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研究
劳动力人力资本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1987—2016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俞伯阳1，2
（1.天津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222；2.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与管理系，天津 300350）
摘要： 选取1987-2016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和误差修正模型系统检验城镇和农村的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联动关系；分析城乡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差距对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镇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联动关系强于农村，城乡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差距的变动会对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造成影响。因此，应充分运用现有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加快积累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增量等手段来促进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关键词： 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人均可支配收入；收入差距；城乡协调发展
一、引言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二元经济结构通常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即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且持续多年。在1978—2018年改革开放的40年中，我国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特征。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逐步提升到1981年的20%，而后经历了17年于1998年突破到30%以上。此后，伴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历史契机，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并于2003年突破40%。从2011年开始，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开始下降，我国经济结束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经济和人口都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新常态”[1]。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同时，城镇化的脚步却并未减慢，并于同年达到了51.27%，直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60%。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相比，我国农村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发展速度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党的十九大重新定义了我国社会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阐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现实，具体表现在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亟待解决。
从国际上来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将会面临人口转型，即蔡昉（2010）[2]提到的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陷入的“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虽然学界对于我国是否真的面临上述的困境尚有争论，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自2013年开始我国面临适龄劳动人口开始转变为负增长的现实，而这体现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供给相对短缺、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开始放缓等可能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不利影响，即出现了“未富先老”的问题。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四个特点：一是适龄劳动人口减少，转为负增长，即劳动力人力资本增速下降，人口抚养比上升速度加快；二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持续加快，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显著延长；三是人力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劳动力素质大幅度提升；四是人口城乡分布格局改变，人口城镇化快速发展，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存量巨大，彰显了我国人才培养工作的高效率。在当前新常态下，要在保持人力资本培养高效率的基础上更加兼顾公平，保障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均衡发展。从整体上看，深入挖掘和利用劳动力人力资本红利，是培养我国经济内生新动能，推进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那几个八路军一冲进来就分头提枪照着日本兵射击。一枪打倒一个，一枪打倒一个。六个日本兵根本没来得及把三八大盖端起来就被打倒了，单单只剩下鬼子军官。鬼子军官望着地上日本兵，一声怪叫，抽出了战刀，扎起了马步。看样子，他是想做垂死挣扎。那显然是头儿的八路军一声冷笑，朝另外四个八路军使个眼色，乱枪齐发，鬼子顿时被打成了马蜂窝，一股股殷红的血水像喷泉一样直往外喷。
二、相关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针对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早在1955年库兹涅兹就通过研究收入差距在发达国家的变化规律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收入分配假说。他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收入差距会先扩大，然后随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达到一定程度后再缩小。由此可见，劳动力水平差异一直以来都是分析收入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Schultz（1960）[4]首次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它包含了基础教育、在职人员培训、非企业组织的培训项目、劳动力迁移等内容。宇泽（1965）[5]通过构建宇泽模型论证了人力资本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尼尔森和费尔普斯（1966）[6]认为人力资本通过创新与技术吸收能加速技术扩散、促进经济增长，并对于先行者进行追赶。Mincer（1974）[7]等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地区经济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并首先对人力资本概念建立起了经济数学模型，他认为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是决定个人收入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学领域著名的明瑟工资方程。随着相关理论持续完善，罗默（1990）[8]和卢卡斯（1988）[9]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首次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揭示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认定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人力资本积累，证明了国家间人力资本积累上的差异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差异，因此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越高的国家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经济增长也较快。沿着这一思路不断演进，贝克尔（1992）[10]提出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能在未来决定个人收入的理论，开创性地从微观角度构建了从投资方面入手的人力资本模型，从理论上全面兼顾了人力资本投入成本和产出收益之间的关系。
国内研究者主要借鉴国外研究中以教育水平差异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等问题。赖德胜（1998）[11]通过测算教育收益率来分析其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蔡昉、都阳等（2000）[12]从劳动力的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侯亚飞、王金营（2001）[13]通过国内外对比研究，认为通过形成凝结在人身体内的知识、能力、健康等方面进行投资最终能形成人力资本，既然人力资本是投资而得，那必然也能用其获得的货币化收益像商品和服务一样作为价值来进行表示。王小鲁、樊纲（2004）[14]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陆铭（2005）[15]对教育投资和收入差距进行了分析，侯风云（2004、2005）[16][17]分别测算了我国城镇和农村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在我国城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存在会导致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从农村落后地区流向城镇发达地区，形成人才“马太效应”，即具备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劳动力越倾向于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所以形成了农村地区的好人才越培养越留不住的倾向，造成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流失的现实问题（张车伟，2000）[18]。王云多（2009）[19]对于教育水平进行了区分，进而验证了不同教育水平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近几年相关理论研究也不断完善，张晓蓓、李子豪（2014）[20]探讨了人力资本差异是否会加剧区域经济失衡，陈亮、苏建宁（2017）[21]则认为优化人力资本存量配置对区域协调发展有促进作用。李海峥等（2012）[22]在公布的年度中国人力资本报告中首次测算了包括劳动力人力资本指数在内的多项人力资本相关指标，其测算的方式采用了Jorgenson-Fraumeni（1989）[23]终生收入法，根据个人终生收入来估算人力资本水平，再将人力资本总量乘以当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而得出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
总结以上所述观点，人力资本水平是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现有关于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差异化造成影响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计算居民人力资本水平与城镇及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进行比较研究，而对于更能体现对创造价值做出贡献的劳动力人力资本进行研究的较少。本文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1）采用高边际产出率的劳动年龄人口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与代表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可支配收入进行实证研究。（2）通过分别实证检验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考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力资本水平的对居民收入提升的影响作用。（3）通过对城乡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进行计量分析，探究城乡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对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造成的影响。
三、数据说明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说明
本文所涉及的数据大部分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87—201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劳动力人力资本变量，即适龄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则采用《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2]中的数据。本文中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可支配收入等主要变量均采用人均指标，这样可以避免因城乡劳动力数量差异因素对研究造成的影响。在经济学研究中，普遍在实证检验环节把与收入相关变量取对数，这主要是由于家庭间和个人间的收入差距一般都比较大，数据的离散性很强，通过取对数可以缓解数据的波动趋势。因此，本文在实证分析环节中将对收入、投资、国民生产总值等数据取对数来进行检验。
1.被解释变量。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urban/rural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ui/ri）是本文的两个被解释变量。我国目前对于城镇和农村地区居民收入统计口径较为分散，本文采用在实证检验中比较常见的城镇人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原始数据来分别代表城乡收入水平，并在后面的分析中构造城乡收入差距变量。
总体而言，旅游业三大市场的发展均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社会文化需求的满足。但单纯基于减小国内社会贫富差异、消除高基尼系数危机的综合效果而言，国内旅游优于入境旅游，入境旅游优于出境旅游。研究表明，旅游在根本上是一种主要以获得愉悦为目的的审美过程和自娱过程[3]。即旅游的目的在于追求内心的愉悦体验，而这种愉悦体验并不受具体旅游空间所左右。所以，旅游者在国内旅游、出境旅游中所获得的愉悦体验结果本无差异。因而，在当前国内高基尼系数危机背景下，中国旅游业仍应重点发展国内旅游、积极发展入境旅游，适度抑制出境旅游，以促进社会财富在国内区域间、群体间有效转移。
城乡收入差距（difference of disposable income，di）是本文的重要被解释变量。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方式多种多样，本文采用比较常用的城乡收入相对差距作为代表城乡收入差距的变量，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2.解释变量。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labour force human capital per capita，lhc）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测算方法的种类有很多，当前国内多数学者使用频率最多的是受教育年限法，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教育形成的知识是人力资本的核心内容，教育年限法测算的人力资本水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人力资本存量。本文采用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在模型检验中将分别使用城镇、农村的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比例。
人均人力资本投资（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per capita，hci）是本文第二个解释变量。除了以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条件和医疗健康水平也决定着每个经济主体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因此，本文选取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文教娱乐现金消费支出和医疗保健现金消费支出之和作为人力资本相关的第二个变量，在模型检验中将分别用到城镇、农村的人均人力资本投资额以及两者之间的比例。
3.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历年的城镇化率（urbanization rate，ur）、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er capita gross national product，pgdp）、政府财政支出水平（fiscal expenditure，fe）三个变量。改革开放40年见证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突飞猛进，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其给城乡两方面居民收入造成的影响是比较深刻的。除此之外，国家每年的财政支出是平衡城乡收入再分配的重要保证，其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最后，城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于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非常直观，因此也纳入到了控制变量当中。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fixed capital investment per capita，fi）是本文的第三个解释变量。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基础设施构成了居民生活的物质基础，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能够提升劳动力工作效率，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和更高的收入。因此，本文选择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解释变量，在模型检验中分别用城镇、农村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两者之间的比例表示。
（二）数据描述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对各公共因子进行经济含义界定，将23个指标重新划分为7个指标。其中投入角度的指标为运营投入、管理投入、固定资产投入、技术投入、服务开展5个评价指标；产出角度的指标为经营效果、服务评价效果指标。进一步，将效果导向的绩效评价指标确定为经营效果、服务评价效果两个评价维度，从而确定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3）。
从图1中可以观察到我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呈上升趋势，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速度明显快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我们不难发现当前和未来趋势显示城乡间可支配收入差距正呈扩大趋势，这样持续下去将不利于我国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经济的整体进步。
图1 我国1987—201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分布
（三）研究模型
为研究劳动年龄人口人力资本水平对城乡经济发展差距造成的影响，本文使用实证分析法来研究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数学模型方面，借鉴Mincer（1974）[7]工资方程，明瑟认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完全取决于劳动者所有的劳动力个体特征，即自身人力资本水平，这样则构成了劳动者收入与人力资本水平的公式Yi=f（HC）。检验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在城乡间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城乡间收入水平的差异，需要首先确定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确实存在联动关系，其次对于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差异和城乡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异进行检验。在经典的明瑟方程中，通常采用以下形式：
ECDSA是数字签名算法（DSA）的其中一个例子。和非对称加密算法（RSA）进行对比，在相同的安全强度下，ECDSA可以使用的密钥更短，从而节省网络和存储空间，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5]。
SYBR Premix Ex Taq II(Tli RNaseH Plus)（Takara公司），Takara Mimi BRST universal RNA Extraction Kit（Takara公司）,PrimeScript RT Master Mix(Perfect Real Time)（Takara公司）。
由方程（1）中可见公式左边是收入，公式右边是由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及其平方组成的解释变量。变量中的Edu即代表评价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而在许多研究中会通过用劳动者的年龄减去上学年限的方法来获取变量，这种方式会使得被解释变量失去实际意义且影响测算结果的真实性。
进一步而言，我们假设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在城乡间的差异会造成城乡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异，在这里我们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作为城乡收入差距变量来重新构造公式：
另外，我们可以观察到农村居民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对于人均纯收入的提升作用也比较明显，即农村居民每增加（减少）一年的教育年限可以把收入增加（减少）的速度提升0.565个单位，但这个幅度是低于城镇的。此外，农村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收入的提升效果也稍差于城镇，但差距不大。表1中比较突出的对比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尚未形成规模效应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当地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提升幅度较小，为0.024个单位。与城镇情况相同，农村地区的“收入—人力资本”明瑟方程也呈现出倒U型结构。
在进一步分析中，我们继续使用误差修正模型对城乡人均可支配差距和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差距等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AIC和SC最小标准来确定每个变量的滞后阶数。
（3）适当地使用幽默。当面对故意挑衅行为时，教师最好不要动怒，应试着以轻松幽默的语调来处理，使学生在轻松的气氛中松弛下来，不好意思再与教师作对。
公式（2）中，di表示城乡间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dlhc表示城乡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之比，dhci表示城乡人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之比，dfi表示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之比，X为控制变量pgdp，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镇化率、政府财政支出水平 fe，γ0表示截距，γ1、γ2、γ3、γ4表示系数，ε表示误差项。
四、模型检验和实证分析
（一）变量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针对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缺陷，直接将变量进行检验容易产生伪回归的问题，需要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确定各个时间序列是否平稳。本文采用Dickey-Fuller的ADF检验方法和Engle-Granger协整检验法论证变量的平稳性和协整关系。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lnui、lnri、di，被解释变量 ulhc、uhci、ufi、rlhc、rhci、rfi、lhc、hci，pgdp、ur、fe 以及控制变量在单位根检验中均存在单位根，为不平稳序列，在后续检验中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即各变量存在同阶单整、变量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在随后的协整检验中，三组对应方程均拒绝原假设，即三组方程均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二）回归分析
根据检验结果，因变量存在单位根，本文采用误差修正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并估计参数，使用软件为EVIEWS 9软件。
特殊食品产业发展潜力与庞大的市场需求息息相关。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理事长朱宏任举例说，2017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41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7.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58亿人，占比达11.4%，人口结构变动，带动了特殊食品消费；同时，随着“两孩”政策全面实施，2015年至2017年新出生人口达5114万人，新生儿、低龄儿都有特殊食品消费需求。此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对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具有需求的人群显著增加，无疑都将带动特殊食品产业高速发展。
从表1的检验结果来看，滞后一期的城镇居民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对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较大，即每增加（减少）一年的教育年限可以将人均收入增速提升（降低）0.896个单位，体现出了较高的教育回报率，平方项系数为负说明回归方程为凸函数。人均人力资本投资项对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有积极影响，影响幅度较小是因为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能显现出效果。与此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幅度较大，体现在1987—2016的30年中，城镇的厂房、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持续建设给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带来了比较突出的提升作用，即每增加（减少）1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可以增加（减少）0.155个单位。
1987—2016年，我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呈上升趋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增长，在30年间增长了超过36倍。对比来看，农村居民纯收入上涨了接近30倍，这样的成果主要是由于我国近30年城镇化进程中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工资和收入普遍上升所导致的。
根据研究目标，本文借鉴明瑟方程的思路，综合采用教育年限法和投入法来构建人力资本相关变量，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通过对比分析城乡明瑟方程的关系，我们发现城镇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对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的作用更明显，单位贡献值也更大。这说明我国农村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整体上低于城镇，其转化为可支配收入的变现能力也弱于城镇，这意味着政府在制定关于城乡劳动力的相关政策时要全面考虑，应当在人才和物质投资上向农村倾斜。此外，还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城乡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均呈现库兹涅茨所假设的倒U型关系，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我国30年来对于适龄劳动力知识和技能培养的效果十分显著。与此同时，随着我国适龄劳动力知识水平和工作技能的不断提高，居民受教育年限的普遍增加将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
表1 误差修正模型分城乡检验结果
公式（2）中lnii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lhci为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对数，j=（0、1），0表示城镇，1 表示农村，β0表示截距，β1、β2、β3、β4表示系数，μ 为误差项。
分析表2的回归结果，滞后一期的dlhc、dhci、dfi与di之间存在长期影响关系，三个解释变量的弹性分别为0.319、0.056、0.060。进一步而言，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城乡间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差距的扩大（或缩小）、人均人力资本投资差距的扩大（或缩小）、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差距的扩大（或缩小）将造成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扩大。具体来说，城乡间劳动力人力资本差距每提高（降低）1个百分点，会造成下一年度城乡收入差距提高（降低）0.319百分点；城乡间人均人力资本投资差距每提高（降低）1个百分点，会造成下一年度城乡收入差距提高（降低）0.056个百分点、下下个年度城乡收入差距提高（降低）0.030个百分点；城乡间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差距每提高（降低）1个百分点，会造成下一年度城乡收入差距提高（降低）0.060个百分点。即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滞后性较强。从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差距来看，教育年限的增加所带来的收入提高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需要劳动者在实际工作岗位中不断适应和迭代，从而对收入提高形成实质性影响。而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水平会在产生作用前有一定阶段的时滞，其中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明显。这要求我们从教育到投资都要关注城乡差距的缩小，在保障农村人力培养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都充足的基础上，注重加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协同促进农村地区软件和硬件双提升，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表2 误差修正模型最终检验结果
控制变量的系数均呈现负值。首先，我国当前的城镇化发展也呈现出了新的趋势，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是城市群多极发展，城市群的发展能带动中心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加快致富脚步。因此本变量呈现负弹性，即城镇化速度每增加（减少）1个百分点，下一年度的城乡收入差距则减少（增加）0.899个单位。其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使经济主体创造财富的能力增加，因此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减少）1个百分点，下一年度的城乡收入差距则减少（增加）0.305个单位。最后，政府财政支出作为我国重要的再分配工具，其职责主要是调节收支平衡，缩小收入差距，因此财政支出每增加（减少）1个单位下一年度的城乡收入差距则减少（增加）0.962个单位。
30年来我国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且两者的联动关系较高。但从局部来看，农村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仍然相对较低。因此，在制定当下和未来的劳动力政策时要基于整体提升我国城乡两部门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提高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从而缩小人均人力资本的城乡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城镇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显著地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第二，农村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对人均纯收入造成影响，但影响程度小于城镇，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现状下，现有人力资本水平不能充分转化为实际收入，说明农村地区对于现有人才的吸纳能力仍存在不足，且现有劳动能力未能充分转化为可支配收入。第三，城乡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差距对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确实会造成影响，且影响程度大于城镇劳动年龄人口人均人力资本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这说明现有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城乡分布状况造成了城乡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且这种情况仍在恶化。实证检验的结论验证了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符合库兹涅茨的受教育回报率倒U型曲线假说，但我国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偏低，尚未达到U型拐点，即尚未达到受教育年限的普遍增长带来收入的快速增加阶段。
章古台是彰武县北边的一个小镇。章古台，蒙语，意思是长苍耳的地方。苍耳是沙地上生长的一种草本植物，是猪特别爱吃的一种野菜。不过，章古台的闻名遐迩不是因为苍耳，而是樟子松。章古台沙地樟子松人工林是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迹。樟子松的故乡在大兴安岭红花尔基，被章古台人引种成功后，彻底推翻了外国专家“沙地栽松违背自然规律”的错误看法，如今，挺拔不屈的樟子松深深扎根于白沙坨子，耐旱、耐寒、耐瘠薄，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二）对策建议
1.完善劳动力市场主体，创新相关制度法规。在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化的过程中，促进城乡人力资本协调发展、缩小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推动城乡均衡化发展都离不开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主体作用，更离不开适合当前形势的法规制度。我国于2017年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其中明确指出：“到2020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20%以上。”因此，各地方政府要依据发展规划建立适合本区域的人才培养机制和配套保障机制。（1）突破现有机制束缚创新制度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劳动力均衡供给需要从上而下多层次的制度机制来支持。要建立和完善由城乡各级负责人跨省市、跨部门长效沟通协商的协作机制；落实关于人力培养政策的一把手负责制，防止政出多门，九龙治水。建立富有弹性、兼顾城乡的人力资本培养机制并确保后续的执行力度。（2）逐步构建整体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构建整体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要消除阻碍劳动力充分流动的障碍。伴随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在可预期的未来中大量农村地区将围绕着核心城市不断发展，届时区域性统一的劳动市场的环境将逐渐形成；在城市群建设到一定阶段后逐渐放开户籍限制将能够促进劳动力合理而有序的流动，逐渐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进而构建城乡间可积累、可传递、可互认的人才提升标准和劳动成果认可标准，建立人才和人才认可机制跨区域、跨城乡的通道。（3）构建覆盖城乡的劳动力市场综合服务平台。保障城乡人力资本均衡发展，促进劳动力相关政策信息在城乡间充分传递和共享。在信息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应当建立一个线上线下相配套的劳动力市场，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科技手段加强实时重要劳动相关资讯在农村地区的传播和推广，建立反馈机制，确保更多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获取到相应资讯。
2.培养内生发展新动能，补齐农村人力资本短板。解决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根源在于认清一个事实，即作为我国地域面积更广袤的农村地区，不仅仅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来源地，更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发展的战略纵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广大农村地区尚有各种发展潜能未被激发，而乡村振兴工程缺少充足必备的人才无法开展。提升农村地区人力资本除了需要外部输血，更关键的是要能够内生造血。（1）做好人力资本的培育。缩小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关键在于缩小人力资本水平差异，缩小人力资本水平差异必须从源头抓起。从人力资本孕育的基础做起，确保农村适龄儿童全覆盖入学。各地方要从初等阶段教育入手，不让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落后在起跑线上，进而推进农村地区教育结构的整体性完善。（2）做好人力资本的提升。农村地区对于劳动力的要求不同于城镇，农业劳动过程更强调专用型人力资本，加强农村地区劳动者技能再提升工程迫在眉睫。因此，除了正规教育的保障之外，还应重点完善农村地区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以及继续教育工作。以“干中学”理念为理论指导，保障农村劳动年龄人口通过再提升、再培训成为乡村振兴工程所需的新型农民，进而提高农村专用型人力资本水平。（3）做好人力资本的截流。在加强农村人力资本培养提升的软硬件同时，一方面要优化农村地区的营商环境，让农村经济多样化蓬勃化发展，能够充分吸纳优质人才；另一方面乡村社区要给予优质人才高度重视，对住房、子女入学等保障劳动者安心工作的方面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增强其归属感，让人才能放心地留下来，减少优质劳动力的流失和浪费。（4）做好人力资本的传导。当前我国大学生跨省市求学比例很大，要为大学毕业生和返乡就业、创业人员提供政策帮扶，吸引本地优秀人才回乡参与乡村振兴。随着我国城市群的建设发展，传统的个别超大型城市格局将转化为分布在东中西部的多个大型城市群的新格局，在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心城市将辐射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村地区应当活用、巧用、充分利用多个发达城镇地理缩短的优势，通过多样化人才引进政策引进人才、留住人才。
This large survey suggested that D3 dissections are not performed for prophylactic purposes. For patients with apparent PAN metastasis, a D3 gastrectomy is usually planned if a few courses of preoperative chemotherapy yield at least a stable disease condition.
3.优化资源配置，推进人力资本增长均衡化。在我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都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劳动年龄人口人力资本水平在我国城乡差异较大，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在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推进新型城镇化、城市群建设离不开优质劳动力的支持，因此要在保障城镇化内在动力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保障和推进农村地区新三农建设、乡村振兴工程所需优质劳动力的供给。（1）促进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我国政府部门每年在基础性义务教育领域，尤其是城镇部分的投入比重较大，但在完善多层次教育梯度方面的中、高等教育领域投入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投入相对较弱，由此造成我国人力资本水平长期发展不均衡，公共教育支出促进人力资本发展的轨迹逐渐偏离平衡。因此要促进优质教育、卫生资源向农村地区的倾斜投入，支持高等院校在农村偏远地区通过建立分校、联合办学、共建学科等方式，促进教学、科研等优质资源向农村地区流动。（2）完善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体系。医疗卫生能提升人力资本的健康水平，从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医疗条件的差异会影响人才就业地区的选择。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一部分也是由于医疗卫生水平差异所影响的。提高农村地区医疗卫生硬件建设和软件配套将有助于保障更多优质劳动力留在农村地区。（3）促进可提升人力资本的资源在城乡间共享。城镇作为我国城镇化进程开展以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提升的获得方，不仅应该获得发展红利，更应该为发展做出贡献。应鼓励城乡对口建设和提升，实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均等化，大幅度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培养催化环境的软件和硬件水平；分地区分阶段提升农村地区长期就业人员的待遇水平，保障农村人才留得住，建立农村地区人力资本可累加的提升机制。（4）推动优质人力资本在城乡间有序高效流动。推动优质人才城乡间就近借调流转，能保障优质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促进科研、科技成果在城乡间共创、共享。让优质人力资本、优质劳动力人力资本形成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农村人力资本规模化提升与发展，以点带面推动形成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提升的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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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Labor Force Human Capital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Yu Boyang1，2
（1.School of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China ；2.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ianj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Tianjin 300350，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chose time series data from 1987 to 2016，and systematically estimat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verage labor force human capital and per capital disposable income with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then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urban-rural gap of average labor force human capital on the urban-rural gap of per capital disposable income.The empirical outcome demonstrated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verage labor force human capital and per capital disposable income in urban area is stronger than that in rural area，and verified the change in urban-rural gap of average labor force human capital are sure to affect the urban-rural gap of per capital disposable income.So as to promote our country's harmoni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economies，we should takefulladvantageoflaborforce human capitalstock，and accelerate the accumulation of labour force human capital with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 average labor force human capital，per capital disposable income，income gap，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F241；F2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01（2019）02-0021-08
收稿日期： 2018-05-17
作者简介： 俞伯阳（1989-），男，天津人，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与供应链管理。
责任编辑：母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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