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和亚洲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容性论文,亚洲论文,必要性论文,不平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快速的经济增长率使发展中亚洲的贫困发生率急剧下降，显示了这一地区的发展在过去十年所取得的成功。随着许多亚洲国家进入其发展历程的下一阶段，亚洲发展中存在的两面性成为引起其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原因所在。作为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发展机遇、技术变革、规模经济和竞争的响应，一个“耀眼的”亚洲正在崛起，亚洲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受益于这非凡的繁荣。与此截然相反的是，亚洲人口中的大部分却在陷入一个“令人寒战的”亚洲，即他们被支付低水平工资，只能享受低级或根本享受不到社会服务，也几乎没有机会进行流动以获得处境的改善。亚洲发展中的这种两面性既可以说是希望的灯塔，也可以说是绝望的信号。将上述两个方面有机结合并构建一个闪亮的亚洲，是亚洲近期和中期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是本文内容的重点所在。
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和不可接受的高水平的、非收入不平等现象的持续存在，对目前亚洲的可持续进步带来了显而易见的风险。致力于快速创造机会并使它们对于所有人(包括那些处于劣势地位和边缘地带的人群)都可以享有的包容性增长，是缓解其所带来的不平等的后果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关注于理解并讨论解释造成不平等后果因素的包容性增长，是以过程为导向的而且主要与事前政策的制定有关。对包容性增长战略的事后衡量在于评价这一战略所带来的包容的范围和程度。最后，包容性增长需要解决在创造机会中存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限制，同时保证人人都能享有均等地获得机会的权利。
二、亚洲收入与非收入的不平等
(一)不平等程度在提高
图1显示了对用于评价相对不平等程度的通用指标基尼系数的估算结果。有七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4左右或高于0.4，而其他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3到0.4之间。图2对当前不平等水平的估算说明亚洲的不平等程度在过去十年中是增长的。可以看到，在大部分经济体中都出现了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孟加拉国、柬埔寨、中国、尼泊尔和斯里兰卡不平等程度的上升是值得关注的。
注：朝鲜(仅为城镇工薪家庭)和中国台北采用的是前家庭收入分配指标。其他国家采用的是人均支出分配的指标。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2007。
图1：亚洲开发银行发展中国家成员基尼系数(支出和收入的分配)
注：计算各国变化情况所采用的数据年限如下：亚美尼亚(1998-2003)；阿塞拜疆(1995-2001)；孟加拉国(1991-2005)；柬埔寨(1993-2004)；中国(1993-2004)；印度(1993-2004)；印度尼西亚(1993-2002)；哈萨克斯坦(1996-2003)；朝鲜(1993-2004)；老挝(1992-2002)；马来西亚(1993-2004)；蒙古(1995-2002)；尼泊尔(1995-2003)；巴基斯坦(1992-2004)；菲律宾(1994-2003)；斯里兰卡(1995-2002)；中国台北(1993-2003)；塔吉克斯坦(1999-2002)；泰国(1992-2003)；土库曼斯坦(1998-2003)；越南(1993-2004)。朝鲜和中国台北采用的是收入分配指标。其他国家采用的是支出分配指标。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2007。
图2：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支出/收入分配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百分点)
转换到对不平等程度绝对指标的考察，可以看到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情况。图3显示了处于支出结构中最顶层20％人口和最底层20％人口人均支出的变化情况。柱形代表变化的程度，括号中的数据是变化的百分比。数据显示，在所有经济体中，处于支出结构顶部20％最富裕人口支出增长的幅度最大。在那些处于支出结构底部20％人口人均消费增长率高于处于顶部20％人口的经济体中情况也是这样(例如，印度尼西亚)。
注：计算各国变化情况所采用的数据年限如下：孟加拉国(1991-2005)；柬埔寨(1993-2004)；中国(1993-2004)；印度(1993-2004)；印度尼西亚(1993-2002)；老挝(1992-2002)；马来西亚(1993-2004)；尼泊尔(1995-2003)；巴基斯坦(1992-2004)；菲律宾(1994-2003)；斯里兰卡(1995-2002)；泰国(1992-2003)；越南(1993-2004)。括号中的数字为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2007。
图3：处于支出结构顶部20％人口和底部20％人口人均支出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以1993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
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在亚洲的大部分国家中，不平等程度已经提高了。然而，这并不只是富人变得更富有而穷人变得更贫穷的问题，而是富人变得更富有的速度比穷人更快。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当经济学家们从政治和社会角度研究相对不平等程度时，绝对不平等程度会得到更大的关注。
在收入和支出方面存在的不平等只代表了不平等程度的一个维度。即使在那些收入不平等程度不高的国家中，在健康、教育和经济资产(例如土地)方面存在的不平等程度也可能处于较高水平。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并不高，但体重严重不达标儿童在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中的分布却非常不均衡。在印度，在最富裕的20％家庭中只有5％的儿童体重严重不达标。而在最贫困的20％家庭中，这一比例高达28％。受教育情况也是如此，在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人们受教育程度的分布非常不均衡。
较低水平的收入不平等可能会与较高水平的资产所有权和获得基础服务机会的不平等并存。在发展中的亚洲最重要经济资产之一的土地的分配是高度集中的。这在收入和支出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南亚更是如此。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如清洁水、健康设施、卫生、电力和学校方面情况类似。巴纳吉、艾义耳和索马纳斯安(Banerjee，Iyer and Somanathan，2007)指出，在亚洲国家中的一些落后的次国家地区中，有很大比例的人口只能享有很少的或根本享受不到公共服务。而在像印度和尼泊尔这样的南亚国家中情况更是如此。
上述对发展中的亚洲的不平等程度的介绍强调了三个问题：第一，收入和支出的不平等程度在许多亚洲国家正在加剧；第二，低水平的收入和支出不平等可以与幸福感中的重要维度的高水平的不平等程度并存，这种不平等能够限制人们提高参与生产性经济活动的能力；第三，资产的集中意味着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们很难获得潜在的经济机会。
(二)不平等程度提高的驱动力
造成不平等程度提高的关键因素是增长的不均衡。不均衡增长的三个维度对于解释亚洲地区许多地方不平等程度的提高是非常恰当的：第一，经济增长在次国家的不同地方是不均衡的；第二，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的经济增长存在不均衡；第三，经济增长在家庭户之间存在不均衡，处于收入分配结构顶部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处于收入分配结构中部和底部家庭收入增长的速度。特别是那些受到最佳教育家庭收入的增长幅度是最大的。
人们可能会提出在这些不均衡增长的背后存在什么政策因素这样的问题。可以说政策因素是复杂的，然而我们可以指出一些宽泛的因素。第一，政策制定者相对忽视对农业部门的发展。当经济发展需要将重心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时，就会出现对农业部门的公共投资不足，而且从更普遍意义上说，亚洲的农村经济也确实存在问题，而农业生产率决定了亚洲众多人口的生活水平。甚至到目前为止，许多亚洲国家特别是那些人口大国劳动力的主要部分仍在从事农业生产。
第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全球化进程和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对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起了促进作用。例如，在许多国家，解散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以市场为导向改革的一部分或一个分支。典型的情况是，虽然国有企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缩减了工资分配的差距，但私营部门的快速发展使工资水平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同样，全球化进程或者说越来越紧密的国际融合，促使出现了有利于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定地区发展的倾向。例如，在中国，学者们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出现的收入的悬殊差距是由于国家日益扩大的开放程度造成的。从中国沿海地区到国际主要贸易中心的货运成本比从内陆地区运出的费用要低得多。贸易壁垒的降低也减弱了工人相对于资本的谈判能力。这是由于资本和技能工人比相对无技能工人在国家间更具流动性的现实造成的。
最后，新技术的出现也扮演了对技能工人有利的角色。国外直接投资也是如此。无论如何，对技能工人需求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对非技能工人需求的增长速度。其结果是技能工人工资水平增长得更快。由于一定会有一部分工人在起点上就可获得较好的报酬，所以不平等程度必会加剧。
关于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在急剧下降(ADB，2006；世界银行，2006b；Tandon and Zhuang，2007)。公共道德水准的恶化、公共制度和公共管理水平的下滑共同造成了公共支出的巨大缺口，使公共支出不能准确用于既定的目标人群。其结果是，学校的老师行为不端，麻疹免疫接种从未普及到农村地区，儿童营养计划不能有效落实，这些现象在许多亚洲国家是普遍存在的。负责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部分责任的缺失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从未进行土地改革是土地和在获得土地问题上存在不平等现象的根本原因。在许多国家，由于缺乏政治意愿和/或社会精英独掌政治制度使颇具成效的土地改革的推行异常艰难。与在土地或获得土地过程中的不平等相关的是获得信用资格的缺失，这使问题更加复杂。负债、贫乏和致贫等因素都纠结在了一起。
(三)关于不平等
在发展领域，一个有影响的观点是更大程度上的不平等是内生于增长过程的(Lewis，1983)。在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过程中，某些地区内的某些部门会首先受益。这将会从根本上造成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的提高。伴随着经济增长，将会有更多的地区和部门在转型中获益并将出现不平等程度的下降。这种观点与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一致，即随着经济的增长，不平等程度先升后降。
这种观点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基础是薄弱的。就亚洲情况而言，朝鲜、中国台北和中国大陆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都明显经历了快速增长阶段，然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平等程度快速和可持续的提高并不是高速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后果。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增长阶段，以收入水平为基础计算的基尼系数从未达到0.4。相反，事实上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高速增长的某些阶段，这一指标还有所下降。第二，有充分的理由使我们相信处于较高水平的不平等程度将在事实上阻碍未来的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存在一种通过福利效应和政治经济渠道起作用的特别机制。
拥有很少财富或收入水平较低的人们会发现，对于他们来讲从事使财富增加或收入增长的投资活动是困难的。这与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一起严重限制了或许是可授信的个人借款进行融资并投资于教育或商业机会的能力。拥有很少财富或收入水平较低人群的投资不足对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
最近还出现了对这一问题的另一个研究视角(Banerjee，2007)。即在富人致富的速度比穷人更快的同时，由于包括资本在内的资源的有限性，穷人与富人进行抗争变得更困难了。由于有太多的资本集中在富人手中，投资配置的无效率也将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政治经济学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对此进行了考量。第一，较高程度的不平等对再分配产生了压力，即，如果对再分配采取一种扭曲的做法，可能会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第二，不平等的持续存在进一步加强了精英阶层对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控制，他们可以保证将公共政策、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的利益分配给处于社会中最有利地位的人群。由于精英阶层掌控政治权利而导致的政治不平等加剧了表现在禀赋和机会上的根本的不平等(Bourguignon，Ferreira，and Walton，2006；Rajan and Zingales，2007)。第三，对重新分配并分享政治权利要求的号召可以表现为和平的或持久的街头游行示威，也可能出现国内的武装暴动。这种紧张态势的极端形式甚至能够导致武装冲突，就像目前在尼泊尔发生的一样(Murshed and Gates，2005)。事实已经证明，由较高的贫困率或较低的识字率所体现出的获得机会渠道的缺乏与较高的暴力冲突发生频率紧密相关(Do and Iyer，2006)。
显然，亚洲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对社会和政治稳定，同时也对经济增长过程本身的可持续性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和真实的风险。
三、包容性增长：一个概念性框架
上述对不平等的特点及其驱动因素的讨论为我们提出了三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一，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可能是经济增长过程内在的副产品，人们治理不平等程度提高的本能反应可能会抑制增长过程本身。第二，缺乏获得基础公共服务、信用和降低风险手段的现状造成社会中大部分群体缺乏提高能力和获得机会渠道的现象长期持续存在。第三，将社会中大部分人群边缘化并使之不能步入正轨会有损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不平等是一个结果，而如何对其成因加以解释则必须从明晰导致不平等发生的因素着手。不平等的产生可能与对市场激励作出反应的努力程度相关。不平等也会产生于与所处环境相关的获得社会服务机会的缺乏以及在地理意义和政治层面上的排斥。个人的成长环境，如宗教背景、父母受教育的程度、地理位置、种姓(在印度)等因素是外在的，它们在个人控制能力范围之外，他或她本人不应该对此负责。由不同的环境造成的不平等通常可以反映出社会排斥是由目前财产权利和民事权利体系存在的弱点所引起的，所以这种不平等应该由公共政策干预来解决。另一方面，个人的努力程度是在个人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他或她本人应对此负责。由于努力程度不同造成的不平等则反映出并进一步强调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需要鼓励创新行为、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应该充分重视激励的作用。
结果的差异，例如个人收入水平的差距，反映出努力程度的综合差异也就是个人能控制的一系列活动的差异；而环境的不同，则包括在个人控制范围以外的经济的、社会的或生理的因素(Roemer，2006)。
由努力程度的差别造成的不平等是可接受的，因为它反映了一个经济体对它的成员提供了促使其更加努力工作、寻求新的机会并勇于承担获取机会所必须面临的风险的激励。而由环境差异所导致出现的不平等并不只是在伦理和道德层面上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它还会造成生产潜力的浪费和资源的错配。如果是由环境因素造成了人们处于不利地位则非常不合理。不利的环境不仅会造成人们获得教育、保健和工作机会的不均衡分配，而且还会通过从负面影响处于不幸环境的个人所愿意付出的努力而使其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由以环境为基础的不平等引起的机会不均等应该是公共政策治理的目标。
对由努力程度和环境造成的不平等的划分为明确包容性增长的定义和基本原理提供了基础。包容性增长是一种不仅能创造新的经济机会而且还能够保证社会所有阶层，包括处于劣势的人群和被边缘化的人群均等地获得机会。当一种增长允许社会所有成员都能参与其中并有所贡献，并且增长的过程是以公平为基础的而不考虑个人环境的不同时，这种增长就是具有包容性的(Ali and Zhuang，2007)。
公平获得机会的重要性可能在于它的内在价值和功能性作用。内在价值以坚持公平获得机会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以及如允许存在个人获得机会的差别就是不道德的这样的信仰为基础。功能性作用源自如下认识，即获得机会的公平将提高增长的潜在动力，而获得机会的不公平将减弱增长的潜在动力，并使增长不可持续，因为它会导致人类和物质资源的低效利用，降低社会制度和公共政策的质量，涣散社会凝聚力，并加剧社会对抗。
由环境和由努力程度不同所引起的不同情况的不平等使人们在“结果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之间进行了重要的划分(世界银行，2001a；2006a)。机会的不平等更多是由于个人环境的不同造成的，而结果的不平等如收入差距则是努力程度不同和环境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政策干预能够成功地保证获得机会的充分平等，那么结果的不平等就只能反映个人努力程度的差异，这种不平等可以被认为是“良性不平等”(Chaudhuri and Ravallion，2007)。另一方面，如果所有个人都付出了同等程度的努力，而政策干预对处于环境劣势的人群不能给予充分补偿，那么这样造成的结果的不平等就是“恶性不平等”。这两种极端的情况在分析问题时是有用的。在现实中，结果中的不公平是由好的或可取的和不好的或不可取的不公平组成的。强调消除与环境相关的恶性不平等以减轻结果中不平等程度的机会均等，是包容的核心并且处于包容性增长战略的中心位置。
对机会均等的认可并不必然被解释为结果的公平，也就是说维持较低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是重要的。包容性增长既致力于快速创造机会，又致力于保证获得这些机会公平的主张引发了内在的对立。这种对立源于以努力程度为基础的或良性的不平等和以环境为基础的或恶性不平等的并存。以努力程度为基础的不平等水平的提高会抵消由获得机会的均等化带来的以环境为基础的不平等程度的下降，这会导致最终结果中不平等程度的提高。需要认识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或不采用反事实的方法都能看出，与不采取包容性增长战略的情况相比，采取包容性增长战略后不平等程度会降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包容性增长是降低不平等程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包容性增长过程的显著特征是它关注于揭示造成不平等结果的隐含因素，并试图解决这些成因。是否能实现包容性增长取决于大众可获得机会的均等性以及这些机会是如何在大众中分享的(Ali and Son，2007b)。增长是否具有包容性取决于通过持续地分配机会而对增加社会中的均等机会作出的努力，以及当社会中的均等机会数量不变时对分配的调整所作出的努力。只要最终取得的综合成效是正面的，就可以说增长是包容性的。包容性增长将带来社会福利的改善。这样，作为在制定政策前所采取的措施，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它可以将对社会中不平等的分析判断与政策制定结合起来，继而又可以分析形成不平等现象的驱动因素。如果制定政策时需要在增加均等机会和机会分配之间进行权衡的话，那么在开始着手的时候这些因素就已经被考虑进去了。
包容性的核心是公共政策致力于帮助处于劣势环境的人群，从而保证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公平的竞技场(Roemer，2006)。需要采取一种负责任的和合理的做法来解决由市场和政府的失灵导致的部分人群获得基本公共品和服务机会的缺乏或不充分的问题(ADB，2006)。
四、包容性增长：一种战略
关于创造机会和获得机会的问题，亚洲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事实更具说服力。这个市场所具有的四个特点值得关注(Flipe and Hasan，2006)：第一，虽然亚洲的产出在快速增长，但近几年亚洲就业率的增长却远远落后；第二，无论用相对指标还是绝对指标来考察，城市中处于收入结构底部20％人口和顶部20％人口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差距在过去二十年间显著扩大。同时，城乡人口实际工资水平间的差距也已扩大；第三，在生产率水平和工资水平都较低的非正式部门的就业率或者说有所提高，或者说一直都处于高水平；最后，一贯签署正规合同并提供工作保障的正式部门的就业特点却朝着具有更多非正式部门雇佣特点的方向演变。劳动力市场的这些最终特点虽然不是造成亚洲创造机会的滞后和获得机会渠道的缺乏的十分重要的因素，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的因素。这已经引导了大众对那些将提供充分的、生产性的和体面的就业机会确立为努力目标的国家的支持(Flipe and Hasan，2006；Flipe，2007)。创造机会是包容性增长战略的首要支柱。
机会均等化意味着由增长带来的机会能够在全部人口范围内共享，其中包括那些不太富裕的人群。获得经济机会的均等化是多维度的，也就是说，还要帮助那些处于劣势环境的群体。特别是要提高人们的能力，以保证每个个人都能胜任生产性的和体面的工作。保证获得经济机会的公平是包容性增长战略的第二个支柱。
可以将认识更进一步深入，即，即使机会的获得是均等的，但仍然会存在一些持久贫困的现象，他们由于不同原因而不能参与到增长过程中并从增长过程所提供的机会中获益。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需要依靠社会安全网的相关条款获得社会保护，以保证他们能够在保持些许尊严的前提下生活。更进一步讲，社会保护系统甚至能够保证脆弱的个人从事具有潜在高回报率的投资活动。通过这种方式，社会保护政策不仅起到了安全网的作用，而且还通过保证贫困人口能够投资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作出使其利润最大化的决定，来保证脆弱的家庭摆脱贫困陷阱，而起到了跳板的作用(World Bank，2001b)。社会保护是包容性增长战略的第三个支柱。
关于包容性增长所包含的三个支柱的整合机制，请见图4。
图4：包容性增长的三个支柱
此流程图还需要补充对包容性增长的衡量和它与降低贫困之间的关系两部分内容。即使什么都是不可衡量和管理的，我们也要衡量包容性增长。从概念上讲，对包容性增长的衡量必须关注创造均等的机会和机会的分配两个方面(Ali and Son，2007a)。对包容性的衡量可以用决定个人处境的组成因素来进行，如，就业状况、获得教育的程度、享受健康设施的机会，等等。用决定个人处境的组成因素来衡量增长的包容性的好处是，进步的程度可以在用主要驱动力分别解释发生的变化前，由个人的具体情况决定，这对有关政策干预的设计是必要的。
至于减贫程度，要用贫困线水平、家庭户支出分布的平均水平和分配中存在的不平等程度等指标来衡量，要关注结果。帮助刚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跨越贫困线基本上是大部分发展战略实践者明确关注的目标和任务。人们较少关注贫困的严重程度和与不平等水平相关的贫困差距问题(Son，2007)。
一个包容性的增长战略应包含有效的减贫战略这一关键因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丰富发展规划的内容。减贫战略如果仅以一个单一而绝对的收入标准为基础，那么它就忽略了不平等问题和与之相关的风险的存在。相反，一项包容性的增长战略应致力于解决与环境因素相关的不平等问题并努力消除与之相伴的风险。包容性增长并不是以再次分配的手段为基础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而是关注于创造机会并保证获得机会的公平。获得机会的公平与用于提高人类能力的更大规模的投资密切相关，其中也包括那些穷人，他们主要的资产——劳动将会更有效地被雇佣。
总之，致力于创造更多机会的包容性增长将使减贫行动更具成效。特别是，包容性增长的关注点不仅在于解决不平等问题，还将致力于解决贫困差距和贫困严重程度问题，这就丰富了减贫战略的含义。包容性增长还着眼于改善全社会的福利状况，其中包括贫困人口的福利状况。
五、结论
将亚洲“耀眼的”和“令人寒战的”两个方面有机结合并构建一个不断进步的、繁荣的地区，也就是一个闪亮的亚洲，是下一阶段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当高速和可持续的增长成为绝对必要时，在增长中获得的果实就必须更加公平地被分享。亚洲由收入和非收入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程度从低水平到中等水平再到高水平的提高是令人不安的，同时，社会范围和政治体制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程度的容忍度正在降低。增长的可持续性会由此被破坏。在这种背景下，以快速创造机会和保证获得这些机会的公平为关注点的包容性增长无论是从内在需要还是从外在手段的考虑上都是可取的。
包容性增长所带来的推动作用是正面的，因为它强调不仅要在宏观经济领域而且要在家庭户层面创造机会并提高个人的能力。所发生的方向性的变革是从授予名义转变到授予权利。包容性增长主张通过对公共政策的干预，即保证提供一个公平的竞技场，来帮助由于环境因素导致的处于劣势的群体，这样他们会被授予权利并可以通过自我引导，抓住在快速和可持续增长中产生的机会而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地位。
一旦包容性增长战略在亚洲的发展进程中成为一种自然选择，所要实施的改革计划就是复杂且宏大的。涉及治理、制度和政策层面的经济和政治领域改革需要同步推进。在追求人人共享繁荣的进程中，将需要一个开明和积极的政府与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携手合作。
译自《亚洲发展评论》2007年第24卷第2号。原文题目为“Inequality and the Imperative for Inclusive Growth in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