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回归——兼论对中国的政策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中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启示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3.05；F091.3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9)09-0009-08
一、前言
1776年，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放任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后来，瓦尔拉斯、帕累托等人的一般均衡理论又证明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可以让每个经济行为主体都实现福利的最大化。①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约每隔20年左右就暴发一次经济危机，但历次危机的破坏性都不是很大，并且经过几年的调整，这些国家的经济就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所以，这一系列的危机事件并没有动摇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自由放任市场的根本理念。1929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股市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崩盘，一个月内，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的平均价格下跌超过50％，由此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从1930年开始，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美国，失业率都在20％以上。资本主义经济陷入20世纪、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灾难之中，大量产品过剩，大量企业倒闭或停产，大量银行关门，成千上万人失业，生产率和总产出倒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资本主义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严峻的形式下，建立在充分就业假设前提下的古典经济学一筹莫展。以均衡价格论、分配论和货币数量论为主题的古典经济学既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经济衰退和萧条，也无法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对策。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凯恩斯就致力于寻找英国经济长期慢性萧条的原因和解救之策。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小册子，并最终于1936年2月出版了其著名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该书的出版也正式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在《通论》中，凯恩斯提出了著名的三大心理定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收益递减和流动偏好理论。凯恩斯提出，在三大心理定律的作用下，即使是完全市场下的资本主义也会发生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并且，由于流动偏好的影响，在发生经济危机时，货币政策很难起到作用。据此，凯恩斯提出了需求管理政策，即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及投资所带来的乘数效应克服由于总需求不足所带来的经济危机。②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理论较好地解释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的基本情况，美国的罗斯福政府与英国政府均采用了扩大政府开支的做法使他们各自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通论》诞生在很大程度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本身也是不完全的，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因素阻碍了市场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通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自由市场的看法。此外，《通论》最最重的影响应该还是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二战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及宏观经济政策实践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稳定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失业率也较低。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石油危机的暴发，西方世界出现了滞胀——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这是传统的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③这时，以美国经济学家拉弗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猛烈的抨击，指出滞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政府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恶果，提出了以增加供给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并为里根政府所采用。这也是凯恩斯主义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挑战。在这一时期，西方世界还出现了货币学派、新制度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林林总总的各类经济理论。但当前占据主流经济理论地位的还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时，这两类理论也是经过长时间的论争相互成长的，本文下面作一简要回顾。
(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④实际上是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综合。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相信市场力量的有效性，认为如果让市场机制自发地发挥作用，就可以解决失业、衰退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著名的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即认为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将古典学派的最大化原则和弹性价格、弹性工资假设引入宏观经济学，试图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一个微观基础。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这一努力开启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一体化的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界线越来越不明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来否定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认为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时，有理性预期的个人会预期到政府将来为了还本付息必将提高税收，因此，政府借债只是一种延迟的征税。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个人为了应付将来的税收负担增加，会保持消费模式不变，把当前相当于减税额的那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而不是消费掉，这就会导致人们当前的消费减少，这和现在提高税收的效果是相同的。同时，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还根据“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命题质疑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认为在制定和实施政府政策时，由于政策和实际经济环境存在时滞，政策出台时，客观经济环境很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政府也往往把握不好政策的力度，存在超调或调控不足的问题。因此，根据原经济环境所做出的政策很可能已经不适应新环境的要求，政府试图干预经济、稳定经济的做法反而会造成经济的不稳定，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会使政府政策的可信度降低。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当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历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一半以上要么本身就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要么就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坚定支持者。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学术上的成功并不一定代表其理论与现实最为相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关键性假设——理性预期与客观事实是有出入的。一方面，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人们收集和整理信息也是有成本的，并且人们的分析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理性预期在现实中比较适用于那些高度同质化、规则化和集中化的市场，如金融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和期货市场等。在这些市场中参与者几乎都是专家，比较容易形成理性预期。但是，我们从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也看到，由各类专家学者组成的金融市场还是难以避免发生系统性的风险。总的来说，尽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理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其对现实的解释及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还是有限的。
(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ism)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主要是为应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的挑战而产生的，但新凯恩斯主义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复活”，而是凯恩斯主义的“再生”。新凯恩斯主义是不断从其反对派那里，特别是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那里吸取“营养”而获得“新生”的。市场的不完全性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关键假定，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价格和工资在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时，其变动往往是缓慢的，这就使得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出清不是一种常态。如果价格和工资并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完全弹性的，而是粘性的，经济政策在短期内就可以影响实际经济变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努力寻找价格和工资粘性的微观基础，从而把凯恩斯主义的失业和非均衡理论建立在一系列的微观分析基础之上。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 wage)、局内—局外人理论(inside-outsider theory)、隐性合同理论(implicit contract theory)、交错合同理论(staggered contract theory)等说明了工资既不是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完全弹性的，也不是像凯恩斯所说那样是刚性的，而是粘性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为说明商品市场价格的不完全性，引入了菜单成本理论(menu cost theory)、长期合同理论(long-run contract theory)、信息不完全(non-perfect information)、风险和不确定性理论(risk and uncertainty theory)等，从微观层面说明了商品市场的非出清可以是常态。他们还通过信贷配给理论(credit rationing)说明了金融市场的非出清状态。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粘性”理论说明，经济自发运行并不能保证各类市场的即时出清，市场在调节供求关系方面有时是失灵的。在一个价格和工资粘性的经济中，当经济遭受需求冲击或供给冲击时，等待价格和工资的调整由失衡走向均衡不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可能是一个高成本和痛苦的过程。因此，总的来说，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新凯恩斯主义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传统，即接受凯恩斯主义的“失业和非市场出清是经济常态”说法，认为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由失衡走向均衡的自动调节过程是缓慢的，政府为稳定经济进行的干预政策是有效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力图吸收货币主义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有用成果来修补凯恩斯主义的缺陷，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接受货币主义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在长期问题分析方面，承认理性预期假说，认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造成经济波动的冲击是随机的，因而经济波动是不规则的，不可预测的”说法。但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正是由于冲击的随机性和经济波动的不规则性，才需要政府采取相机抉择的干预政策，而不应使政府行动受制于固定的规则。⑤
(三)二战以来美、英等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
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一片废墟，美国本土远离战场，战争没有损害美国的国内生产能力。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投资及消费支出占GDP的45％以上。⑥二战结束后，美国国内的私人投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也迅速增加。⑦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巨额投资的增加及战后私人部门投资额的大幅增长使美国积累了庞大的生产能力。二战刚一结束，美国就实施了旨在帮助欧洲和日本复兴的“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对西欧和日本进行了巨额资金援助。西欧和日本利用美国提供的援助资金从美国购买了大量产品，所以美国在战争期间及战后所积累的庞大生产能力得到释放。从根本上说，这一政策的基本思想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是颇为相似的。只不过与20世纪30年代所不同的是，美国在战后的经济政策是通过政府对外提供援助资金，刺激外部需求来缓解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西方经济学界有一种看法，即认为凯恩斯经济学是一种萧条经济学，我们从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及二战后美国经济实践来看，二者均是政府积极介入经济，通过扩大需求来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30年代的大危机使西方国家放弃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应该说政府的介入对于经济的恢复和平稳发展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20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以及世界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美国开始出现持续的贸易逆差，并且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还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滞胀现象，这是当时所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正如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样，滞胀的出现也导致了供给经济学派的诞生和古典经济学的复兴。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都通过采取放松政府管制、减税等措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介入程度。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崇尚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重新深刻地影响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在这一时期，以芝加哥大学为主要阵地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学者们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证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无效的。例如，乔治·施蒂格勒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证明政府对某些行业的管制并没有改善市场的运行效率。相反，政府的管制和介入成了某些行业维护其垄断地位、排斥竞争的工具。米尔顿·弗里德曼则认为名义GDP的波动大多是政府试图稳定经济造成的，尤其是政府的“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造成了，如果经济是自由放任的，私有经济将是稳定的。相对于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而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是短暂的，这也是为什么“自由放任”深植于人们头脑中的根本原因。例如，曾经担任美联储主席达18年之久的艾伦·格林斯潘在其任职期间认为美国上个世纪90年代的股票价格的飙升是由于美国新型经济的出现，20世纪初美国住房形成的泡沫是局部性而非全国性的，信贷激增是美国金融创新天赋的副产品。对于前几年美国金融衍生品及交易量爆炸式的增长，美联储基本上也没有采取任何监管措施，反而认为基于创新的新金融工具的激增对提高市场效率是一个巨大的有利因素，是美国金融市场效率的重要表现。美联储的这一态度及政策实践对2007年上半年开始出现的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⑧
三、金融危机与政府的全面干预政策
对于这场金融危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评价是“百年一遇”，此次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华尔街的运行模式，作为华尔街重要标志的五大投资银行要么破产倒闭，要么转制成为商业银行，彻底从华尔街消失。金融巨头花旗银行濒临破产，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也面临倒闭，拥有高达12万亿美元住房抵押贷款债务的房贷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也陷入了破产的边缘，有“美国梦”象征之称的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都面临流动性枯竭、破产清算的困境。美国2008年底的失业率创二战以来的历史新高、居民消费增长率则创二战以来的新低。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的诞生，这也说明美国人民对于变革的渴望。欧洲的情况甚至更糟，德国、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2008年底的宏观经济数据都出现恶化，失业率大幅攀升、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增速下滑、居民消费信心严重不足。冰岛整个国家甚至从理论上说已经“破产”，2008年底冰岛的外债余额高达1383亿美元，而其2007年的GDP只有193.7亿美元，已经到了严重“资不抵债”的地步。对于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地处远东地区的日本、韩国，甚至是中国也受到了重大影响，这也说明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空前高涨，没有人能够避免危机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此次由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仍然属于传统意义或者说是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本质上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首先从实体经济部门开始，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银行等金融部门也受到影响，并引发了大量银行的倒闭。银行的倒闭造成严重的流动性短缺和通货紧缩，并进一步影响实体经济部门的复苏。此次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截然相反，危机先从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部门开始，进而波及到实体经济部门，造成实体经济部门的流动性短缺，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进而由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其实，如果对金融危机做更深一步的考察，我们会发现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还是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与黄金解除了最后一丝脆弱的联系，美元的发行不再有任何硬性约束。美国国内有过度消费的习惯，信贷文化盛行，储蓄率极低，长期的经常性项目贸易逆差和政府财政赤字使美国发行越来越多的美元，由于美元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⑨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各顺差国又将手中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以及其它各种债券，将美元又借给美国，同时又在本国国内发行与顺差美元等额的本币，这就造成了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各种资产类证券，包括不动产价格暴涨，金融泡沫急剧膨胀，华尔街空前繁荣。⑩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的经常性项目贸易额迅速增长；同时，各国的资本项目往来，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性项目往来更加频繁，数额急剧增加，远远超出了经常性项目所需资金额，基本上成为纯粹投机性活动。(11)为寻找利润和规避风险，市场上充斥的大量流动性美元又被华尔街包装成各类金融衍生品进行出售，这就形成了全球性的系统性风险，为金融危机的暴发埋下了种子。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此次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主要是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事实上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虚拟经济的全球化，而每天往来于世界各地为获取利润的巨额资金就是其表现。认识到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世界各国所采取的干预措施有着重要意义。(12)
金融危机与传统的生产性过剩的经济危机极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有着极强的传染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危机可以在各国之间迅速传播，造成类似于今天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局面。新古典宏观经济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主张是建立在完全市场和完全信息基础上的，但是近几十年以来，经济学家们也认识到，市场中总是存在一些因素阻碍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比如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外部性问题。弗里德曼就曾批评美联储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中放任银行倒闭，致使市场流动性短缺，使工业企业的困境雪上加霜，使一场本来可能是一场轻微的经济衰退演变成一场大的经济危机。所以，在面临次债危机，美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甚至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阻碍，国有化部分金融机构，力保金融市场的稳定。为缓解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短缺问题，美联储数次大幅度降低联邦基准利率，当前已降至0-0.25％的历史最低点。此外，美国国会还修改了联邦政府的发行国债的上限额度，由10.6万亿美元提高到11.3万亿美元，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向三大汽车公司提供资金援助，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从美国政府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决策当局已经完全放弃了自由放任主义，全面转向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措施，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方面刺激经济。(13)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为苏东国家的转型开出了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的药方，使苏东国家在一夜之间实现转型。面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东南亚国家实现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为先决条件再进行援助，这些政策措施背后的经济学基础即是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华盛顿共识”。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苏东国家的转型还是东南亚国家面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效果都是不理想的。所以，我们看到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国家果断地放弃了“不干预”政策，迅速地介入经济。在美国采取各种组合措施拯救金融市场的同时，欧洲国家也采取了各种措施稳定金融市场，2009年1月初，欧洲中央银行降息50个基点，达到2％，创下历史新低。2008年10月德国国会通过了政府提出的近5000亿欧元的救市方案，2009年1月8日英格兰将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降至1.5％，这是该行自1694年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一直萎靡不振，利率水平事实上一直接近零利率水平，但是在金融危机面前，日本央行2008年10月底将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由0.5％下调至0.3％，这也是2001年3月份以来日本央行首次下调利率，两个月后，日本央行又将这一数字下调至0.1％。正如我们前文所说，经济全球化在当代的表现主要是虚拟经济的全球化，虚拟经济的全球化将全球金融市场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也需要全球性的合作，二十国集团(G20)分别于2008年11月和2009年4月在华盛顿和伦敦召开了会议，商讨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事宜。从各国政府这一系列的举动来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凯恩斯主义重新回到了各国政府的政策层面。我们也可以预见，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介入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并不会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马上结束，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今天，系统性的风险骤然加大，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政府的干预，特别是一些预防性的干预措施。
四、基本启示
(一)经济结构对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影响
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在危机或萧条时期，由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货币政策是不起作用的。并且由于消费者的信心不足，降低利息率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也没有多少刺激作用。所以在经济危机时期，只有采取扩大政府开支的财政政策，通过投资的乘数效应来带动经济的复苏。从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所出台的应对的金融危机的各项政策措施来看，效果并不是很显著，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民经济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例如，美国历年来居民个人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一直达到70％左右，私人投资总额占GDP的比例约为16％左右，是一个典型的消费拉动型经济。因此，消费者的信心对美国经济影响巨大，美联储的降息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甚微，这无形中也增加了政府调控经济的难度。近些年来，中国的居民个人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不到40％，而固定资产形成(投资)占GDP的比例近些年来一直在40％以上，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有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特征。这就为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刺激经济增长。为缓解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央政府宣布了总额为四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宣布一系列投资计划。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国政府能够比西方国家的政府采取更加有效的经济刺激手段，拉动经济增长。
(二)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1997年7月暴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了一定影响，为消除外部的不利影响，中国及时启动了扩大内需的政策，进行了住房改革和教育改革，为经济增长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撑点。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远远大于上次亚洲金融风暴，中国的外部需求受到巨大冲击。近几年，中国对外商品和劳务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例一直在60％以上，净出口(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约为7％左右，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普遍高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也使中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增长必须转到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上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也日益趋向成熟，居民的居住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今后，房地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会下降。中国的居民消费一直以来占GDP的比重不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居民的社会保障以及卫生医疗条件的落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上个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的社会保障也极为缺乏，1935年处于经济危机之中的美国通过了《社会保险法案》，该法案规定所有美国工资劳动者退休后均可获得数额不等的退休金。经济危机受影响最大的是穷人和低收入者，只有通过社会保障使人们建立起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才能解决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当前，我们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这也是任何一个转型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当前，我国的消费模式正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过渡，(14)这意味着人们的消费需求弹性越来越大，发生生产性过剩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原因，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要小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已达0.47，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水平。建立覆盖面较广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民的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状况，提高居民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比重，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合理比例
按照运行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将整个经济系统分成实体经济部门和虚拟经济部门，二者的关键区别是定价方式的不同。实体经济部门在生产成本及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形成其价格，因此，其价格和价值相对稳定。虚拟经济则是一种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的、由心理和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其运行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15)由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好像是源于华尔街的贪婪和政府监管的疏忽，实质上则是美国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近些年来，美国出现了麦金农所说的“去工业化趋势”，即大量产业外移。即使是美国国内的工业，其利润来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利润有一大半均来自于其金融服务部门，而不是其主营业务——汽车制造。(16)这一趋势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经济的运行模式，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部门涌入虚拟经济部门。早在上个世纪末期，美国的家庭财富中金融资产所占比例已超过80％，其它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数字大都也都在60％以上。本世纪初期，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裂，美联储通过大幅度降息等一系列措施，刺激了美国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美国的自有住房拥有率达到创纪录的69％，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使美国居民的收入不断增加，财富效应又刺激美国居民增加借贷，加入超前消费的狂欢。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人们预期房地产、各类证券及金融衍生品价格不断上涨的基础上，一旦实体经济部门或人们的预期发生了逆转，人们的财富就会在短时间内大大缩水，整个经济就会陷入危机，这就是虚拟经济部门过度膨胀所带来的可能后果。
从根本上说，虚拟经济在其诞生之初是为实体经济部门服务的，只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及信用制度的不断创新，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部门而独立运行。通过中国和美国两国的简单对比，我们会发现美国呈现出实体经济部门在不断萎缩，而虚拟经济部门在快速膨胀的特征。而中国的实体经济部门在不断壮大，虚拟经济部门也在不断发展，一个典型的事实是2007年中国钢铁产量约为4.9亿吨，占全球产量的36.4％，比产量排名2-8位的其他七个国家的总和还多。鉴于虚拟经济部门内在的不稳定性，我们今后一定要保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合理规模，使虚拟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之上。
(四)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不断重新界定市场和政府关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理论和政策议题，这次金融危机为我们反思和校正这一关系提供了新的宝贵经验素材。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10月接受美国国会质询时，承认自己所犯的重大失误至少有三条：(1)承认自己据以决策的意识形态有根本性的错误，过去以为越少监管，市场运行就能越有效的信念令他惶惑不安；(2)承认自己对信贷机构通过自利追逐就能维护股东长期权益的信念发生了根本动摇；(3)承认风行了已有几十年的风险管控模式，乃至整个“智性大厦”(intellectual edifice)在这次金融海啸中崩溃了。从格林斯潘的证词中我们可以看出，长期以来，信奉自由放任是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在于再次提醒我们完全市场假说与现实一致性取决于包括必要监管在内的适应制度安排，对金融市场交易放弃或放松必要监管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并带来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尽管从现实来看，市场本身确实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政府干预也不是没有成本的，同样也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这也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政策层面反对政府干预、反对新凯恩斯主义的根本原因。例如，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有一个共识就是美联储没有尽到应有的监管责任。另外，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提及的事实是，美国政府对于直接引发金融危机的次级贷款也负有不可推卸责任。提高美国居民的自有住房率一直是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施政目标之一。1995年，美国住房与城市建设部(HUD)首次降低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合规贷款规定，使得两房开始接受低收入人群的贷款。1996年HUD要求两房必须把它们贷款总额的42％提供给收入低于中间水平的人群，并在2000年和2005年将这一额度增长到50％和52％。同时HUD规定，两房必须把贷款的12％提供给收入低于中间水平60％的超低收入人群，并在2008年将这一下限提高到28％。对于两房而言，实现这些目标的唯一办法就是降低贷款标准，购买Alt-A贷款和次级贷款。这极大地推动了房贷市场次级贷款的发展。次级贷款的绝对数额从1994年到2003年，每年增长25％，9年内增长了近乎10倍。HUD的做法为次贷危机的暴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里我们也看到政府干预的局限性，政府真的有可能好心办坏事。
西方曾有学者提出根据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各自的边际成本来合理规定市场与政府的界限，但是实际上这二者几乎在现实中都是很难测度的。也许对于市场与政府边界的把握本身就是一门艺术，需要决策当局巧妙地进行把握。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为提高市场效率，应该加强政府监管，回归到凯恩斯主义的道路上来。从中国近些年来的政策实践来看，政府对经济的介入似乎仍有过多之嫌，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太多的行政管制，应该适当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介入，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注释：
①至今，这一理论也是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基本理念。
②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魏埙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60页。
③20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菲利浦斯提出了一个反映英国经济规律的曲线——菲利浦斯曲线，即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不可能同时存在。
④这里所说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同于以马歇尔、庇古为体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后者在英文文献中称为“neo-classical economics”。
⑤Clarida Richard,Jordi Galí and Mark Gertler:The Science of Monetary Policy:A New Keynesian Perspectiv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ⅩⅩⅩⅦ.pp.1661-1707.December 1999.
⑥例如，美国政府投资及消费支出占其当年GDP的比例在1943年和1944年分别达到47.7％和47.9％，远远超出了二战前15％左右的比例。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统计资料。
⑦1947年和1948年，美国国内私人投资总额占其当年GDP的比例分别为14.3％和17.9％，这一数字在1944年和1945年分别为3.5％和4.9％。资料来源同上。
⑧卢锋、刘鎏：《格林斯潘做错了什么？——美联储货币政策与次贷危机关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working paper).No.C2008008.2008年12月。
⑨美元当前占世界各国的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约为65％。
⑩2006年，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利润占美国所有公司利润总额的40％。
(11)例如，1977年世界外汇交易额只是商品与劳务交易额的3.5倍，而到1998年这一比例达到70倍，当前这一比例高达数百倍，外汇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其服务于实物贸易的宗旨，成为一种近乎纯粹的投机活动。
(12)Ricardo J.Caballero,Arvind Krishnamurthy:Global Imbalances and Financial Fragility.NBER Working Paper.No.14688.January 2009.
(13)Michael D.Bordo: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Crisis of 2007-2008,NBER Working Paper.No.14569,December 2008.
(14)信贷消费是主要标志。
(15)刘骏民：《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及其命题》，《南开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6)2007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80％的利润来源于其金融服务公司，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为一家汽车金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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