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是我们在新时代统揽农村工作全局的纲，其核心是农业的产业化、农村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城镇化，这“三个化”也可以称之为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三大支柱。本文试以作者及其同事们在农业与农村工作第一线的实践和于实践中引发的一些思考，就推进“三化”进而实现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一些制度与方法上的问题作些深入的探讨，期望能引起大家对这些问题的重视。
一、关于农业产业化问题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而且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农业发展的新阶段。从内部看，家庭联产承包制对农业生产力的释放作用已逐渐减弱；从外部看，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一般意义上的增产已经不能增收，而且增产的潜力如果没有农业生产技术上的革命也已不大。压力另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入世以后大量质优价廉的农产品将涌入国内市场，短期内冲击可能会很大。我们的农产品价格大部分比国际市场要高，有些还高出很多。入世以后，无论是价格竞争还是品质竞争，我们都明显处于劣势，“卖难”问题将会更为突出。以上说的这两种压力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压力，即市场和竞争的压力。实际上这也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面临的主要矛盾，其根源来自于农村的小生产方式。一方面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天然地具有衔接上的屏障，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高成本低效益，规模不经济。其结果表现为农民增收的缓慢，甚至于出现有些年景收入的下降。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已经走到是经受住竞争的考验由弱质转变为强质，适应市场而生存发展；还是经受不起竞争的考验，竞争力不断衰弱，适应不了市场而逐渐萎缩的十字路口。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
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是解决农业问题的主要途径。靠增产，靠提价，靠工业的反哺，或是现时潜力和空间不大，或是时机条件不成熟。所谓的产业化，实际上也可以表述和理解为按照组织工业生产的方式去经营农业。讲营销、讲规模、讲品种、讲品牌、讲标准化、讲成本、讲附加值，如此等等。其实质是把农产品通过加工营销增值部分的利益留在农业内部循环，以增强其竞争能力，改变其弱质产业的地位。当前，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实际工作也取得不小的进展，但也遇到不少困难与障碍。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需要探索与解决，这些问题解决的好坏与快慢将左右整个产业化的进程。
第一个问题，是土地的流转机制与规模经营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们党在农村长期不变的基本政策，也已被载入我国的《宪法》，家庭经营可以适应不同的生产力水平，这已被历史和实践所证明。问题是，是不是每个家庭都必须经营，是不是每个家庭都是“三亩地、一头牛”。我们实在无法想象现代化的图景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小生产的组织方式之上的，我们也不能设想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仍有80%的人口是农民。因此，我们必须在家庭经营和规模经营之间找到一个衔接点和结合点，必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寻找一种中间的过渡模式。这便是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即在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让渡经营权，让经营权集中，以实现规模经营并进而克服千家万户的小生产所固有的弊端。承包制不变，家庭经营也不变。接下来的问题是承包权和经营权如何才能分离，虽然我们有“依法、自愿、有偿”的六字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我们必须探索一种农民既无后顾之忧又能规模经营的体制与机制。体制上可以考虑建立以村组为单位的以承包权入股的股份合作制，外地已有一些好的做法与经验可资借鉴。机制上在坚持自愿的前提下加大有偿的力度，关键是这个度如何把握。我个人的想法是理论上要保证农民在“失业”（或丧失劳动能力）时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在实际操作上可以其自行耕作时的年收入作为一条参考标准来把握，待其在其他各业站稳了脚跟不再眷恋土地时再割断与土地的关系。总之，这是个需要想明白以后在实践中去努力解决的问题，是一个绕不过去非解决不可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双层经营也是写进《宪法》的。我理解其本意是既坚持集体经济，又发挥统与分各自的优势，从而既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又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力。这是我们党在总结了农村20年改革的经验后提出且必须在农村长期坚持的基本的生产关系。现在的问题和现状是，家庭经营这一层很红火，“分”的优势发挥得较为充分；集体经营这一层很清淡，“统”的优势还远没有发挥出来。有些地方的集体经营甚至就是惨淡经营，特别是在村办企业转制以后，“鸡”和“蛋”都没了，可能还落下一身债。没什么资产可经营了，就靠做“地主”（土地、渔塘承包收入）、“房东”（有一些集体房产的出租收入），再加上收取农民的“三上交”来维持，集体经营的功能严重萎缩。长此以往，可能还会影响到党群、干群关系进而影响到农村的稳定，甚至会动摇双层经营体制。事实上，集体经营有很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单门独户干不了、干不好的事需要集体去做，而这样的事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俯拾皆是。生产过程是如此，加工销售环节也是如此，所谓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即是。集体经济组织向农户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服务可以专业化、产业化。在农业发达国家还有各种各样的农民协会、农业协会。实际上这是生产力组织方式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可以断言，哪个地方集体经营的作用发挥得好，哪个地方的农业产业化进程就快，反之亦然。当然，我们要吸取原有集体经济组织低效率缺活力的教训，趋利避害，不要走老路蹈覆辙，一待时机条件成熟，凡是农户能办的事都交给农户去办。这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既可推进产业化，农民增收，又可壮大集体经济实力。集体实力壮大了可以举办各类公益事业，既改善农村的面貌，又改善党群、干群关系，有利于农村的长治久安。我觉得我们现在对这件事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还很不够，实际行动就更少。这是一件普遍存在带有共性涉及制度安排的事，希望能引起各级的重视。
第三个问题，是产业化的突破口在哪里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个工作方法问题。农业产业化一般表述为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经营企业化、服务社会化。长期以来我们比较习惯和熟悉的工作方法是从建基地，抓主导产业入手来启动和推进产业化。一部农业产业化的规划往往是一部以建几大基地、几大产业为主的规划。这种工作方式在农产品市场短缺或还不是很丰富，农业生产主要受资源约束阶段是正确的。但如果在现阶段继续沿用这一工作方式，我们就会陷入被动，事倍而功半，甚至路会越走越窄。很简单，我们工作的外部环境变化了，我们在受资源约束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受市场的约束，不是生产什么就卖什么，而是什么好卖生产什么。这是一种质的阶段式变化，我们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从县区到乡村的领导要从跑“田头”为主转向以跑“码头”为主，所谓“订单农业”即是。因此，我们必须倒过来从拓展市场入手，致力于培育龙头市场，创办龙头加工企业和龙头服务组织来推进农业的产业化进程，也就是按照组织工业生产的方式去组织农业生产。
二、关于农村工业化问题
农村工业化问题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世界上提这个口号和目标的国家恐怕很少。这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并还将是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广大农民对城乡分割、工农分割的二元结构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不满，30年的计划经济保护的是城市和城市居民，牺牲最大的莫过于农村和农民，一种压抑已久的强烈的致富愿望成为农村发展二三产业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动力；另一方面，由计划经济造成的工业品特别是日用工业品的严重短缺及复苏了的巨大市场需求为这种致富愿望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与条件。再加上，我们的改革走的是一条从体制外突破的道路，历史和国情造就了中国的乡镇企业，造就了中国农村的工业化运动。虽然这可能有悖于先发国家工业化的一般进程与规律，同时我们也为之付出了资源配置与利用的不合理、生态和环境严重破坏的代价。现在的问题是，在经过20年的长足发展，工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后，乡镇企业何去何从，农村工业如何进一步“化”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乡镇企业体制再造的问题。改革和发展之初，乡镇企业的体制是有优势的，尽管它是集体办的，产权也并不那么清晰。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深入和发展环境的变化，这种优势也如同家庭联产承包制一样也逐渐释放完毕，相反其原有的一些弊端，如空间上的散、技术上的低、规模上的小、经营管理上的不规范等逐渐暴露并日益成为其发展的障碍。改革的产物成为改革的对象，乡镇企业必须进行二次改革从而才有二次创业。这几年我们对乡镇企业进行最全面的体制再造，力度是大的。但问题是不彻底，体制创新还没有达到优势重塑的要求。
第二个问题，是农村工业的集聚问题。乡镇工业在发展空间上走的是一条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星罗棋布式的路子，这是当初大家都要致富又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的缘故，是原始积累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结果。但一方面，这样的发展模式时至今日已经难以为继，我们的耕地、我们的环境质量已无法承受，日趋激烈的竞争也将扬弃这种存在；另一方面，通过20年的发展和积累，我们有可能有条件改变这样的方式而走集聚集约的道路。从农村到小城镇、从城镇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这是企业随规模变动而变迁的一般规律。我们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使企业从家庭、从村落向工业小区、向小城镇特别是中心城镇集聚。如果我们不从政策上很好地予以研究和引导，我们可能还会走弯路，还会付代价。
第三个问题，是新时期政府的作用与工作方法问题。乡镇企业进行制度再造以后，事实上我们面对的多是个体私营企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样还是这样一些企业，却使我们有了陌生感和距离感。我们原有的经验与方法，机构与干部也随之需要再造。这样的再造与转移是带有战略性的，是脱胎换骨式的。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营造环境，做企业做不了、做不好的事。就当前来看，在营造环境方面主要是要做好三件事。一是要为个私企业的发展提供真正的国民待遇。尽管个私经济已经从“补充”到“组成部分”再到“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不再心有余悸、心存疑虑，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对个私经济还是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不公平、不公正甚至是歧视的现象。二是要为中小企业、个私企业在获得技术、资金、人才方面提供援助。中小企业的业主感到最困扰的就是在这些方面处于无援状态，信息不对称，资金告贷难，人才难寻觅。其中最突出的是资金告贷难。这方面政府是有很多事可做的。如在解决融资问题上办理房地产证让企业用于抵押，组建担保组织为银企之间架设桥梁。三是要为中小企业减负。重点是降低要素价格减负、减费降负、减少审批降负、减少检查评比降负。
三、关于农村城镇化问题
农村的城镇化是实现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从工作方法的角度讲叫做“牛鼻子”，何以见得呢？第一，小城镇是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的载体。农业龙头市场、龙头组织必须建在小城镇，农业的现代化还要解决一个“人往哪里去”的问题，大量农业劳动力必须向小城镇转移。农村工业化的题中之义是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第二，小城镇是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的载体，道理非常浅显。第三，小城镇是广大农民提高生活质量，从小康到富裕进而进入现代化的载体。生活质量总是大城市优于中小城市，城市优于城镇，城镇优于村落。第四，小城镇是衡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农村的发展，最生动最主要的还是看小城镇的发展水平。因此，农村的城镇化是农村现代化的“点晴”之笔。当然，城镇化也必须以产业化和工业化为依托，否则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们之间是一种互为依存、互为制约、互为促进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是培育小城镇的集聚能力问题。我们通常说的小城镇的集聚与辐射作用，实际上是先有集聚而后有辐射，因此先得解决集聚的问题。时下我们在讨论城镇化问题时，不少人担心小城镇的容纳能力。这么多农民一下子进来，小城镇承受得了吗？我的看法正好相反，现在的问题不是小城镇有没有吸纳力而是有没有吸引力的问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和世所未有的户籍管理制度束缚了要素向城镇的集聚，造成了农村的工业化进程与农村城镇化进程的脱节。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城市和乡村都发生了巨变，发展最慢、变化最小的恰恰就是这些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小城镇。有些传统的重镇甚至在不断萎缩，其中有的是因为交通条件和方式的变化，有的是因为原有国有企业的衰落，有的是因为离中心城市和县城过近而离心力大于向心力，等等。所以到了今天，我们这些小城镇大都功能不全、形象不佳。即使大开镇门，恐怕也没有多少人愿意进来。因此，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凝聚力、吸引力的问题，从基本功练起，从塑造功能与树立形象做起，埋头苦干三、五年。只有我们的小城镇主要是中心城镇，比之于乡村有更灵通的信息、更便捷的交通、更舒适的生活、更优美的环境、更好的教育质量、更高的医疗水平、更丰富的文化生活，一句话，有更高的生活质量，更好的发展条件，我们的小城镇才能有集聚作用。
第二个问题，是小城镇建设的投融资体制如何建立的问题。塑造功能要花钱，树立形象也要花钱，因此要解决一个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寻找一块启动资金，我们必须依靠银行，可以向银行借钱。银行现在正愁存款源源不断地进来而贷款却不能相应地放出，但是要想银行把钱投向小城镇建设，供需之间还缺乏一座桥梁。这座桥梁便是还贷的机制。我们的小城镇不是明天没钱而是今天没钱，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因功能不全、形象不佳而致人口与规模的不经济，只要今天有一笔启动资金把这个结解开了，明天的小城镇建设就是一个经济增长点，就会进入良性循环。现在我们的银行和乡镇都还有些犹豫就是因为这个道理还没有完全想明白。因此我们必须瞄准银行而同时致力于建立小城镇建设的还贷机制，建立小城镇建设的投融资体制。
第三个问题，是农民在小城镇建设中的作用问题。小城镇是农村的小城镇，是农民的小城镇，我们必须确立农村小城镇农民建的指导思想。小城镇建设光靠政府一家唱“独脚戏”是不行的，政府主要是搞基础设施建设，小城镇的产业支撑和人口支撑必须依靠农民。在小城镇总体规划的指导下，一方面通过产业的集聚，引导农民进镇办厂或从事第三产业，解决小城镇发展中的产业支撑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规划上划定一块地，让农民自己进镇建住宅，城镇部门按照组团提供统一的设计，组团内整齐划一，组团间各具风格。既加快小城镇的建设，又加快了人口的集聚，也可避免80年代有些地方农民城档次过低的问题，用建设中心村、新农村的办法来建设小城镇。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认识、具体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