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及其贡献率研究——基于全国19个行业4085份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业论文,问卷调查论文,收入差距论文,贡献率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各行业职工收入水平稳步提高，但行业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如果行业收入差距任其扩大，将会影响经济持续发展及社会稳定与和谐。因此，深入探讨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贡献率，对于揭示行业收入差距问题的本质，寻找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途径，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综观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率研究现状，主要代表性观点有五个方面。一是关于个人基本特征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一般认为，个人基本特征是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国外研究结果表明，职工的工资收入与工龄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1、2]。中国性别工资差距在增加，受过同等教育的男性收入较高，而女性收入相对较低[3]。国内研究结果表明，工资收入主要由工龄决定，年龄与收入呈现出倒U型关系[4]；非党员职工的收入低于党员职工收入，一般员工的收入低于担任一定职务的职工，少数民族收入低于汉族职工收入，女性职工收入低于男性职工收入[5]；性别差异对工资收入有非常显著的影响[5]。二是关于人力资本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一般认为，人力资本对行业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国外学者认为，由于劳动者素质存在较大差异。收入比较高的行业比收入比较低的行业拥有更多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7、8]；教育等人力资本回报不断上升，教育在收入差距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9-11]；工作经验与教育是引起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12]。国内学者认为，职工文化程度或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个人收入越高，引起的收入差距越大；人力资本水平是形成工资差异的主导因素，人力资本水平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三是关于行业本身特征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由于不同行业有其自身的特点，由此引起行业之间职工收入也有较大的差异。Sehettkat（1993）认为，行业间收入差异是由不同行业自身的工作特征差异造成的，这些自身特征主要包括工作的安全性、失业风险大小、工作强度、工作时间等。国内学者认为，劳动强度、劳动环境、技术复杂程度、职业风险、受教育程度等这些行业自身特征差异是影响行业收入和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四是效率工资、劳动生产率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国外学者主要从效率工资视角探讨工资差异形成的原因，国内学者主要从行业劳动生产率视角探讨行业收入差距的成因。国外学者认为，企业支付高工资是因为高工资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工资差异的存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并证实了效率工资理论对行业间工资回报差异的解释。国内学者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理论来解释行业收入差距，认为劳动生产率差异是形成行业职工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五是制度因素、垄断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Knight和Song（2003）的研究表明，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形成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薛欣欣（2010）的研究结果显不，制度因素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工资存在较大差异。学者们比较认同，行政垄断是形成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外学者认为，行业垄断程度对行业工资有很大影响；当效率工资效应存在时，商品市场垄断力量的增强对工资产生较大的影响，导致工资差距扩大。国内学者认为，我国行政性垄断行业的职工平均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较高的工资福利拉大了行业职工收入差距，行业垄断是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除此以外，有的学者还从经济开放程度、技术进步、集体工资协议等方面对影响行业收入差距主要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
总体上看，目前理论界对行业收入差距影响因素所进行的相关研究，拓宽了我们对行业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认识，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1）现有相关研究集中于中观或者宏观视角，主要从我国特有的行政垄断等制度因素进行分析，从微观个体因素对行业收入差距影响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献相对较少。（2）研究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某个单一的影响因素上，很少考虑各因素对行业收入差距的交互影响和共同作用，而比较系统性地将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各种因素进行归类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3）现有相关研究采用定性分析较多，定量分析较少，目前学界还没有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法来测算每个特定因素对行业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4）在实证分析方法的选择上带有某种主观随意性，例如有些指标不满足最基本的不平等测度公理，不适合用于行业收入差距的测度，但这些指标常常被用在实证分析中。就行业收入差距因素分解方法而言，有些研究在使用前没有考察分解方法的应用条件和前提，这可能导致错误的分解结果。（5）研究行业收入差距需要高质量的微观调查数据，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微观数据很难获得，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几年以前的调查数据，难以反映快速变化的现状，时效性不强。
以上关于行业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研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正是我们的研究主题。本文基于全国19个行业4085份问卷调查数据，运用Gini系数和Theil指数对行业收入差距现状进行了统计测算，对Mincer收入模型进行了扩展，基于Shorrocks回归分解方法，对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及其贡献率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政策建议。
本文与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相比，从三个方面做出了改进。一是使用本课题组的最新调研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有效地解决了以往计量模型所面临的样本不足、自由度低、时效性不强等问题的困扰，提高了模型估计效果，有效地反映了现实状况。二是基于家庭和个人调查数据的研究，能够有效地控制个人基本特征、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制度因素、行业本身特征等微观特征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而运用统计年鉴中的宏观数据则很难反映微观特征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三是在分析行业收入差距主要影响因素及其贡献率时，本文对Mincer收入模型进行了扩展，运用Shorrocks回归分解方法，从个人基本特征、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制度因素、行业本身特征、地区差异等方面测算各主要影响因素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及其贡献率。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对行业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及其贡献率的分析更加全面与客观，更加符合现实情况。
二、研究方法与调查样本
（一）研究方法
在满足匿名性、人口无关性、转移原则、强洛伦兹一致性等五个性质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常用的收入差距指标对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现状进行统计测算。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对于基尼系数，本文采用Sen（1973）提出的计算公式：
在计算过程中，要先对个体收入进行升序排列。公式（2）适用于单个经济体样本，因此在计算各行业基尼系数时，需对各组人口份额进行加权。
对于泰尔指数（Theil，1967），本文采用Shorrocks（1980）提出的广义熵指数（GE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当α=1时，EG（1）便是泰尔指数。
（二）调研样本
本文样本来自于本课题组2012年的问卷调查数据，此次问卷调查对象涵盖全国31个省市、19个行业的城镇职工，总共发放5000份问卷，回收了4880份问卷，回收率为97.6%。我们对回收的问卷中个人信息和收入项缺失或为0以及答案选择不合逻辑的样本进行删除，最终获得4085份有效样本，有效回收率81.7%（行业分类详见下页表1）。
三、行业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从全国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来看，2011年全国19个行业城镇职工个人和家庭人均年收入分别为63781.76元和31093.94元，度量职工个人收入差距的三大指标，即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依次为0.957、0.416、0.312（见表1）。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表明我国行业收入差距较大。
将4085份样本按不同行业进行分组，计算19个行业职工收入差距，结果如表1所示。从19个行业的职工个人年均收入看，最高的三个行业依次是房地产业、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职工个人年均收入分别为79641.27元、77454.01元和76837.06元，这几个行业以知识密集型的新兴产业、行政性垄断和高利润为主要特点；个人年均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其个人年均收入分别为52352.73元、51484.78元和46889.55元，这几个行业以劳动密集型且低利润为主要特点。19个行业中，除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外，从事其他行业的被调查者个人年均收入均在5万元以上，其中有5个行业均值在7万元以上，有9个行业的职工个人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19个行业的职工个人收入差距指标（从大到小排序）来看，采掘业，农林牧渔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的行业收入差距最大，依次排在前三位，其基尼系数分别为0.515、0.474和0.469；排在最后三位的行业依次是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业，基尼系数分别为0.322、0.337和0.362（见表1）。有8个行业的基尼系数处在0.3～0.4区间内，收入差距相对合理；除了采掘业外，其他10个行业的基尼系数均处在0.4～0.5区间内，收入差距较大；采掘业的基尼系数在0.5以上，收入差距悬殊。就全国19个行业而言，度量职工个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16，超过0.4的警戒线，说明行业收入差距较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较高。
四、行业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及其贡献率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各主要影响因素在行业收入差距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将采用Shorrocks回归分解法，测算各影响因素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与解释能力。
（一）变量与模型
为了研究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各种因素，本文对Mincer（1974）提出的收入方程进行扩展，建立如下的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lny为行业职工个人年收入的对数形式（被解释变量），
为常数项，
是回归系数。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涵义如表2所示。
（二）主要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方法，本文采用问卷调研数据，运用最小加权二乘法消除异方差以确保模型估计的准确性，最终得到表3与表4的回归结果。各模型中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有预期的符号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回归方程拟合度较高，各影响因素对行业职工个人年收入的解释能力在90%以上，结果较理想。在表3中，模型1至模型3依次反映了个人基本特征、人力资本与政治资本对行业职工个人年收入的影响。在表4中，模型4至模型7依次反映了制度因素、行业自身特征、地区差异对行业职工个人年收入的影响。
1.个人基本特征的影响。从模型1的结果来看，性别、民族、年龄等个人基本特征对职工个人年收入有显著影响。模型1表明，男性职工个人年收入比女性职工高13.85%，①汉族职工个人年收入比少数民族职工高39.75%，个人年收入与年龄的一次方、二次方回归系数分别为0.031和-0.0004，表示个人收入与年龄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说明随着职工年龄的增加。个人收入具有递减的边际效应。
2.人力资本的影响。人力资本模型2-1至2-3均显示职工个人收入与工作年限正相关，即工作时间越长，职工获得的收入越多。在模型2-1中，受教育年限对职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职工每多受1年教育，则个人收入提高5.33%。在模型2-2中，我们以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作为参照基准，进一步比较不同学历对行业职工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各系数均为正且递增。具体而言，职工个人的学历从初中升至研究生，其个人年收入依次比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职工依次高25.66%、43.66%、65.21%、83.28%和90.32%，进一步说明文化程度越高，职工收入水平越高。为了比较不同职称对职工个人年收入的影响，以无职称作为参照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中模型2-3所示。结果显示，个人年收入随职称的提高而增加，初级、中级、副高级、正高级职称的职工个人年收入比无职称的职工依次高出2.6%、22.35%、31.34%和42.14%。
3.政治资本的影响。通常认为，职务对个人收入水平有正向影响。模型3在个人基本特征模型1中加入了职务虚拟变量，结果表明，政治资本（职务）对个人年收入有显著的正效应，职务越高，个人年收入越高。科员、科级、县处级、厅局级及以上个人年收入比办事员个人年收入依次高出5.55%、28.08%、59.67%和64.07%，办事员个人收入比无职务的职工收入水平低6.93%。这与职务越高收入越高的结论并不矛盾，因为在一些个体经营的行业中，无明确的职务之分，个体收入高于其他行业中有职务的职工也属正常现象。
4.制度因素的影响。模型4-1、4-2、4-3反映了不同工作单位性质、不同职业、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对职工个人年收入的影响。模型4-1的回归结果表明，港澳台及外商企业、中央国有企业、党政机关的职工个人年收入排在前三位，比其他工作单位性质的企业职工依次高出85.93%、73.97%和46.67%，集体企业、其他行业的职工收入相对较低。模型4-2的回归结果表明，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年收入排在前三位，比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年收入依次高出119.46%、62.42%和60.80%；生产运输工人收入最低，比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年收入低4.02%。模型4-3的回归结果表明，房地产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职工个人年收入排在前三位，比农林牧渔业职工个人年收入依次高出92.08%、69.87%和67.30%，其他行业职工个人年收入比从事农林牧渔业职工收入高出10%～50%。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行业之间差异对职工个人收入有较明显的影响。我国低收入行业集中于农林牧渔业，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管理业等劳动密集型或利润相对较低的行业。由于当前居高不下的房价，人们对住房源源不断的需求及市场炒作，房地产业已成为吸金最多的行业之一。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新兴产业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并迅速崛起，已经成为收入较高的行业。
5.行业本身特征的影响。表4中，模型5反映了行业本身特征差异对职工个人年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强度、劳动环境、职业风险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24、-0.097和-0.018，说明三者对职工个人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职工从事的工作劳动强度越高、劳动环境越恶劣、职业风险越大，个人收入反而越少。技术复杂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0.12），说明技术复杂程度越高，劳动者获得的收入越多。在我国，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职业风险大的行业，多数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职工劳动报酬较低。技术复杂程度比较高的行业，多数是知识密集型行业，职工劳动报酬较高。
6.地区差异的影响。地区因素主要包括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程度、政治环境等，这些条件对职工个人收入有重要影响。一般认为，居住在省会城市的居民，其收入相对高于其他地区。在模型6-1中，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城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递减，说明其收入比户口属于城镇的居民分别高出41.25%、27.12%和8.31%。一般而言，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由于经济比较发达，拥有相对优越的发展环境和人才优势，居民收入相对较高；县城（县级市）及以下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一般，且受到政策、地理环境和人才资源等因素制约，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低一些。模型6-2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东部和中部地区居民的个人收入水平比西部地区分别高出54.12%和4.51%，东部地区的职工个人收入明显较高。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自然环境、经济基础较好，城市化进程较快，职工受教育程度较高，享受较多的政策优惠，中西部地区则缺乏这些优势。
（三）各影响因素贡献率的计量分析
前文所述的收入差距指标虽能说明行业收入差距大小，但并不能解释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原因。计量分析虽能说明各因素对职工收入的影响，但各因素的实际贡献率却不得而知。因此，本文采用回归分解法，测算各影响因素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实际贡献率。本文设计的计量模型为：
式（5）中，lny是职工个人收入的对数（被解释变量）；
为解释变量，表示影响职工个人收入的各因素；
为回归系数。这一模型，与模型（5）与模型（4）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借鉴Shorrocks（1982）的研究思路。将Shorrocks提出的可分解理论应用于（5）式，可以得到：
由此，我们可以计算第i种影响因素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即：
第i种影响因素对收入差距可解释部分的贡献率：
其中，
（lny）为回归方程（5）中的样本决定系数。各解释变量对总的行业收入差距的累计贡献率：
根据模型（5），利用调查样本数据和计量经济分析软件EViews6.0，可以得到表5中模型7的回归结果。各变量（除个别变量外）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拟合优度接近100%，回归结果较理想。表5是全部样本的行业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分解结果，表6是各影响因素对行业收入差距的累计贡献率。
制度因素（工作单位、职业）对行业收入差距的累计贡献率为8.8955%，排在各影响因素的第二位。其中，在职业变量中，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依次为5.7850%、1.1883%和0.9210%）较大，工作单位中对行业收入差距影响贡献率较大的是中央国有企业（为0.8272%）。
地区差异因素对行业收入差距的累计影响排在各因素的第三位，贡献率为7.6819%。其中，东部地区、省会城市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大（依次为6.7194%和1.3618），中西部地区、地级以下城市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贡献较小。
政治资本（职务）和行业本身特征（劳动强度、劳动环境、职业风险、技术复杂程度）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分别为5.1984%和4.7442%）相对较低，排在各影响因素的第四位和第五位。对行业收入差距影响贡献率最低的是个人基本特征（性别、民族、年龄），排在各影响因素的末位，如表6所示。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全国19个行业4085份问卷调查数据，对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现状进行了统计测算，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基于Shorrocks回归分解方法，分析了主要影响因素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
（一）研究结论
结论1：全国行业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行业职工个人收入较高，农林牧渔业、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等行业职工个人收入较低。
从19个行业的职工个人年均收入看，收入较高的行业主要以行政性垄断、高利润和知识密集型为主要特点。个人年均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些行业以劳动密集型且低利润为主要特点。从19个行业的职工个人收入差距看，排在前三位的行业依次是采掘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农林牧渔业，而教育、房地产业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排在末三位。有8个行业的收入差距相对合理，另有，0个行业的收入差距较大，1个行业的收入差距悬殊。就全国19个行业而言，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行业收入差距较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较高。
结论2：个人基本特征、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制度因素、行业本身特征和地区差异对行业职工个人收入有显著影响。
从模型回归结果看，性别、年龄、民族等对职工收入影响显著，其中，男性职工、汉族职工对收入回报的正向影响程度高于女性职工和少数民族职工；随着个人年龄的增加，职工收入具有递减的边际效应。人力资本水平对个人收入正向影响显著，即工龄越长、文化程度或职称越高的职工，所获得的人力资本的回报越高。政治资本对职工个人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职务越高，对职工个人收入的正向影响程度越大。制度因素（工作单位、职业、所在行业）对职工个人收入有显著影响，其中，港澳台及外商企业、中央国有企业、党政机关，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房地产业、金融业对职工个人收入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大。行业本身特征对职工个人收入有显著影响，其中，技术复杂程度对职工个人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强度、劳动环境和职业风险对职工个人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区差异对职工个人收入有显著影响，其中，省会城市、东部地区对职工个人收入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大。
结论3：人力资本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大，制度因素和地区差异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大，政治资本和行业本身特征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小，贡献率最小的是个人基本特征。
从贡献率来看，对行业收入差距贡献率最大的是人力资本，其中，学历在高中或中专以上、职称在中级以上的变量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大。制度因素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排在各影响因素的第二位，其中，中央国有企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大。地区差异和政治资本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依次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其中，东部地区、省会城市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大。行业本身特征和个人基本特征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相对较小，依次排在末两位。
（二）政策建议
1.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劳动者素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工作年限和受教育年限越长，文化程度和职称越高，职工个人收入也越高；人力资本对行业职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大，排在各影响因素之首。因此，人力资本投入是解决我国行业收入差距问题的切入点。首先，政府应对公共教育加大财政投入，特别是对低收入行业人群，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提升职工整体素质，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是缩小职工个人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其次，为了提高职工的就业能力，应丰富技能培训和在职培训形式，提高劳动者对新技术和新知识的适应能力。特别应该开展一些能够有助于务工人员提高就业能力的技能培训，提高整个行业职工的生产效率、个人收入，进而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2.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打破垄断，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职工个人收入较高，单位负责人收入较高，职务越高的个人收入也越高。单位负责人、担任领导职务的个人收入较高有其合理的成分，但由于收入获取的机会与能力受到权力的显著影响，从而会导致按要素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产生扭曲，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因此，需要合理界定收入分配中政府权力、个人权力与市场权力的范围，抑制权力扩张与滥用，建立收入分配的民主监督机制，减少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的发生，逐步缩小政治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特别是政治权力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要加强垄断行业、高收入者应税收入的监管，加大对富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打击逃税行为，增大纳税人的逃税成本。逐步试点开征遗产税、赠予税等特殊税种，调节过高收入。
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制度因素对职工个人收入有显著影响，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排在各影响因素的第二位。其中，中央国有企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对职工个人收入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大。这些垄断行业长期受到政府部门的保护，垄断程度较高，且劳动报酬远高于竞争性行业。因此，打破垄断是消除垄断造成的不合理行业收入差距的关键。为此，政府要提高市场化程度，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严格控制自然垄断范围。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有特殊要求的行业外，绝大部分行业应该通过混合所有制形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垄断行业投融资主体的多元化。政府应放松对部分垄断行业的行政管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提高市场竞争程度，扶植和培育新的竞争实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统筹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统筹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城和城镇协调发展，加大对低收入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地区差异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排在各影响因素的第三位。其中，东部地区收入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与地级市职工个人收入明显高于县城和城镇职工，东部地区、省会城市与地级市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大。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大部分集中于大中城市以及东部地区，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为了缩小由地区差异而引起的收入差距，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县城和城镇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建设步伐，加大投入力度，以缩小与发达地区、省会城市和地级市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通过必要的政府政策扶持，引导地区间产业合理的梯度转移，引导资本和人才向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县城和城镇流动，提高其经济发展水平。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男性职工收入高于女性职工，主要原因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男性职工比女性职工在市场竞争中更具优势，参与程度更高，因而收入增加的幅度大于女性职工，并导致男女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政府应对保证妇女及弱势群体就业公平的已有相关规定进行完善，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得到落实，切实保障全体劳动者公平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力和权益。政府要加大对低收入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
4.加大低收入行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促进行业均衡发展。实现行业收入均等化。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劳动强度、劳动环境和职业风险对职工个人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林牧渔业、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传统制造业等竞争性、劳动密集型行业是收入较低的行业，也是导致我国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长期处于劳动条件较差、劳动强度较大、劳动付出（特别是体力劳动）较多的劳动者，反而拿着较低的工资，主要原因是劳动者所在的行业基本上都是高度竞争的行业，无法获得垄断利润，利润水平普遍较低，缺乏提高职工收入的条件。因此，在市场作用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应发挥其调控职能，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税收优惠以及有针对性的实施政策倾斜等措施，在限制高利润垄断行业不合理收入的同时，提高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恶劣、职业风险程度高的低收入行业的职工收入和福利水平，促进不同行业发展的协调性，实现行业间收入分配的公平化。由于部分传统竞争性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较低，对于这类型的企业而言，需要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淘汰落后的生产技术与设备，吸取国内外最新的管理理念，进而挖掘该行业的潜在劳动生产效率；对政府而言，需要加大对该类行业的科技投入支持力度，培养其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能力，这对该类企业劳动生产率以及职工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①回归系数为β，对于对数线性模型，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为（eβ-1）×100%，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