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类却有用的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框架论文,有用论文,另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6636(2013)01-0001-07；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一、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其实不是一个可以直截了当予以回答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经济值得关心，即使不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作为中国人，所有个人所关心的问题最终都会落脚到中国经济。另外，明白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的历程，甚至它的历史，懂得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思维框架去看待中国经济，本身是一种训练。除了我们是中国人，自然关心中国发展现象和经济前景之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我们首先思考一下什么是理论。理论不可能脱离实际，理论脱离实际也就没有意义了，就像是屠龙之技，只能束之高阁。理论为什么有用，是因为理论对现实做了一种抽象。有人会问，现实是实际存在的，直接观察现实即可，为什么要抽象为理论？一方面，描述现实不可能穷尽所有实际事物，必须把它加以裁剪、抽象，浓缩在更小一点的框架内，这样我们的大脑才能够处理。另一方面，尽管可以观察横向现实，但不能观察到所有现象，也可能受假象迷惑，得到错误的结果。
其次，通过历史即别人的文献可以观察纵向现实，但这些文献可能是错的。而且历史记录可以是客观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却往往是主观的，诸如“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涉及重要人物时会进行粉饰，因此任何历史都不会绝对客观。即使历史记载可能是真实的，但也不一定是具有代表性的。需要抽象的理论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尽管文献不一定正确，但是有了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可以重新反读文献，利用现有文献，而不是受它的影响。
最后，未来是观察不到的，那么如何预测未来呢？需要抽象的理论理解过去和认识当前，然后才能预见未来，只有按照理论逻辑想象看不见的未来，才可能是正确的。真正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以古鉴今、洞悉未来、见微知著、高屋建瓴，需要学会创造性思维，特别是批评性思维，甚至有时需要另类的思维。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掌握理论的抽象性质。经济学家这种洞悉力的最好例子，是凯恩斯出名之作《和平的代价》。1919年，凯恩斯曾经作为顾问参加旨在惩罚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的巴黎和会。在政治家们全力以赴要德国赔款的时候，凯恩斯匠心独具地看到过度沉重的赔款负担，终究要压垮德国，并预见到这会成为未来的战争灾难的种子。他的建议并没有被政治家们接受，但是后来希特勒发动罪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二战”之后，美国一改以往要求赔款的做法，实施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无疑是凯恩斯思想的开花结果(阿兰·曼，2009，第七章)[1]
我们再来看什么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讨论中国的发展经验，首先固然是因为我们在世界发展谱系的后端，拥有计划经济的所有弊端，具有经历了二元经济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在经历30余年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迅速地改变了面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上，既否定了计划经济下传统的发展战略，也没有照搬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好像创造了中国独特的模式，这些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理由，但这还不是全部理由。
重要的是，中国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浓缩历史经验，并抽象成经济理论。中国经验的优势就在于，它自身已经做了抽象。如刘易斯讲二元经济理论，也就是说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经历二元经济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后期发生了称为转折点的变化，后来也有人称之为转折时期，一般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征。那么西方国家有没有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刘易斯在提出二元经济理论特征时用了很多欧美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西方国家也有二元经济理论。我认为，任何国家的发展过程进行抽象之后，都是共性多于个性。为什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运用其理论的也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就在于早期欧美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历程是匀质的、渐变的，每个特殊时期不具有典型的结构性特征，结构演变在非常长的过程中形成。而发展中国家的结果是非均衡的、异质的，拥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的发展过程。
经济学家一直把有没有“二元经济”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的不同，其实我个人认为根本不同在于发达国家本身具有很多、很大的波动，但由于早期发展历程太长，以至于最后看不出阶段变化。即是说，时间太长把所有的区别与特征都拉平了。
中国经验不仅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浓缩了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历程，而且中国的发展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浓缩，浓缩的结果就是把所有特定时期的特征——转折时期的特征，各种阶段性的特征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来。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把其他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到几十年中，这样中国经验本身已经做了足够的抽象，研究这个抽象过程有助于再作进一步的抽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弗里德曼所讲，谁把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说清楚，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上去这话跟没说一样，因为无法定义是否说清楚了。我想他是说，一般而言，中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人口最多，既是计划经济的受害者，又是不发达的受害者，经济学既要研究发展现象，又要研究转轨现象，然而这么重要的两个现象在中国同时出现，如果说清了，那么理论上一定有创新，因此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我们还可以从个人的功利性角度来理解为什么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经济学，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经济发展事实，固然应该当作一门公众的学问来研究，而不仅仅是为了搞纯粹的经济研究，应该超越这个直接目的。我所强调的是，学经济学，理解经济发展，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
首先，作为公职人员来说，认清世界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潮流、未来的走向，对于日常工作的判断也具有帮助。其次，对做企业的来说，要判断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果经历一些阶段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政策含义是什么，这个含义怎么变成商机，怎么变成经营中必须避免的误区。学习经济学、理解经济发展事实对此意义重大。再次，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个人理财也有帮助。最后，培养一些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方式，对个人在一生中做出更多正确的人生抉择都会有帮助。另外，可以利用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方式认识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对社会认识得越多越透彻，能够抛开凡人琐事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更能享受得到的东西。
二、创新理论要善于批判性思考
上述关于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理由，是从一般意义上讲，或者说从纯粹的方法论上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更具有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抽象的空间。对具体的研究过程来说，从商、从政、做研究的人无疑都关心中国，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固然各有其功利目标，但是，背后有一个目的却是共性的，即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所以本文副标题就是“一个另类却有用的分析框架”。其实不仅仅是另类的，也是批判性的，用此思维方式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有用的”。随后，我们将说明为什么需要批判性思考的理由，以及培养这种思维方式的途径。
加尔布雷思提出“传统观念”这个概念，其核心就是，传统观念巨大的惰性是社会性的、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大家都被现存理论解释俘获了。凯恩斯也说过，政治家无论承认与否，其实他们都是某种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俘虏。
无论是作为理论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理想的状况是都应该有自己创造性的思维，自己要解释现实，哪怕是另类的理论。但是，如果不知道别人的东西，怎么知道自己是另类，如何判断自己的理论是创新的？因此，理解别人的理论与形成自己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是，要在学习过程中自己反复琢磨。接下来进入到批判性思考过程，着眼于学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是为了有一种新的、更加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而不是学过且过、来单照收。
怎样形成自己的思维范式，或者说怎样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呢？一种方法是，不断研究，问题越来越深入，最后培养出自己的一套东西，培养出自己的思维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条道路是异常艰辛的，存在不能成功的风险，换句话说成功概率充其量只有5%。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来说，读博士学位目的是要做研究，若是想做具体事情(当政府官员、从商)，本科毕业之后就可以，或者读MBA。有人统计发现，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中，只有5%的人成为经济学家。这里经济学家的含义也存在差别，我们过去认为成名成家之后有一定影响的才被称为经济学家，但在美国，以经济学研究作为职业的就被称为经济学家。在这5%中只有更小的比例有创造性成果，也就意味着，仅仅靠自己不断地做那些不能升华到创造性水平的研究，并不能达到目的。
所以，在做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回顾、总结、找路径，分析自己过去的路径对不对，然后找到下一层次的路径。我们常常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我们的研究方式也面临着转变，在疲于奔命完成课题任务的同时，我们也变成了传统研究方式的生产者，不断的投入(体力、脑力、精力)，固然可以依靠这种方式养家糊口，但只是低水平的循环，提高就很有限，离真正的理论创新只能渐行渐远。
三、批判性地思考的几种思维范式
一些常见的不正确思维方式，总是把我们不约而同地推向错误思维。批判性思考的一些范式问题，来自于平时自己使用的框架去审视自己的研究，借着这些思考一些问题，虽然非常不完整，没有讨论方法论中很多成形的、比较系统的思维框架，只是结合我自己在阅读中见到的，并于研究中进行过思考的一些逻辑要点或者误区整理于此，以帮助我们形成批判性思维方式。
(一)“于此之后，必为所致”
这句话来自于拉丁语“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译为英语是“after this，therefore because of this”。关于该逻辑谬误的中文表述是，“既然这个事件在上一个事件之后发生，那么这个事件一定由上个事件引起”，可以把其简化为“于此之后(post hoc)”。简单地讲，这是在说明一种错误的因果假设，例如错误的原因、偶然的关系或者是非因果关系。这种逻辑谬误与“因为如此，所以这般(cum hoc ergo propter hoc)”存在微小区别，post hoc逻辑谬误强调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之间的一种谬误关系。例如，春节和明信片之间的关系，在春节前发送明信片，按照时间顺序，错误的推论是：由于先发送明信片然后才产生春节。
这种因果关系是在思考问题时，特别是在做经济学研究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在早期，比如经济学研究初期，当时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人们还不知道计量，这个问题可能还少一些，尽管有人是正确的因果观，有人是错误的因果观，但是错误的因果观没有成为普遍现象。但是随着经济学的高度发达，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错误因果观成为普遍现象。可以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经济学家中有一半人是错误的因果观。我们的学生学了计量，特别是计量学的不错的，最容易落入这种“于此之后(post hoc)”陷阱。
另外，目前在学者中存在的一个常见现象，是阅读文献时首先看用了什么数据，发现中国也有这样的数据，然后就去看模型估计方法，最后做出结果。人家都做过了，还做它干什么呢？把前面所有理论的分析，理论的因果都省略了。美国的学术期刊有一种不好的导向，鼓励人们在数据和估计技巧上花样翻新，误导年轻学者，使其忘记自己的终极目标。应该反复提醒自己尽可能避免这种倾向。因为因果是客观存在的，但观察不到客观存在，如果从客观出发看因果，只能看到明信片先到春节后来。因此，只能用理论看因果，没有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因果观。
(二)“反设事实”
一种值得正面推荐的方法是所谓“反设事实”法，英文为Counterfactual。反设事实思维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描述了人们有设想实际情况对立面的倾向。人们经常有意地去思考，如果前提发生变化事物会完全不同，去设想事物将会怎样。可以理解为，通常认为历史发生过一个变化，随后产生了因它而生的一系列变化，但是，作为逻辑起点，假如作为因的变化是不真实的，即假如没有这样的变化，那么随后的所有结论就有可能不成立了。
在思考问题时需要想一想，作为逻辑起点的那个事件到底真实不真实。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回到以前那个时间的逻辑起点。如果中国不是计划经济，当然只是一种纯粹的假设，如果计划经济不是由意识形态造成的，而是为了加快工业化，那么该怎样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仅仅是因为斯大林告诉中国要搞计划经济，那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又会是什么结果。研究中大部分时间都会与过去的事实打交道，因此有必要分析过去的事实是否成立。当起点事实发生变化后，某些原来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正确。但是如果不改变起点事实，不设想不同的起点事实，不用理论推理出这样的事实，可能后面的研究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是人云亦云，得不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因此，善于提出假设，重现假设历史，都可能是培养自己思维的一种方式。
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与诺斯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他的两个与所有现存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且经计量经济史方法检验的观点。[2]一个是美国的奴隶制。普遍认为奴隶制是不人道的、低效率的，但他研究的出发点是，假如是低效率的，为什么为了推翻它却是通过战争，花费巨大代价，而不是通过经济制度的转变来改变。他回到起点进行研究发现，奴隶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南方效率很高，反推发现，南北战争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几十年都没有回到原点上。另一个例子是贯通美国东西的大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以来在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中，都认为东西大铁路对美国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因为它使美国经济加快西进。这里，他也回到原来的起点进行研究发现，东西大铁路的修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微乎其微，根本不能解释美国经济快速的增长。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ison)的研究(例如《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的方法论，也建立在“反设事实”的出发点上。他整理的各国经济历史数据，在实际历史上是没有的，为了发掘这些数据在方法上必须有假设，要有一种特殊的路径才能回到原点把“没有”变成“有”，他使用的也是反设事实的方法。
我和同事写过一篇关于剩余劳动力估计的文章，设问“假如农业劳动力不再剩余，会发生什么”。剩余劳动力估计本身并不需要反设事实，只是一种反传统观念，但逻辑上继续推演，就是反设事实方法了：如果剩余劳动力不再是1.5亿或者2亿，而是很少甚至微不足道，那么一向为人接受的很多其他结论可能是错的，例如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被夸大；农业技术进步也不再是劳动使用型，而可能是劳动节约型。
(三)“传统观念”
加尔布雷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被主流经济学家当做另类，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批判他，甚至他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之后，有许多一流的大师级人物宣称要抵制他，不参加会。但最后这些人还是都到会了。虽然他们众口一词地进行批判，但是却不得不承认加尔布雷思的巨大影响，可以批判他不是正宗经济学家，但是不会认为他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当过总统的顾问、驻印度大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的影响却是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学家中最大的。加尔布雷思在20世纪50年代末写的《富裕社会》[3]就是批判传统观念或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其中第二章阐述传统观念的概念。如果说经济学家有谁创造了一系列概念，能够持久地变成全世界流行的知识分子共同语言，他是唯一的，例如传统智慧、制衡力量等等。
加尔布雷思的意思是，当反思最经常接受的观念或理念时，很可能发现它们已经过时。创造这些概念时可能进行了抽象，反映了特定时期相对的真理、相对的规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传统观念，这意味着他们不能解释今天。加尔布雷思是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出现的时候遭到了众多人批判，尤其在美国。凯恩斯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亚当·斯密、马歇尔流传下来的古典或新古典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因此在凯恩斯的时候这些理论即为传统观念。加尔布雷思也认为，随着凯恩斯被人们接受以后，他自身也不可避免成为传统观念。不打破、不怀疑传统观念，永远都会跟在别人后面思维，甚至是在不断地试图验证这些传统观念。
传统观念最大的问题，即最容易让我们掉入这个陷阱的原因是，我们天生就崇拜前人、死人、名人、权威。如果当今有人提一种理论，尤其是他跟我是同代人、同辈人、甚至是我大学同学，那么即使是正确的，我都会说这是错的，很自然地挑战他的权威。如果这个人已经被称作大师，成为很权威的学问家，那么我就不会挑战，我接受他的观点就变成传统观念。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提到，传统观念不容易被推翻，即使做了很多工作，人们也认为是对的，但转身之后又回到传统观念。
以中国人口的数量为例。许多人动辄说中国人口将要达到16亿高峰，但是研究人口的都知道，中国人口甚至不可能达到15亿，即使在适度调整生育政策的情况下也不可能。16亿只是最初的预测，然而预测需要随着变动不断调整。比如说世界银行最初预测中国GDP增长率在某年是8%，如果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超过了10%，那么世界银行必须立刻调整。同样，中国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就必须调整预测，调整至今无论怎样也不会有16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你无论怎么说中国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5亿，人们也承认你的权威，但下次他们遇到这个话题时，依然还是讲16亿。仅是以此作为一个例子，传统观念并不是单指是否接受新证据，更是指支配思维的观念。
如果面对有相同学术规范的经济学家，我把所有该质疑的都质疑了，你也解释清楚了，其中没有错误，我也认同是正确的，那么你的证据我可以接受，但是我的思维方式还是不变。加尔布雷思出了一部系列剧叫《不确定的年代》，质疑弗里德曼所坚信的自由主义，弗里德曼担心人们会改变自由主义的观念，所以急忙拍了《自由的选择》。质疑传统观念是必要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学术规范不健全，很多所谓事实都是错的，从一开始可能就是错的，即使有些东西曾经是对的，但在很久之前已经错了，可我们依然当作事实来接受。
(四)“皆因一根钉”
另一个有助于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步骤，是关注逻辑细节。以一首诗作为这一段的开始：For want of a nail the shoe was lost; For want of a shoe the horse was lost; For want of a horse the rider was lost; For want of a rider the battle was lost; For want of a battle the kingdom was lost; And all for the want of a horseshoe nail。翻译成中文可以是这样：只因少根钉，蹄铁无踪影；只因少蹄铁，战马送了命；只因缺战马，大将竟牺牲；只因缺大将，战争没打赢；只因输战争，王国一命终；坏事连成串，皆因一根钉。
引用这段是要说明，在进行大胆假设之后，还要小心求证。中国传统的所谓小心求证，也是粗放型求证，努力发现为我所用的材料。在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核心依然不是表面的东西，仍是理论逻辑。数学使经济学分析更加严密，对于大脑来说，有人天生严密，有人天生跳跃，因此不用数学约束大脑时，担心缺乏逻辑性和每一步骤的高精密要求。在做了所有的创造和批判之后，并不见得一定会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对理论进行严谨的推理及检验。
建筑理论大厦，或者哪怕只是建筑理论小屋，也是要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建起来的，没有这些材料不行，类似于没有马钉。但还要有结构，没有结构就不知道怎么建。因此，在整个逻辑中细节最重要，苛刻地讲，没有细节就没有逻辑。以我们自己为例，整个研究论证的细节远远不够完美，这需要长期培养，谁也做不到最完美，但是要逐渐提高，不断臻于完美。
如果做学问是为了完美，为了创造，就应该使细节完善，哪怕是没有人能够看出来的细节，也产生一种美感。理论上、逻辑上的完美可以使自己做研究有愉悦感。另外，我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使你是一个精英，你能挑出其他人的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但是把群众加总起来之后形成的判断力你是想象不到的。只要有正确的研究观，自己获得理论的满足，期望做出真实的贡献，就要非常注重研究的逻辑细节。
四、关于经济发展的特征性事实
愿意尝试运用正确的思维方式支配自己的分析之后，理解中国经济发展，还需要从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入手，特别是有些可能涉及经济史上著名的争论，譬如说解释李约瑟之谜。可借鉴的是经典文献中关于经济发展特征性事实的概括。经济学文献中，大家把自己做出的一些研究结论，不轻易称为经济理论、经济规律，只称为事实或特征性事实(stylized facts)。尽管不一定都是真实的，但是可以成为研究和观察问题的起点，按照这个“事实”进行另类研究，研究事实本身的变化，思考如何检验这些事实。如果发现某些“事实”是错误的，恰好可以提出反论。
面对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既然能把它们称为特征性事实，说明做了足够的研究分析并进行了概括。因此，这些概括是非常好的起点，已有的研究要经常放在这些框架中进行检验，这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研究方式。关注特征性事实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你尚没有足够经验的时候，可以把特征性事实作为一种参照。例如，使用中国的数据做一个计量研究，发现结论在某些特征性事实中陈述过，那么会更加确信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研究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对相关陈述进行检验，验证它们在中国是否仍是事实，增进自己的认识。
(一)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
在我研究的早期，读的比较多，引用也比较多的，是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事实概括。近年来，讲刘易斯理论的时候，我们懂得了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则存在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转折点。但是，达到这个转折点之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转向哪里呢？库兹涅茨研究的正是关于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
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讲中，库兹涅茨用了六个特征对现代经济增长进行概括(西蒙·库兹涅茨，1997)[4]。第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发达国家中人均产值和人口的高增长率，两者都是这些国家以前可观察的速率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速率的较大倍数。第二个特征，每种生产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达到以往未曾有过的速度。第三，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包括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生产单位规模的变化和与此有关的企业类型变化，职业状况变化及其他方面变化，都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第四，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相应导致了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第五，发达国家借助于增大的技术力量，特别是在通讯和运输方面，造成一个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世界。按现在的语言，就是全球化。第六，现代经济增长传播仍然只具有局部效应，占很大人口比重的世界其他部分，经济成就仍远远达不到既有技术潜力的最低水平，即存在发展的区域差距。
中国正在跨向刘易斯转折点，按照已有的概念转向现代经济增长，可以依据这六条标准进行参照。同时，我们也可以分析这六条标准的现代版本，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这六条标准中的某些可能已经不太准确，也许当年日本转型时可以把它作为标准来判断，但是现在它可能不是更为本质的标准或特征。
(二)帕伦特—普雷斯科特发展事实
帕伦特—普雷斯科特发展事实，是这两位作者(斯蒂芬·帕伦特、爱德华·普雷斯科特，2010)[5]总结20多年经验所提出来的，特别强调收入分配的发展事实，其中普雷斯科特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事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财富差距。第二，财富差距既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1960-1985年期间基本稳定。第三，财富分配是上移的，即富人越来越富裕，但是穷人也比以往富了。不是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因此，没有绝对贫困陷阱。第四，既有发展奇迹也有发展灾难。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就是说经过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有的国家是经历了发展奇迹，即向高收入水平迈进，有的是经历了发展灾难，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这是他们概括的与收入分配状况、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有关的，或者说趋同还是趋异有关的一些基本观察。
(三)卡尔多事实
卡尔多与凯恩斯同年代，他做了很多贡献可以与凯恩斯相媲美，他在经济学家中的地位颇高，但就圈子之外的知名度而言，却远远不能与凯恩斯相比。卡尔多(Kaldor，1961)[6]关于经济发展的事实一共有六个：第一，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第二，人均资本也相应保持持续的增长。第三，从长期来看，利率或者是资本回报率是比较稳定的。第四，资本产出比例也是稳定的。第五，资本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稳定的。第六，在世界上同为快速发展的国家之间，人均产出增长率存在着显著差距。
其中概括了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现象都和我们今天的研究有关系。例如，在讨论初次分配时，我们就要回答过去30年中，资本和劳动相对回报率如何变化，是否资本份额提高，劳动份额下降。有意思的是，我读卡尔多学术传记时看到，在卡尔多在世时就有很多人抱怨，认为所谓的卡尔多事实根本就不是事实。或许我们可以针对中国发展的研究，通过证伪的手段检验卡尔多事实，或者否定卡尔多事实。
(四)新卡尔多事实
新卡尔多事实是查尔斯·琼斯和保罗·罗默(Jones and Romer，2009)[7]提出的，新卡尔多事实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市场范围的扩大。全球化和城市化促进了货物、创意(idea)、资金和人员的流动，进而扩大了所有劳工和消费者的市场范围。第二，加速增长。几千年来，人口和人均GDP的增长在加速，从几乎为零增加到20世纪观察到的较快增长。第三，现代增长速度的差异。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差异随着与前沿科技水平的差距增加而增大。第四，较大的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差异。生产要素投入的不同只能解释人均GDP增长差异中的不到一半(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力可以超过50%)。第五，世界各地的人均人力资本大幅度增加。第六，相对工资的长期稳定。人力资本相对于非熟练工人而言在不断增加，但这种量的增加并没有造成其相对价格的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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