卢仝》一诗：
贤人无官死，不亲者亦悲。空令古鬼哭，更得新邻比。平生四十年，惟著白布衣。天子未辟召，地府谁来追。长安有交友，托孤遽弃移。冢侧志石短，文字行参差。无钱买松栽，自生蒿草枝。在日赠我文，泪流把读时。从兹加敬重，深藏恐失遗。
实际上，贾岛的命运不比卢仝好，还可以说更加不幸。因为卢仝的极度贫寒曾博得众人无限同情，其精研《春秋》的苦读精神亦被传为美谈。贾岛明明是苦熬苦读多年，不但终生未第，反倒落了个“举场十恶”的坏名声。殊不知，这一切都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事情的原委大致是这样的：
正在贾岛于饥寒中奋力应举之时，却接连碰上一些不能不受到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深受其害的事情——元和十五年初宪宗被宦官毒杀，穆宗即位仅数月，有恩于贾岛的令狐楚被贬。翌年正月改元长庆，是年春闱，李宗闵之婿进士及第。李德裕与李宗闵有隙，上书言其不公，遂进行复试，果然有被黜退者。这年是贾岛还俗的第九或第十个年头，亦当在应举之列，且难免于池鱼之虞。然而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唐文宗大和七年，颇具政绩的李德裕升任宰相，朝廷遂以其所言，进士试不考诗赋，改考议论。这岂不是要了贾岛的好看！还俗后，为了应举，贾岛专攻五律，苦吟不辍，着实写出了不少佳作，其中一首之颌联的吟成，曾流传着一些脍炙人口的佳话，并先后被人隐括入己作，此诗整首亦不失为差强人意之作：
闽国扬帆去，蟾蜍亏复圆。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
此地聚会夕，当时雷雨寒。兰桡殊未返，消息云海间。
这首题为《忆江上吴处士》的五律，虽然在游戏规则的细节上，略有未合之处，但作为应试诗，无论在一票定成败的音韵，或章法立意等方面均无大碍可挑剔！能够交出此等答卷的应考者却终生未第，岂不是咄咄怪事！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如下怀疑：一种可能是，贾岛的名字被权势者置换成他人；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是因为考试课目变化，使贾岛擅长五律的优势落空，而“议论”则是贾岛的弱项。不论古今中外，碰上这样的事，有谁能够泰然处之、任人摆布？贾岛为此光火，洵在情理之中，况且他只是以蝉为喻，写了这样一些诗句：“黄雀并鸢鸟，俱怀害尔情”(《病蝉》)、“得非下第五高韵，须是青山隐白头。若问此心嗟叹否，天人不可怨而尤”(《早蝉》)。
诗中以蝉自况，以“风”、“露”等比喻自己所受压抑和阻力，显然是受到骆宾王《在狱咏蝉》的影响，也是借咏蝉寄托怨悒，但比《在狱咏蝉》显得平和淡泊一些，尚属怨而不怒，最尖锐的也不过是“黄雀并鸢鸟，俱怀害尔情”等数句，而且无一不是铁一般的事实。至此可以断言，贾岛的终生不第，完全是社会不公和科举弊端造成的，他的被迁谪出京，并不意味着他只能做一个偏远州县的芝麻官，而主要是统治者的病态虚弱和有意压抑人才所致。
在对待科考不公的问题上，贾岛是清醒理智的，他只对压抑、遮挡“高韵”的权势者的象征“青山”之流不满，也看清了“黄雀”、“鸢鸟”等群小的真面貌。而对与自己同样命运的落第者，则寄予无限同情和多方慰藉：“沈生才俊秀，心肠无邪欺。君子忌苟合，择交如求师。毁出疾夫口，腾入礼部闱。下第子不耻，遗才人耻之”(《送沈秀才下第东归》)。而对于凭真才实学及第的诗友，不禁大加称赏：“不惟诗著籍，兼又赋知名。议论于题称，春秋对问精”(《送雍陶及第归成都宁亲》)，同时又十分中肯地儆告“勿以攻文捷，而将学剑轻”(出处同上)。对雍陶是这样，对蹭蹬科场十年，直至穆宗三年始登进士第的李馀的“久屈”得“伸”，更是由衷庆幸和深情祝愿，此情此谊，于《送李馀及第归蜀》一诗，可见一斑：
知音伸久屈，觐省去光辉。津渡逢清夜，途程尽翠微。
云当绵竹叠，鸟离锦江飞。肯寄书来否，原居出亦稀。
尽管此时贾岛还俗已二十多年，但对人对事，仍然是一副菩萨心肠、慈悲为怀，而不像，至少不完全像以往论者所一味认定的什么“冷漠”、“孤僻”之类的负面性格。一个所谓“在他人痛苦面前闭上眼睛”的诗人或小官吏，绝不会激励“知音”去创作近“风骚”的作品。因为贾岛所说的“风骚”，显然是指《诗经》中的《国风》和《楚辞》中的《离骚》。前者是以反映民风、民俗之诗为主，后者是屈原所抒发的其爱国忧时之心声。在贾岛的现存诗作中，同样不难发现“无限风骚句”(李频《哭贾岛》诗)，即使有一些不被看好的作品，也不应该像以往那样，对贾岛其人其作论其一点，不顾其馀。
忧国怀乡 苦吟“推敲”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氛围中，以慈悲为怀的贾岛自然吃不开。时至今日，历史把“创建和谐社会”的使命，赋予了21世纪的华夏儿女；值此，在贾岛身上，便有不少值得重新发现并加以弘扬的、时代所需要的优秀品格。
为什么说，今天需要重新发现贾岛呢？窃以为，自从无本结识韩愈以来，遂相继“生活”在三座丰碑的阴影之下，使他几乎失去了自我，而被塑造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假浪仙”。
第一位改变贾岛的人生道路，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真实形象的重要人物是韩愈。以往论者多谓韩愈有恩于贾岛，这确实并非空穴来风。但是韩对贾所寄托的“厚望”多系一厢情愿，终其一生，韩愈也没能看到一个符合他理想的贾岛，比如他希望贾岛走上仕途，而贾岛不但终生未第，还成了举场引以为“鉴戒”的反面教员，从而被从京师打发到偏远之地；在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中，所描述的贾岛其人其事，实际上是作者本人的写照。说韩愈“身大不及胆”，于事于史多可证实，如此比拟贾岛，则完全有悖于其“性和茂，未尝评人之是非”⑩的真实为人；再如，韩愈原本是以“狂词肆滂葩”、“奸穷怪变得”云云，来称赞贾岛诗的纵横多变，一则贾诗并非如此，二则后人或以“狂”、“怪”之负面为解，从而导致过分夸大了贾诗的怪异之处，久而久之，“怪僻”这顶并不雅观的帽子，便被扣牢在贾岛的头上，而对其“性和茂”的与人为善的一面，则被淡化到子虚乌有的地步。以下这首诗足以证明，贾岛其人其作，与韩愈笔下的情形相去多远：
赠圆上人
诵经千纸得为僧，麈尾持行不拂蝇。古塔月高闻咒水，新坛日午见高灯。
一双童子浇红药，百八真珠贯彩绳。且说近来心里事，仇雠相对似亲朋。
此诗写于作者晚年，是时的贾岛虽然不一定又重新皈依佛门，但诗的尾联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只有奉行传统的和合文化、只有具有虔诚的佛教信仰的人，才能达到“仇雠相对似亲朋”的境界，这与韩愈所奉行的人生哲学大相径庭。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从韩愈所构建的框架中来认同贾岛。
第二位左右后人从“全息”的视角认同贾岛的是苏轼。以往论者对于其“元轻白俗，郊寒岛瘦”，所涉及的对孟郊和贾岛的评价多所认同和称引，这是需要加以辩白的：
首先，因为“郊寒岛瘦”之说的高度概括性，人们不易判断其中的褒贬所在，如果同苏轼的其他有关论述联系起来，问题就明朗了：“夜读孟郊诗，细字如牛毛。寒灯照昏华，佳处时一遭……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蚏，竟日持空螯……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不如且置之，饮我玉色醪。”(《读孟郊诗二首》之一)从此首的“佳处时一遭”和《之二》的“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诗从肺腑出，出者愁肺腑”，可见苏轼对孟郊诗是有所肯定的，但这种肯定正如古人所云：“是所谓恶而知其美也”(11)。再从“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来看，苏轼对孟郊诗，以憎恶为前提贬多于褒的用意，便随之昭昭然也。对孟郊是这样，对贾岛似亦无更多好感可言，比如在苏轼那首题为《迨作〈淮口遇风诗〉戏用其韵》的诗中，他借杜甫对儿子(12)的夸耀，从中寄托了自己的舐犊之情；又借古人的长处(13)，既夸奖了其子苏迨，又对孟郊和贾岛的不足之处，有某种影射。在这一背景下，再来分析“岛瘦”之“瘦”，或许较易入其腠理。以往论者对“岛瘦”的理解，基本是随大溜般地将贾诗视为“清奇僻苦”，即笔触瘦硬，诗意枯槁的意思。这不仅包含某种贬义，更有以偏概全之嫌。因为在现存全部贾诗中，颇有与盛唐难分高下的格调雄浑、气概壮阔之作。所以对苏轼的“郊寒岛瘦”之说，既可服膺其“诗笔之妙”，亦应看到其片面之弊。于诗崇尚“俊迈”的苏轼，畸轻畸重，从而将审美趣味与自己有所不同的贾岛看扁了。“郊寒岛瘦”之论，其中大有文章，既不宜照搬硬套，也不能贸然否定。
第三位是闻一多，他对贾岛的一些不尽符合实际的看法，已见于上文的辨析。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那些把贾岛视为“病态”的论调，基本是以《唐诗杂论·贾岛》一文为定谳的，在一定程度上重蹈了苏“辙”。只不过苏轼过分夸大的是贾岛的所谓“枯槁瘦硬”，而闻一多所说的贾岛“为自己的出路”和“僻好”“做一种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不错，“元和”以来的贾岛专攻五律，确实是为了应举，但却不完全是“阴黯情调”者。再说，五律在《长江集》中，充其量只占半数左右，贾岛另外的近二百首诗中同样不乏“无限风骚”之作，而绝不是单纯为了自己的出路。相反，包括五律在内，贾岛颇有一些将“自己的出路”置之度外的、忧国怀乡的佳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送邹明府游灵武》、《题皇甫荀蓝田厅》、《题兴化园亭》三首。前两首是对清官廉吏的揄扬，第三首是讽刺警告不顾千家百姓，只图自己享乐的权势者，岂非响当当的忧国之作？更加可贵的是，贾岛的这种恤民忧国之虑，渗透在其不少作品之中，除了这些针对“文治”的忧患之作，为强化武功、报效家国而大声疾呼的作品，亦不乏其例，比如《代边将》的“报国不拘贵，愤将平虏仇”、《送李傅侍郎剑南行营》的“许国家无恋，盘江栈不摧”等等。
时至中晚唐，像贾岛这样连篇累牍呼吁“报国”有责、“许国”忘家的诗人，实不多见。然而这还只是贾岛忧国之虑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其感人至深的故乡之思。可以说这方面的诗篇在贾岛集中，所占比例之大出人意料。仅约略统计，贾岛涉及乡情的诗篇就有《寄远》、《感秋》、《玩月》、《早起》等约20首之多，其中有几首所流露出的对“故国”、“故园”的怀念，较之现代漂泊者对“故乡的云”的呼唤，别有平实感人之处：
去去行人远，尘随马不穷。旅情斜日后，春色早烟中。
流水穿空馆，闲花发故宫。旧乡千里思，池上绿杨风。(《春行》)
上谷旅夜
世难那堪恨旅游，龙钟更是对穷秋。故园千里数行泪，邻杵一声终夜愁。
月到寒窗空皓晶，风翻落叶更飕飕。此心不向常人说，倚识平津万户侯。
忧国和怀乡是一种思绪的两种表述，与此相近的还有兄弟之间的“鸰原之思”，这又牵扯到对贾岛那首题作《送无可上人》诗的理解，诗云：
圭峰霁色新，送此草堂人。麈尾同离寺，蛩鸣暂别亲。
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终有烟霞约，天台作近邻。
此诗是说在一个雨后初晴的秋日，诗人送别从弟时，但见其手持拂尘离开佛寺。颈联“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是诗人想象中，从弟作为苦行僧的独自云游生活。此二句之后原有一小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在《全唐诗》中，此绝句被独立成章，又曾被理解为贾岛苦吟了三年，才写出“独行”云云，并不怎么出色的二句诗。但笔者以为，这主要是指诗人的“鸰原”之深情，即一想到从弟行走在水边所留下的孤独身影，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时，每每只得在树下栖身，不禁为之潸然泪下。此种深情，假如得不到“知音”的赏识，我贾岛就回到老家去，再也不作诗人了。
对于贾岛的这种深情，从弟无可心领神会，所以平日里无时不在牵挂着这位仁爱的从兄，一旦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悲从中来，不由得为与“诗名盖代”而“终身”“沉沦”的从兄的泉路永诀，深表痛惜(无可《吊从兄岛》)。
无论从“鸰原”的双向互爱，或上引各种类型的诗篇，无不表明贾岛不仅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还极有说服力地印证了贾岛“性和茂”的禀素。这种禀素，不仅难以被“气性”十足的韩退之、苏东坡、闻一多所真正接受，也与建国后几十年所奉行的斗争哲学格格不入，从而使贾岛的一些优秀品格，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贾岛的全部事迹和其精神实质，远非这一拙文所能穷尽，最后，仅就当今社会所亟需的贾岛精神略述管见：
贾岛纵有千般好，但最好莫过于其对于“苦吟”和“推敲”的身体力行。对于贾岛的“苦吟”，历来褒也罢，贬也罢，但对其“苦吟身”的认同是一致的。
与对于“苦吟”的褒贬不一有所不同，在对其有关“推敲”故事的多处记载中，其细节虽有所舛误不实，但对这一故事本身及其原始出处——《题李凝幽居》一诗之颔联“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之“敲”字的锤炼，无不津津乐道，传为美谈，遂成为一段文化底蕴十分丰富的佳话。诚然，“推敲”二字，原本只是指斟酌字句、刻意追求精确，但有诗人和论者早已把握住了其中的微言大义，将其引申为对问题的斟酌研究、反复思考、求真务实、力戒虚浮等等。这一切对于当今之浮躁世风，不失为一种赎补之良方。
注释：
①⑦《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贾岛》。
②此诗《全唐诗》卷四七三作孙革《访羊尊师》；《全唐诗》卷五七四作贾岛《寻隐者不遇》，当系误收。此误的始作俑者虽非王相，但以讹传讹，包括笔者在内，至今将此诗系于贾岛名下者，仍较普遍。此次经反复查对，发现首句作“松下问童子”一诗，系于孙革名下，依据较充分。
③本文所引闻一多先生之言论，均见于其《唐诗杂论·贾岛》。
④⑧此系分别引自《韩愈大传》第519页、第35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⑤《新唐书·韩愈》本传所附《贾岛传》云：“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岛为诗自伤。”《唐诗纪事》卷四○“贾岛条”所载其“自伤诗”，现仅见“不如”云云二句。
⑥以下所引鲁迅评陶渊明语，分别见于《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⑨⑩语见贾岛知己苏绛《唐故司仓参军贾公墓铭》。
(11)王文诰《苏诗总案》：“或以‘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为谑者。答曰：是所谓恶而知其美也。著此二句，孟之地位固在。此诗笔之妙也。”
(12)杜甫《遣兴》有句云：“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
(13)王筠，系昭明太子最为器重的东宫文士，其为诗能押冷僻难押的所谓强韵。详见《南史·王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