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殖器名称与自然崇拜——以蒙古语为例兼论北方诸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语论文,生殖器论文,为例论文,崇拜论文,名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人体重要器官的生殖器，其蒙古语名称，在语言人类学上，不仅能够反映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宗教等文化，而且还能反映自然崇拜等多种文化。
本文主要就与生殖器名称有关的自然崇拜对象地、火、树等进行探讨。
一、土地崇拜
大地是万物生长之母，世界上众多民族和部落都崇拜土地神，而且一般认为天公地母。随着进入父系社会，也出现过地公，但多数还是保留着母系社会的崇拜。信仰萨满的蒙古族也崇拜土地，并认同天公地母这一观念
（注：巴雅尔：《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201、245、254、255页。）回鹘式蒙古文文献里也常出现，如
（注：道布：《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401页。）“地之脐即地之中心”，
（注：乌力吉图校注：《大黄册》，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 187页。 ）
（注：胡日查巴特尔、乌吉木：《蒙古萨满教祭祀文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外国旅行家普兰尼·加尔宾的游记里也出现过蒙古人信奉的一种叫“亦脱合”的土地神，即
（注：齐召南：《水道提纲》卷25，图喇河。）
（注：宝音德力根：《成吉思汗葬地“大斡脱克”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5年第4期。 ）笔者认为在古突厥文献中出现的地名“于都斤”（乌德鞬）
（在蒙古高原上，靠近回鹘国）与上述地名有关，而且“于都斤”更接近古代形式。这个地名在汉文文献里也出现过，如《周书·突厥传》记载：“于都斤四（西）五百里，有高山回出，上无草树，谓其为‘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这里突厥语的“勃登凝黎”与“于都斤”也有某种关系。“古突厥的回鹘文里提到的于都斤山便是他们的圣山，可汗的汗庭——就设在此山。该山是神圣汗权的象征，谁占领了于都斤山就等于夺得了汗权”。（注：迪木拉提·奥玛尔：《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萨满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从意义上看，
具有地、社两种义项。“地母，又称地祗、地媪、地神、社神。”（注：宋兆麟：《中国生育·性·巫术》，汉中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5页。）“其实，社神就是由土地神发展演变而来的地域保护神。《说文》：‘社，地主也’。《礼记·郊特性》：‘社，祭土，而主阴气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注：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06页。 ）在蒙古语里，
比较在语义上有所不同，前者具有尊称的意味。蒙古语里为什么土地与女阴名称相同呢？这是因为原始蒙古族已经联想到土地丰产与人自身的关系，国内外资料显示，为了农作物的丰收，很多部落有进行性巫术的风俗。如“在巴布亚基瓦伊部落，在栽种香蕉时，丈夫让自己的妻子脱去所有衣服赤裸裸地仰面躺在栽种香蕉的地上，两腿曲折抬起，丈夫拿着要栽种的蕉苗叶柄，多次地把它放在妻子的膝下，并触动妻子的性器官。这样，妻子的生产力就会转移到香蕉的新芽上。”（注：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 103页。）“在巴比伦发掘到的大地女神伊西斯的形象，就以女阴作为其象征物。《老子》第六章中有一段颇为难解的话：‘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之根。’这里的‘玄牝’，就是指大地女神的生殖器官。”（注：陈建宪：《女人与土地——女娲泥土造人神话新解》，《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至于大地和女阴的名称到底哪一个在前，这需要考证蒙古人对大地和生殖器官的命名。在物与人的界限模糊、人与大自然为一体的原始人的混沌思维里很难确定哪一个义项是本义，哪一个是转义或引申义。但“最初的地母是指自然界的土地，并无偶像，……随着农业和定居的出现、神灵观念的发展，人类进一步崇拜土地，将地母与自身生活联系起来。巴霍芬说：并不是大地模仿母亲，而是母亲模仿大地。在古代，婚姻被看作像土地的耕作同样的事情，整个母系制所通行的专门术语实际上是从农业那里借来的。古代哲学家柏拉图早就说过：在多产和生殖中，并不是妇女为土地树立了榜样，而是土地为妇女树立了榜样”。（注：宋兆麟：《中国生育·性·巫术》，第16页。）从这个意义上看，先有大地的名称，后引申为女性生殖器的名称是可能的。
（注：参见斯钦朝克图：《蒙古语词根词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 —241页。）
等几种变体。原始人的思维里可能认为大地是万物生长之母，女阴是人类生长之母吧。正如维尔杜伦所说：“几乎每个地方都把地球看做伟大的母亲；我们的语言常常是原始信仰或无意识信仰的结果，如今天我们所使用的物质（materia）和母亲（mater）两个词就十分相似。”（注：[美]维尔杜伦著、李一平等译：《东方的文明》，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页。）看来用大地来比喻女性生殖器，接着又比喻母系社会最高神职主司女萨满也是合情合理的。（注：关于生殖器名称与萨满名称的关系，参见斯钦朝克图：《生殖器名称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民族语文》1999年第6期。）
此外，古代蒙古人把地神还称为“纳的该”
，他们认为地神是地上一切财产及一切收获之神。凡时和年丰、家人繁庶等事，皆问此神求之。（注：参见《马可波罗行记》上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16 页。）这里所说的土地神与上述
“社”不同，其具有地神偶像，他们“各置一神于家，用毡同布制作神像，并制神妻神子之像，位神妻于神左，神子之像全与神同。食时取肥肉涂神及神妻神子之口，已而取肉羹散之家门外，谓神及神之家属由是得食”。（注：参见《马可波罗行记》上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46页。）这是地神人形化的表现。 古代蒙古语的“纳的该”在现代蒙古语里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注：保朝鲁等：《东部裕固语词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反映了原始语音特征，即保留了词首辅音h。 于是我们可以构拟其变化：
对该词的意思张云考证为“界上屯守处”。（注：张云：《瓯脱考》，《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
至于古汉语文献里出现的地神——后土，笔者认为与蒙古语大地和女阴
有关。“上古最早的社神被称为后土。丁山说：后土是自初民社会所祭的地母神演来，因为地母能生五谷，五谷是由野生培植为人工生产，是由妇女创造的。在女性中心社会时代，即称地母为后土。……后土，可能就是有夏之世尊称‘地母’之名。”（注：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第119页。 ）有人把“后土”分为两个词的组合来考察，这是徒劳的。因为它是蒙古语土地一词的音译。而且汉语的“后土”保留了古代蒙古语的形式。后土
汉语虽属于汉藏语系，与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有较大的区别，但从古至今在我国北方的汉族与阿尔泰语系的诸民族的交往密切，语言上的相互借鉴是难免的。
二、树木崇拜
在土地与树木崇拜的关系问题，何星亮先生提出过较为可信的论述：“选择树作为土地神形象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其一是象征土生万物。……其二是使人敬畏。高大的树，巍然屹立，令人肃然起敬。”（注：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第115页。 ）蒙古族崇拜的有些树木名称与大地名称相同或相近，更加表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同世上诸多民族一样，蒙古族也崇拜树木，而且还比较古老、独特。这与蒙古族祖先是在深山老林里生活分不开的。其祖先“蒙兀室韦”的名称
与“森林或篱笆”有关。据《魏书·室韦传》记载，蒙兀室韦人有一种丧礼，及其父母去世，把尸体放在树上。后来蒙古人有把死者埋葬在有树木的地方或在坟墓旁栽树的习俗。蒙古族崇拜参天大树，认为它下与地的脐带相连，上可以伸至天际。蒙古人及其信仰的萨满教认为参天大树上栖息着神灵，甚至认为萨满的灵魂栖息在树上，萨满去世时尸体解剖后放在树上。（注：参见瓦·赛音朝克图：《蒙古人的生命崇拜》，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0页。）蒙古族崇拜的树木较多，最原始时可能对一切树木都崇拜，后来随着崇拜的细化而细化。主要有参天大树
“nayi nayi modu”“奶奶树”等。（注：贺·宝音巴图：《蒙古族的树木崇拜》，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77、75页。）蒙古人崇拜的树木是女性的，这说明树木崇拜同土地崇拜一样产生于母系社会。在蒙古地区有很多岩画是女阴与树木相结合的，树瘤、树节或有些树叶也因象征女阴而被崇拜。祭树求子女、求雨水的风俗至今在蒙古广大地区流传。由此还延伸了奶奶树崇拜。在他们心目中，春天一个叫做奶奶博格达的女神栖息在树上，她的主要职责是治疗和预防孩子患各种瘟疫。春天给孩子打预防天花等疫苗后18天，科尔沁人到奶奶树旁，举行欢送奶奶神仪式。实际上这是
祭柳：竖起柳杆，拉起绳子进行祭祀。”（注：《二十一卷本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0 页；《二十八卷本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3页。）上述众多神树中，uda“柳树”崇拜是最主要的， 它比较特殊，而且与表示大地和女阴的
前者用桦树，而后者用柳树。（注：参见色音：《东北亚的萨满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5页。）
柳树崇拜在满－通古斯诸民族崇拜中占更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生殖器崇拜的象征，而且更神化为“始祖女神——柳枝娘娘”等。其中满族和锡伯族对柳树及其枝子和叶子崇拜很深，在各种祭祀中少不了它。在满族先人的原始意识中，创世女神是与柳树紧密想连的，柳被崇为人类万物之源。女神生万物，万物自柳叶生出的神话传说，在满族神话及诸多氏族萨满神谕中的记载俯拾即是。如珲春满族喜塔拉氏萨满神谕中记载了这样一则神话：“满族为什么敬柳？原来，当阿布卡赫赫与耶路里鏖战时，善神们死得太多了，阿布卡赫赫只好往天上飞去，耶路里紧追不放，一爪子把她的下胯抓住，抓下来的是一把披身柳叶，柳叶飘落人间，这才生育出人类万物。”（注：赴阿平：《满－通古斯语言与萨满文化》，《满语研究》1998年第2期。）满族萨满歌中， 描述满族始祖与柳枝变的一个美女结为夫妻，生下后代，繁衍发展。因此，满族把柳枝与妈妈连起来称为fodo mama“佛朵妈妈、柳母神、 始祖母女神”或fodo omosi mama“柳枝子孙娘娘、柳始母”。 他们还在宅院中栽下柳枝，作为祭祀场所，进行祈祷。
从词汇学上看，柳树在满语里称fodoho～fotoho，而它的枝子叫做fodo～foto。虚化和神化的是柳枝fodo～foto，于是人们常称其为“佛朵妈妈”。从这个意义上看fodo～foto是从fodoho～fotoho的基础上产生的。fodoho～fotoho从词源学上讲更接近蒙古语表示大地、女阴、女萨满以及祖先之义的
（注：参见斯钦朝克图：《生殖器名称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民族语文》1999年第6期。）即
形成的。
三、火崇拜
火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火给人类带来温暖和光明，又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于是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畏敬火，从而崇拜火。我国各民族尤其是阿尔泰诸民族中火崇拜文化根深蒂固。蒙古人心目中天、地、火是同等重要的自然崇拜对象。对火的来源、作用、火神的性别以及祭火仪式、禁忌等诸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据《祭火祝词》，“苍天是在房屋那么大的时候，大地是在脚掌那么大的时候”火形成的。“以火石为母，以火镰为父，以石头为母，以青铁为父”的火是通过摩擦产生的。它象征着蒙古族认识到阴阳结合而诞生万物。在蒙古人心里，火具有光明、洁净、驱邪、保护家庭人畜兴旺等神性。火与大地一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火神与地神一样属于女性，被称为
“斡惕”（渥德）火母神。于是人们祭火求子女、长寿以及财富等。
据《罗斯托夫编年史》、《出使蒙古记》、《多桑蒙古史》等众多文献载，古代蒙古族直接崇拜自然火，烧起一堆火，向火焰叩头、跪拜，往火里撒酒、肉、奶食品和阿木苏（加黄油、肉、枣的什锦稠粥）等。在古代，王公贵族、外来使者等下级朝见可汗或上级时必须在两堆火中通过，向矮树丛、偶像、火行拜礼，然后从献上的礼物中取出一部分投入火中，才被允许去觐见。凡宫庭所用之物品以及贡品必须以火净之。笔者家乡巴林旗举行丧礼时还保留一些萨满教原始用火驱邪的习俗。如送死者尸体的人员和勒勒车返回时必须在两堆火中间通过。巴林人与古代蒙古人一样对自然火或火焰非常敬仰。一年一度的最大的祭火仪式必须要求
先投进火里。饮酒先用无名指向天酹三次，向地或桌子上酹三次，接着往火里点三次，表明天、地、火的重要性。据传，原来每天早晨喝茶以前向火神居住的南方献供品并叩头膜拜，并向炉灶里投点酒、油、肉等。远征、围猎、长途运输（ayan）时也要举行祭火仪式。专门的大型祭火仪式是在每年腊月廿三或廿四举行。此外还有月祭、季祭等习俗。如科尔沁等部落中有月祭的风俗，一般在每月初一、初二举行。除了念经外，还在火盆里烧树条，然后向火中洒酒、奶油，献上“白食”（蒙古族传统奶制品），口中还要念道：
孛格（男萨满）点然的神火啊，／渥都干（女萨满）嘴吹旺的“渥德”，
我们向你献上纯洁的奶油，／我们向你敬上香甜的奶酒。（注：白翠英等：《科尔沁博艺术初探》，哲里木盟文化处1985年。）
蒙古人举行婚礼时新娘新郎除拜天地外还必须拜火神，即
蒙古人对火的禁忌也很严格。从崇拜自然之火到崇拜炉灶之火，是火崇拜的一个转折，是作为家庭保护神的火神观念形成的表现。（注：参见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第381页。 ）蒙古族火崇拜不仅有这种转折，而且在性别、祭祀仪式以及主持人等诸方面也都随着社会变化而发生变化。如“最早没有神像，直接崇拜自然的火，后来出现了
‘灶神’两种，前者主要负责火本身，后者主要保护火撑子、炉灶、炉灶的三块石头以及家乡神”。（注：胡日查巴特尔、乌吉木：《蒙古萨满教祭祀文化》，第17页。）下面从人类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分析火崇拜文化。
在蒙古语里，火有两种名称，一是ot～od，是古代蒙古语词，多见于祭火祷词或媳妇祝词等，来源于古老的文献里；二是现代蒙古语广泛使用的
佛）、
与女阴以及女萨满等的关系。（注：参见斯钦朝克图：《生殖器名称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民族语文》1999年第 6期。）现代蒙古语里 otqan～otqon具有“季、最小的、 最末的”等意思。因为蒙古族具有让最小的儿子继承遗产和祖传炉灶烟火的传统， 因此最小的儿子叫otqan或otqanküü。otqān与其他词组合表示最末的例子如： otqannayir（终止挤马奶时举行的）停挤宴，otqan sur（一年中）最末一次射箭比赛，
（注：参见额尔登泰等：《〈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页。 ）。有的学者认为蒙古语的
而不是ot+qan构成。（注：参见瓦·赛音朝克图：《蒙古人的生命崇拜》，第913—914页。）在口语里
即女萨满或神医，她们用火来行巫术驱邪、净化、治病，后来“巫术”在逐渐向医学发展，用小白蒿和针灸、针刀来治病，于是把这种用火来治病的医生称作
达斡尔族的以娘娘神为神灵，专治天花和麻疹的“斡托西”（注：参见满都尔图：《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萨满教》，韩国汉阳大学校民族研究所编：《民族与文化》第七辑，1998年，第57页。）
这里巫婆和女医生以及萨满教里分管神等意义尤为明显。
在语言文化等诸方面与蒙古语族接近的突厥语诸民族也像蒙古语诸民族一样崇拜火。古突厥人认为火具有净化、驱邪的神性，凡外国人或他族人到来时都必须用火举行净化仪式。（注：参见迪木拉提·奥玛尔：《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萨满教研究》，第67—68页。）现代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中火仍被视为圣洁的象征，是家庭的保护神。结婚时，新娘新郎都要举行拜火仪式。新娘进入新郎家时，要跨过一堆火。妇女外出多日返家或家中有病人，都要进行火浴。婴幼儿也常被放在火旁睡觉，牲畜转场或有瘟疫时，点两堆火，赶牲畜从中间走过。维吾尔人认为用原始的方法即由火燫和火石击出的火能治愈小孩儿头上的疮。突厥语族诸民族对火的禁忌也与蒙古族大同小异。火在突厥语族语言里也叫ot，如古突厥、现代维、哈、柯、乌、塔、图、撒、裕等族语言均称ot。（注：参见陈宗振等：《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现代土耳其语ota-治疗、otaci医生；（注：参见黄启辉：《土汉字典》，正中书局1976年版，第156页。 ）哈萨克语оташы医生；（注：参见Б.Базылхан：《монтол-казах толъ》，алгuǔ1984，p.379。）现代维吾尔语otli-打鬼、驱邪（维吾尔族旧俗，当人生病时， 点起火把在病人头上绕来绕去，据说是为了驱除邪气），
火炭、火种等。（注：参见新疆大学中文系：《维汉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9、304、380页。）
突厥语族诸民族也认为火是女性的，古突厥人的火神亦为女性，哈萨克族称火神为“火娘娘”，阿尔泰人称“火妈妈”，当哈萨克族举行拜火或驱邪仪式时，主持仪式者为老年妇女。（注：参见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第386页。）
满－通古斯语族的诸民族也崇拜火。他们的崇敬程度、祭祀、仪式、作用、禁忌等都与上述蒙古、突厥两个语族的诸民族基本相同。满族认为火神原居住在天界，天界也就是火界，火生万物，神火可以净化驱邪、造福人类，使大地永远洁宁。鄂温克人认为火的主人就是神，每户的火主就是自己的祖先，火主死了，这户就要绝根。客人到主人家首先要拜火神。新娘嫁到新郎家时也首先要拜火。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都在腊月廿三祭火，鄂伦春人春节也要祭火。鄂温克人祭火主持人是妇女。满族人每年除夕在院里架柴点火祭祀。除了赫哲人外其他满－通语族的诸民族均认为火神是女性的。满族称火神为tuwa enduri （拖瓦恩都里）“火母神”；鄂伦春人称火神为
（注：参见胡增益主编：《新满汉大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8页； 李树兰、仲谦：《锡伯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页； 胡增益、朝克：《鄂温克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78页； 胡增益：《鄂伦春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页。 ）在发声学上几乎看不到与ot有什么关系。但
标签：蒙古族论文; 蒙古语论文; 文化论文; 满族文化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满族论文; 突厥论文; 民族语文论文; 火神论文; 萨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