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转与涅槃——从《狂人日记》与《凤凰涅槃》看鲁迅和郭沫若的救世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鲁迅论文,凤凰论文,狂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与郭沫若是中国新文学的旗手，他们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他们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开创者的地位，但他们并非为创作而创作，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思考，传达了他们对于旧中国变革的信念，在更深层次上探讨了拯救祖国和民族的方法，特别是在《狂人日记》和《凤凰涅槃》中，更明显地表现了他们强烈的拯救意识，两部作品也正是按照拯救谁——谁拯救——如何拯救的思路行文布局的。本文拟通过对这两部代表作品进行比较，以期探讨鲁迅与郭沫若救世思想的联系与不同。
一、谁是被拯救者
拯救谁，这是救世者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狂人日记》和《凤凰涅槃》在作品的开始都鲜明而集中地描写了急需拯救的社会景象和人文背景。
在《狂人日记》中，我们看到的社会景象是：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这样的社会景象的本质是什么呢？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在这样的社会景象中，人们是吃人者，又是被吃者。吃人者是残忍而盲目的，被吃者是悲惨而麻木的。如果简单地把人分为吃人者和被吃者，那么被吃者肯定是拯救的对象，而吃人者应该是被打倒的，但在中国吃人者却又是被吃者，吃与被吃集于一身。“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在《狂人日记》中，从幼小的孩子到各种成人，从一般的佃户到赵贵翁，他们无时不处在吃人与被吃的状态。如果要改变吃人的社会和民族生存状况，最重要的是要每一个人不要吃人，也自觉起来反对吃人，这也就意味着要想拯救我们这个社会，首先要拯救个人。
在《凤凰涅槃》中，诗人以愤激的情怀借凤凰的存在处境向人们揭示了需要拯救的生存状态：
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在这样的存在境遇中，人们却是这样的生活：
我们这飘渺的浮生，/好像这黑夜里的酣梦，/前也是睡眠，/后也是睡眠，/来得如飘风，去得如轻烟……痴！痴！痴！/只剩些悲哀，烦恼，寂寥，衰败，/环绕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贯串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
面对酣睡不醒，麻木不仁，简直像一群白痴的民众，诗人充满了悲愤，甚至含有强烈的诅咒。这也预示着他们需要拯救，他们是被拯救的对象。
在拯救对象的指向上，鲁迅与郭沫若都有救国、救民之心，他们都从整体观照出发，看到了急需拯救的民族生存境遇和民众存在状况。但在拯救对象的具体指涉上，前者明确指向了个体，而后者则指向了整体。把个体作为拯救对象显现出作者思考的细致与深刻，表现出同传统思维方式的背离，也是作者渴望从根本上拯救民族的独特探讨；把整体作为拯救对象，显露出诗人渴望快速变革的急切心情，同时存在着同“改天换地”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渊源关系。
二、谁是拯救者
谁拯救？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它是狂人和凤凰。但狂人和凤凰又是象征性的人物形象。我们只有弄清楚它们的象征意蕴，我们才能判断他是谁。从作品来看，它们具有下列隐喻特征：
1.它们都是怀疑者和反叛者。狂人和凤凰都对当时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怀疑，并在怀疑的基础上表现出大胆的反叛意识。狂人敢于对“从来如此”的道德、思想、习惯等封建社会传统的观念发出“从来如此，便对吗”的质问，他能够在满本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字缝里发现封建阶级吃人的本质，这一切都来自狂人的怀疑意识：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狂人的怀疑不同于一般人的怀疑，他的怀疑是彻底的，他站在人的角度上对一切非人的东西都进行了怀疑。从传统的从来如此的定势思维、几千年来人们一贯遵守的崇高的价值标准到最为亲密的人伦关系、各种名义上的关心热爱，它们都在狂人的人的法庭上受到质疑和审问，不仅如此，狂人对自我也进行了怀疑，他也把自己放在了人的法庭上进行审问。狂人的这种彻底的怀疑带来了他彻底的反叛。
凤凰的怀疑是从对整个的封建统治秩序的怀疑开始，面对茫茫的宇宙，凤凰愤怒地质问：
你为什么存在？/你自从哪里来？/你坐在哪里？/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那拥抱着你的空间/他从哪里来？/你的当中为什么又有生命存在？/你到底还是个有生命的交流？/你到底还是个无生命的机械？
凤凰的怀疑是大胆而直率的，显示出凤凰狂热的激情，只是凤凰的怀疑缺乏狂人的细腻与深刻，同时也缺乏对自我的怀疑认识，这样使得凤凰的反叛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凤凰的反叛只是简单地对整个世界的全盘否定：
身外的一切！/身内的一切！/一切的一切！/请了！请了！
由于凤凰的怀疑缺乏对旧有文化的深刻反思，缺乏对自身弱点的深刻认识，只是从整体上产生一种模糊的感觉，因而，凤凰的反叛就缺乏一定的目的性和有效性，它可能会对一定时代的统治阶级给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一个民族的病根，一旦反叛成功，就会有一个同样性质的阶级取而代之，因而，这样的反叛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也同样隐含着一定的危害性。与狂人的反叛相比，凤凰的反叛带有强烈的愤恨情绪，这种情绪对于反叛者来说是有害的。鲁迅在1919年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撰文指出：“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1]（P360）
2.它们都有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敏感意识。 狂人与凤凰深刻地认识到现实的反动性、反人性及衰亡的本质，这一深刻的认识来自他们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社会与人生的敏感意识。他们都能够透过社会的表面现象发现社会的本质，通过对社会的个别分析概括出社会的基本规律。狂人从字缝里看出字来，从表面的仁义道德、从“从来如此”发现了中国吃人的普遍性和反常的合理性，从最亲密的人伦关系中看出隐藏着的吃人与被吃的关系，从天下太平的景象里看到了走向衰亡的命运。凤凰看到了社会和人生的悲哀、烦恼、寂寥、衰败，认识到整个社会和人生不过就是屠场、囚牢、坟墓和地狱，这种深刻的洞察主要是来自于凤凰对外部世界的敏感认识。凤凰首先敏感意识到生存环境的枯竭：梧桐枯槁、醴泉消歇、前无进路后无退路，笼罩世界的是寒风凛冽的冰天。其次，凤凰对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的敏感。他们对无抗争、无追求、无生气的人生感觉就像是死尸般的生活，是一种酣梦般的生活，对于这样的人生的敏感让凤凰产生了强烈的憎恶情绪。狂人同凤凰相比，他们的敏感意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果说狂人的敏感是思想上的敏感的话，那么，凤凰的敏感则是情绪性的敏感，狂人的敏感是对整个中华文化的深刻反思，而凤凰的敏感则是对现实中国的自我感受，不同的敏感使狂人与凤凰在社会洞察力上有着程度上的区别。
3.它们都表现出鲜明独立的个性和顽强的生命意志。狂人与凤凰在自己生命的追求过程中，都显示出自己独立的个性和顽强的生命意志。狂人敢于面对吃人的社会，以个人的力量去反抗整个社会的吃人现象。他不怕威压，不怕多数的力量，敢于向一切吃人的人和行为宣战，他甚至向他的大哥进行责难。狂人的个性首先表现为他的独立性，他是他自己的，他通过自我的思考去对世界和人生进行判断，他说他自己想说的，做他自己想做的。狂人的个性独立意识使自己始终处于社会的对立面，形成了孤独的人生境遇，但狂人对孤独并不在意，反而对自己在孤独状态下所表现的勇气和胆魄充满自信，感到自豪，对吃人者的卑怯和虚弱充满了蔑视，并给予无情的揭露和嘲弄。凤凰在同群鸟的对照中显示了自己独立的个性，他们直面衰败的社会，勇于向社会发出质问和挑战，敢于自我牺牲，鄙视一切的私心俗利，以完善自我的精神人格为奋斗的目标，把灵魂的升华和内在的充实看成是人生的第一义。他们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显示了顽强的生命意志，他们自衔香木、自燃香木、自煽火星、焚毁自我，抛弃一切的旧我，追求新的自我。凤凰同狂人相比，凤凰的个性独立随着他们的新生反而消失了，他们把自己完全消融到了世间万事万物中：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火便是凰。凤便是火。
从表面上看，凤凰同一切的事物融为一体，一切的事物中都有凤凰的精神，凤凰的精神更充盈了，丰富了。从实质上看，凤凰的精神与作用既然被其他事物所替代，那么，凤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被剥夺了，凤凰的独立个性也就消解了。显然，郭沫若在塑造凤凰形象时前后出现了悖论，这种悖论同郭沫若个人的思想追求是有关系的。而狂人则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始终与庸众形成对立的局面。狂人的行为正是鲁迅个性主义思想的体现，鲁迅主张：“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1]（P51）
4.它们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觉的拯救意识。狂人与凤凰对于社会的怀疑和深刻的洞察，让他们看到了整个社会的阴暗面，他们透过外在现象预见到内在的本质，他们对于祖国、民族、大众的命运忧心忡忡。狂人在仁义道德的下面看到了中国是一个食人社会，当人们还在吃人并不知悔改的时候，狂人已经预见到吃人者和吃人的社会的末日。凤凰在对社会的深刻观察之后，深深地预感到了生存的危机：西方是一座屠场，东方是一座囚牢，南方是一座坟墓，北方是一座地狱，“我们这缥缈的浮生，到底要向哪儿安宿？”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了他们自觉的拯救意识的产生，狂人意识到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勇敢地向世人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凤凰意识到整个世界是一座地狱，决心把“身外的一切！身内的一切/一切的一切！请了！请了！”
5.他们都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狂人希望将来的社会不再吃人，不会再有吃人的人存在，那时的社会是一个纯真、善良、美好、相互尊重、相互关爱、一个孩子般的世界；凤凰憧憬的世界充满了浪漫：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热诚、挚爱、欢乐、和谐、自由。狂人与凤凰所表现的上述特征已经超出了形象本身，它们实际上是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和形象化的展示。
由此说明，早期的鲁迅和郭沫若在社会拯救对象的认识上有相同的看法，即知识分子是整个社会的拯救者，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拯救社会。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知识分子在革命的初期，具有重要的发动、组织和领导作用，他们对于革命性质的认识，对革命纲领的制定，对革命前途的预见，对最终的革命的分析评价，都是其他阶层的人所难以完成的。这是知识分子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鲁迅与郭沫若有这样的看法，既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也符合知识分子在人类发展中的历史使命。后来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都充分地证实了鲁迅与郭沫若的预见。
三、如何拯救
从作品看，狂人与凤凰对于拯救提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狂人提出通过劝转的方式让吃人的人不再吃人，同时使自己也不被别人吃，从而实现吃人社会向真正的人的社会的转化。狂人面对赵贵翁之流的迫害、陈老五们污蔑、庸众们的围攻和家人的钳制，并没有采取以牙还牙的方式，或者是疯狂的报复手段，而是真心地劝说人们放弃吃人的行为，改掉吃人的习惯。面对人们的不理解，狂人不厌其烦地说：“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狂人深知中国社会吃人的根源在于家族制度，只有改变家族制度中的吃人本性，铲除封建的伦理道德，中国社会的吃人面貌才能彻底改变。而在家族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父辈，是长兄，他们掌握着吃人的权力。所以狂人在反对人吃人时，首先就拿自己的大哥开刀，他说：“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狂人的劝转实际上是一种改变社会的渐进方式，是一种通过启蒙、教育、引导等方式促使社会变革的思想和精神自觉行动。狂人的这种思想明显地受到了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思想的启发，但狂人果断地抛弃了空洞的爱的说教，抛弃了对既有的肯定，表现出强烈的批判和否定意识。狂人的劝转有明确的指向和目标，引导人们去过真正的人的生活，而托尔斯泰则把人们引向对宗教的盲目的崇拜，陶醉在虚幻的爱的幻想中。凤凰采取涅槃的方式来变革社会。涅槃是佛语译音，意即圆寂，特指佛教徒长期修炼达到功德圆满的境界。在《凤凰涅槃》中，涅槃是指凤凰的死而更生，诗人的用意显然是指只有毁灭旧的世界才能诞生一个新的世界，只有通过毁灭才能有创造。这种毁灭意识在郭沫若《女神》诗集中得到鲜明的表现，像《天狗》中的天狗，它的吞吃一切的行为就是一种毁灭意识；在《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中，诗人高喊“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对破坏充满了向往之情。凤凰的涅槃思想是一种狂飙突进思想，它在中国新旧交替的变革中能形成摧枯拉朽之势，对旧世界有着强大的冲击力量，给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以强大的精神支持，使人们更快地树立起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涅槃思想实际上也是一种革命思想，这种思想主要来自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农民起义主要是采用暴力的方式，以残杀为过程，以换代为目的；俄国的十月革命，主要也是暴力斗争，俄国革命的成功，让世界上许多受压迫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和方向，也让受专制统治的民族和国家找到了自己解放的出路——通过暴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十月革命的暴力斗争让身在日本的郭沫若十分兴奋，他对这种革命进行了大力的讴歌和赞美。
但用涅槃的方式来改造旧世界明显地带有历史幼稚病和革命的狂热主义。在诗人郭沫若看来，只要把旧世界毁灭，新的世界就必然诞生了，只要革命一来，反革命必然被消灭。这种对革命的理解和革命的心态是畸形的，是革命初期激进主义思想的表现，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有些所谓的革命者“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2]（P297）。凤凰的涅槃正是这种革命心态的表现。
四、拯救的背后
狂人的劝转与凤凰的涅槃代表了鲁迅与郭沫若在变革社会方式上的不同选择，这种选择是他们在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理解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劝转更多的集中在对人的精神的转化上，集中在文化观念的变革上，这同鲁迅早期的思想是一致的。鲁迅弃医从文时，就立志去改变人们的精神，他认为：“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1]（P54）同时，劝转也是鲁迅中间物思想的一种体现。鲁迅认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1]（P285—286）。中间物的思想让鲁迅看到了历史与现在、过去与未来不可能截然的断裂，每一个事物的本身都包含了历史与理想、过去与未来的双重因子，每一个事物都是处于历史与将来的进化的过程中。因而促进历史的变革不可能是替变式的，而只能是渐进式的，它不是一种外在形式上的简单替换，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转化，这种精神转化也不是一次性的，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的进化过程。只有内在精神的转化，社会和人生才会有更深刻的变革，才会向新的社会和人生跨进一大步，否则，仅仅做外在形式上的更换，虽然名称不同，而实质上是没有多少区别的。其后，鲁迅对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了更加鲜明的阐述。鲁迅通过中国历史的变更事实告诉人们：“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是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3]（P31）即使是国民性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改革者的细心、耐心和毅力。
鲁迅早期改革社会的劝转方式使鲁迅对激进式的革命是非常不满的，他说：“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2]（P221）他对真正的革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2]（P233—235）鲁迅的这些观点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得到了最切实的应证。
郭沫若在诗歌中提倡的涅槃式的社会改造方式，实际上是郭沫若自我理解上的俄国式的暴力革命斗争。郭沫若之所以崇尚毁灭式的革命斗争，其原因首先是他崇尚无产阶级革命，崇尚十月革命的社会变革方式。他在《女神》的《序诗》里明目张胆地声称自己是个“无产阶级者”，“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在另一首诗里，他狂呼：“全宇宙都已赤化了哟！热烈的一个炸弹哟！”这种激进的政治态度显示了郭沫若对狂热的革命方式的偏爱，这种偏爱带有理解上的简单化。其次，郭沫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使他对事物的判定必然走向否定一切或者肯定一切，不是革命的，必然就是反革命的，新世界的建立必然是旧世界的彻底毁灭。他的这种思维一直持续到他后来的生活中。他在1923年5 月所写的《我们的新文学运动》一文中以诗的语言宣称：“光明之前有混沌，创造之前有破坏。凤凰要再生，要先把尸骸火葬。我们的事业，在目下混沌之中，要先从破坏做起。我们的精神为反抗的烈火燃得透明。”[4]（P5）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他断然地把文学概括为：一个是革命的文学，一个是反革命的文学。再次，郭沫若诗人的气质和浪漫情怀也使他同涅槃这种激进式的行为产生共鸣。
在对社会改造方式的不同选择上，还源于鲁迅与郭沫若不同的主体经历。鲁迅是在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在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多次变革失败后所做出的自主的自觉选择，是对历史和现实反思的成果。它是历史性与个人性、主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郭沫若写作《凤凰涅槃》时比较年轻，人生阅历不够丰富，缺乏对中西文化的深刻分析和思考，他在选择时更多的是对当时政治斗争的迎合，自主、自觉的主体意识淡弱。
对社会改造方式的选择也影响到个人的人生选择。《狂人日记》与《凤凰涅槃》既是鲁迅与郭沫若早期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又是他们人生自我的形象化写照，同时也寓含了他们后来的生活道路和人生方向。鲁迅选择了劝转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一生都在做劝转的工作。他对几千年来沿袭的封建宗法社会，从政治、哲学、思想、文化、道德、伦理、宗教乃至习俗方面，进行了彻底地清除，对封建等级制度及其伦理道德观念在人民群众中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不断地进行消解，为中国新文化建设做出了整体性和长远性的文化构想，为中国人从非人状态向真正的人的状态的转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鲁迅的选择为自己的人生赋予了悲壮与崇高的意义。郭沫若选择了涅槃，也就选择了革命，选择了政治，对统治者需要的迎合，使他常在革命和政治的漩涡中游泳，时沉时浮，但他乐此不疲。他的一生有悲剧的崇高，也有喜剧的滑稽，他是一个悲剧和喜剧的混合体。
劝转与涅槃正是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变革中两种最主要的形式，它们时而此消彼长，时而形成矛盾，时而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革。人们提出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两条主线：启蒙与救亡，正对应于鲁迅的劝转与郭沫若的涅槃。两位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实际上又成了中国社会和文化变革思想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