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观念与治理技术的接合：温岭“民主恳谈会”模式的生长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岭论文,恳谈会论文,民主论文,生长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9-0049-08
一、文献分布与问题提出
无论其政治后果如何，仅就一项活动所产生的学术文献而言，温岭的“民主恳谈”活动就已经创造了一项奇迹。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仅在2003年1月至2009年9月期间，不到7年的时间内，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以温岭“民主恳谈”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达39篇，国际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1篇。如果加上没有纳入计算范围的各种中英文工作论文，平均每年至少有6篇论文以这一主题为中心。①
当然，就上述论文的年度分布而言，各年度之间并不平均，而是与温岭方面所主持的相关研讨会之间，存在着着某种呼应关系。例如，仅在温岭方面首次召开正式学术研讨会的2003年，就一共产生出了12篇学术论文；2007年的现场会，则在当年产生出了9篇论文。而且，相关论文的主题，似乎也在步步紧跟温岭方面的实践。例如，在温岭方面将“民主恳谈”作为一种对话方式上升为决策机制之后，2003年出版的学术论文，就明显紧扣着“民主决策”和“民主治理”而展开。②“泽国实验”之后，与“协商民主”或“商议式民主”有关的论文开始纷至沓来。“新河改革”以来，“民主恳谈”开始与预算、参与和人大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③
在上述的各种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论文，都曾经试图从各个角度来解读“温岭模式”。在先前的一篇论文中，笔者曾经将有关温岭“民主恳谈”的各种理论视角，概括为民主的治理视角、民主的协商或参与视角和民主的制度视角，并尝试性地提出过一种民主的工具视角，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活动的长时段发展。④现在看来，无论从哪种视角来理解这一活动，大多数作品所采取的主要策略，都是以某种理论为资源而试图“理解”这一活动的展开过程。众多作品的共同特征，都带有相当强的“理论驱动”而不是“问题驱动”的色彩。
如果我们在研究方法的层次上来检视与温岭的“民主恳谈”活动有关的各种论文，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绝大多数论文仍然还停留在过程描述、功能解释、意义阐发和对策研究上。在笔者所统计的上述论文中，标以观察、考察或其他描述性术语的论文共计11篇；致力于从功能的角度，理解“民主恳谈”活动的论文7篇；冠之以思考、启示、意义或价值等，从意义阐发的角度展开的论文共9篇；带有一定对策研究性质的论文共3篇。
上述文献分布的状况表明，迄今为止，似乎还鲜有论文去发掘温岭“民主恳谈”活动得以产生和成长的因果机制。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而言，如果我们至今尚不能回答“为什么‘民主恳谈’能够在温岭出现并存在10年”这一基本的理论问题；退而言之，如果至今我们都还没有看到几种围绕着因果机制而产生的几种相互竞争的理论模式，那么，我们此前的研究就较为缺乏理论上的解释力。
二、三种初步的答案
现状似乎也并不是十分悲观。如果我们深入到各种文献的内部，似乎还是可以在各种零星的论述中，清理出一些初步的答案。这些初步的答案虽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和检验，但是毕竟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思考路径。
以相关文献的核心概念为标准，我们可以把第一种答案称之为政治企业家模式。早在2003年，政治企业家模式就已经出现在有关的文献之中。在这种模式看来，温岭的“民主恳谈”活动之所以得以登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处于竞争状况之中的政治企业家们的不断创新。这是因为，在私营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单独在财富上寻找政治资源，是十分忌讳的事。政治企业家们必须要找到与财富增长同步的社会稳定机制和民主建设成就来加以衬托。浙江作为一个政治创新的个案密集的地区，已经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一种创新的氛围。温岭周边的绍兴、宁波、金华和温州以“配套改革”为主的政治创新，已经对温岭的政治精英们形成了“合围”之势。正是在这种“合围”的态势之下，温岭的一批政治企业家们应运而生，以“民主恳谈”为“载体”，既解决了自己当下面临的问题，又以崭新的姿态，突破了“创新”的“合围”。⑤总之，政治市场的初步形成，和政治企业家的出现，是温岭的“民主恳谈”活动得以产生和持续的根本动力。⑥
与此类似，我们可以把第二种模式称之为利益驱动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观点是，温岭当地发达的民营经济所造成的民众的利益需求，是推动“民主恳谈会”产生的动力机制。在这种观点看来，在发达的民营经济的带动下，温岭的农村经济迅速发展，村民的经济利益和知识水平已经形成了对“民主议政”的需求，发达村镇的居民已经具备了一些权利伸张的行动能力。当地的官员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顺应了这种普通民众的制度创新需求。⑦
与此相应的第三种模式为观念驱动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观念是，温岭当地人特有的某些观念，是驱动“民主恳谈会”持续展开的深层动力。在他们看来，民营经济的发达，并不只是带来了利益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当地居民在观念上的自主性程度。民众在观念上要求在参政议政上享有更多的知情权和发言权。更深层而言，当地人在历史上所形成的“硬气”和自强自立的独立精神，在今天延续成了一种较强的主人翁精神，从而对“民主恳谈会的产生”起到了催化作用。⑧与此同时，理性协商的文化传统和当代市场经济所引出的平等精神，不但带来了民众的政治诉求的提升，而且还带来了地方官员改革意识的增强。⑨总之，历史传统和当代环境所起的共同作用在于，既塑造出了民众的权利意识，又催生出了官员的开放观念。正是在这两种观念的相互作用下，才形成了“民主恳谈会”持续发展的持续动力。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模式对于我们理解温岭“民主恳谈会”的生长，都有着非常重要有帮助。三种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某种理解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得以产生的因果模式，都为我们进一步清理“民主恳谈会”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某种思路。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三种模式所提供的思路，都是一些启发式的观点。在文献分布上，这三种模式都是在2003年前后提出来的。在此之后，鲜有作品按照上述思路去进一步细化其中的因果链条。因此，无论是验证或修正上述三种模式的实证作品，都较为少见。
而且，纯粹按照上述三种模式的思路去展开，还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新问题。其中的原因在于，这三种模式的主要目的，都在于解释“温岭模式”的产生，而不是解释“民主恳谈会”的持续发展。其中的观念模式虽然涉及到了人大改革的持续发展，但并没有涉及先前在村镇一级的决策环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民主恳谈会”这种形式，在今天的温岭已经不仅仅是在人大之中进行，温岭当地党委、团委、公安等部门，目前也正在推广类似的做法。多元并存的现状表明，“民主恳谈会”在温岭的生长，并没有呈现出一种单线式的发展模式。
在本文中，笔者首先要提出的是，“民主恳谈会”首先是发轫于一种政权内部的权力延伸机制，是传统的意识形态部门所开展的一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在思想教育活动遇到新问题之时，才产生出了创新的冲动。而一旦创新冲动形成之后，首先是在官僚体制内部展开的一个权力互动过程。正是在官僚互动的过程中，才形成初步的创新机制。而在创新机制初步形成之后，温岭“民主恳谈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学术界、NGO和新闻媒体之间形成了一种极为频繁的互动机制。这种互动机制的出现，才使得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上升为一种“民主恳谈会”的决策模式，并走向新一轮的持续发展。
显然，对于上述的三个重要特征，前述的三种模式到目前为止都很难提出充分的解释。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以前述的研究为基础，在权力的延伸机制和政府与外界的合作模式这两个层次上，去考察“民主恳谈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因果机制。本论文的核心观点是，在权力、观念和治理技术相互寻找支撑的过程中，在温岭都找到了合适的对象。权力、观念和治理技术的接合，是温岭“民主恳谈会”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权力、观念与治理技术的出场顺序和结合方式，是决定温岭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民主恳谈”的结构性原因。
三、概念与理论
(一)基本概念
尽管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大多数学者还是同意，我们可以在一般意义上把“权力”(power)理解为是一种即使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强制能力。⑩在各种权力集装容器中，现代民族国家是最大的权力集装器。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民族国家所构建出来的政治制度体系，就是一套凝固化了的权力关系。(11)在日常政治中，这种凝固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官员们的决策和执行活动。在本论文中，我们可以把权力理解为是代表国家实施强制力的官员行动。
在对权力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强制性的一面，只不过是权力的一副面孔。在更多的情况下，权力会以一种隐形的方式、甚至是在不知不觉状态下悄然进行。(12)而且，公开的、强制的权力行使方式，其作用相当有限，有时甚至会带来直接的激烈反抗，并导致权力体系的崩溃。
由于不能完全采用强制的方式进行，权力的行使就必须要更多的借助其他的资源，以使权力的行使更为顺畅地进行。在马克斯·韦伯看来，通过使权力的行使者看上去更符合传统、更神圣、更守规则，是将权力上升为权威(authority)，从而带来权力的行使对象内在服从的必要条件。(13)而无论是哪一种途径，其共同之处都在于，要让权力的行使者和行使对象都树立起某种信念，认为权力的行使者具有正当的地位，其权力的行使具有正当的目的。
简而言之，观念(idea)是一套包括信念、原则和态度在内的概念或印象图景。某种观念的存在即意味着与之相关的计划、方案或取向被人所接受。在观念取向的政治分析途径中，政治观念一词的使用情况分为三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上，一些学者将观念等同于一个地区的文化或一个时代流行的时代精神。在这个层次上，观念常常被等同于某种规范或文化。(14)在第二个层次上，一些学者使用的观念主要是指一些理论及其与之相关的政策体系。在这一层次上，人们有时也把观念等同于某种意识形态(ideology)。(15)在第三个层次上，可以把一些学者所使用的观念看成是某种思考或界定问题的方式。(16)总之，观念既意味着某种信念或指向，也包括与信念相关的理论或政策取向，同时还包括某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但是，对某些特定群体的特定观念而言，并不意味着某种观念的信奉或支持者，就完全掌握支撑这一观念的理论、政策或思维方式。
在现代政治学中，“治理”(governance)本身就包含有方式、方法和技巧的含义。之所以要将“治理”与“政府”(government)区别开来，主要是为了强调，在治理活动中，并不一定严格按照现代政府内在要求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过程来展开，而更多地体现为多个主体之间按照非等级化的市场或网络模式进行合作。(17)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的处理机制，治理同样需要相应的制度、程序和技术支持。(18)为了简便，我们在这里可以把与治理相关的制度、程序和相关的技巧，统称为是“治理技术”(governance skills)。治理技术的核心，是为权力的行使者提供一套以问题解决为取向的愿景、领导和执行手段，以及包含相应程序在内的知识和技能。在政府之外的市场和网络关系中，治理技术已经作为一种基本的手段而在公司或NGO组织中使用。在当代世界上，学术、科研机构和NGO既是实践治理技术，也是提供治理技术的重要机构。
(二)权力、观念与技术的接合(conjuncture)
在将权力的行使上升为权威的过程中，观念体系的建立和传播，其作用正在于让权力的行使者显得更传统、更神圣和更守规则。观念的作用正在于，能够使权力的行使者提供某种正当的理由或名号，使其能够名正言顺地将自己的意志贯彻为权力行使对象的行动，并产生出掌权者欲想的后果。
在现实政治中，观念处于不断的流动之中。观念的流动过程表现为观念的信奉者对观念的传播过程。(19)尤其是对那些被广泛或深入信奉的观念而言，观念的信奉者们会自觉地成为某种观念的传播者，为观念找到现实的寄托，并利用一切机会证明某种观念的正确性。显然，就权力与观念的关系而言，二者之间既可以相互冲突，也有可能携手共进。
除了需要观念的包装之外，权力的持续行使还需要一套有效的治理技术。与观念的存在类似的是，治理技术也具有自我传播和扩张功能。掌握着治理技术的学术机构和NGO组织，同样需要寻找权力的支持，才能将治理技术作为一种理论转化为一种操作，并为更多的操作提供有效的范本。作为一套政治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体系，治理技术一旦与权力结合，不但可以让治理技术变成一套操作模式，而且还可以为权力的掌握者带来“专业权威”，从而引出更为自动的服从行为。(20)
权力、观念和治理技术虽然都沿着各自的轨迹运行，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能够相互契合的权力、观念和治理技术会走向接合，即沿着不同方向行进的权力、观念和治理技术，在某一时空背景下同时抵达某一节点。西金克(Kathryn Sikkink)在讨论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时，曾经将权力与观念的接合过程概括为三个步骤：第一，既定权力结构中的领导及其顾问班子接受了某种新观念，并试图利用这种新观念来改造现实；第二，新观念利用现有的权力结构所提供的组织基础而产生出了某种新政策；第三，如果这种新观念影响下的政策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并与现有权力结构中的精英所信奉的意识形态不产生冲突，则这种新观念就会被精英们大规模渲染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加以固化。(21)我们在这里只需要强调的是，某些观念与权力的结合，必须要有相应的治理技术作支撑，以使观念的传播和权力的行使得到技术层面的支撑。
四、温岭“民主恳谈会”模式的生长机制
(一)权力与观念的接合：“民主恳谈会”模式的诞生(1999-2000)
1999年6月在温岭松门镇开展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是一次典型的权力行动。这一权力行动的源头，是在持续10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路线”告一段落时，执政党的高层领导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这一总体要求。执政党高层这一讲话在浙江省委被直接翻译为，要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一次“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22)由于这一次的教育要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的形式展开，作为理论和宣传主管部门的各级党委宣传部门，便理所当然开始按照既有的权力管道而层层下达这一任务。
在当代中国政府以“条块关系”为基本架构而编织起来的权力结构中，任何大型的活动的组织，都只能建立“条”与“块”互动的基础之上。(23)在省委领导的要求下，台州和温岭市委宣传部之所以将温岭市松门镇确定为试点基地，当时的主要考虑是，松门是一个农业大镇，农业和农村工作搞得不错，而时任乡镇党委书记的朱从才也较有农村工作的经验。(24)在试点镇确定之后，作为“条”的温岭市委宣传部，与作为“块”的松门镇党委一同作为“试点”任务的承担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是，既要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又希望借此而解决基层治理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以前的思想教育大多以集中教育为主，多是干部在上面讲，群众在下面听，到底听多听少就根本不知道。而在现实工作中，群众对我们的某些工作也有一些意见，平时也不一定有表达的机会。”(25)
为了在完成“试点”任务与解决基层问题之间找到平衡点，双方在对谈中受记者招待会的启发，想到了通过与群众双向对话的方式，并且认为，“这种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挺好，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26)由此，二者之间基本达成了要通过教育论坛而解决一些现实问题的思路，并且确立了通过与群众对话的方式来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想法。
在市委宣传部门和乡镇党委达成一致之后，1999年6月25日，松门镇党委和政府(包括驻镇的公安和工商等部门)召开了村民们先前从来没有见识过的会议。和往常不一样的是，这次会议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由镇领导在公众面前发表铿锵有力的鸿篇大论。200多名自发赶来的群众与镇领导进行了平等的对话。群众提出的问题，大到村镇建设规划，小地邻里纠纷，镇领导都耐心地听讲、周详地解释与答复。(27)这次会议显然给领导和群众都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对于宣传部门的官员而言，无疑是找到了一种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点；对于乡镇的领导而言，原来所担心的没人来或者没有讲话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对于群众而言，没想到的是领导居然还对自己提出的一些问题耐心回答，而且还做出了某种承诺。
至此，作为一项“试点”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已经通过执行环节的创新，在松门镇取得圆满的成功。根据执政党的执政经验，温岭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点的经验，同样在全市的每个乡镇得以推开。而这一次的经验推广的特殊之处在于。温岭市委的宣传部门说服了市委领导，将推行这一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情况，纳入了市委对乡镇进行综合目标考核之中。考核效果好的乡镇班子，将可以在最终的考核中加分。(28)正是在将这项活动纳入考核内容之后，各个乡镇之间，便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民情直通车”、“便民服务台”、“便民服务窗”、“电话热线”等以改进服务为取向的一些新名称，开始此起彼伏地出现在温岭各乡镇。
温岭全市范围内的这一轮创新热潮，不但引起了当地媒体的高度关注，而且也带来了政治上的回报。《台州日报》的记者对温岭市各乡镇的实践状况进行连续采访之后，在《台州日报》上组织了6篇评论，并做了大量的详细报道。温岭市委也因为这一有特色的创新，而获得了省一级的表彰，市委副书记曾作为典型而在全省的表彰会上做了介绍经验的发言。
为了表彰温岭的成功试点，总结相应的成功经验，台州市委宣传部、温岭市委和《浙江日报》于2000年底共同举办了一次经验总结大会。为了从理论上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实践，会议还邀请了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省委党校和浙江省社科联的专家参与。会议在现场感受了松门镇的第6期现场对话之后，一些专家提出，“论坛已经超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而对于正在为如何才能用一个词将诸如“民情恳谈”和“民情直通车”等多种形式统一起来的当地官员而言，无疑于是茅塞顿开。“我们当时还以为仍然是一种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但中央党校和省里的专家则提出，论坛已经超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是一种新的民主形式。第二天开会时，就已经有不少专家使用民主这一名称来称呼我们的活动。浙江社会科学院的一位专家甚至还动了感情，他说：‘松门的论坛，让我们看到了21世纪基层民主的一道新曙光。’”(29)正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恳谈会”之前的“民情”被正式置换为“民主”。温岭市委宣传部也就正式把这项工作当作是一项新的民主形式来进行定位了。
(二)观念驱动权力：从“对话型恳谈”到“决策型恳谈”(2001-2004)
一旦被冠之以“民主”的定语，“恳谈会”就从一般的对话而上升到了“民主恳谈会”的地位。时值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后不久。在中共十五大将民主理解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大环节的背景下，“民主恳谈会”不但涵盖了四大民主的三个方面，而且还谨慎地避开了民主选举这一地方难以轻易开启的环节。这就既能充分体现落实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要求，又做到了在政治上比较保险。
如果说“民主恳谈会”的名称已经让其超越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范围，那么，将“民主恳谈会”的内涵阐发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其顺理成章的后续工作，就必然是要让“民主恳谈会”进入这三个环节。在实践操作中，市委宣传部的官员与松门之外的牧屿镇领导便由此而形成了新的想法。他们最终确定，在“发展农业”的大问题之中，选定“兴建公园”这一具体的问题作为“民主恳谈”的对象。“恳谈”的结果是，群众在完全自愿参加的会议上，居然还提出了不少连专家都没有想到的问题。官员的想法、专家的设计和群众的意见就这样共同进入了兴建公园的决策之中。牧屿镇也就因为这一新的尝试，而获得了当年由市委颁布的创新奖。牧屿镇的这一新尝试，随即也就在宣传部党务官员和温桥镇党委书记的共同推动下，在温桥镇得以再现。两个镇党委在2001年直接利用“民主恳谈会”来形成民主决策的做法，无疑又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找到了一种新的空间。
为了在理论上再次提升温岭经验，结合牧屿和温桥的新实践，温岭市委于2002年8月专门召开了学术研讨会。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要参加者，是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与会者在现场观摩和座谈之后，在《浙江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组文章。在这组文章中，无论是将温岭的实践概括为是“民主治理”、“民主合作”、还是“行政民主”的学者，大多从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角度，对温岭的实践给予的积极的评价。有学者认为，温岭模式是一种民主治理的有效实践，有的认为是基层民主的新开拓，还有的则认为是21世纪基层民主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30)
在决策环节取得成功经验和理论总结之后，温岭市委就在原有的两个以“民主恳谈”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中共温岭市委关于在我市非公有制企业开展“民主恳谈”活动的意见》(2000年8月21日)、《中共温岭市委关于进一步深化“民主恳谈”活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意见》(2001年6月12日)的基础之上，重新推出了两个新的文件，即《中共温岭市委关于进一步深化“民主恳谈”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意见》(2002年10月9日)和《中共温岭市委关于“民主恳谈”的若干规定》(2004年9月29日)。(31)显然，从2002年10月9日的文件开始，“民主恳谈”已经与思想政治工作拉开了距离，直接将“民主恳谈会”定义成了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工作。2004年的《若干规定》则进一步明确：“民主恳谈会”是“扩大基层民主，推进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重要载体。”(32)正是这个文件，将以前的创新活动予以全面总结，明确规定了“民主恳谈”的基本原则、议题范围和基本程序。
与此相伴的是，2001年的文件已经确认，市委要建立“民主恳谈”活动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则挂靠宣传部。这个文件要求，各乡镇(街道)也要相应建立“民主恳谈”活动领导小组，市级机关各部门要明确一名领导专门负责这项工作。(33)系列文件及机构主体的出现，无疑为这一活动的下一轮发展提供了机构性的推动力量。与此同时，温岭市在2004年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则不但扩大了外界影响，同时也再度强化了当地官员的成功信念。
(三)治理技术的进入与新观念的产生：“协商式民主”和“参与式预算”的出台(2005-2007)
一旦对“民主恳谈会”作为一种民主机制加以定义，并确立专门机构进行落实之后，这个专门机构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要为“民主恳谈会”的深入和持续发展而奋斗。因此，对于新近成立的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的党务官员而言，如何进一步推动“民主恳谈”的深入发展，如何使得这种原创性的基层民主形式得以持续进行，就成了一个新的问题。而温岭的实践在经过两次有学者参加的会议和媒体的大量报道之后，关注和介入的力量就开始进一步增多。正是在这种机构动力与外来力量重新结合的背景之下，泽国和新河的实践，才将温岭的实践带入了一个多样化的阶段。与此前不同的是，在权力与观念的这一轮结合的过程中，观念是伴随着新的治理技术一道输入温岭的。
初次的结合仍然起源2004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一场以“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温岭的官员因为在当地的创新而被邀请与会。在会议过程中，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系的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教授介绍了他所力倡的“协商民调”(deliberative polling)。菲什金的“协商民主”方案的特点在于，它主要是一套用来征求人民意见的治理技术。其核心的要点在于，与当代的政党竞争式的民主不同的是，“协商民调”主要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产生出代表，并通过代表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以在一些规模不大的群体中制定重要的公共政策时形成一致的决策。负责推进民主恳谈的官员们当时就觉得，这一套方案对于推进民主恳谈很有帮助。而且，泽国镇当时也正面临因土地政策调整而影响土地出让的难事。时任镇党委书记的蒋招华也在思考如何通过更有代表性的方式产生出代表，以通过“民主恳谈会”的形式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34)此后，在温岭方面的邀请下，菲什金教授曾两赴温岭，并亲自主持问卷设计，最终导致了以“协商民主”的方法来决定项目选择的“泽国模式”的诞生。“泽国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以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为基础而形成的一套方案，直接在泽国镇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泽国镇也因此而跃居了当代民主理论的实践前沿。自此之后，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便开始被一些学者用“协商民主”的理论来进行阐发了。“民主恳谈会”也就因为被注入了“协商民主”的成分而成为“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
与此平行的另一条线索是，负责推进“民主恳谈会”的官员们还在探索一种将“民主恳谈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结合的模式，而泽国的实验再次将这种结合的紧迫性提上了议事日程。实际上，早在2004年，当地官员就已经在温桥镇实验过一次将“民主恳谈”与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重大事项相结合的做法，以解决当地居民的用水问题。虽然这一次的试验已经涉及了预算资金的使用问题，但是当时并没有将预算问题与“民主恳谈会”相结合的方案。而“泽国实验”在最后一个节点的做法则是，将由抽样产生的代表形成的决议再提交到镇人民代表大会表决。由此引出的潜在问题是，如果抽样代表与人大代表的决策不一致，则必然会带来新的矛盾。
正在考虑此事的温岭市民主恳谈推进办公室副主任陈奕敏，于2004年11月初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经人介绍，与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李凡进行了初步交流。虽然李凡主要关注的是民主选举，但是，由宣传部的官员来推进“民主恳谈会”的现象，还是引起了李凡的极大兴趣。当月底，李凡就应温岭方面的邀请，在温岭观察了数个乡镇。根据陈奕敏的回忆，当时的情景是，“他看了以后觉得治理型民主也是推进中国民主的另外一个基点。但同时也觉得现有的操作比较粗糙，需要更为精细的操作程序。所以回去以后不久就给我打电话，说别的地方在搞公共预算改革，你们的民主恳谈能不能搞？”(35)
正在探索“民主恳谈会”与人大制度结合的官员们，随即形成了将“民主恳谈会”与公共预算改革相结合的基本方案，并与新河镇的乡镇领导班子达成了试点意向。但是，2005年7月在新河的这一次实验，还仅限于让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就政府的预算草案提出意见，以让人大代表们在会议期间也就预算草案进行“民主恳谈”。为了进一步推动改革的深入，温岭方面和李凡共同邀请了中山大学的预算专家马骏、牛美丽，清华大学专门研究NGO的贾西津，以及熟悉人大工作程序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培训工作委员会的周梅燕共同参与。在多方的共同参与下，以增加预算修正案、吸引公众参加人代会预算审查为特征的新一轮方案，开始初步确定。在上述各方对当地代表就公共预算、代表履职和公众参与等方面进行基本培训之后，新河镇2006年3月份的人代会，就按照新的程序和内容，进行了一场围绕着预算修正案而展开的、同时在代表和公众两个层次上进行的“民主恳谈会”。(36)
在这一次将“民主恳谈会”与公共预算改革结合起来进行的人代会上，应邀前来观摩的，还包括中共中央编译局、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多位学者和数家媒体的记者。学者和记者们在观摩之后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报道中发现，新河镇的“民主恳谈会”已经从传统的单纯的“民主恳谈”走向了“参与式预算”。
在“民主恳谈会”发展的这一个阶段上，无论是“协商式民主”还是“参与式预算”的出台，都是一种外来的观念输入温岭之后的产出。而且，这两种观念的共同之处还在于，一方面他们都是国外的地方民主实验的前沿领域，同时又都有一套与观念相配套的治理技术作支撑。
(四)多轨并行与纵向提升：“民主恳谈会”模式的内部扩展(2008- )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民主恳谈会”上升到“民主决策”阶段之时，还是“协商式民主”与“参与式预算”的相继出台之日，原初意义上的“对话型恳谈”模式都仍然还在温岭的村庄、企业、乡镇和各个政府部门中持续存在。一些行业商会之间通过“对话型恳谈”而形成行业统一工资标准的做法，至今仍然还在一些行业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37)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还可以看到“民主恳谈会”模式在温岭的各级中共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中大量存在。因此，“民主恳谈会”的升级版虽然在一些乡镇中相继出台，但是，原有的恳谈形式也仍然在另外一些层级和地区中大量存在。只不过是，创新的出现，将学界和媒体的眼球吸引到了有新亮点的地方。
2008年以来发生的新变化，一方面体现为市人大常委会开始成为了一股新的推动力量，在横向上将“新河模式”推广到了箬横、泽国、大溪和滨海其他4个乡镇，在纵向上将“新河模式”提升进了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议程之中。
在横向扩展的各乡镇中，一些乡镇再次推出了一些新的做法，或者植入了一些新的程序。例如，箬横镇在2008年的人代会在对政府预算草案进行民主恳谈时，就明显地延长了恳谈的时间，将以公众为主体的“民主恳谈会”安排在1月份；以人大代表为主体的正式会议，则安排在2月份。而且，民主恳谈推进机构在专家的建议下，将预算辩论的环节和程序，植入了若横、泽国和新河三镇的预算审议过程。在纵向提升到市人代会的恳谈模式中，2009年召开的市人代会在正式开会前，则专门安排一个初审民主恳谈；在正式的会议期间，结合部门和项目预算，对三个部门和四个项目都进行了专题审议。
2008年以来的新变化的意义在于，横向的扩展表明，以“民主恳谈”为特征的预算审议模式，已经在温岭的6个乡镇中得到实践；纵向的提升则表明，由村镇一级发轫的“民主恳谈会”正式上升到了市县一级的正式机构之中。如果加上传统的模式，则温岭“民主恳谈会”模式已经进入了一个多轨并行和多元并存的局面。
五、结论
从对现有文献的评论入手，本文提出了“为什么是温岭”和“为什么是民主恳谈”的基本问题。通过对概念间基本关系的梳理，结合学者们的理论建构，本文在理论上提出了权力、观念与治理技术走向接合的内在需求及其基本模式。在案例考察过程中，本文对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模式的发展，提出了四个阶段的划分：在第一个阶段上，基于权力行动而产生出的执行创新，在“民主”的观念输入之后，产生出了“民主恳谈会”的基本模式；在第二个阶段上，以新的观念定义的恳谈会，开始沿着民主决策的方向行进；在第三个阶段上，负载有特定治理技术的“协商式民主”和“参与式预算”的两种新观念的输入，再次将“民主恳谈会”提升到了新的阶段；在第四阶段上，观念和治理技术的内化而促成了“民主恳谈会”模式的横向扩展和纵向提升。温岭的案例表明，特定的权力行动、观念和治理技术之所以会走向接合，并形成新的政治产出，主要有两个大的背景：在宏观层面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观念和治理技术的传播，不但可以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而且还可以超越政体的限制。某些流行的观念和治理技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跨越时空而与特定的权力行动相结合。在微观层次上，始于特定权力行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论坛”在试点阶段取得执行创新的成功之后，极其需要新的观念和治理技术的支撑，以放大其政治效应，推动其持续发展。质而言之，政府、学界和媒体的良性互动，在特定时段内共同促成了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模式持续10年的运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推动了创新的持续进行。
从10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的是，在执行创新环节取得初步的成功之后，如果没有新的观念的输入，在第三阶段上如果没有新的观念和治理技术的刺激，就很难想象会有新的创新模式的出现。这一现象表明，在初始的成功之后，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模式是在外来的观念和治理技术的共同推动下，才得以持续开展。这种情况反过来表明，“民主恳谈会”模式的成长，较为缺乏来自权力结构内部的强大而持续的动力。就驱动权力行动的要素而言，这一方面表明它缺乏权力高层的表态和支持，另一方面也表明它缺乏来自底层的选举压力，从而才会形成所谓的“旧演员演新戏”的场景。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预测，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模式如果要在10年之后还能保持创新的态势，就需要新的动力的出现。这些新的动力包括：新的观念和治理技术的再次进入而形成新的刺激，权力高层表态和支持，以及强化地方官员对民众负责的新的选举生态的形成。
注释：
①中文期刊的论文数据来自于中国期刊网的数据；英文数据来自于作者提供；其他中英文的工作论文可在各种公开的网络资料上查阅。
②相关论文主要集中于《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和《浙江学刊》2003年第5期。
③相关论文主要集中于《公共管理学报》2007年第3期，并散见于《人大研究》和《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④何俊志：《民主工具的开发与执政能力的提升：解读温岭“民主恳谈会”的一种新视角》，《公共管理学报》2007年第3期。
⑤萧楼：《载体：通向制度抑或回归事件：民主恳谈个案与东南沿海有限政治市场研究》，《开放时代》2005年第3期。
⑥类似的观点还可参见：Jun Ma，The Dilemma of Developing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Without Election——A Study of China's Recent Budget Reforms,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68,no.S1,pp.62-72.
⑦张小劲：《民主建设发展的重要尝试：温岭民主恳谈会所引发的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⑧淮北子：《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一道新风景》，《记者观察》2003年第10期(上半月)。
⑨隋斌斌：《理念、制度和政治发展——关于温岭地方人大民主改革持续发展的原因探讨》，《人大研究》2009年第8期。
⑩Iain McLean and Alistair McMillan,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431.
(11)[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3页。
(12)[美]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彭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8页。
(1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8页。
(14)Shrei Berman,Ideas,Norms and Culture in political Analysis,Comparative Politics,Vol.33,No.2(Jan.,2001),pp.231-250.
(15)Kathryn Sikkink,Ideas and Institutions,Developmentalism in Brazil and Argentina,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 1；[美]彼得·豪尔：《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刘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9页。
(16)Jal Mehta,"Ideas and Politics:Towards a Second Gene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Marriott Hotel,Loews Philadelphia Hotel,Philadelphia,PA,Aug 12,2005 Online,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22111-index.html,2009-09-28
(17)(20)[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18)[美]詹姆斯·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刘小林译，江西人民出版社，第40-41页。
(19)Sven Steinmo,Kathleen Thelen,and Frank Longstreth eds.,Structuring Politic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95.
(21)Kathryn Sikkink,Ideas and Institutions,Developmentalism in Brazil and Argentina,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1-3.
(22)萧楼：《载体：通向制度抑或回归事件——“民主恳谈个案与东南沿海的有限政治市场研究”》，《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
(23)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Policy Making in China:Leaders,Structures,and Processes,Pricetion:Princetion University Press,1988,p.3.
(24)2009年9月30日对温岭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陈奕敏的访谈。
(25)2007年4月3日对温岭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陈奕敏的访谈。
(26)朱海滨：《新时期的基层民主，从这里起步——访温岭民主恳谈会松门试点镇原镇委书记朱从才》，《浙江日报》2008年9月4日。
(27)陈奕敏：《温岭民主恳谈会：为民主政治寻找生长空间》，《决策》2005年第11期。
(28)2007年4月3日对温岭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陈奕敏的访谈。
(29)2007年4月3日对温岭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陈奕敏的访谈。
(30)相关论文可参见《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31)(32)(33)慕毅飞、陈奕敏编：《民主恳谈：温岭人的创造》，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226、220、206页。
(34)2009年9月24日对温岭市政府副市长蒋招华的访谈；2009年9月30日对温岭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陈奕敏的访谈。
(35)2009年9月30日对温岭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陈奕敏的访谈。
(36)2009年9月23日对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培训工作委员会周梅燕的访谈。
(37)2009年9月25日对温岭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志云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