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10次会议观点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讨会论文,全国高校论文,经济持续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西南财经大学承办的“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10次会议于1996年10月11～18日在四川成都市召开。来自全国高校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现将讨论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内涵
什么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是集约型增长方式？与会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
1.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是多元的，并且各种要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因而要素的组合方式及其各要素在不同组合方式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若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大，例如占到60%以上，那么，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因为这种类型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基本生产要素的扩充而推动的；若技术要素在投入中所占的比重大，并且逐步替代基本生产要素的投入，或者由此而引致了基本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那么，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就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2.与上一种观点相近，部分学者认为靠投入要素增加，扩充生产规模和场所引起的经济增长，就是粗放型的增长；而靠提高现有生产要素的效率而引起的经济增长，则属于集约型的增长。
3.有的学者认为，正确把握目前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有内涵，不能将本源意义的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方式与当代意义的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混在一起。中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前提是，在过去和现在的经济运行中，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快速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低。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怎样有效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将原有的和现存的忽视质量和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地转变到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上来。从投入要素的组合状况及要素的使用效率来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相对于中国的现实而言，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般地，投入要素的组合状况（即资本、劳动、土地或者技术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一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各种资源的供给状况和各要素的相对价格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主要任务就是改善要素的供给状况和要素间的相对价格。然而，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远不止于此。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特征，不仅仅体现在投入要素的组合方面和投资规模呈常态膨胀上（当然这是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且也体现在经济运行即经济增长过程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面上。即：在投资方面不注重实效；在生产经营环节上忽视内部管理和挖潜及技术改造，不重视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在结构上忽视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及企业组织结构；在产出结果上忽视产品质量、规格品种和社会有效需求等等。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将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在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忽视质量和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地转变到注重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集约型方式上来，这才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有内涵。
二、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方式与两种扩大再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
在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方式与外延式和内含式扩大再生产两对范畴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上，与会代表间存在着四种主要观点。
1.两对范畴在内涵上是等同的。部分学者认为，粗放型增长方式就是以扩充生产经营场所和增加投入要素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因而实际上就是属于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集约型增长方式就是在既有的生产条件下通过增加技术含量，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增长方式，因而实际上是内含式的扩大再生产。
2.两对范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部分学者提出，把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与两种扩大再生产的方式简单地等同起来是不恰当的。粗放型是指扩大投资、上新项目、单纯追求数量，结果是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效益；集约型是指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结果是低消耗、高质量、高效益。如果扩大投资、上新项目，结果是高消耗、低效益，这既属于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也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若增加投资、上新项目，采用最新的先进技术，原材料消耗少，产品质量高，经济效益好，这种状况虽然是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但并不是粗放型而是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把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一律看成是不需增加投资、不上新项目，不从外延上扩大生产规模的增长方式。
3.两对范畴是有严格区别的。有的学者认为，“粗放型增长”不等于“外延型增长”，“集约型增长”不等于“内含型增长”，它们是四种不同的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是就生产要素或资源的投入量与生产经营的空间范围的相对状况而言的。粗放型增长是指一定的生产要素投入到较大的生产场所（如较多的土地或较多的产业领域或较多的企业）而获得经济增长。集约型增长是在有限场所（如有限土地）上增加投入，提高单位产量而获得经济增长；外延增长是指依靠各种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实现经济增长，即多投入多产出。内涵增长是指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比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少投入多产出。不能抽象地谈哪种增长方式更为合理，而要视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资源约束条件来判断。这四种方式在内涵上有严格的区别，但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或在一定的理解意义上，四者间又有一定的相关性。例如，虽然粗放型增长不等于外延增长，但粗放型增长强调生产场所的空间延伸，因而，粗放型增长具有外延扩大的性质。
4.两对范畴的内涵在本源意义上是相同的，但在当代意义上特别是针对中国的现实时是有根本区别的。有的学者认为，粗放型和集约型最初是引起农业产出增长的两种方式。通过扩大耕作面积而增加产量就是粗放型增长，在原有土地面积上增加有效投入而提高产量则是集约型增长。这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方式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方式在基本内容上是相同的。当潜在的可耕地已趋开垦完毕时，靠扩耕面积增加产出的方式因土地资源供给条件的强约束而失去了现实基础，本源含义上的粗放与集约之分便失去了现实意义。然而，现实中人们仍然使用粗放型增长方式和集约型增长方式，不仅在农业部门，而且扩展到其它行业甚至整个经济的增长方式上，那么，其含义必然是有别于本源意义的粗放与集约。针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增长状况，粗放型增长方式是指忽视效益和质量的增长，而集约型增长则是在不断提高质量和效益基础上的增长，这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是有区别的。因而，不能将中国目前提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简单地理解成两种扩大再生产方式之间的转换。从中国的现状考察，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过程中都存在着忽视质量和效益的做法。
还有学者提出不能将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与要素密集型产业划分标准等同起来，认为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视同于粗放型增长方式，把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视同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不正确的。如果这样来把握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那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意味着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种意义的转变，是背离中国的资源条件和基本国情的。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极度短缺，因而在未来不会太短的时间跨度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中国在产业发展战略上的一个必然的选择。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所要处理好的若干重大关系
与会学者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所要处理好的若干重大关系进行了讨论，主要观点如下：
1.正确把握和处理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两种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关系。部分学者认为，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与两种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不能混为一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有一定规模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也不意味着用简单压缩投资规模的办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考察，能源、交通、通讯、教育科技等基础产业严重薄弱，产业结构扭曲，区域经济严重不平衡，企业规模过小过于分散，形成不了应有的规模经济，巨大的就业人口压力等等因素都决定了需要投资规模的扩充（即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从世界经验来看，一国经济的起飞和经济增长的转型，都是靠投资规模来支撑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投资规模和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本身，而在于要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投资实效和增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质量和效益。
2.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就业人口压力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在这一对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上，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解决就业问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巨额的就业人口压力，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渐进性和难度，必须要把握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度”；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与解决就业问题是正相关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是要简单地压缩投资规模，也不等同于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转向内含的扩大再生产，而是要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其中包括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控制和尽量压缩低效、无效甚至是负效投资的规模，增加质量效益型投资。低质低效的投资只能使显性失业转化为隐性失业（即在职失业），而不能从根本上实现有效的充分就业均衡。从国际经验看，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仅不会造成失业，反而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加就业渠道。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关系。一部分学者提出，由于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各地区之间的基础和起点是不同的。各种关系若处理得不好，很可能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地区间的差距拉得更大。如果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可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断缩小差距。东南沿海地区技术先进，资金比较充裕，经济发展水平的起点高，劳动者素质好，管理水平亦较高，但自然资源相对短缺；中部特别是西部地区正好相反。如果东部地区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大了科技含量，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就可以减少经济增长对资金的相对需求，从而有可能在东部地区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同时，把资金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这样，就可促进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形成东部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中、西部以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分工协作格局。并且，对于中、西部来说，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营造出有利的投资环境，可以吸引资本、技术与高素质的劳动力，使之成为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
4.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间的关系。与会学者们认为，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等问题是全球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那种高消耗的增长、有增长无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对于中国人口多、资源相对不足以及近年来发展经济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等问题而言，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的必然选择。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面对的约束条件、难点及其对策建议
为什么盲目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一直是我国经济运行中难以摆脱的顽症？为什么忽视经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有实质性改变？与会学者认为，这是由原有和现存体制及一系列主客观因素所决定的。
1.从投资体制看，财政管投资资金，各级政府管投资决策或直接充当投资主体，投资资金的预算软约束体制，势必形成争投资、争项目的局面。因而，经济运行中总潜伏着一股巨大的投资需求压力。
2.从政绩考核制度看。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考评及晋升依据往往与经济增长速度和投资规模大小直接相关，缺乏对投资效益和质量的严格考核机制及严厉的奖惩机制。因而，投资决策主体或直接投资主体不是属于风险承担者，而是风险逃避者，低效、无效甚至负效投资的动机和行为缺乏体制约束。
3.从企业体制看。在过去几十年中，企业直接面向产值计划任务，即使在改革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经营仍未直接面向市场有效需求。加上企业素质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甚至忽视和放弃必要的经营管理，企业各种负担繁重，影响了企业技改投资和创新开发能力。
4.由于中国原有经济水平的起点低、问题多，缩短与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因而在主观上急于求成，自觉或不自觉地必然选择一种拼能源、拼消耗推动经济加速增长的战略；另外，庞大的就业人口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学者们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赖于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转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的需求约束机制将会强化，市场机制促使经济增长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增长型转变的功能将日益增强。但是，不能因经济体制转轨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和保证，而等待经济体制转型实现后才开始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两个转变必须同时进行，并且要互相促进。
与会学者们还认为，中国正处在新旧体制交替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新老问题、难题实际上都构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所面对的难题，主要包括：
1.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问题。转换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所面对的主要难题和关键。十余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在一些方面取得了可喜进步，但总体看来，成效不大。到目前为止，亏损面继续扩大，经济效益不断下滑，原有的一系列主要问题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并且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滋生出新的问题和矛盾。如何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搞好搞活国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仅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且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面对的主要难点和主要任务。
2.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问题。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形成收益与风险相对称的国有资产运营机制和投融资体制，改变现有国有资产无人切实负责、投资不计质量和效益的状况，也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所面对的难题。
3.结构调整问题。结构严重失衡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也是经济增长质量低、效益差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产业结构方面，基础产业薄弱、供给能力严重不足的状况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转变；在部门和地区经济结构方面，由于传统的体制原因和部门、地方利益的驱动，人为的阻碍资源合理流动机制的作用等，造成部门、地区间产业结构雷同及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在产业组织结构方面，相当多的行业其企业规模过小、过于分散，形成不了规模经济，相当多的企业因产业定位不合理和空间布局不合理，生产出的产品无市场有效需求，造成产品大量积压和资源的巨大浪费。
针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立足的体制基础和其他作用因素，与会学者提出了若干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
——从总体上，加大改革力度，促进新旧体制的转换进程，从根本上瓦解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立足的体制基础。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对企业的改组和调整，促使企业注重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强化内部管理，面向市场经营，通过市场约束机制的作用，降低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
——在宏观调控上，继续坚持适度偏紧的财政、金融政策，利用近一年来实现的“软着陆”所营造的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切实进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理顺国民经济运行的各种主要关系。
——切实控制住人口增长速度，提高人口质量和劳动力素质，加强教育投资。
——加快科技向生产实用技术的转化，提高整个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和生产经营的装备水平。
——彻底打破行业垄断、部门垄断、地区垄断，切实形成统一的竞争性市场，让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促使产业结构合理化。
——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行政政绩考核标准和用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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