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改革；民主；专制；革命
历史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人既利用过去各代遗留下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从事新的活动，又在新的活动中对前代遗留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改造。就前者来说，每一代现实中的人的活动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就后者来说，社会又在不断地变革和进步。至于变革和受制约的程度，则取决于现实中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交往的程度，以及整个民族社会文化传统的特征。因此，我们要考察今日的中国社会，就必须首先研究我们中国的历史。
一、变革，从挨打开始
1840年，这是近代中华民族苦难的开端，也是中华文明再创辉煌的开始。
鸦片战争被历史学家看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第一次撞击。对于满清贵族统治下的中国来说，这是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下的被动撞击。中国被撞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但是，它却使中华民族从此走上了不可逆转的变革和复兴之路。
近代的变革始于洋务运动，它的理论基础是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保护大清帝国，维护传统制度和文化，而不具有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含义。《南京条约》签订后，满清贵族们满足于暂时的苟安，没有人理睬林则徐、魏源的建议。只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将满清贵族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才想起“师夷长技”来，这才有了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从创办军事工业开始的，它的最大成绩是建造了一只据说是当时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最后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破产。这说明洋务运动不能缓和清朝的统治危机，更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拒绝西方的民主思想和近代民主制度。这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不幸，是近代中国最沉痛的教训。
洋务运动对于洋务派及其效忠的官僚贵族集团是一场悲剧，但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却悲喜参半。洋务运动在引进技术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传入中国。因此，洋务运动在加强军事官僚统治的同时，也为其灭亡准备了条件。这是慈禧太后与李鸿章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但却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二、悲壮的维新之路
19世纪90年代，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和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民主改革的一次伟大尝试。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成的新的生产方式和民主意识同封建专制主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加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在加剧。民主问题和民族问题互相交织，于是才有了以救亡图存为核心的、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性质的维新变法运动。
作为政治运动，维新变法从1895年春“公车上书”开始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结束。维新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他们是一群从封建营垒中分化出来，但同时又是具有一定民主民族意识的爱国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具有近代民主意识，因而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因为他们曾是封建营垒的一员，长期接受封建文化教育，因而他们又代表了中国的过去。他们希望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为中国寻找出路。他们是爱国的，但他们心中“国”的化身就是满清朝廷，他们希望通过维新变法革新满清王朝，并在它的统治下走出民族危机的困境。他们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维新变法运动失败的必然性。
然而，维新变法的失败只是一种现象。应该看到，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里程碑。谭嗣同等六君子为满清王朝提前举行了葬礼，他们又以其鲜红的热血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序幕。这一幕是如此地悲壮，以至于一百年后，我们仍能强烈地感受到谭嗣同那一声吶喊和他的头颅落地时山崩地裂般的震撼——“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一百多年了，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这是20世纪遗留下的难题，也是21世纪初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责无旁贷的。
维新变法后，为了阻挡迅速兴起的民主革命潮流，满清贵族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士大夫们，也搞起了所谓“新政”，预备实行所谓“立宪”，以期延缓其灭亡。然而，适得其反，“新政”不但激化了本已激化了的社会矛盾，而且为其准备了行刑的工具。这是一条规律，历史上任何专制政体保护下的“变法”的必然结果是加速专制政体自身的覆亡。当然，不“变法”，专制政体的覆灭会更加迅速。就像商品或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必然取代小农业生产方式一样，民主也必然取代专制。小农经济滋生专制，市场经济孕育民主。
三、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变革中，最令人振奋的是辛亥革命。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摧毁了满清王朝的君主专制政体。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都或多或少地在它的旗帜引导下前进。
我们纪念辛亥革命，我们学习那个时代的民主斗士，不是因为他们推翻了满清王朝、冲击了君主专制政体，而是因为他们站在时代的潮头，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进步、富强去呐喊，去抗争，去流血牺牲。上两个世纪之交的历史造就了新世纪的英雄，而英雄们又创造了新世纪的历史。
孙中山是这一时期民主革命的杰出代表和领导人，他将其理论概括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像火炬一样，昭示着未来，引领着志士，指导着中国。辛亥革命基本上是成功的，它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中国未来民主社会的框架。
三民主义是当时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大的历史局限性。
第一，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当时民族主义最大的、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结束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而孙中山却将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列强身上，宣布承认列强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孙中山没有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制定切实的革命纲领，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动员广大人民从事民主革命事业。即使曾经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家，也在辛亥革命后走上了与他分离的道路。
第二，因为民族主义是反对满洲贵族的统治，这就削弱了反对专制主义这一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任务。孙中山将“民族”主义放在“民权”之前，并将两者看作一种革命的两个方面。以为满清王朝的结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后，孙中山便发表演说，“今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于此。”其实，两个主义一个也没有达到：满清退位了，帝国主义列强还在变本加厉的蹂躏着中华民族；皇帝的年号取消了，专制政体依然如故，军阀政客们的专制独裁更有甚于皇帝。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一下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便会发现，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主建设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第三，三民主义的最大缺陷是没有思想文化革命的内容，是有思想但没有对旧思想的革命，而几千年儒家奴性文化正是政治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要知道西欧从专制的中世纪向近代民主社会转化，是以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开道的，例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曾对腐朽黑暗的专制政治发动过猛烈地攻击，为民主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由于上述缺憾，三民主义倡导的民生主义也就自然成为空话。因为经济状况虽然决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走向，但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制约的。专制体制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民主体制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四、“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革命三大任务并存：一是反对军阀专制，建设国内和平民主；二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独立；三是清算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实现思想解放。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革命的不足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天缺陷。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以西方的技术和器物维护中国传统的制度和文化。维新派倡导“兴民权”，但他们却要披着儒家的外衣，其作用不只是让变法减少阻力，实质上却起到了拯救儒家文化的作用，后来干脆喊出“保教”的口号。辛亥革命倡导“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以此作为推翻满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旗帜，但它却没有触动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文化基础。关于辛亥革命的思想文化影响，我们今天称之为“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看来，中国人在思想上从这场政治革命中所获得的也不过是一些“观念”罢了。但是，任何彻底的政治民主革命都必须首先以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为先导。中国近代没有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因此也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革命。它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变革的产物。这是一场迟到的文化革命。它高举着谭嗣同和邹容的殷红的鲜血书写的“人”字大旗，从武昌起义的炮火硝烟中走来。它以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为武器，大胆地、猛烈地、毫不妥协地向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儒家思想开火。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它的批判精神和文化创造性成为近代人文主义的精髓。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一个富有理想和希望的时代、一个批判和建设并存的时代、一个需要英雄而创造了英雄的时代。
五、“走俄国人的路”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北洋军阀凭借武力建立起更专制、更黑暗的军事官僚统治。孙中山和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开始了与军阀政客们争夺“民国”领导权的殊死斗争。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危机。军阀之间互相攻击，列强之间互相争夺，军阀和列强又相勾结，内战升级，民不聊生。于是，反对北洋军阀的“民主革命”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统一起来了。
这场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起点的。这场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北洋军阀，但是，它却是以争取民族的主权和生存为号召的。因此，五四运动在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而非民主主义的。这场运动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的觉醒，它将自辛亥革命以来成长起来的民族英雄们汇聚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进行新的斗争。
由于西方列强的持续侵略和中国民主革命的一次次失败，中国的革命者开始怀疑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不再相信欧美式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于是，俄国十月革命就成为中国革命的激进分子学习的榜样。1921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产生了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那些英雄们成为了它的第一批成员。同时，孙中山也在困惑中将目光投向苏俄。就这样，“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先进分子的普遍愿望。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统一战线”。于是，才有了“国民大革命”。大革命以“打倒列强，铲除军阀”为旗帜，但在实际上却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新生代与晚清时期成长起来的军阀政客们争夺中国主宰权的拼杀。
1928年，国民党夺得了全国政权，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到这时，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奋斗，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终于成了中国命运的主宰者。然而，它却由二十多年前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蜕变为专制主义独裁者了。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这个政党是在为中国的民权而斗争的话，那么，其后的行动便是为它的“党权”而奋斗。1927年，国民党建立起与晚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没有本质差别的一党专政。它将对内专制独裁和对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相结合，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军事官僚集团谋取了最大利益。党即国，国属于党。“党国”利益高于一切，而“党国”的利益就是军事官僚集团的利益。它的政权自称为“国民政府”，其实只有“国”而没有“民”。人民的生存权利几乎被剥夺殆尽，更何谈民主和自由。
仅仅二十多年，从同盟会到国民党，从在野党到执政党从高举民权大旗的革命战士到专制卖国的独夫民贼。民主主义者蜕变为法西斯主义独裁者，革命者蜕变为被革命者。中国的革命党，中国的民主斗士何以会走到它的反面来，也许这就是历史。历史是不以个人的主观意愿行事的，但是人的活动却能对历史的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的十多年里，孙中山一方面潜心研究中国民主进程的方案，他将中国民主进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在实践上致力于同北洋军阀进行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政治军事斗争。他认为，只要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就能按照他的意愿改造中国，但他忽略了，权力结构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实条件决定的，连他个人的意识、权力和风格也不例外。因此，军政时期的政治理想与政治军事斗争的现实相结合，加上苏俄共产主义 “军党专政”体制的强烈影响，就形成了孙中山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和“领袖独裁”的思想。或许，这一思想对于聚集革命力量，推翻旧势力的统治是有作用的，例如英国历史上的克伦威尔、法国历史上的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的独裁统治，但对于国家的民主进程却是极具破坏性的。虽然，孙中山主观上是要通过“领袖独裁”夺取政权，最终过渡到宪政时期，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却成为野心家实现真正专制独裁以谋取集团利益的最理想的工具。1927年后的二十多年里，蒋介石集团就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进行独裁统治，并为其谋取特殊利益的。
六、结语
从1924年到1949年这25年里，中国政治的主题是争夺政权和实现民族解放。1949年，国民党失去了在大陆的政权。其实，国民党的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只是共产党力量的强大，还有它自身的独裁和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对于民主政治体制来说，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又迈进了一个新的世纪。和上个世纪初类似，中国将迎来一场改革开放的新高潮，这绝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今天，我们已经处在了这场改革开放新高潮的前夜。
论文作者:沈鹏
论文发表刊物:《教育学文摘》2019年8月16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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