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教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犹太教论文,犹太复国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兴起于19世纪末期、壮大于本世纪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史学界大多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在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长期遭受民族压迫而渴望民族独立的历史背景下，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后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下，在企图插手中东的英、美等西方列强的支持和操纵下而形成的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在论及犹太复国主义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中，虽偶尔有人视犹太教的宗教观念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但均是一笔带过，并无专文论述。本文在通过对神秘的犹太教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关系的考察，揭示犹太教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影响。
一、犹太教的曲折历史：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参照系统
犹太教作为集犹太民族的精神信仰、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组织制度和民俗礼仪为一体的民族宗教，对近代以来犹太复国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究其根源，在于近、现代犹太人所处的历史背景与犹太教产生之前的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犹太人所经历的流离失所、倍受欺凌的历史与犹太教产生前希伯来人的苦难经历颇为相似。犹太教产生前，希伯来人为摆脱巴比伦多神教的控制，历经艰辛迁徙迦南；为逃避百年不遇的旱灾，饱经苦难逃至埃及；为避免埃及暴政所致的种族灭亡的恶运，历尽磨难出埃及。正是在希伯来民族颠沛流离的悲惨命运中，对犹太民族影响至深的犹太教在西亚、北非诸民族的征服与反征服的历史中萌芽、发展、成熟，并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对统一的犹太王国的建立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而犹太教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则是这一命题的鲜明例证。犹太民族亡国毁家后历经颠沛流离，倍受欺凌，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沙皇俄国和希特勒德国的残酷杀戮，使其境地更为悲惨。在犹太人的历史上，犹太先知正是依靠神圣的犹太一神教完成拯救犹太人的历史使命的，因而犹太教的历史为犹太人改变自己的命运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历史参照系统。当每个民族及其文明的存在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挑战之际，利用传统政治范式改变自己的命运，无疑是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之一。犹太教的特殊宗教观念与近、现代民族主义浪潮波及全球及英、美企图利用犹太人而染指中东等历史契机相结合，犹太复国主义应运而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像犹太人的历史那样曲折多变而又颇具神奇的宗教色彩。根据犹太教的经典《旧约圣经》所载，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代闪族的一支部落——希伯来人——从阿拉伯半岛南部迁徙到两河流域。此后，为避免信仰本部落神“雅赫维”的宗教被巴比伦多神教所同化和不甘忍受民族压迫而迁居迦南（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定居迦南后，为防止本民族被迦南人同化，族长亚伯拉罕以与上帝签约之名强化希伯来人对本部落神的信仰，犹太教的雏形从此萌生。数年后在旱灾的驱使下，希伯来人在族长雅各的率领下穿越西奈沙漠，定居埃及的歌珊地区。由于其部落迅速发展而为企图向东扩张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所仇视，埃及国王开始残酷地杀戮犹太人。因不堪忍受民族压迫和奴役，为摆脱种族灭亡的命运，在摩西的率领下，历经40年艰难困苦出埃及。摩西十诫的确立最终形成了主宰犹太人精神信仰和理想追求的犹太教。摩西死后，在约书亚的率领下完成了回归迦南的历史使命，并在公元前11世纪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犹太王国——扫罗王朝，犹太教也日趋完备。
在大卫王统治期间，犹太人战胜了腓力斯人及其他部族，占领了亚述王朝和埃及帝国之间的全部地域，并修建了耶路撒冷圣殿。在所罗门王执政时期，犹太王国进入鼎盛时期。《旧约圣经》所记载的这段神话般的历史，尤其是犹太民族历尽艰辛又回到“上帝特选子民”之家园并建立自己国家的历史，不仅作为一种深刻的历史积淀沉淀于犹太民族的灵魂深处，而且作为一种历史参照系统对犹太人强化回归迦南的信念和振兴犹太民族的信心，产生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自犹太人为巴比伦所灭并沦为“巴比伦之囚”后，迦南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先后为亚述王朝、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染指，犹太人开始了其漫长的流散生活。犹太人在上古晚期主要居住在巴比伦和埃及；阿拉伯帝国兴起后向北欧流散；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惨遭迫害后大量流入中欧及东欧的立陶宛、波兰和匈牙利；流散到西班牙的犹太人于15世纪被驱逐，逃往中东和北非。流亡欧洲的犹太人在法国、德国和沙皇俄国都倍受歧视与迫害，尤其是沙俄和德国的数次杀戮，给犹太人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犹太人经历了数世纪亡国毁家、倍受凌辱的流散史，其历史命运和历史际遇与犹太民族形成之前的历史极为相似。
但是，犹太教以其特殊的宗教信仰、宗教观念和宗教组织制度维系了犹太民族与犹太文化的存续。犹太人“以对悠久的共同历史的回忆、对共同遭遇的感受和共同的宗教信仰”，（注：J·S·赫胥黎、A·C·哈登：《我们欧洲人：一种种族问题的调查》，纽约和伦敦，1963年英文版，第147页。 ）促使犹太人到犹太教拯救以色列的历史中去寻找解脱现实苦难的历史范式，使其在对犹太教的虔诚信仰中，从祖先历经苦难建立犹太王国的历史中，从《圣经》中犹太人将重返锡安山、重建犹太千年王国的预言中，获取精神鼓舞。所以，当内森·伯恩保姆、穆萨·海斯、列奥·平斯克、西奥多·赫尔茨、丹哈米尔·列连伯洛姆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突出犹太复国主义纲领、发起锡安山运动时，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目的因其符合犹太教徒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观念而在世界犹太人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以色列学者、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R·J·兹维·韦尔布洛夫斯基曾经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使犹太人的古老愿望与传统愿望变成了现实，虽然这种愿望在十九世纪无疑具有与救世主降临说那种梦想所不同的现代政治的社会形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尽管是现代运动，但仍然包含了不少救世主降临说里所宣扬的古老期待”。（注：[以]R·J·兹维·韦尔布洛夫斯基：《以色列的宗教团体》、《犹太教》，转引自《参考消息》编辑部编：《以色列内外》，载《参考消息特辑》，1986年第12期，第43页。）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所以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就在于犹太人的历史是“数千年具有宗教性质的一种连续性”的历史，“使以色列犹太人共同对一个犹太国承担义务的纽带，乃是过去的共同历史和共同意识，而这种历史和意识现在或至少曾经基本上都是宗教方面的”。“历史的回忆和相信救世主降临复国的希望融和在一起”，（注：《以色列的宗教团体》，第44页。）便产生了犹太复国主义。
二、犹太教的观念与信仰：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
任何一场影响巨大的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生，不仅有其重要的客观历史条件，而且有其复杂的社会思想渊源。因而，“犹太复国主义如果离开它所发源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潮流确实是无法理解的”。（注：[美]纳达夫·萨弗兰：《以色列的历史和概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1页。）如果说犹太人曲折多变、饱经磨难的历史构成了犹太民族追求民族生存、独立和解放的客观历史条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和英、美的支持构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外部动力，那么，犹太教的宗教观念则构成了诱发犹太民族内在反抗精神、赋予犹太民族以无穷精神力量的重要思想源泉。
第一，犹太民族虔信迦南地带为亚伯拉罕与上帝签约赐予的“上帝特选子民”——以色列人——的土地，把犹太民族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要求内化为一种神圣的宗教精神追求，构成了诱发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古老、最神圣、最富有魅力的思想灵光。
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联系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传奇神话与宗教传说。据《圣经》记载，希伯来人从吾珥迁徙到迦南后，亚伯拉罕为摆脱本民族被他民族同化之危险，把本民族的部落神耶和华说成是万能的神，视犹太人为上帝的“特选子民”，视迦南为耶和华赐予亚伯拉罕及其子孙的土地。犹太复国主义的根本政治目的，也正是在地中海边上的那块神秘土地上重建“特选子民”的“神圣家园”。“神许诺把这个地方永远赐给亚伯拉罕的后代”（注：[美]纳达夫·萨弗兰：《以色列的历史和概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6页。）的神圣观念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目标显然有着难以割断的思想联系，“犹太复国主义返回神应许之地的观念是扎根于宗教的”，“从神与亚伯拉罕订圣约而把迦南这个地方永远赐给他的后代这件事中看到了以色列的始源”。（注：[美] 纳达夫·萨弗兰：《以色列的历史和概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67、15页。）总之，神赐迦南给“特选子民”以色列人的宗教观念使犹太人无论流落到哪一个角落，其对迦南的神圣追求和强烈的回乡观念都使他们对迦南地区充满了一种神圣的、不可动摇的精神追求。
第二，犹太教信仰上帝为宇宙之独一真神的一神教观念，构成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号召和团结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地区的重要思想武器。
犹太教作为古代西亚、北非诸民族征服与反征服、冲突与融合的历史产物，作为一种典型的一神教，是犹太民族防止民族同化、力求民族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在宗教神学领域的折射。犹太教经过亚伯拉罕时代、摩西时代和定居迦南后三个时期，其信仰耶和华为宇宙之独一真神的宗教观念从孕育、萌芽走向成熟，最终成为犹太教最典型、最根本的宗教观念。熟知西亚、北非上古史的人都深知，当时西亚、北非诸民族在种族、政治、军事、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斗争异常激烈。种族斗争的残酷性和宗教矛盾的尖锐化使得以色列先知不断抬高耶和华的地位与权能，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等先知也正是依靠此宗教观念强化犹太民族的凝聚力，加强犹太民族的团结，保持了犹太民族的存在，完成了建立犹太王国的使命。《圣经·以赛亚书》明确记载耶和华的声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44∶6）“ 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没有上帝。”（45∶5）（注：转引自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78页。）因而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信仰一个贯穿于历史事件始终，以某种方式选定犹太人作为自己子民的唯一的上帝”。（注：[美]L·M·霍普夫：《世界宗教》，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02页。 ）近代的列奥·平斯克和西奥多·赫茨尔在其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中，均把利用犹太教的一神信仰，作为加强犹太民族感情和呼唤民族觉醒的纲领之一。对独一真神耶和华的魂牵梦绕的信仰使“每一个犹太人生来就自动地同自己的整个民族休戚相关，紧密相联”，“每个人对于以色列的复兴，都生死与共，负有责任”。（注：《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期，第16页。）
第三，犹太教认为以色列人的灾难是上帝对其罪行的惩罚，但是上帝耶和华不会置斯民于水火之中而不顾，上帝必将派弥塞亚拯救犹太人出于水火之中，使其复归故土。这一观念即救世主观念，作为犹太民族渴望民族解放的要求在宗教上的反映，与犹太复国主义结束犹太民族苦难、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政治目的相吻合。它不仅是构成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而且赋予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纲领以神圣的宗教灵光和巨大的精神感召力量。
犹太教认为以色列一犹太人的灾难是上帝对其罪行的惩罚，犹太民族亡国毁家之祸、圣殿被毁之灾、流放为奴之辱均为犹太人践踏圣约所致。但是上帝耶和华并不会抛弃其“特选子民”，他终将派遣弥塞亚（救世主）作为万民的救星，灭绝上帝的敌人，拯救上帝的奴仆，在耶路撒冷建立公义之国——以色列国。《圣经·以塞亚书》反复声称：“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怕。因为我救赎你。……你从水中走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不在你身上。”“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43∶1－6）《圣经·耶利米书》也声称：“日子将到，我要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太必得救，以色列也必然安全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的义。”（注：《宗教学通论》，第479页。 ）不具有宗教经验的人也许永远无法理解这种宗教神学号召的感召力量，但无法否认的是，正是这弥塞亚观念在流亡的犹太人心中注入了一种犹太人必将得救的永恒精神期待，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正是利用《圣经》中关于犹太人必将重新回到锡安山的神圣预言，极力鼓吹弥塞亚临世时代已经来临，犹太复国主义者俨然变成了上帝耶和华派遣的弥塞亚，由他来完成重建犹太王国的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又有锡安山运动之称。“犹太复国主义的力量正在于它把回乡的传统渴望和犹太人对实际需要的考虑结合起来。实际需要使传统渴望增加活力，尽管抽掉了它的严格的宗教内容，而回乡的渴望也对从实际考虑出发的建议赋予感情力量”，并促使“一些对犹太人回乡热心的人认为实现《圣经》预言的日子来到了。这些热心分子，虽然从他们个人来说是出于宗教情感，却提出了各种政治性的论据来争取他们的政府支持他们的计划”。（注：《以色列的历史和概况》，第33、35页。）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赫茨尔于1896年出版了全面阐述犹太复国主义政治主张的《犹太国》一书，其在犹太人中产生的强大震撼力诚如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哈伊姆·魏兹曼所言：“此书的发表犹如晴空霹雳。赫茨尔在犹太人心中犹如找到了自己的摩西一样。”（注：杨曼苏：《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1～22页。）也正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它为数百万犹太同胞惨遭杀戮所引起的耻辱、痛苦、烦恼所激奋，终于能把过去一批批移入的人民融合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其团结的凝固和意志的狂顽是世界上前所未见的”。（注：《以色列的历史和概况》，第57页。）
第四，犹太教的宗教信仰构成了部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思想纲领，对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犹太教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不仅以其宗教信仰的神秘性和宗教观念的神圣性，构成了犹太复国主义悠远的思想渊源和巨大的精神动力，而且其宗教信仰还直接构成了部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思想纲领。“在政治上，某些明显的宗教性组织倾向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左翼，另一些组织则采取了宗教沙文主义……在它那里，神学轻易地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的神话学，并且几乎自然而然就与左翼集团的沙文主义神话学融合在一起，这些左翼在意识形态方面不是正统的，但却仍然扎根于宗教传统的某些特殊方面”。（注：《以色列的宗教团体》，第46页。）
犹太复国主义阵营的政治派别大体由三部分组成，即由“一般犹太复国主义”、修正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伊茨尔（民族保卫）和自由运动、莱希（为以色列的自由而奋斗的战士）构成的中产阶级阵营；由巴勒斯坦工人党、青年工人党、青年卫士、劳工联盟、巴勒斯坦共产党组成的工人阵营；由精神中心党、以色列正教党、精神中心工人党、以色列正教工人党组成的宗教阵营。虽然宗教阵营始终未能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构成中坚力量，但宗教阵营构成了犹太复国主义三大阵营中的一支，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精神中心党和精神中心工人党为母女党。精神中心党于1903年成立于捷克的普雷斯堡，它认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必须以犹太教的教义为指导，犹太教应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民族家园应该是犹太人的精神中心，犹太国应基于托拉（摩西五经）。该组织在东、西欧及美国都有自己的组织，1908年在耶路撒冷建立自己的办事处，并以犹太教的传统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和雅法等地进行犹太复国活动；1921年该组织的代表进入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并积极参与犹太人自治机构的建立活动；1948年，在由38人组成的组建犹太国的全国委员会中占有5名代表。精神中心工人党作为精神中心党的女儿党，于1921年成立于耶路撒冷，它主张将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实现犹太国家的复兴。该组织积极参加了犹太工人总工会，投身基布兹和犹太人自治机构的建立活动，在巴勒斯坦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它的代表也参加了犹太国的筹建工作，进入了全国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在以色列第一届议会及政府中均有其代表。
以色列正教党于1912年成立于波兰的卡托维茨，为犹太教的正统派组织， 该组织深信犹太民族的拯救和流亡生活的结束只有依靠亚卫（Yaheh，上帝）才能完成。它虽在早年曾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在30年代希特勒大规模杀犹后， 该组织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迅速转为支持。1948年5月该党参与了建立犹太国的工作，它的3名代表进入全国委员会，1名代表进入行政委员会，以色列建国后作为宗教阵线进入议会和政府。以色列正教工人党作为以色列正教党的女儿党，1923年成立于波兰的洛茨，从1925年起在巴勒斯坦展开活动，30年代与其母亲党一起开始支持犹太复国主义，1934年起在巴勒斯坦建立正统派基布兹。1994年该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1948年参加了以色列的筹建工作，其1名代表进入全国委员会， 以色列第一届联合政府中也有其代表。
实质上，犹太复国主义的其他组织，也程度不同地利用犹太教对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进行鼓动性宣传。如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创始人赫茨尔曾这样表白：“犹太复国主义是我生活中的安息日……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我保持了心灵的纯洁和大公无私。”（注：《历史上的犹太国和犹太复国运动》第18页。）“根据犹太人与上帝的神圣签约，犹太复国的目标就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由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注：《历史上的犹太国和犹太复国运动》第17页。）中产阶级阵营的希莱组织的前身斯特恩帮作为一个武装恐怖主义组织和政治派别，其首领斯特恩制定的组织纲领即“建立犹太第三王国。他宣称王国的疆域早在摩西五经中已被确定：‘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到阿拉伯河’。”（注：赵复三：《从犹太教看宗教与历史文化的关系》，载《世界历史》，1987年第1期，第5页。）
三、犹太教孕育和存续的犹太民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民族前提
根据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犹太民族及其民族特质显然构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民族基础，如果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数千年的流散生活中其民族特质丧失殆尽，简言之即犹太民族因彻底被其他民族同化而消逝于漫长的历史长河，那么，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就根本无从谈起。然而，犹太民族虽历经磨难、饱经沧桑，却顽强地保持了其民族的特质与活力，并直接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民族前提。倘探求犹太民族“流而不散”的秘密，我国著名犹太教学者赵复三先生的论述不无道理。他认为，对于犹太民族来说，“维系民族意识的重要纽带”，“唯有共同的信仰”，“宗教信仰维护着民族传统、民族历史，民族历史又成为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因而笔者认为，犹太教作为犹太民族的强烈的民族信仰和鲜明的民族意识，其宗教观念、宗教信仰、宗教伦理、宗教礼仪、宗教组织制度等犹太教的特殊要素，构成了犹太民族防止被他民族同化的特殊保护膜，犹太教以其内在的精神力量和外在的排他性，成功地充当了维系犹太民族特征、存续犹太民族特质的特殊载体，从而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民族前提。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卷，第294页。）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以共同文化为基础的共同心理素质构成了民族的四个典型特征。但犹太民族的前三个特征在长期流散的生活中几乎丧失殆尽，只有共同的犹太教文化构成了维系犹太民族存在的牢固纽带，它使人数少、力量弱、广为分散的犹太人以“流而不散”的特殊形式维持了犹太民族的存续，依靠犹太宗教文化强烈的历史认同意识、鲜明的排他意识熏陶了一个性格孤傲并具有强烈悲剧色彩的犹太民族，使得犹太民族历经数千年磨难而香火不断，并最终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生保存和提供了重要的民族前提。
第一，犹太教的宗教信仰孕育了犹太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犹太宗教文化以其特有的神力制裁机制、自我约束机制和精神慰藉功能浇铸了犹太民族共同的文化特质和心理素质，内在地规约着犹太民族的理想与追求。犹太民族对独一真神耶和华的膜拜、对“特选子民”与上帝签约的信仰、对弥塞亚临世的虔信，均从处于文化深层的心理层面界定了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鲜明歧异。犹太教赋予犹太民族的永恒的、纯洁的、超越的、神秘的宗教信仰孕育了颇令世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神秘民族。犹太人流亡后，“犹太人民的流散人群之间的唯一的连接物是宗教，人民和国土之间实际上只有精神上的联系”。（注：《以色列的历史和概况》，第12页。）美国学者纳达夫·萨弗兰的如上表述深刻说明了犹太教对于维系犹太民族特征的重要作用。
第二，犹太教的宗教礼仪作为犹太民族内在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构成了犹太民族抵御其他民族同化的外壳，使得犹太民族以其鲜明的独立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宗教礼仪作为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情感为基础，用以沟通信仰者与信仰对象即人神关系的行为方式，作为一种经常性、群众性的活动，可以增进信徒之间的联系和团结。
犹太教的割礼、祈祷、献祭、日常生活禁忌、成年礼、婚礼等，均有自己特殊的规定，它们作为一种有形的标志，使流散的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尤其是行割礼、日常生活禁忌、禁止与异族通婚等宗教礼仪，有效地保持了犹太民族的纯净。犹太教的重要节日如安息日、赎罪日、审判日、逾越节、住棚节、五旬节、律法节、痛悼节、欢庆节、献身节、戒律之子节，构成了联系犹太民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纽带，使得犹太民族的特性通过宗教节日的种种活动而子嗣相传、连绵不绝。尤其是纪念犹太人出埃及的逾越节、住棚节、怀念圣地耶路撒冷被毁及历代被迫害致死的犹太人之痛悼节，纪念165年玛卡比反对罗马帝国大起义、鼓励犹太人为犹太王国重建献身的献身节，对于唤起犹太人对自己历史的痛苦回忆，对于激起犹太人对故乡迦南及圣地耶路撒冷的美好向往，对于号召犹太人为犹太民族复兴和犹太王国的重建抛颅洒血，进而强化犹太民族的民族特性，具有难以估价的作用。美国布朗大学的雅各布·纽斯纳尔教授在《摩西五经之路》一书中谈及逾越节时，感慨地认为逾越节使犹太人认识到“作为犹太教徒，他是个被上帝解放的奴隶……上帝不只是解放逃离埃及的那一代已经死去的人，而且也已经解救了现在依然活着的一代——确是解救了依然活着的一代”，无疑是在强调逾越节对犹太人复国活动的激励作用。在他看来，“逾越节构成了犹太民族自我认同和从任何情感的、社会的、历史的束缚中获得解救的象征”。（注：[美]斯特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页。）犹太教对于维系犹太民族特征的作用也诚如黑格尔所言：“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注：[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第104～105页。）
第三，犹太教的伦理道德规范，对于规约犹太人的行为，形成犹太民族独特的宗教伦理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宗教道德是以宗教神圣信条规约人们行为、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规范总合；是宗教信徒以虔诚的宗教信仰为根基，以宗教感情体验为中介，以服务于宗教教义为根本目标的宗教道德规范。犹太教的宗教戒律——“摩西十诫”中的后六条均为宗教道德戒律，即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贪恋别人的妻子和财物。它们以宗教律法的形式确立了犹太民族的宗教伦理道德规范，构成了犹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犹太教的宗教组织制度即犹太社团的广泛存在及其鲜明的独立性与排他性，使流散在异国他乡的犹太人形成了自己的“国中之国”，既有助于保持犹太民族的民族特征，又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
宗教组织作为通过系统的宗教组织制度及神职人员活动形成的宗教社会团体，对于有组织地巩固、发展和传播宗教，强化宗教信徒的宗教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犹太教徒而言，犹太教会堂是犹太教的宗教活动中心。犹太教徒在流散后发展了会堂制度，形成了以犹太教会堂为中心聚居而成的犹太社团。犹太社团不仅构成了犹太教传道布施的重要组织，而且是加强犹太民族团结、维护犹太民族利益、防止民族同化的重要组织机构。“每个社团都发展自己的机构，通常包括了那些至少能审理一切有关个人身份事宜的宗教法庭，传播宗教知识的教育机构，以及为奉行礼仪所必须的各种设施”。（注：《以色列的历史和概况》，第266页。）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后，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潮水般地涌向巴勒斯坦，迅速建立了许多犹太人的居民点和自治机构，成熟的犹太社团制度无疑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手段。
因此，笔者认为，犹太教作为犹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承和弘扬犹太民族特质的重要载体，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孕育了犹太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情操、法律制度、生活礼仪，“正是由于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以及他们对共同地域——故乡、共同语言——希伯来语的怀念和对共同的民俗习惯的遵循所产生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注：唐裕生：《关于犹太民族概念与民族生存问题》，载李有义主编：《世界民族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9页。 ）才使得犹太民族得以在无穷的苦难中顽强地生存下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才具备了其不可或缺的民族前提。
综上所述，笔者对犹太教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作如下结论：犹太教与犹太民族历史的不可分割性和历史同步性，流亡的犹太人所处历史环境与犹太教产生前历史背景的相似性，使得犹太教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历史参照系统；犹太教的一神观念、“特选子民”观念、弥塞亚观念，均以神圣的方式对犹太人产生了难以估价的影响，构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犹太教作为犹太文化的核心，对于维系犹太民族特质、防止民族同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所孕育和存续的独具特色的犹太民族，构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民族前提。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探讨犹太教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影响，绝非片面夸大犹太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犹太复国主义这场复杂的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也绝不否认产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其他重要的社会历史条件，只是它们已被史学界广泛论述，并已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再则由于本文主题所限而不作探讨。谨此说明，以避历史唯心主义文化决定论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