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休谟可设想性论题的哲学反思
——以必然后验命题为视角
刘 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38)
[摘 要 ]休谟的可设想性论题在“可设想性”和“可能性”之间建立起了逻辑连接，进而成为人们获取模态知识的主要途径。遵此论题，一个陈述的可设想性蕴含其可能性。克里普克在对后验必然命题的存在进行论证时却破坏了二者之间的关联，他主张有些陈述是可设想的，但不可能成立。实际上，必然后验命题与休谟的可设想性论题并不冲突，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不等同于逻辑上的必然性。但必然后验命题的存在说明，休谟的可设想论题作为获取模态知识的主要路径是不够精细的。有必要对“可设想性”与“可能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分析，由此可以获得的教益是：第一，人们的设想行为会受不同规律、法则的约束，从而形成不同的可设想性；第二，根据不同的规律，可以区分出不同类型的可能世界，进而区分出不同层面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第三，不同的可设想性和不同类型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
[关键词 ]可设想性论题；必然后验命题；严格指示词；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一 、获取模态知识的可设想性路径
在日常表达及哲学论证中，我们经常做出一些含有“必然”或“可能”等模态词的判断，比如，“水往低处流”是必然的，人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这些判断在逻辑中被称为“模态判断”，它们表达的是模态知识。秉承哲学的终极追问精神，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做出模态判断的根据何在？我们获取模态知识的途径是什么？[1]这些问题在本质上触及的是模态认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精确回应可追溯到休谟(D.Hume)在《人类理解研究》中的一段论述：“形而上学中有一条确定的公理：任何心灵所清楚地设想的东西都包含着可能存在的观念，或换言之，没有什么我们设想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形成金山的观念，并且由此得出结论：这样的金山可能实际上存在。我们不能形成一个无溪之山的观念，并因此视之为不可能的。”[2]32
从这段表述可以看出，休谟将模态知识的获取途径奠基于我们心灵的设想行为，并视之为不证自明的哲学公理。据此，可以区分出两个不同的结论：其一，如果我们能够设想某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可能的，可称之为“可设想性论题”，记为(CT)：可设想性蕴含可能性。其二，如果某个东西是不可设想的，那么它是不可能的，可称之为“不可设想性论题”，记为(ICT)：不可设想性蕴含不可能性。令Φ是任一语句，“C”表示“可设想的”，“◇”表示“可能的”，(CT)和(ICT)可表示为：
(CT)CΦ→◇Φ
(ICT)┐CΦ→┐◇Φ
按照(CT)和(ICT)，若Φ表达的内容是可设想的，则Φ可能为真；若Φ为假不可设想，则Φ必然为真。循此路径，我们可以获取模态知识。休谟在《人性论》和《人类理解研究》中进一步把人类知识分为两类，并以(CT)和(ICT)为基础对这两类知识的模态状况进行了具体分析。一类是关于观念间联系的知识，几何知识、代数知识等所断言的都是观念间的联系；另一类是关于实际事情的知识，如“太阳从东方升起”这一命题陈述的是关于现实世界的情况的知识。关于第一类知识，休谟认为，它一旦通过证明确定为真，其假是不可设想的，因此是必然的。而第二类知识为假是可能的，按照可设想性论题(CT)，设想其为假并没有什么“虚妄之处”，因而不是必然的。康德(I.Kant)保留了休谟的模态认识论直觉，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部分，他明确指出：“我们……不是把先验知识理解为不依赖于这个或那个经验而发生的知识，而是理解为绝对不依赖于一切经验而发生的知识。与这些知识相反的是经验性的知识，或者是仅仅后验地，即通过经验才可能的知识。”[3]32在康德看来，“必然性”和“先验性”虽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在知识的层面讲，它们的外延是一样的，“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是一种先验知识的可靠标志，不可分割地相互从属。”[3]33康德的这句话得到多数哲学家的同情，他们普遍认为，只能通过先验知识方可获得通达必然真理的认识路径。例如，克里夫(V.Cleve)将康德的观点描述为：“尽管目前有关‘先验和后验、必然和偶然’的区分在内涵上是不同的(一种关于知道的方式，另外一种是关于为真的方式)，然而康德相信它们在外延上是重合的，并且相信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对真命题的领域进行划分。他相信命题是必然的当且仅当它们是先验的，是偶然的当且仅当它们是经验的或后验的。”[4]17凯切尔(P.Kitcher)也明确言道：“康德相信‘先验性’这个认识论概念和‘必然性’这个形而上学概念是共外延的”。[5]25令Φ为任一语句，“□”和“A”分别表示“必然”和“先验”，那么上述关于必然性和先验性关系的描述可以形式地刻画为：
(K)□Φ↔AΦ
首先，必然后验命题的存在意味着，有些陈述是后验的但却是必然为真的。克里普克所主张的必然后验命题，无论是含有同指专名的同一性陈述还是科学理论同一性陈述，按照休谟的知识分类标准，此类陈述表述的是关于实际事情的知识；又由于其真假依赖于经验事实，按照康德的说法，属于后验知识。但就这一命题的模态状况而言，无论是遵循可设想性论题(CA)还是依照康德论题(K)，它都不是必然为真的。根据(CA)，命题Φ的可设想性蕴含Φ可能性，我们对“黄金是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进行反事实设想并没有什么“虚妄之处”，因此这一命题表述的不是必然真理。同样，按照康德论题(K)，一个命题是先验的当且仅当它是必然的，“黄金是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表达的不是先验知识，故它表达的也不是必然知识。克里普克认为像“长庚星是启明星”“黄金是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这样的同一性陈述既是后验的又是必然为真的，即认为人类在经验的基础上能够获得必然性的知识。此类陈述的先验性同休谟、康德的哲学观是一致的，但克里普克主张这些命题是必然的，这与我们获取模态知识的两条主要认识路径是相冲突的，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
二 、必然后验命题的存在性论证
鲜叫花子没有被淹死。他是这地头的好水性，他能在寒冬腊月泅水爬到泊着的大帆船上去设局找事。鲜叫花子在下游不远处就起了水。他不想张满春还真胆敢把他扔下去。张满春几年前到城里来收账的故事，传得沸沸扬扬，鲜叫花子当时听说后就将信将疑。这下他才真正见识了那个乡巴佬的胆量。鲜叫花子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
克里普克提出了两个版本的必然后验命题，一种版本涉及的是同指专名的同一性陈述，另一版本是由自然种类词组成的科学理论同一性陈述。
克里普克首先指出，同指专名的同一性是必然的，并给出了如下论证过程：
(2)∀x□(x=x)
(1)∀x∀y((x=y)→(F(x)→F(y)))
(3)∀x∀y((x=y)→( □(x=x)→□(x=y)))
高炉炼铁简易生产流程如图1所示。炉料经装料设备送入高炉中，热风由鼓风动力装置从高炉下部的风口鼓入炉内，炉料中的焦炭和热风中的氧气发生燃烧反应，产生大量高温还原性气体，将炉料加热并还原，期间有煤粉和焦炉煤气作为辅助还原剂输入高炉中。同时，铁水从出铁口放出，矿石中的脉石和熔剂结合形成炉渣，从渣口排出。产生过程中也会产生高炉煤气、余热、高炉灰等副产品。
(4)∀x∀y((x=y)?→□(x=y))
(1)表达的是，对任意的x和y而言，若x和y具有同一性，则x具有什么属性y就具有什么属性。(2)所言的是，任一对象与其自身保持同一。克里普克指出：“任何相信公式(2)的人都会承诺公式(4)。”[7]164从直观上看，克里普克得出上述结论实际上是默认了(3)的合理性。但上述推理的关键步骤正在于从(1)推出(3)，(3)的得出正是将(1)中的F(…)替换为□(x=…)的结果。对(3)的默认主要基于下述事实：克里普克认为，模态性质也是一种真正的性质。因此，如果x和y是同一的，那么x和y有相同的性质，当然也包括“□(x=…)”这样的性质。
公式(4)是所推出的结论，即对任意两个对象x和y，如果x与y是同一的，那么x同一于y就是必然的。克里普克认为若“x”和“y”是具有相同指称的专名(如“长庚星”和“启明星”)，其同一性是必然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克里普克看来，“长庚星”和“启明星”这样的专名都是严格指示词。“如果名称‘a’和‘b’是严格指示词，那么由于它们是关于一个特定的人或事物x的严格指示词，它们之间同一的必然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于是，在所有可能世界中，a和b都指称同一对象x，而不会指称别的对象，故不会存在a可能不是b的情况，也不存在我们现在称之为‘x’的对象不同于它自身的情况。”[7]181
克里普克的偶然先验命题和必然后验命题一经提出便掀起轩然大波，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其蕴含的思想对传统哲学理念进行了批判、质疑或者颠覆。至少从表面上看，必然后验命题的存在同人类获取模态知识的传统认识路径是相冲突的。
克里普克不但认为专名是严格指示词，而且还将名称的严格性推广至自然种类词，进而认为自然种类名称也是严格指示词，其严格性是由自然种类的本质决定的。以“黄金是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为例，克里普克认为，既然科学研究发现黄金是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那么“原子序数为79”就给出了黄金的本质。对所有x而言，x是黄金当且仅当x是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进一步讲，如果有一个物体哪怕具有我们通常用来识别黄金的所有识别性标志，只要它的原子序数不是79，它也不是黄金，而是黄铁矿或假金。在“水是H2O”的例子中也是一样，“我们最初是根据我们的触觉、其外部特征或者是味道这些特征来作为识别水的标志，……，如果存在或者实际上存在一种物质，它和水有着完全不同的原子结构，但除此之外它与水各个方面都一样，我们能够说有一些水不是H2O吗？我想恐怕不会。相反，我们会说：正如存在着假金一样，也可能存在着假水。……，如果存在着某种物质是假水，那么它就是假水，而不是水。”[8]128-129按照克里普克的分析，不存在水不是H2O的可能世界，水在所有的可能世界都指称相同的对象，即具有H2O化学结构的那种液体。因此，像“水”“黄金”之类的自然种类名称是严格指示词。另一方面，由于“H2O”以及“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分别表达了水和黄金的本质，作为本质属性，这些自然种类的内部结构决定了它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指称相同的对象，因而也是严格指示词。
关于汽车轻量化的定义，不能仅以减轻质量多少来衡量，同时需要考虑设计车身的尺寸以及功能.主要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论述：①满足使用功能的汽车通过减轻质量实现轻量化设计；②功能不能完全满足使用要求的汽车通过完善功能实现汽车轻量化设计，比如改进动力学性能、NVH(Noise、Vibration、Harshness)性能等；③提高和改进性能的同时也使汽车减轻质量从而实现汽车轻量化.除去减轻质量外，汽车的轻量化设计还包含优化结构和价格合理化.
但克里普克强调指出，要确认这两个条件命题为真，我们必须借助经验手段或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它们又是依赖于经验的后验陈述。以“长庚星是启明星”为例，克里普克想象了这样一个画面：人们将在夜晚出现于天空中某一位置的某一颗星体命名为“长庚星”，而把破晓前出现于天空中某一位置的某一颗星体命名为“启明星”。就命名者掌握的情况而言，他们认为“长庚星”和“启明星”所命名的是两个不同的对象。后来通过天文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才知道在不同时刻出现于天空中不同位置的“两颗”星体实际上指称着相同的对象，因此得到了指称同一对象的两个不同的名称。显然，我们不能通过先验的方式“自动地”推理出“长庚星就是启明星”。据此，克里普克认为，“长庚星是启明星”不是先验的，而是依赖于经验证据的必然真理。他明确断言：“我们不能先验地知道长庚星就是启明星，对这一点的认识，除借助经验之外我们别无它法。”[8]104像“热是分子运动”“水是H2O”等其他理论同一性陈述亦是如此，我们只能通过经验证据才能知道热是分子运动、水是H2O等。因此，克里普克主张这些理论同一性陈述表述的是后验命题。
三 、冲突还是相容
缺钼发生原因：强酸性红壤柑橘园，钼被土壤固定，有效钼含量低。其次，土壤中磷不足时，钼的吸收率降低，硫酸盐肥料施用过多，钼的吸收被抑制，容易发生缺钼。
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设想性论题(CT)和不可设想性论题(ICT)就像模态认识论的公理一样，成为人们判定一个东西是否具有可能性或必然性的确定标准，为我们寻求模态知识指明了一条认识论的路径。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克里普克提出的偶然先验命题和必然后验命题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第一个重要影响是，这两类命题切断了康德在“先验性”和“必然性”之间的逻辑连接，正如查尔莫斯(D.Chalmers)所言，“克里普克对先验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康德链接构成了严重的破坏”[6]153。第二个影响是，这两类命题“拆毁”了可设想性和可能性之间的桥梁，因为他主张有些命题是可设想的却是不可能的。至少从表面上看，克里普克所提出的两类命题获取模态知识的可设想性路径是不相容的。
按照克里普克的分析，由于专名和自然种类词都具有严格性，再加上前提(4)(∀x∀y((x=y)→□(x=y)))，一旦我们确定了两个指示词R1和R2在现实世界具有同一性，那么其同一关系就具有必然性。因此，由两个同指专名构成的同一性陈述，以及由两个具有相同指称的自然种类词所组成的同一性陈述都是必然的。
按照克里普克的分析，虽然在现实世界G中长庚星是启明星，而且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个可能世界H，在这个世界中“H中的长庚星”不是“G中的启明星”，但我们所设想的绝不是长庚星不是启明星的情况。“否认这个事实就是否定自明的模态原理，即由某种可能性所衍推出的东西其自身是必然地可能的。”[8]141要认识到这一点，必须对“本可能被证明是”(might have turned out to be)和“可能被证明是”(might turn out to be)做出区分。“本可能被证明是”表达的是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而“可能被证明是”表达的是认识论的可能性，二者有根本性的不同。正如克里普克所指出的：“如果长庚星本可能被证明不是启明星，那么长庚星本可能就不是启明星。其他情况也是类似：如果一个世界本可能被证明是其他的样子，那么它本可能就是那个样子。”[8]141 关于“可能被证明是”，克里普克指出，这个表达式中的“可能”是“纯粹认识论意义上的用语” 。在克里普克看来，认识论上的可能性完全不同于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不能将二者混同，更不能用认识论的可能性来否定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对于长庚星是否就是启明星这样的问题，我们既可以回答是，也可以回答不是。肯定的答复无疑是以形而上学为基础，因为在形而上学的层面长庚星不可能不是启明星；否定的答复必定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在这个层面，我们可以说“长庚星可能不是启明星”。但显而易见，这里的“可能”纯粹是认识论上的，它仅仅表述了我们现在正处于某种无知的或没有把握的情境之中。
由自然种类名称组成的同一性陈述亦是如此。以“猫是动物”为例，克里普克承认，我们可以设想一种非真实的情形，存有一种外形像猫的小精灵，但时常会给我们带来晦气，我们只能说，这些精灵都不是猫。虽然猫可能被证明是精灵，但无论一种存在物在外形上与猫多么相似，只要不是动物，那么它就不是猫。我们完全能够设想出这样的情形，在其中黄金不是黄色，甚至不是金属。也可以设想一种情境，在这一情境中有一种物质具有我们通常最初用来识别黄金的所有识别性标志，但它的原子序数不是79。克里普克认为，这种物质不是黄金，或许是一种假金。对于“水是H2O”也是一样，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种情境，在其中水不具有H2O这种分子结构。但这也不是关于“水可能不是H2O”的例证，因为在克里普克看来，H2O揭示了水的本质。普特南也明确指出：“一旦我们发现了水的本质，那么就不可能存在一个可能世界，在这个可能世界中水不具有这种本质。一旦我们发现(在现实世界中)水是H2O，那么就不可能存在一个可能世界，在这个可能世界中水不是H2O。尤其是，假如一个‘逻辑上’可能的陈述，即一个在某个‘逻辑的可能世界’中能够成立的陈述存在的话，那么‘水不是H2O’就不是逻辑可能的。”[9]233
四 、进一步的哲学反思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克里普克在对后验必然命题的存在进行论证时承认其否定命题的可设想性，但否认其成立的可能性，故而在可设想性和可能性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或者说，必然后验命题的存在与传统的模态认识路径是相互“冲突”的。为考察这些“鸿沟”“冲突”在实质上是否真正存在，我们必须对可设想性论题(CT)进行细致分析。
休谟在设想行为和模态知识之间架起一座互通的桥梁，为我们获取模态知识提供了有效路径。设想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心智活动，一个命题的可设想性之所以蕴含其可能性，是由于对一个命题的设想意味着认知主体对这一命题能为真的场景进行描述。比如，“亚里士多德不是柏拉图的学生”是可设想的，意味着认知主体会想象一种场景使得这一命题在其中成立。人们可以设想：假如历史搞错了，或者假如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还未出生时就离世了……，在这些场景中，“亚里士多德不是柏拉图的学生”都是成立的。因此，所设想的场景实质上同可能世界有着紧密的关联。亚布鲁(S.Yablo)在设想行为和可能世界之间进行了关联，并通过条件句的形式对“可设想性”和“不可设想性”进行了重新界定：(CON) 如果主体x能够想象(imagine)一个世界w去证实(verify)一个命题P，那么命题P对于x是可设想的；(INC) 如果主体x不能想象一个世界去证伪(falsify)一个命题P(即不能证实P)，那么命题P对于x就是不可设想的[10]。正如叶峰所言，“一个大脑想象一个场景，即一个所谓的可能世界，意味着大脑在考虑……一个场景描述。”[11]84由于设想行为连通着可能世界，一个陈述或命题的可设想性才蕴含其可能性，这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哲学直观是高度吻合的。
克里普克在对必然后验命题的存在进行论证时明确指出，像“长庚星不是启明星”“水不是H2O”是可设想的，这些命题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是可能为真的，但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却是不可能为真的。他们坚持上述观点的根本原因在于，H2O和原子序数为79分别构成水和黄金的本质，这些本质规定了我们对这些自然种类进行反事实设想的最低限度。换句话讲，我们对事物可以进行各种反事实设想，但必须遵守自我同一性的要求，不能和它们的本质属性相冲突。本质是判定一个东西自身同一的标准，也是判定两个东西不具有同一性的标准，它决定了我们进行反事实设想的底线。正因为如此，我们虽然可以设想水不是H2O，可以设想黄金不是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但在这些可设想的情形中，由于它们不具有所规定或约定的本质，我们讨论的已不再是水或者黄金。因此，这些可设想的情形不是可能的情形，至少不是形而上学可能的情形。
至此，从必然后验的事例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如下教益：
第一，设想行为是人类获取模态知识的重要途径，但在通往模态知识的路径中，设想行为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要受各种规律、法则的约束。人类可以设想的对象可以是非实体的，甚至是反事实的，但所设想的情境首先不能包含逻辑矛盾。比如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世界中“人类长生不老”为真，但不会设想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张三的年龄比他自己的亲生哥哥大”为真，因为其中包含了不一致的观念。除了矛盾律，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实际上也为人类的设想行为设定了约束条件。本质主义的约束，要求当我们对一个或(一类)事物进行反事实的设想时不能违反其本质的规定。本质主义约束实际上是附加在同一性之上的限定条件，用来判断反事实设想中的事物与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是否具有同一性关系，其标准就是看这两个(或两类)事物是否具有相同的本质。克里普克进一步指出，个体的本质是其因果起源，而自然种类的本质是其内部结构。根据这种理解，如果在一个反事实设想中声称“水的内部结构是XYZ”，我们就违反了本质主义约束。由于现实世界中水的本质是其分子结构H2O，但在上述情境的描述中水却不具有这一本质属性，因此违反了本质主义约束。
子宫内膜异位症为子宫内膜在子宫腔以外的部位种植[1]。近年来，其发病率日益提升，生育期妇女、不孕症患者分别达到了10%、30%～45%的发病率[2]，高发部位为卵巢，现阶段，临床一直致力于解决保守性手术治疗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伴不孕后联合治疗药物的选取问题，以期促进妊娠率的提升、复发率的降低及副作用的减少等。本研究旨在探讨腹腔镜术后联合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α)治疗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患者组织整合素连接激酶相关蛋白(ILKAP)表达及子宫内膜异位症生育指数(EFI)的影响，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通常情况下，关于带电粒子的初速度方向与电场线平行的这类问题的考察点无非就是在q、E、m、a这几个物理量中给定其三，让你求其一，或者给出荷质比。同样，根据上述的动能定理即结合给定条件可求得解题所需要的物理量。
第二，在日常交流和哲学论证中，我们会遇到不用层面的可能性及必然性，必须要对其进行层次的划分。概括地讲，可能性(及相应的必然性)可以大致区分为以下几个种类：(1)逻辑的可能性：Φ是逻辑可能的，当且仅当从Φ推不出逻辑矛盾；(2)物理的可能性：Φ相对于自然律L是物理可能的，当且仅当与Φ相一致；(3)形而上学的可能性：Φ是形而上学可能的，当且仅当Φ与形而上学规律相一致。关于逻辑的可能性的解释，我们赞同下述说法：“一切逻辑上不矛盾的东西都是逻辑上可能的。”[12]3根据这种理解，我们一般会说，“上帝存在”是逻辑可能的，“水不是H2O”也是逻辑上可能的。“飞机的速度超过光速”“水往高处流”明显违背了相关的自然律，因此不具有物理的可能性。逻辑的可能性(及必然性)同物理的可能性(及必然性)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如果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比如出现了超过光速的飞机)，即出现了与现存科学理论相矛盾的情况，但这时人们会修正及补充这些理论以消除矛盾。由此可见，“非逻辑的不可能在逻辑上未必是不可能的。相应地，逻辑上必然的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必然的。”[10]3“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源自克里普克的哲学论证，理解这类模态范畴的关键是要知晓何谓形而上学规律。克里普克强调，同一性原理是形而上学的基本规律。在由两个专名组成的必然后验事例中，对于任何一个对象x，x与其自身同一是不容置疑的，因而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都为真；在诸如“水是H2O”科学理论的同一性陈述中，其必然性是由其本质决定的，而自然种类的本质是其内部结构，因此这些陈述的真是(形而上学)必然的。
车门的锁被冻住？雾气缭绕的挡风玻璃模糊了你的视线？想要将雾除去而不弄花车窗和玻璃，可以将一个黑板擦放在车里。或者是把车窗摇下来，让新鲜的空气进入到车里，这样可以很快让雾散去。
第三，既然有不同的规律、法则约束设想行为，且有不同种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我们在理解可设想性论题时就不能简单地考虑可设想性是否蕴含可能性，而应该考查这些不同种类的可设想性和不同种类的可能性之间是否具有对应关系，如果有，这种关系是什么样的？在模态性的认识论问题上，我们获得有关模态知识的根本途径还是源自设想行为，即可设想性蕴含可能性。但由于我们的设想行为受不同条件的约束，相应地会有不同的可能性与之对应。循此思路，我们可以构建不同层次和种类的可设想性论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细致研究！
当前，随着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产品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在互联网上，成百上千个卖家同时在销售相同或相似的产品，如何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品牌就成为缺一不可的影响因素，建立网络品牌有成为企业参与网络竞争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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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Hume 's Conceivability Thesis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cessary A Posteriori Propositions
LIU Dong
(People '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China )
Abstract ：Conceivability Thesis， put forward by David Hume， linked a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conceivability and possibility.According to this thesis， the conceivability of a statement implies its possibility.While arguing for the existence of Necessary A Posteriori Propositions，Saul Kripke suggested that some statements are conceivable but not possible， and thus destroyed this connection.In fact ， Necessary A Posteriori Propositions are compatible with Hume’s Conceivability Thesis， metaphysical necessities are not equivalent to logical necessities.However， the cases of Necessary A Posteriori Propositions show clearly that Hume’s Conceivability Thesis as the main access to getting modal knowledge is ill-equipped.It’s necessary to make analysis of conceivability and possibility，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we can draw the moral finally that， firstly， our behavior of conceiving restricted by defferent laws or rules could lead to defferent conceivabilities；Secondl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laws， different types of possible worlds can be distinguished， and the necessities and possibilities of different levels can be distinguished.Third， there is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different conceivablitie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possibilities.
Keywords ：conceivability thesis；necessary a posteriori propositions；rigid designators；metaphysical necessities
[中图分类号 ]B561.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307(2019)01-0058-06
[收稿日期 ]2018-10-15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模态性的认识论问题研究”(15ZXC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东(1983—)，河南信阳人，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哲学、分析哲学。
[责任编辑 ：张林祥，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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