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中的政德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小说论文,政德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知道，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结构，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正是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产生了尊道贵德的社会风尚，产生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于是，中国的政治是一种伦理政治，中国的哲学成为一种伦理政治，中国的哲学成为一种伦理型的哲学，乃至中国的文学艺术也以“善”（即崇德）为价值取向，追求的是所谓“尽善尽美”，体现出鲜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据笔者统计，在《诗经》中，仅“德”这个词就总共出现了70次之多；用“德”组成的词语也有10多个，诸如“德音”、“德行”、“德心”、“令德”、“明德”、“世德”、“懿德”、“文德”以及“滔德”等。其所表现的先民们的道德观念（或者说道德理想），涉及到国家道德观、家庭婚姻道德观和职业道德观等重要方面。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与道德密切相关，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学作品原本就以描写人为中心，以社会生活为表现对象，因此不能不反映一定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也是深受儒家传统诗教影响的缘故。因此，从孔子说《诗》到韩愈论文，从冯梦龙推崇《牡丹亭》之“痴”、“情”，到叶燮评杜甫诗之“胸襟以为基”，人们对于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道德观问题的描述和探讨从来就不曾中止过。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道德观问题，不仅可以进一步揭示其内在的深层认识价值，发挥其固有的教育职能，使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其中的道德内涵，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塑造理想人格；而且可以进一步挖掘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的道德内蕴，体味作者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感，从而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和认识。由于明清小说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人物形象的创造为中心，因此，笔者拟就明清小说中的道德观问题作一些探讨。本文来谈谈明清小说中的政德观问题。
政德，即为政者的道德。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政德被视为最重要的职业道德，甚至把政德看成是社会道德的核心。这是因为，在封建宗法社会里，为政者（包括君主和官僚）道德品质的优劣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祸福；而且，为政者道德表现的好坏还会对世风民情起到垂范的作用，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所以，作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明清小说， 其主要思想内容之一，就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以表达作者的政德观，通过对作品中人物直接的或间接的、显露的或含蓄的道德评价，表达作者的道德理想和道德情感，“奖善惩恶”，“扶忠抑奸”，以期最终达到警醒社会、“有补于世”的目的。
一、崇仁爱·反暴政
崇仁爱、反暴政，这是明清小说中政德观的一个重要内容。罗贯中出于自己“（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政治伦理思想，在《三国演义》中把刘备作为实行仁政的代表，塑造了一个仁慈爱民、宽以待人的“仁君”的形象；与此相对，他又把曹操作为专一行“霸道”的统治者的代表，精心塑造了一个奸诈、专横、凶狠而残暴的“暴君”的典型。小说写刘备从桃园结义时就抱定“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每到一地都广施仁义，爱民如子。初作安喜县尉，就“与民秋毫无犯”；治理新野，老百姓又歌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樊城撤退时，十几万百姓随他渡江，尽管情势万分紧急，他也决不弃民先行。于是小说中有诗赞道：“临难仁心存百姓，登舟挥泪动三军。至今凭吊襄江口，父老犹然忆使君。”另一方面，小说写曹操从年轻时起就奉行“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信条。为了一己私利，竟频繁地启动杀机：误杀了人家全家，竟又残忍地杀了吕伯奢本人；为报父仇，竟下令将徐州城中的百姓“尽行杀戮”；为稳定军心、转移怨忿，竟阴险毒辣地向粮官“借头”；为防止遭别人暗算，竟不惜装疯卖傻地“梦中杀人”；至于杀杨修，也不过是因他不喜欢旁人猜出或揭穿他的心思，真是专横拔扈，残暴成性。作者正是通过刘备与曹操的对比——用刘备的话说，叫做“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鲜明地表达了崇仁爱、反暴政的思想。与此相类，在《封神演义》里，作者把西周作为理想的王国，塑造了周文王、周武王两个“仁君”的形象，并极力描写了殷纣王沉湎酒色、听信谗言、杀妻诛子、扰害百姓、制炮烙、造虿盆、剖孕妇、敲骨髓等恶德恶行，从而塑造了一个更其荒淫专横、凶狠残暴的暴君的典型，以寄托作者憎恶残暴统治、向往开明政治的心迹。除上述长篇以外，文言短篇小说如《聊斋志异·梦狼》，揭露当时社会“官虎而吏狼”的黑暗政治；《诺皋广志·耳书》、《夜谭随录·陆水部》反映清代文字狱之残酷等等，都突出了崇仁爱、反暴政的思想。
众所周知，仁是中国古代儒家的重要道德思想，也是儒家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从“子曰‘爱人’”的解释〔2 〕，到孟子“仁民爱物”的倡导〔3〕，一直到张载“民胞物与”命题的提出〔4〕，始终贯穿着一种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影响广泛而深远，以至仁民爱物、防止暴政成为了封建社会中一切开明正直之士以及广大民众对为政者的一项起码的政德要求：“夫足寒伤心，民劳伤国；足温而心平，人佚（逸）而国宁。是故善为理者，必以仁爱为本，不以苛酷为先。”〔5〕能行仁爱， 是为“明君”、“贤臣”；反之则是“暴君”、“酷吏”。于是，崇仁爱、反暴政便也成为了明清小说中最基本的政德观念。
二、倡民本·反苛政
《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情节：官渡之战中，曹操引兵列于河上，有当地父老“箪食壶浆以迎之”。当曹操听到父老诉说袁绍在冀州“重敛于民，民皆怨之”，并表示曹操此来，“兴仁义之兵，吊民伐罪……兆民可望太平矣”，他先是“笑曰：‘何敢当老丈所言？’”然后便“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罪”。这一情节从三个层面突出了以民为本、反对苛政的思想：（一）冀州统治者袁绍“重敛于民”，实行苛政，决定了他必然失去民心，终归灭亡；（二）冀州百姓反对袁绍、支持曹操，原因也正在于袁绍“重敛于民”，而曹操是在“吊民伐罪”；（三）一向嗜血成性、滥杀无辜的曹操听过父老之言，竟发令禁止部下害民扰民，当然不能说明他开始“放下屠刀”，认认真真地搞“民本主义”了；而只能说明倡民本、反苛政的思想已然深入人心，连奸雄曹操此时耍起权术来也只能利用这种思想和心态作文章，这就难怪在军民为他的号令所“震服”之后，他便“心中暗喜”了。
民为邦本，民贵君轻。恤民者得民，得民则兴；残民者失民，失民则亡。何谓恤民？恤民就是要体察民情，关心百性的疾苦；何谓残民？残民就是一味地发布烦苛的政令，无休止地不断增加百姓的赋税和徭役，急征暴敛，而不管百姓的死活。作为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做到恤民而不残民。而要做到恤民而不残民，首先就要尽量减少苛政。上述倡民本、反苛政的思想，是春秋以来一些比较开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现实斗争的深刻教训的前提下，所得出的清醒认识，也是明清小说中政德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清代乐钧《耳食录》中的《上官完古》，写上官完古返乡，傍晚投止于一座鬼界小村，但闻满村哭声。经询问，原来是官府科派繁重，加上酷吏骚扰，致使“鸡犬不宁，乡民流离”，百姓“不死于劳悴，则死于敲朴”。小说以鬼界影射现实，表现了作者对统治阶级苛政酷吏的强烈不满。《西游记》中的红孩儿怪，占据“六百里钻头号山”，横行霸道，欺压良善，将那些山神、土地勒索得“披一片，挂一片，
无裆，裤无口”，“少香没纸，血食全无”，成了一群“穷神”。还常常强迫他们“烧火顶门，黑夜里与他提铃喝号。小妖儿又讨什么常例钱”。“若是没物相送，就要来拆庙宇，剥衣裳”，搅得众神“不得安生”。这实际上是明代社会官府和悍吏残酷剥削、压榨百姓的现实的曲折反映，同样表现了作者对苛政的不满。方汝浩《禅真后史》中有个县官叫简仁，号五泉，老百姓取谐音叫他“五全”。其第一全即是“全征”：“凡本年一应钱粮等项，尽行征收，其兑扣加三，……如迟延不纳者，不拘老幼，酷刑监禁，决致鬻身变产赔补，才得完局。”也表现了与上述作品相同的思想感情。
三、尚节用·反侈政
何谓侈政？侈政即放情纵欲的淫肆之政。《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侈，恶之大也。”侈政之为恶，总在三个方面：一曰危己亡身，所谓“放情者危”〔6〕、“欲炽则身亡”〔7〕；二曰妨生害民，所谓“嗜欲妨生，骄奢败俗”〔8〕、“居上而侈，必至厉（害）民”〔9〕；三曰失国丧家，如桓范所云：“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10〕因此，明清小说中的许多作品都贯注了一种尚节用、反侈政的政治伦理思想，表达了对为政者克俭节用、防侈戒奢的政德要求。
《聊斋志异·促织》，写明朝宣德年间，“宫中尚促织之戏”，便“岁征民间”。县令责成里正催办，里正则借此渔利，横加勒索，按户口人头强行摊派，为获一头蟋蟀，“辄倾数家之产”。并写了读书人成名一家为捉一头蟋蟀“以塞官责”而经历的种种离合悲欢，从而暴露了封建皇帝的荒淫和由此而造成的徭役科敛的残酷。小说末尾“异史氏”曰：
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告诫封建皇帝要慎于“用物”，因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这里蒲松龄指出了天子的纵欲放情与民生病痛的因果关系，还是相当深刻的；说天子“用物”给地方官吏以贪污肆虐之机，以致害得百姓“贴妇卖儿”也与事实相符。但“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之语，则表明蒲氏对“天子”们的纵欲放情的暴露和批判还算客气。不过我们别忘了，小说交代的历史背景是明代宣德年间，那是史称“治世”的时代。“异史氏曰”中的“天子”或即指那所谓治世的天子吧！那么，乱世的天子又当如何？恐怕总要乐此不疲了。如此，则生灵涂炭、“贴妇卖儿”将更加无可避免矣！呜乎，天子之用物，可不慎乎！
明清小说中反侈政思想表现得最为集中的大概要数齐东野人的《隋炀帝艳史》了。小说写炀帝为了自己享乐，大造宫殿楼阁，并开运河以游江南。“这一场河工总算将来，共死亡丁夫将近三百万人。”运河开完，炀帝乘龙舟出游，河中一千美女拉纤，两岸数万骑兵护驾。见此情景，炀帝竟对萧后说：“朕今如此行乐，也不枉了为天子一场。”身为君王竟“如此行乐”，结局自然可悲。所以，一旦农民起义，加之宇文化及等发动兵变，炀帝便随着他的王朝“冰消瓦解”了。委蛇居士谓此书“极张阿摩之侈政，以暗伤隋祀之绝”〔11〕，至于《隋炀帝艳史》之“凡例”，则将作者反侈政的创作意图讲得更为明了：
《艳史》虽穷极荒淫奢侈之事，而其中微言冷语，与夫诗词之类，皆寓讥讽规谏之意。使读者一览，知酒色所以丧身，土木所以亡国，则兹编之为殷鉴，有裨于风化者岂鲜哉！
四、尽职责·反秕政
明代天都外臣《水浒传叙》：“夷考当时，上有秕政，下有菜色。而蔡京、童贯、高俅之徒，壅蔽主聪，操弄神器，卒使宋室之元气索然，厌厌不振，以就夷虏之手。此诚窃国之大盗也。”秕政即不良之政。明清小说中所暴露和批判的秕政大略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曰无能之政。《三国演义》中除推崇刘备仁政、反对曹操暴政之外，还写了袁绍虽然出身高贵，实力雄厚，但因缺乏远见、优柔寡断、不善用人而终遭惨败；写了刘表、刘璋，或心无大志，或懦弱无能，也都势所必然地在军阀大混战中逐步被吞并，从而富有启示性地表现了对无能之政的鄙弃。《喻世明言·木绵庵郑虎臣报冤》中的贾似道，无德无能，只是因了正在受宠的其姊贾贵妃的缘故，爬上了宰相的高位。适值蒙古兵来，他“心胆俱裂，那敢上前”，竟“修书一封”，密遣心腹人到蒙古营中，“求其退师，情愿称臣纳币”。后来不得不率师与远军交战，结果宋兵惨败。宋恭宗下诏暴其罪，头一条便是“小才无取，大道未闻，历相两朝，曾无一善”。二曰欺瞒之政。大凡无才无能而居高位者，总要靠欺上瞒下以掩人耳目，蒙混过关。《水浒传》中的蔡京、童贯、高俅之徒便惯于“壅蔽主聪，操弄神器”。例如小说第78回写梁山泊好汉两赢童贯之后，童贯率残兵败将狼狈归京，先是高俅安慰道：“枢相不要烦恼，这件事只瞒了今上天子便了，谁敢胡奏！”随后便是蔡京面授“遮盖”之计：“明日只奏道天气暑热，军士不伏水土，权且罢战退兵。”再如《木绵庵郑虎臣报冤》，贾似道主动向蒙古忽必烈求和，表示“情愿称臣纳币”。回来后，“遂将议和、称臣、纳币之事，瞒过不提”，反而“上表夸张己功，只说蒙古惧己威名，闻风远遁”。三曰昏庸之政。如《水浒传》中的宋徽宗、《西游记》中的玉皇大帝、《杨家府演义》中的宋真宗等，都是昏君的代表。《初刻拍案惊奇》中的《恶船家智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报真命状》，写王生受到恶船家周四有预谋的“逼勒”，并蒙受了“杀人害命”的不白之冤。知县明时佐未经详细勘访，就将王生“痛棒拷掠”了一顿，使其屈招，投入大牢。《聊斋志异》中的《胭脂》和《冤狱》，亦属公案类。《胭脂》中的鄂生和宿生，先后在邑宰和知府严刑拷问下成为冤狱，而真正的罪犯却总能逍遥法外。此外象《聊斋志异》中的《司文郎》、《三生》、《贾奉雉》等，都反映了试官的昏庸，讽刺他们是“目盲并鼻盲”，“不识文”，希望有贤能之人来主持考试。四曰私曲之政。集中表现在用人上。《水浒传》中，宋徽宗赵佶只因赏识浮浪破落户子弟高俅“踢得好脚气毬”，就让他平步青云，当上了殿帅府太尉；而高俅、蔡京、童贯等权臣和宦官则纷纷到处安插自己的亲朋党羽。如江州知府蔡九是蔡京的儿子，大名府的梁中书是蔡京的女婿，华州的贺太守是蔡京的门人；高唐州知府高廉是高俅的堂兄弟，东平府知府程万里则当过童贯的门馆先生。《喻世明言·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写汉灵帝“始开西邸，卖官鬻爵。视官职尊卑，入钱多少，各有定价”。崔烈靠人情入钱500万而得为司徒， 灵帝竟顿足懊悔道：“好个官，可惜贱卖了！若小小作难，千万必可得也。”司马貌因家贫而无人提挈，年至五十，尚“空负一腔才学，不得出身”，遂成《怨词》云：“……纷纷金紫兮，彼何人斯？胸无一物兮，囊有余资。富者乘云兮，贫者堕泥。贤愚颠倒兮，题雄为雌。”
除暴露和批判种种秕政外，明清小说中还描写了一些勤政为公，尽职尽责的“明君”、“贤臣”的形象，如《三国演义》中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刘备〔12〕，和忠于职守、鞠躬尽瘁、黜陟必明、赏罚必公的诸葛亮等，以寄托作者尽职责、反秕政的政德理想。
五、务正己·反秽政
秽政，即为政者之秽德在其行政行为上的表现。“世间有做守令官，虐使小民，贪其贿又害其命的；世间有做上司官，张大威权，专好谄奉，反害正直的；世间有做将帅，只剥军饷，不勤武事，败坏封疆的；世间有做宰相，树置心腹，专害异己，使贤奸倒置的；世间有做试官，私通关节，贿赂徇私，黑白混淆，使不才侥幸，才士屈抑的。”〔13〕——《拍案惊奇》里这段话所指，即多是秽政。事实上，明清小说中呼声最为强烈者，当即要求为政者要清正廉洁、严于律己。这实在是因为现实中的为政者们太不清廉，太腐败了。明清小说中许多作品正是通过对现实社会中为政者们种种秽政的揭露和批判，来表达为政者当清正廉洁的政德观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1.揭露为政者索贿纳贿。这类作品最多。如《喻世明言·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写奸相严嵩“父子济恶，招权纳贿，卖官鬻爵。官员求富贵者，以重赂献之，拜他门下做干儿子，即得超迁显位。”《醒世姻缘传》中，晁思孝靠行贿权阉买得肥缺，在任三年，“赃私十万多”。不学无术的狄希陈纳监买官，混入士林，作官三四年，净数带回家赃银五千两。《聊斋志异·梅女》中，某典史为五百钱的贿赂，便诬梅女与盗为奸，使其自缢而死。如此贪鄙，无怪乎冥间老娼骂其“袖有三百钱便而翁也”！人世间如此，冥界、海外甚至仙界也多不干净。《剪灯新话·令狐生冥梦录》中，贪婪凶恶的乌老死后，其家“广为佛事，多焚楮币，冥官喜之，因是得还”。所以刚直之士令狐譔指斥道：“始吾谓世间贪官污吏受财曲法，……岂意冥府乃更甚焉！”《谐铎·桃夭村》写海外风俗，男女婚嫁由地方官按男才女貌之优劣，次第匹配。商人马某贿赂考官，列为第一，得到的却是一个丑女，原来她也是“以千金献主试”，才“列名第一”；而书生蒋某拒绝行贿，列为末等，结果竟得到了一位美女。至于《西游记》中如来手下的阿傩、伽叶，因唐僧等人“不曾备有人事”，便百般刁难，如来还公开为此辩护的故事则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这些作品都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官场上的黑暗与腐败。
2.抨击为政者搜刮民财。李百川《绿野仙踪》写严嵩父子和陈大经、赵文华、冯剥皮等贪官污吏，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广致贿赂，刮民脂膏，弄得“民不聊生”。平凉知府冯剥皮到任后，“弄的风不调，雨不顺，把平凉一府的地皮都被他刮去。”工部侍郎赵文华借率兵讨寇之机，沿路敲诈勒索钱财，“逼得穷百姓卖儿女，弃房产，刎颈跳河，服毒自缢而死者不知几千百人；那一个不欲生食其肉！”《儒林外史》中的南昌太守王惠，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刚一上任就向人请教搜刮盘剥之术，从此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聊斋志异·续黄梁》写曾孝廉梦中为相，一朝权在手，便把恶来作。“平民膏腴，任肆蚕食；良家女子，强委禽妆”；出则“地方之供给稍迟，马上之鞭挞立至。荼毒人民，奴隶官府，扈从所临，野无青草”。升官发财原是士子之梦想，难怪现实中贪官污吏何其多也！
3.怒斥为政者狼狠虎贪。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梦狼》中议论道：
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官虎吏狼”，这的确是封建社会政治吃人本质的真实写照。《二刻拍案惊奇》中的《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写常州柳太守还未上任，就对洞庭山某寺所藏“价值千金”的白香山手书的《金刚经》“动了火”，“牢牢记在心上”。上任后，竟吩咐强盗扳着此寺是其窝赃之所，监了住持，诈取了《金刚经》。同集中的《王渔翁舍镜崇三宝，白水僧盗物丧双生》与此相类，写贪酷的提点刑狱使者浑耀为夺白水禅院的“聚宝之镜”而把禅院住持法轮毒打至死。——“朝廷命官”们竟干起了栽赃陷害、巧取豪夺的勾当！清代沈起凤《谐铎》中的《森罗殿点鬼》和屠绅《六合内外琐言》中的《呕白痰》两篇文言短篇小说，一个把天下“大半作县令的”说成是饿鬼转生，“今一得志，必至狼餐虎噬，生灵无噍类矣”；一个把世上官吏说成是乌鱼转生，只因贪黩银钱太多，而由原来吐“墨水”变成吐“白痰”。嘻笑怒骂之中，暴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政治的窳败黑暗。
4.讽刺为政者媚上欺下。媚上欺下，是一切奸臣权阉、贪官污吏所以升级保官、攫财取利的惯用手段。“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聊斋志异·梦狼》中白甲的这番话，可视为这些人心态的自我剖白。正是出于这种心态，《梼杌闲评》中的那些无耻之徒，媚事魏党，拜干爹、觅美女、造生祠、献符瑞，以至献“投命状”、上“害贤书”，以诬告陷害讨好上台，求得升迁；《儒林外史》中的汤知县，为求升迁而沽名钓誉，竟将回民老师傅迫害致死；《淞滨琐话·因循岛》中的县令，专一谄媚上司，竟让自己的爱妾幼女去为上司“伴寝”，还振振有词地公开宣称：“今日为政之道，尚言情理邪？吾辈辛苦钻营，始得此一官一邑，但求上有佳名，不妨下无德政。”小说的作者们把这些贪官污吏媚上欺下的种种丑恶行径勾画出来，其目的就是在讽刺和批判中寄托为政当清正廉洁的政德观。
余论：明清小说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政德理想和政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老百姓对为政者的道德要求；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社会风尚也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中作者的政德观，多是通过批判现实的方式曲折地表现出来的，说明作者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社会政治实在是过于黑暗和腐败了；同时也表明，在如此黑暗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种种美好的政德理想，也只能是幻想和愿望而已。这也是明清小说中原本不多的政德超卓的人物何以形象总不如那些政德败坏的人物个性更加鲜明的原因。而这一点对于中国历史和这些小说产生的时代里的老百姓来说，则无疑又是一件大可悲戚的事了。
注释：
〔1〕〔2〕《论语·颜渊》。
〔3〕《孟子·尽心上》：“（君子）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
〔4〕《张载集·正蒙·乾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5〕《刘子·爱民》。
〔6〕〔10〕桓范：《政要论·节欲》。
〔7〕《刘子·防欲》。
〔8〕《薛子庸语》：“无以嗜欲妨生，无以骄奢败俗。”
〔9〕《明太祖实录·洪武九年五月丙寅》。
〔11〕委蛇居士：《〈隋炀帝艳史〉题辞》。
〔12〕《说苑·君道》：“人君之道，趋在任贤。”“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如此看来，刘备可算是尽了为君的职分。
〔13〕《初刻拍案惊奇》（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中十一娘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