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时代的绿色发展转型战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战略研究论文,时代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越过50%的转折点，达到51.3%，这表明中国即将进入城市时代，逐步向城市型社会迈进。在新时期，如何改变以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低效率为特征的传统粗放型城市发展模式，建立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和谐有序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城市品质和城市化质量，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高度融合的绿色发展之路，促进中国城市发展与城市化双重转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一、中国城市时代绿色发展转型的必要性
城市代表着各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集约生活方式，城市发展在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给人们带来便利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给世界各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城市病”：人口急剧膨胀、资源过度消耗、污染日趋严重、交通严重拥堵等等。近年来，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绿色城市，正在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只有实现城市化时代与低碳经济时代的融合，推进城市时代的绿色发展转型，才有可能走上快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国是一个人口多、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尽快改变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的非绿色发展模式，快速城市化面临的资源环境成本将持续增加，不利于城市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也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
城市时代的绿色发展转型，不仅是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与协调，也是一种发展方式的根本革新，绿色发展与以往“先污染、后治理”的“黑色发展”以及强调经济社会快速扩张的“粗放式增长”不同，它主要是通过采用一系列创新技术尤其是低碳技术，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在提高城市化率、追求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建设宜居城市的同时，减少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物排放，规避过去高碳发展带来的环境危机，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迈入城市时代，实现绿色发展转型主要来自以下3个方面的迫切需要。
1.遏制资源消耗总量的攀升速率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一直伴随着资源消耗的快速增长，“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产业单位GDP能耗和水能耗等虽有下降趋势，但是资源消耗总量仍然很高。(如表1所示)
2011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34.8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7.0%。煤炭消费量增长9.7%；原油消费量增长2.7%；天然气消费量增长12.0%；电力消费量增长11.7%，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在终端能源消费中，中国城市能源消费比重始终保持在80%以上，2010年中国工交行业和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占84.6%，其中城镇人均生活能耗是农村人均水平的1.54倍，中国城镇每年单位建筑面积能耗约为13.2千克标煤/平方米，是农村地区的4.52倍，交通能耗也多集中在城市。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市能耗将占全国的83%。而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底的统计数字，中国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不断攀升，仅2011年较上年增长12.3%，钢铁、石化、建材的高耗能行业能耗有所反弹。2011年能源弹性系数(能源消费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为0.76，创2006年以来的新高，其中电力、煤炭弹性系数均超过1。中国城市能源消耗总量迅速攀升，但能源供应能力却没有同步增长，且中国的资源禀赋也决定了能源供应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由此，在夏天不同地区都出现了拉闸限电的现象，而油荒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
近年来，中国城市用水需求也迅速增加，加之水资源的利用率低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处于缺水状态，1979年中国有154座城市缺水，到2011年，近2/3共400多座城市供水不足，其中11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年缺水量达108亿立方米，一些城市的人均水资源不足500立方米，处于极度缺水状态。根据人口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全国生活用水将净增5.62亿立方米来计算，预计在2030-2040年间，中国人口达16亿，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1500—1600方，按世界水资源利用率40%计算，届时人均水资源可利用量约600方，成为少于人均1000方的严重水荒国，其中城市工业与生活用水缺口将达200亿方。
同时，城市的快速扩张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过快消耗。2000-2010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24万平方米迅速扩张到4.01万平方米，城市建设用地从2.21万平方米扩张到3.98万平方米，年平均增长5.97%和6.04%，远高于城镇人口3.85%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如表2所示)。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另一方面也表明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不高，城市建设量的扩张重于质的提升。中国城市高资源消耗、高扩张、低效率的建设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2.降低环境生态的压力
在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外延扩张型发展特征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市生态环境的压力日渐加大。目前，全国2/3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城市氮氧化物含量、PM2.5浓度普遍较高，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下降。城市污水排放持续增加，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严重，2010年在全国182个城市4110个地下水监测点中，水质为差级和极差级的监测点分别占40.4%和16.8%，合计57.2%。近几年，“垃圾围城”的现象也越来越突出，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多亿吨，占地80多万亩，并以年均4.8%的速度持续增长，虽有近80%的城市对生活垃圾进行了无害化处理，但许多城市处理能力不足，垃圾处理处置设施运行效率低下，在全国667个城市中，有200个城市出现垃圾围城的局面，1/4的城市已经没有合适的场所堆放垃圾。
而且，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东部工业向中西部转移，如果不转变城市产业发展模式，还将导致污染向中西部的扩散，并且由于中西部地处大江大河上游，污染将向东部蔓延，最终覆盖全国，其后果不堪设想。表3是2010年东中西部工业排污情况的比较。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钢筋水泥丛林面积不断扩大，城市自然植被覆盖率较低，城市绿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重仅10%左右，城市湿地面积锐减，生物多样性持续减少，生态超载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早在2007年中国人均生物承载力就仅1.0全球公顷，已出现120%的生态赤字。城市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带来地面大面积的沉降，当前，全国发生地面沉降灾害的城市已经超过50个。同时，国际能源署(IEA)公布的2011年最新碳排放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人均排放量为5吨，美国为17吨，美国相当于中国的3.4倍，但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已占到世界碳排放量的24%，超过美国的18%，成为世界第一，且我国的碳排放还处于逐年增加的阶段。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生态环境容量相对不足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温室气体人均排放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但排放总量居世界前列，节能减排任务十分艰巨，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断增大。按照目前的城市化速度，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进入工业化后期这一关键阶段，原产业将发生剧烈的变化，为避免因“锁定效应”而导致将来减排成本的提高，中国的城市化必须实现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
3.建设宜居城市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
城市是市民生活的家园，是民众创业的乐园，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载体，它承载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梦想，但同时城市也是人类对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和改变最大的地方。城市消耗了全社会高比例的能源和资源，排放了大量的废气和废物，破坏了所在地区的环境生态，也影响了生物的多样性，使城市生态系统成为一个脆弱的系统。许多城市和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只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只重视建设不重视管理。城市化率逐年提高，GDP增长很快，居民生活却缺乏保障，新增城市人口推动能源消耗、资源占用不断提高，但基础设施建设却没有跟上，环境越来越差，城市工作和居住成本日渐高涨，社会矛盾逐渐凸显，城市生产、交通、生活消费等所引发的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和污染物的排放，又进一步增大了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影响和公众健康的威胁。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更加渴望在城市的发展中推动宜居城市建设，大力提升城市的生活质量和居民的生活品质。建设宜居城市，是当今城市发展的潮流与方向，是城市建设的最高境界，代表了新的城市理想，也符合中央关注民生的精神。但是，建设宜居城市，要求有良好的居住和空间环境、人文社会环境、生态与自然环境和清洁高效的生产环境，城市安宁、社会文明、医疗方便、教育发展、交通便利等，为此需要我们从根本上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和模式。以往城市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对资源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造成经济活动向城市内部过度集中和分布失衡，使城市付出高昂环境代价的同时，也造成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高达2.2亿的流动人口和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也给中国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呼唤中国城市化发展要实现绿色转型。
综述，我国人口基数大，自然资源相对有限，无论是从节约资源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人类发展和提高城市宜居的角度出发，都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不可能选择欧美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迫使我们要对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地反思，走上资源更节约、环境更友好的发展道路，实现低碳和绿色发展的转型。
二、中国城市时代绿色发展转型面临的挑战
绿色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面临着观点更新、技术进步、产业调整、市场完善、政策推动等多重压力与挑战。
1.传统观念指导下的发展模式和消费方式成惯性
长期以来，在片面追求总量和速度的观念指导下，中国实行的是“高投入、高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许多城市在发展中片面地追求GDP高速增长，使城市扩张屈从于经济利益的需要，而忽视了城市居民对宜居环境和幸福生活的真正诉求，资源与环境压力不断加大。近几年各级各地政府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做过不少努力，取得一些成就，然而长达20多年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惯性，不是短时间内便能成功扭转的。传统粗放型的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惯性依然很大，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城镇住房、基础设施、经济建设用地的刚性需求依然存在并保持旺盛势头，对资源能源等需求也不断增长。2011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大幅增加，而节能减排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不容乐观，能源消耗强度、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及氮氧化物排放等指标没有完成，个别指标甚至出现了反弹，究其背后的原因首先是中国没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还是比较粗放，结构调整还是滞后的，特别是重化工业的比重还比较大。
而体现在消费方式上，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与消费模式也并没有改变。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中国走向消费大国，中国居民的消费率从35%提高到50%左右。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之后，更倾向于用方便的电力代替木材等传统能源。收入的增加刺激着家用电器需求的增加，由此带来更高的人均能源消费，以及间接带动制造业的能源消耗增加。能源总量的持续增长对污染减排和绿色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早在2009年就已经突破30亿吨，远超过“十一五”25亿吨的规划目标。
2.绿色技术发展创新能力不足
城市发展的绿色转型需要技术的支撑，例如城市化会引起大幅能源需求增长，促进绿色发展，技术是一种解决途径，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节能改造、碳捕获及封存技术等。这些低碳技术可以减少在能源消耗中的碳源排放，但也会引发诸如环境风险、社会的接受程度、技术和经济成本等问题。所以说，技术不是万能的，技术开发需要成本，技术应用需要时间。当然，社会接受程度会随着观念改变而提高，社会技术和经济成本也会随技术发展而降低，但现阶段绿色低碳技术仍有曲高和寡之嫌。据地方和企业的调研统计，目前技术引进较多，自主研发创新普遍不足，大部分中小企业没有能力进行基础研究和绿色科技成果转化。此外，企业很少将绿色管理理念渗透到企业的生产经营中，企业的绿色技术网络服务、信息平台、服务中心普遍尚未建立，绿色技术创新缺乏预见性和控制力。
3.相关市场机制的不完善
发展绿色经济、绿色产业需要相关市场机制的培育与促进，但是当前一些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突出表现在：一是环保缺乏市场激励机制，尤其是在污染监管与执行以及自然资源管理上，由于缺乏环保激励，产生的问题比较明显。例如，在水资源的管理上，水权体制改革滞后，未能有效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水的准确估价，导致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城市工业用水的循环使用率只有40%，而发达国家为75%—85%。另外，促进居民和业主环境保护，也缺乏相关的激励，中国在一些地方曾经尝试建立起类似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体系，但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排污权分配问题、交易机制设计不周、排污检测难等复杂原因，中国的排污权交易市场未能有效建立。二是减排市场化机制不完善，减排资源难以得到优化配置。目前能源强度下降目标在各省的分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各地进行一刀切式的平均分配，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统筹安排，更没有发挥市场交易机制的作用，导致减排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任务，减排和经济发展与转型不能有效地结合。三是一些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缺乏公平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以风电和光伏发电为例，民营企业更多地集中在设备制造环节，而国有企业则主要集中在垄断性的发电领域。在页岩气开发领域，由于国有企业对资源的垄断，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相关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必将影响到城市发展的绿色转型，制约着城市绿色经济的成长与发展。
4.制度管理与社会条件的不成熟
城市发展的绿色转型作为一个较新的理念，目前政府部门还没有直观的完整认识，多是停留在概念的层面，被动地执行中央关于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转型的战略，没有主动、深入的思考和系统的构建绿色经济，以及促进绿色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安排。城市公众对绿色发展的认识也比较肤浅，缺乏深入的了解。有关推进绿色发展的法规、政策以及城市治理举措都还不够成熟完善，大部分城市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摸着石头过河，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从城市治理结构上看，社会条件也不够成熟，尚未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良性互动的城市环境保护公共治理结构，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与经济综合决策的范围和程度非常有限，“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和体系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公众的参与意识、环境监管以及绿色经济的推动力量等未能充分调动。另外，在实现绿色发展中所进行的一些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企业将被淘汰，如电力、煤气、冶金、非金属矿物制品、运输、采煤、石油加工等将受到直接冲击，另一些则会得到升级和发展，因此必须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好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投资与公共投资等的关系。尽管可以引入新的市场激励，如碳排放权拍卖和交易、加强财产税等，会提高政府收入，使政府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服务，但很多工作尚在酝酿中。
三、中国城市时代绿色发展转型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安排
转型本身具有阶段性，因此，推进中国城市时代绿色发展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根据中国基本国情特征、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特点，逐步推进实施。当前，要在充分认识传统非绿色城市化模式下中国城市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重点在理念更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生活方式转变、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建设等层面开展绿色城市化工作。
1.真正树立起绿色发展的理念
绿色转型是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相互协调的新型发展道路，每个人都是绿色转型的直接责任者。要通过生态教育，提高公众认识，加快绿色发展观念的更新，充分认识我国的生态资源与环境国情，充分意识我国既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也是制造者，加速实现从黑色发展误区向绿色发展轨道转变，彻底转变片面追求总量和速度的观念，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清洁节约利用，更加重视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更加重视绿色建设。一是树立发展绿色产业观念，因地制宜地调整城市产业结构，逐步降低对资源要素高强度投入过度依赖的第二产业比重，刺激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发展，构建更加低碳化的经济结构，同时对业已破坏的环境进行生态修复和补偿。二是树立建设绿色城镇观念，加强城镇环境的综合治理，根据不同类别的城市，明文规定和宣布实施各类污染达标排放、环境质量达标期限，鼓励城市的低碳化建设，强制执行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制度及减排标准。三是树立开发绿色能源观念，既要注重提高能源效率，提高单位碳排放的产出，也要大力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引导行业加大研发投入，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对太阳能、风电等已经出现临时性过剩产业出台一些限制性措施，引导相关产业合理布局。
2.构建绿色生产体系
一是改造和“绿化”传统制造业，包括钢铁、化工、冶炼、造纸、纺织等传统的污染和能耗密集型企业，推动这些产业的技术和工艺升级，逐步合理地降低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在经济和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促进节能减排；二是大力发展绿色产业，重点培育和发展以新能源、新材料、可再生能源、环保产业为代表的新兴战略性产业；三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那些信息密集、知识密集、就业密集的服务业，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低碳化、绿色化的现代产业体系新格局。四是鼓励绿色投资和信贷，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各城市可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发挥区域和资源禀赋优势，确立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重点，将其优势的绿色产业培育成创新和竞争的典范。
3.建立绿色消费模式
城市低碳、绿色的转型不仅是企业、行业的生产行为，也是民众的生活方式。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弘扬绿色发展的民众生活新风尚，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挑战，即要在社会生活层面宣传保护共同家园，倡导绿色生活方式，鼓励绿色消费，把节约文化、环境道德纳入城市社会运行的公序良俗，加强绿色消费的政策宣传，把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容量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条件，引导公众自觉选择节约环保、低碳排放的消费模式。政府、公共机构可带头节能减排，实现绿色采购；推广绿色食品、绿色药品、高效节能智能型家电和家居产品、节能环保型汽车、高效照明产品、节能省地型住宅，创建绿色企业、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建设绿色城市，扩大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
4.加强市场建设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促进绿色发展，相关市场建设和绿色技术是支撑。各地政府要加强相关市场建设和对绿色技术发展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扶持，促进绿色生产技术开发示范，进一步加快环境友好型技术的产业化进程。一是尽快建立全面反映社会成本、环境成本的价格体系，扭转长期以来资源价格扭曲低估的局面，使各种资源比价合理化，同时开征环境税、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这些举措可以使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扩散效应在经济上更有吸引力；二是政府要在经济、财政、税收、融资、信贷等方面，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行优惠，扶持政策，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鼓励引进和使用世界目前所有绿色技术，通过原始创新、引进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来发展各类绿色技术，包括生产技术、建筑技术、节水技术、保护生态环境技术等；三是完善排污收费制度，提高排污收费标准，使环境污染破坏成本内部化，促使企业保护环境和革新技术，制定并强制性执行各类绿色、低碳、节能、减排、环保技术标准和标识制度；四是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创新合作方式，加强科学研究，促进产学研结合，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有助于绿色增长的环保技术转让，共同研发新的绿色技术。
5.实行绿色改革和政策支持体系
完善城市绿色发展的激励机制和政策支持体系，一是继续实行绿色价格改革，推进水价、电价改革，推动资源、能源价格的市场化，煤炭、电力、和水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应充分反映其市场的稀缺程度和在开采使用等过程中对环境的外部影响，实行居民用水、用电阶梯价格制度；二是加快建立市场化的减排机制，构建能源生产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完善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政策体系、评价体系、法律体系、补偿机制；三是建立健全污染者付费制度，提高排污费征收率和垃圾处理费标准，设计和实行绿色财税改革，提高资源税税负，开征环境保护税、污染税、碳税等。四是在环保领域引入市场化的激励机制。例如，加强对水权、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产权的界定，并在水权、生态和土地等领域不断引入市场机制，不仅可以更好地保护资源，而且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合理配置。此外，加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可以保护当地环境，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居民和企业保护当地环境的积极性。
6.进行示范城市的试点
绿色示范城市，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经济以绿色为发展模式、市民以绿色生活为理念、政府以绿色社会为建设标本的城市。要在总结国家试点城市和示范城市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试点示范工作。此外，还包括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和财政部推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国家低碳示范城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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