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预算约束与沉淀成本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财务预算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和其他经济学家发展的一般均衡理论，证明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一般均衡的存在及稳定性与唯一性，将一般性理论目标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由于假设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的，所以没有沉淀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产品市场的价格变化影响要素市场价格的变化。同样，要素市场的价格变化也会影响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化，从长期看来，资源会实现帕累托最优。即使在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情况下，由于要素市场完全，都是固定成本，至少也会实现拉姆齐最优。[1]正是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假设“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做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短期内出现沉淀成本，决策者仅仅根据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进行决策，不应该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的影响。这是因为与行动相关的沉淀成本是永恒不变的，因而不应该进入有关连续还是中断行动的决策中。此时，以前投资的货币、努力和时间等沉淀成本已经支付了，因其不构成机会成本，所以不应该影响当前或未来决策，体现沉淀成本决策无关性。换言之，由于假设经济主体完全理性，在短期内无论当前采取什么行动，沉淀成本都不会改变。完全理性的选择当然应该忽略沉淀成本。又由于假设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作为代表性企业只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无法通过改变产品市场价格获利，诚如萨谬尔森等所言，“你应该注意决策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并忽略过去的或沉淀的成本。可以将这一点表述如下：让过去的事情成为过去。不要向后看。不要为已溅出的牛奶哭泣，不要悲叹昨日的损失。对于人和决策，要准确的计算你将多为之付出的成本，并把它和你将因之而增加的收益相权衡。根据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来进行决策，这就是边际原则”。[2]
因此说，在长期中，由于没有沉淀成本，完全理性的决策者实行边际分析。在短期内，即使出现沉淀成本也无需考虑，仍然实行边际分析，这恰恰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然结果。因此，在完全理性条件下，如果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那么就会犯沉淀成本错误，因被视为一种非理性行为(Irrational or Maladaptive Behavior)而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排除在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外。因而，在大多数微观经济学(价格理论)教科书中，把沉淀成本决策无关性看成是一条基本经济学原理或者作为理性选择的真谛，也是经济学家思维方式的重要标志。[3]由于坚持完全理性和产品市场完全竞争这种强假设，经济主体完全或理性预期到了沉淀成本的任何变化状态和大小，一旦因产品市场价格无法补偿沉淀成本，那么只好将其承担起来，类似于覆水难收而不影响自己当前或未来决策行为。一旦打破完全理性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前提，通过引入财务预算约束，我们就会发现沉淀成本效应的存在及其普遍性。
二、沉淀成本概念及其形成条件
沉淀成本是指投资承诺之后，在退出时不能得到补偿那些成本，更多强调的是事后行为。换言之，沉淀成本是指在资产市场不完全条件下，一级资产市场上购买价格与二级市场上资产再出售价格的差额。[4]那么，在现实条件下，有哪些主客观条件会使投资成本发生沉淀成本呢?
首先，专用性有形和无形资产投资成本是产生沉淀成本的客观条件，从而缺乏有组织性的现货市场，无法实现买来卖去。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5]专用性资产可划分为：(1)设厂区位专用性。例如，在矿山附近建立炼钢厂，有助于减少存货和运输成本，而一旦厂址设定，就不可转作他用，若移作他用，厂址的生产价值就会下降；(2)物质资本专用性极强。设备和机器的设计仅适用于特定交易用途，在其他用途中会降低价值；(3)人力资本专用性。在人力资产方面具有特定目的的投资。当用非所学时，就会降低人力资产的价值；(4)特定用途的资产，是指供给者仅仅是为了向特定客户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而进行的投资，如果供给者与客户之间关系过早结束，就会使供给者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状态。专用性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一旦从初始生产性活动中退出，其投资再生产的机会成本很小，甚至没有，因而无法通过再出售价格得到完全补偿而出现资产损失，这部分成本损失就是沉淀成本。而且，物质资本具有不可分割性质，分割成本较大，而且作为投入品还需要掌握必不可少的知识，而这同样需要付出昂贵的学习成本。
其次，在给定资产出售价格不会降低的情况下，交易成本的存在也会导致沉淀成本，特别是当交易成本提高资产购买价格与降低资产再出售价格的时候。阿克洛夫认为因信息不对称而出现“柠檬”问题，[6]使专用性资产在交易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特别需要指出，如果考虑的资产本身是信息，那么信息不对称更加不容易消除，这是因为在没有揭示信息的情况下无法估价信息的价值，阿罗将这一现象归结为信息悖论。[7]
再次，由于几乎所有的决策都是在一定时间内根据未来预期做出的，因此，不确定性与历史时间概念有着密切关系。任何投资都是在真实时间中进行的，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影响所有的经济活动。在现实生活中，各项实施的决策都将沿着不可预期的路线演化，这意味着决策者不可能事先知道各种决策的未来结果。因此，以前的经历常常构成决策的基础，无法将过去发生的一切一笔勾销。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卜的未来前进的。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当前所做出的决策以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只有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才能完成。这意味着人们仅仅知道过去、了解历史，但不可能知道未来。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决策是事前的，而结果是事后的。因为环境不确定性，决策很容易出现错误，导致投资失败而产生沉淀成本。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资本投资，一方面，投资的决策本质上是不可逆的，干净利索地把往事一笔勾销的经济决策是极为罕见的；另一方面，投资资产的市场价值遭受有形和无形磨损也会发生贬值，从而带来无形资本损失，这也是典型的沉淀成本。例如，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都会摧毁原有资本价值而产生沉淀成本。[8]
最后，政府管制、契约承诺、税收政策与折旧制度等，都有可能是产生沉淀成本的重要来源。虽然这些制度安排可以减少沉淀成本，但是因未来不确定性的存在，它们也成为沉淀成本产生的源泉。例如债务契约，一旦遇到不利冲击，必须考虑债务偿还问题，而不能忽略它们，这是由于债务契约承诺造成的。实际上，科斯定理表明，财富的分配不重要，这是因为产权能够在事前得到完全界定和履约，排除了未来不确定性冲击，从而不会出现沉淀成本承担纠纷或分摊问题。
总之，正是由于资产市场不完全或失灵，沉淀成本始终存在。由于沉淀成本概念是由机会成本和价格理论的创立者首先提出来的，并且排除在当前或未来行动之外，这恰恰是在新古典条件下做出的完全理性选择。由于经济主体完全理性，在事前都完全预期到了沉淀成本的大小，一旦遇到完全竞争市场产品价格变化，作为价格接受者的企业，出现沉淀成本是不需要考虑的。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即使考虑沉淀成本也是徒劳的，无法使沉淀成本发生任何改变。然而，在偏离新古典完全竞争条件下，因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普遍存在，事前无法做到完全理性，因事后发生沉淀成本，往往影响当前或未来决策，从而更加清楚沉淀成本效应这种所谓的“异常”现象。虽然对于沉淀成本效应研究都十分强调这种行为的非理性或心理学性质——自我辩护；[9]避免资源浪费和决策者由风险厌恶转向风险偏好。[10～11]但是，本文试图从财务预算约束角度再次将沉淀成本纳入理性分析框架中，从而认为过去的成本往往对当前或未来选择产生影响，这是在资源稀缺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行为。
三、沉淀成本效应分析
新古典经济模型直接建立在完全理性或零交易成本这一假设之上，在这样一个理想世界里，决策者被认为是，只要他们想要，他们就能够不花费任何成本即可获取和拥有任何信息。他们具有完美的预测力，因而能够签订完全契约——这些契约能够在毫不出错的情况下被监督和执行。于是，根本看不到投资错误或失败行为，进而也看不到沉淀成本的存在，从而也就不必要存在财务预算约束制度了。换言之，在信息完全或零交易成本情况下，决策者恰恰是在财务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无需考虑财务约束本身存在的问题。这些恰恰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因此我们发现，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在零交易成本或完全信息条件下，只研究如何做出最优选择，此时无需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这就是理性选择的本质。
抽象和简化对于任何理论建立都是必要的，但是，一般均衡理论家们将其理论建立在被认为共同或普遍的特征之上，而不是历史或文化特征之上。因此，一旦走进有限理性或交易成本的世界里，要素市场不完全或者失灵，很容易发生沉淀成本。正是由于经济主体机会主义行为，使经济主体在追求私利中往往会损人利己，从而需要财务预算约束制度。也由于未来不确定性，很容易导致投资错误，进而出现沉淀成本。一旦我们承认它们之间的这些关系，我们发现，有限理性或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导致沉淀成本决策效应，这主要是由于财务预算约束引起的，从而导致“看不见的手”失灵。
由经济学原理可知，在产品、要素和资本市场完全的假设情况下，根据MM定理，在一个理想的无税收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其资本结构(股票与债券的比例)无关。因此，只要有利可图，企业投资仅仅根据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大小进行决策，不会出现财务预算约束这一制度安排，这些投资成本(财务预算约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直接结果。
然而，由于税收、交易成本(代理成本)、信息不对称等，资本市场是不完全或者无效率的，所以财务预算约束制度是必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革命，十分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引入交易成本概念将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化，再次将交易活动等同于生产活动，同样具有稀缺性，而且威廉姆森通过资产专用性和有限理性(机会主义)等概念探讨交易成本的大小，区分了资产专用性投资和非资产专用性投资，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不仅如此，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资产专用性、准租金和敲竹杠作为缔约的关键问题，因此剩余控制权在影响事前资产专用性投资上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因交易成本或机会主义会进入企业内部，通过机制设计减少委托代理中的道德风险，才会实现激励相容。
正是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在企业管理生涯中，机会主义行为普遍存在，道德风险会导致经理坚持无利可图的项目。一般而言，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可以产生一系列的管理问题。为此，企业会给经理施加财务预算约束。在企业融资方面大量文献表明，对经理强加的财务预算约束会改进代理问题，[12]这是在非新古典环境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当经理面对财务预算约束，沉淀成本必然会影响企业投资。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过去较大支出导致未来支出能力减弱。因此，财务预算约束可能导致企业或个人继续坚持一些不再是最优选择的项目，坚持过去的投资项目，从而产生沉淀成本效应。
企业财务预算约束可能理性地对沉淀成本产生反应主要是因为已经投资更多而不是投资更少。这意味着沉淀成本使企业进行其他投资的能力下降了。假设企业从事投资项目1的财务预算为B。其中，支付固定成本为S＞0，对于大于S的每元钱的收益率
＞0。同时，企业进行增量支付。现假定有一个更好的投资机会，项目2意外地出现。
如果企业已经沉淀项目1的数额
足够大，不等式(3)和(4)恒成立，说明企业会继续投资项目1。反之，如果企业已经沉淀项目1的数额足够小，不等式(3)和(4)不成立，而不等式(1)和(2)恒成立，企业就会投资项目2。同样可知，如果项目1投资的固定成本S的收益足够大，或者企业的财务预算B足够小，即不等式(3)和(4)恒成立，企业会继续投资项目1。反之，如果项目1投资的固定成本的收益足够小，或者企业的财务预算B足够大，不等式(3)和(4)不成立，而不等式(1)和(2)恒成立，企业就会投资项目2。
由此可见，在给定财务资源有限或硬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已经在目前项目上已经投入很多资源，那么企业选择开始一个新项目的可能性要比继续目前的项目小。由于资源和时间稀缺，很少资源留下来能够完成一个新项目，而更多的资源只能用来完成当前项目。因此，企业沉淀项目的资源越多，企业就越有激励继续投资当前项目，从而出现沉淀成本效应。尽管其他投资项目有利可图，只是因为财务预算约束无法实现最优的投资项目而导致沉淀成本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软预算约束很可能是寻求最优化投资的结果，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否则，在硬预算约束的情况下，由于出现了投资错误，决策者仍然会继续追加投资，主要是因为投资太多，没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最优项目的选择。进一步说，软与硬预算约束并不是无条件的，恰恰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选择。因此，需要我们寻找何时硬预算约束，何时软预算约束，而不能笼统地否定软预算约束的积极作用，不能简单地看到软预算约束的消极作用。
四、沉淀成本经济理论意义
一旦打破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完全信息假设，我们就会考虑沉淀成本影响决策，不会轻易地“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吧”。正是由于这些假设十分严格，一旦得到放松，就可以看到大量沉淀成本效应现象，从而再次得到理性解释，而不是简单的错误或非理性行为。例如，由于人们“已经投入太多无法退出”，所以仍然保留一些投资失败的项目；[13]以键盘为例说明，由于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技术或制度变迁；[14]人们对职业或者专业进行了大量投资，通常不愿意转换研究领域；在银行业，追加资金往往会贷给那些无法支付债务的企业，等等，这些都说明决策者难以忽略以前发生的沉淀成本，恰恰是由于财务或资源稀缺约束的结果。
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常常提醒我们“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吧”，“不要陷入沉淀成本陷阱中”。这些例子可能反映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部分偏见，他们试图教导人们应该忽略沉淀成本，其有效方式就是从反面论证——没有忽视沉淀成本对社会或者对自己最终是有害的。但是，我们也应该考虑，在动态不确定性条件下，沉淀成本给我们带来的约束作用。在非新古典环境下，沉淀成本效应是理性的，因此需要对沉淀成本效应进行理性选择分析。由于有限理性、环境不确定性和资本市场不完全普遍存在，考虑沉淀成本恰恰是财务预算约束的直接反应，经济主体会对沉淀成本做出反应，这本身是一种理性行为，从而与心理学解释形成互补关系，这是偏离新古典完全理性(零交易成本)决策环境条件下的一种理性行为。进一步说，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沉淀成本往往发挥重要作用，不能轻易地忽略它。因此，承认沉淀成本效应的存在，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沉淀成本效应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修正，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零交易成本)假设，通过引入有限理性(正交易成本)等假设前提更加贴近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沉淀成本效应不一定表明人们没有做出理性选择，它本身也是理性行为。在某些情况下，不考虑沉淀成本未必是理性的，有可能也是非理性行为。因此，人们不应该一味地或者无条件地忽略沉淀成本，或者警告别人不应该考虑沉淀成本，而是更需要寻找何时考虑沉淀成本重要，何时不考虑沉淀成本的约束条件，从而更能准确地做出理性选择。因此，在财务约束条件下很容易发生沉淀成本效应。如果不区分理论分析的属性和事实的差距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一事实是人类并不总是处于完全理性和完全竞争市场中。
其次，承认沉淀成本效应的存在，由新古典完全理性理想化世界走向有限理性的真实世界，运用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信息成本)概念等可以更好地解释沉淀成本效应现象，使该理论有历史感和现实基础，再次纳入经济学范围里。虽然这个“异常”(Anomalies)并不能由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解释，但在非新古典不确定性环境下却得到理性解释，丰富了经济人的内容，从而发现财务约束使过去的选择限制了未来选择，恰恰通过沉淀成本机制显示出来，沉淀成本限制了当前和未来的选择范围。
再次，通过沉淀成本效应可以突出历史路径依赖的内在机制，摆脱新古典路径独立假设——历史不重要(知道了偏好、技术和初始禀赋就可以给出时间的路径)，再次强调沉淀成本对动态不可预见演化的重要性。尽管交易成本很重要，只不过交易成本仅成为影响要素沉淀成本的因素，从而强调沉淀成本对于时序选择的约束作用。当目前的体系的状态受到它历史的约束时，路径依赖就存在了，路径依赖理论学家最早分析技术和制度变迁问题，但并没有提出沉淀成本概念。[15]虽然“历史重要”这一命题已经得到经济学家的共识，但我们运用沉淀成本概念寻找历史重要和路径依赖的线索，将路径依赖内生化于沉淀成本概念之中。
最后，承认沉淀成本效应，为契约安排和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指导原则，再次否定自由放任实现帕累托最优。一方面，避免陷入“沉淀成本陷阱”中，成为“沉淀成本谬误”的牺牲者，因而需要提高认知能力和相应的制度设计避免沉淀成本带来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为契约安排和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供新的指导原则，在于加强沉淀成本管理，做好事前和事后经济治理：(1)由于经济主体有限理性和环境不确定性，沉淀成本很容易降低市场竞争效率，因此需要政府管制——重点要放在培育和引导市场过程的统一的一般规则方面；(2)通过交易成本比较方法，突出非市场制度重要性，如长期契约、垂直一体化、产权结构配置等，通过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以达到降低沉淀成本的目的；(3)更为重要的是，以上这些分析着眼于总供给方面，并没有考虑总需求状况，因此，政府除了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下功夫(实行繁荣二手市场、加速折旧、税收减免等总供给政策)，还需要政府实行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等总需求政策，使管理沉淀成本成为一个社会过程，大大降低沉淀成本出现的概率。
总之，沉淀成本不影响决策是完全理性(零交易成本)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一旦引入有限理性(正交易成本)条件，财务约束是必要的。在一个不可预测的动态演化的世界里，沉淀成本效应则是一种常态，从而大大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预测能力，为经济体制运行和政府干预提供新的指导原则。对于正处于新、旧体制转型的我国来说，更需要考察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对国有企业破产、重组和软预算约束等，以及渐进的经济体制转型等问题，并不能轻易地忽略过去或历史对决策的影响，从资源稀缺角度更深层地认识到沉淀成本对于这些问题的约束作用，破解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奇迹，恰恰是对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适时适地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我们运用沉淀成本经济理论，将市场组织、契约安排和政府干预都着眼于沉淀成本与风险管理，对于构建一个没有沉淀成本的市场经济体制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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