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与“妇女名”作为女星老名的文化解读_秭归论文

《离骚》“女媭”为女星宿名的文化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离骚论文,星宿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1-0001-09

       楚文化在先秦的独特性使其拥有了独具一格的文学创作，其中的文化符号也以其丰富、独到的内涵而令人瞩目。关注楚地天文历法和神话体系也能帮助人们释读楚辞，理解楚辞的楚文化属性。

       在楚辞研究中利用天文历法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九歌》中有一神为“东皇太一”。这是楚国的神祇，具有楚文化特点。李炳海认为“东皇太一”是大火星，其文称：“东皇太一指的是大火星，《九歌·东皇太一》就是祭祀大火星的歌诗，古代有些部族把大火星作为天神加以祭祀。”①石川三佐男则从楚地神话体系中去解释“东皇太一”，认为：“《东皇太一》篇所言‘上皇’(东皇太一)，是天上最高神，由此可以把他看成《升仙图》上部中央上面，也就是君临天上中央的人面蛇身的女神。”②

       从现今出土的楚简来看，从战国楚简到马王堆汉简，楚国的天文、星占比较发达。同时，楚国的天文体系有独特性，自成一体。楚国发达的天文学与楚文化的繁荣有关。楚文化与北方文明相对，有自己独立的神话体系、音乐体系③，甚至对后来道家哲学的产生都有重要影响。这里以《离骚》中的“女媭”形象与二十八宿中星宿的关系作一探讨。

       《离骚》中的人物性质争议最多的是“女媭”。最早给“女媭”作解的是王逸，其《楚辞章句》释“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云：“女媭，屈原姊也。婵媛，犹牵引也。申申，重也。言女媭见己施行不与众合，以见放流，故来牵引数怒，重詈我也。”④王逸，东汉安帝时为校书郎。其距屈原作《离骚》有三百多年。王逸虽然说得很肯定，径指女媭为屈原姊。依据何在，不得而知。因此，后世对“女媭”的解释有了分歧，不足为怪。后世承王说者，往往加以附会以证成其说。

       (一)以文物遗存来附会

       《水经注》卷34“又东过秭归县之南”注曰：“县，故归乡。《地理志》虫：归子国也。纬曰：昔归典叶声律。宋忠曰：归即夔，归乡，盖夔乡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挚者，以废疾不立，而居于夔，为楚附庸，后王命为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灭之者也。袁山松曰：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即《离骚》所谓‘女媭婵媛以詈余’也。县城东北依山即坂，周回二里，高一丈五尺，南临大江，古老相传，谓之刘备城，盖备征吴所筑也。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故《宜都记》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熊会贞按：“《类聚》六、《御览》一百八十并引庾仲雍《荆州记》，秭归县有屈原宅、女须庙，捣衣石犹存，则此又本庾说也。”⑤这段文字明示：第一，秭归，实古夔子国之地。东汉末年大儒宋忠解释了“归即夔”，《汉书·地理志》所谓“归子国”即“夔子国”，夔子乃楚子熊挚。第二，将夔子国之地命名为“秭归”，见于东晋后期袁崧(一作袁山松)《宜都记》的记载。《宜都记》的结论是：“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⑥熊绎乃熊挚之先人。第三，“归子”变为“秭归”，皆有一“归”字。可以看出，“秭归”一名和“归子”相关，因“归子”附会而来。“秭”与“姊”同，与“子”音近而互通，“秭归”应是“子归”的倒字互通而成。这一附会时间当在王逸之后，袁崧之前。

       (二)从文字音训来附会

       洪兴祖《楚辞补注》卷1：“说文云，媭，女字也，音须。贾侍中说，楚人谓女曰媭，前汉有吕须，取此为名。婵媛，音蝉爰……秭与姊同。观女媭之意，盖欲原为宁武子之愚，不欲为史鱼之直耳，非责其不能为上官、椒兰也。而王逸谓女媭骂原以不与众合，不承君意，误矣。”⑦《补注》采用王逸女媭为屈姊说，但对女媭何以采用“詈”的方法教训屈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后来尽管有不同意王逸说者，但仍然沿着王逸的思路去释“女媭”。

       1.女媭，女人通称，无具体所指。张凤翼云：“媭以鲧为诫，似非知原者，何足为贤。恐媭者女人通称，未必原姊，不过如室人交遍责我之谓耳。”⑧

       2.女媭，贱妾。汪瑗云：“须者，贱妾之称，以比党人也。”⑨

       3.使女，侍女。李陈玉云：“按天上有须女星，主管布帛、嫁娶。人间使女谓之须女，须者，有急则须之谓。故《易》曰，归妹以须，反归以娣。言须乃贱女，及其归也，反以作娣。娣者，正妃之次……古人多以贱名子女，祈其易养之意。生女名媭，犹生男名奴耳。”⑩此稍同于“贱妾”的解释，但有不同。

       4.女媭，女巫。周拱辰云：“按《汉书·广陵王胥传》，胥迎李巫女须，使下神祝诅。则须乃女巫之称，与灵氛之詹卜同一流人，以为原姊缪矣。”(11)

       5.女媭，屈妹。段玉裁云：“王逸、袁山松、郦道元皆言女媭屈原之姊，惟郑注《周易》，屈原之妹名女须，《诗正义》所引如此，妹字恐姊之讹。”(12)

       游国恩在按语中，肯定了张凤翼“妇女之通称”的说法，指出王逸说其实别无所据；郦道元引袁崧说，皆后人因《章句》之说而附会之。其他的说法，如贱妾说、女巫说等或不顾文义、或牵强之极(13)。以妇女之通称释女媭，颇为中庸，实无济于问题的解决。

       在女媭为谁的解释中，避开传统思路提出新解的是闻一多，其在《离骚解诂乙》中云：“《开元占经·北方七宿占篇》引石氏曰：‘媭女四星。’又引巫咸曰：‘须女，天女也。’疑女媭即媭女。”(14)嘉言也有相似观点，他认为：“此知须女即婺女，为吴越之分野。上节我曾考定椒丘为今安徽地，于古为吴越区域，见《汉书·地理志》，而《离骚》于叙至椒丘之后，紧接着就说到女媭，可知屈原于行至吴越荒野区域四顾无人之时，忽然仰观上苍，看见或联想及须女星，随假托之为对话人，籍以引起他下面的一段话。屈原作品中言及天文星宿者尚不止此。如《离骚》言羲和、望舒、飞廉、丰隆，以及《抽思》云‘南指月与列星’，皆其明证。离骚‘众女嫉余之娥眉’，‘众女’亦关天文名词，见《淮南子·天文训》，何况《离骚》本多神仙家之词，而神仙家又无不善星宿，《离骚》中的羲和、巫咸及屈原之祖重黎、伯阳皆精通天文，则‘女须’之应解作星名，更无可疑。”(15)闻一多、李嘉言有关讨论仅此而已。

       在以上诸说外，能独辟蹊径的是闻一多和李嘉言提出的女媭是星宿名，其解释可能受到汪瑗的启发。较早把女媭和须(媭)女在材料上联系起来的是汪瑗，汪瑗曰：“尝考之《天官书》，天文有织女三星，婺女四星。织女，天女孙也，女之至贵者也。婺女，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尔雅》曰，须女谓之婺女，婺又一作务。是婺星之为须女，须女之为贱女也明矣。故女须者谓女之至贱者也。媭正作须，女傍者，后人所增耳。岂特楚人谓女为媭哉，岂可谓女须为原姊哉!”(16)汪瑗是在论证女媭为贱妾的观点，并没有说女媭是星宿。但客观上使人注意到《离骚》中“女媭”在材料上与须(媭)女的关联，闻一多和李嘉言应由此进一步得出女媭是女星(媭女)的推测和结论。

       闻一多言之太简，未易引起人的注意，而且闻氏其后又以更多文字提出女媭为“先妣”说，让人无法取舍；李嘉言在《〈离骚〉丛说》题下言女媭为星名，同样言之太简，且为遗作，故亦未能引起人们注意。二说都因没有详实的论证，而为人所忽视。

       首先对王逸说以及袁崧以文物附会表示怀疑的是李陈玉。李陈玉云：“从来诠者，谓女媭为屈原姊，不知何所根据，盖起于袁崧之误。袁崧因夔州秭归县有屈原旧田宅在，遂谓秭归以屈原姊得名，不知秭归之地，《志》称归乡，原归子国。舜典乐官夔封于此，故郡名曰夔州。《乐纬》曰，昔归典叶声律。然则，归即夔，后人乃读为归来之归。宋忠曰，归即夔，归乡盖夔乡矣。郦道元好奇而不能辨，遂两志之《水经注》，故世互相沿习。”(17)

       郦道元毕竟是地理学家，他对女媭是屈姊的解释作了地名沿革的梳理，引用《宜都记》所云“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18)，结论是清楚的。因此，客观地说，郦道元思路清楚。但要否定郦道元的判断，还要进一步去论证。

       在进一步去研究时，要尊重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如果说袁崧是在附会王逸女媭为屈姊说，这是认识和推理问题，而《水经注》及其所引用的袁崧《宜都记》对史迹的载录是准确的，他们都不会去杜撰一个地名或名物。这些史迹和地名是：秭归、屈原旧田宅、屈原故宅、女媭庙、捣衣石等。游国恩在按语中虽批评袁崧是附会的做法，但并没有解释屈原宅和女媭庙之间的关系。当然要解释清楚，并不容易。因此，第一步就要清理材料，第二步是要解释女媭庙和屈原的关系。

       (一)材料自身存在矛盾

       在秭归境内无屈原庙(祠)而有女媭庙，如依王逸“女媭为屈姊”说，则于理难通。秭归，据《水经注》有屈原旧田宅、故宅，有女媭庙，但无屈原庙。而据《水经注》，屈原庙在汨罗境内。《水经注》卷38：“汨水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沈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昔贾谊、史迁皆尝径此，弭楫江波，投吊于渊。渊北有屈原庙，庙前有碑，又有《汉南太守程坚碑》，寄在原庙。”(19)假设，屈原和女媭是特殊的姐弟关系，而屈原值得立庙尚有理由，屈原无庙而女媭有庙，实无道理。

       秭归在巴东与宜昌之间，而汨罗在洞庭湖东、岳阳与长沙之间，相距很远。考察古代遗存，特别是上古遗存，必须注意到某一具体区域的文化遗存分布状态，而不能将不同区域的文化遗存性质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分析。因为古代信息传播慢，特别是山区，可能山南山北的文化状态就很不相同，甚至差距很大。所以在秭归境内做比较才具有意义。秭归境内有女媭庙而无屈原庙的考古学意义在于：女媭非屈原之姊，也得到文化遗存的支撑。

       《水经注》云，屈原故宅在县北一百六十里，而女媭庙在屈原宅东北六十里。如女媭为屈原的姐姐，屈原故宅与女媭庙何以相距六十里。而屈原旧田宅与屈原故宅又相距一百多里，此亦不可解。

       (二)女媭庙与“捣衣”有关

       《水经注》云：“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20)这一则材料所蕴含的信息非常重要，但至今尚未为人所认识并给以合理的解释。

       女媭庙里有捣衣石，这是秭归境内的文化遗存，这是客观的。对女媭庙所作的解释却有主观倾向，袁崧和《水经注》都认为女媭庙是为纪念屈姊女媭而建。于此，有两点尚要强调：第一，女媭庙和捣衣石并存应是袁崧之前就已如此；第二，女媭庙是纪念屈姊的，此由袁崧所界定，而不一定是女媭庙自身所表达的意义。研究女媭庙原初的内容以及和捣衣石关联的意义就十分重要。

       所谓庙，是供祀神位的屋舍，其建置或大或小，袁崧所记女媭庙应是很小的建筑，如今日之乡村田头的几平方米的土地庙。假设女媭庙是为纪念屈姊而建，为何要记载下“捣衣石犹存”？至少最初记载者，一定能明白女媭庙和捣衣石之间的联系及其意义。否则，“捣衣石犹存”这一细节会被忽视而无法保留下来。捣衣石这一重要遗存，一定能表明女媭身份。换言之，捣衣石应该是女媭属性的标志物。捣衣是否为屈姊属性的必然标志物？显然不是。从《离骚》中“女媭”角色看，捣衣的功能可有可无，同样捣衣也不能成为贱妾说的依据，捣衣也不是贱妾属性的标志物。

       那么，捣衣和什么人或事最为密切呢？捣衣石是女媭何种属性的标志物？按常识物理，捣衣石应和女子织布关系最为密切。

       在女子织布的过程中，其他工具难以保存，捣衣石因其材料坚硬可以保存并流传下来。所谓女媭庙“捣衣石犹存”，说明女媭庙尚有与织布相关的工具，如木制的捣衣杵等，这类木制工具会朽烂，故言“捣衣石犹存”。可以断言，女媭庙之女媭和织布相关，或者说女媭以织布名。

       织女的工作是织布，包括织帛和织麻。《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21)桑可饲养蚕，蚕丝可织成帛。《诗经·葛覃》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綌，服之无斁。”(22)这里是指织麻，葛是纻麻，用以织为絺、綌，絺为细葛布，络为细葛布。

       织布程序是：抽丝(由蚕茧抽丝和从麻皮中剥出麻丝)，理丝(理顺蚕丝和麻丝)，纺丝(将蚕丝或麻丝连结成丝线)，织成可制衣的衣料，再经捣练和浣洗，然后制衣。捣练和浣洗不同，在于目的和地点、方法不同。第一，捣练，是指帛(麻)用草木灰浆浸泡后再用木杵捶捣的练帛(麻)工序，目的是为生练脱胶，以制成熟练。浣洗，是指练帛(麻)之后的水洗工序，目的是去除帛(麻)中残存的草木灰浆杂质，把帛(麻)清洗干净。第二，浣洗，即水洗工序，是在江河溪边完成。“浣纱”时所清洗出的灰浆杂质，会使河溪流水一时也被污染；浣纱后的帛(麻)，色泽鲜明。显然，练帛之后的浣纱即水洗，需要大量的用水量，只有江河溪流而非庭院内的井水才可能提供浣纱的便利。因此，浣纱是在江河溪边，而不是在庭院内完成。第三，庭院内捣衣砧，又名捣衣石，是古代妇女捣帛(麻)以制作寒衣的石具。第四，古诗及文献所述江河溪边的天然浣纱石、浣衣石、捣衣砧、捣衣石，各地有之。当浣女在江河溪边“浣纱”，即水洗用草木灰浆浸泡、捶捣之后的帛(麻)时，可能仍然会用木杵捶捣帛(麻)，即把帛(麻)用水浸泡，放在江河溪边的砧石(石板、圆石)上用木杵捶捣，以高效地去除灰浆杂质，使帛(麻)清洗干净。江河溪边的砧石遂得以亦称为浣纱石、浣衣石、捣衣砧、捣衣石。第五，浣纱之捣练与练帛之捣练的不同在于：地点是在江河溪边，而不是在庭院内；目的是清洗，而不是脱胶；捣练方式是迭起帛来捶捣以辅助水洗，而不是铺开全面捶捣以便脱胶；捣练工具的砧是江河溪边的石板、圆石，而不是庭院内的特制石砧；木杵可能是洗衣短杵，而不是捣练长杵(23)。应该注意到，浣洗在河溪边，捣练在庭院。但在实际生活中，河溪边的捣衣石，也是用来捣洗成衣，以清洗穿脏的衣服。唐代张萱《捣练图》中就再现了手持木杵的女子在捣衣石中捣练的情景：

      

       图1 唐代张萱《捣练图》

       古代的捣衣石的形状和尺寸未必如图中所显示的那么规整，也可以随石头自然形状和大小来使用，但中间当有凹下去的部分。捣衣原本在院内，因洗旧衣需在河溪旁的石上捣衣，故捣衣石可放置在院里，也可放置在河边。女媭庙既可建在山上或田野，也可临河而建。《文献通考》卷279云：“女，十一度，下九尺为日月中道，天之少府也。谓之须女者，须，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也，主妇女之位。其星如妇功之式，主布帛、裁制、嫁娶。”(24)此处云“主布帛裁制嫁娶”，其中已经包括了抽丝，理丝，纺丝，织成可制衣的衣料，再经捣练和浣洗，然后制衣全过程。

       至此，可以说，秭归之“女媭庙”与《离骚》中的“女媭”无关，而与善织之女子相关。

       秭归之女媭庙、捣衣石的文化遗存，应该是纪念“媭女”星的。《水经注》及其引用袁崧说以证明秭归之女媭庙的主人是《离骚》中的“女媭”，看来也是误会，也可以说是附会。有可能秭归之女媭庙本名就是媭女庙，和捣衣相联系，因记载而误称女媭庙。

       女媭，即媭女。在有关历法中，媭女星和织女星是分指两组星。那么，她们之间关系如何，必须理清楚。

       1.“女”星宿为二十八宿之一(25)，俗称织女星，其星宿当为七星组成。《诗经世本古义》：“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注云：“杜预注，婺女为既嫁之女，织女为处女也。”并有按语：“按此诗止言织女，因下文有七襄字，则似当兼婺女言之。以织女星三，婺女星四，合之方成七数。又皆主布帛，则皆能织之类耳。婺女居二十八宿之一，亦名须女。须者，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也。”(26)由此可见，织女星、婺女(媭女)星，分指两类星，织女星由三颗星组成，婺女星由四颗星组成。《开元占经》卷61“须女占三”云：“石氏曰：须女四星，十二度……《北官候》曰：须女，一名天少府，一名天女，一名务女，一名临宫女……巫咸曰：须女，天女也，天府天市斗也……甘氏曰：须女动，则嫁娶。将有嫁娶，占于须女。石氏赞曰：须女主布帛裁置之，故置离珠为藏府。又曰：须女，珍物宝所藏，故主布帛奉给主。”(27)须女星，又名天少府、天女、婺女。杜预认为织女、婺女两类星都为女星，但有不同，婺女是既嫁之女，而织女是处女。

       2.媭女(婺女)星与织女星常混二为一。婺女、织女本两类星名，但在人们认识中，常混二为一，而且由来已久。《史记·天官书》载：“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28)张守节《正义》云：“织女三星，在河北天纪东，天女也，主果蓏丝帛珍宝。”《史记》区分清楚，婺女的北面是织女，织女是天女之孙。而《正义》却将织女解释为天女，天女和天女之孙是不同的。《后汉书·天文志》云：“织女，天之真女。”(29)这和《史记》所载相合。《五礼通考》卷193“女宿四星”：“《星经》：须女四星主布帛为珍宝。一名婺女。天女四星去北辰一百六度。《晋书·天文志》：须女四星，天少府也。须，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也，主布帛裁制嫁娶。”(30)这里须女四星，也可称为天女四星，又混同了织女和婺女的差异。《开元占经》卷61：“巫咸曰：须女，天女也。”(31)天文专家也没有严格区分二者。

       3.织女和婺女的混合在对经的注释中也得到运用，《诗经》中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32)句，所云“七襄”，即为七星，织女星三颗，婺女(媭女)星四，合之成七数。虽只讲织女，实兼婺女而言之。

       4.无论是织女星，还是婺女星，其功能是一致的，都是主布帛。这也是二者可通的原因。《隋书》卷20：“须女四星，天之少府也。须，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也，主布帛裁制嫁娶。”(33)《文献通考》卷279亦云：“主妇女之位，其星如妇功之式，主布帛、裁制、嫁娶。”(34)

       5.媭女(婺女)可以是女星宿的代称，这和楚地出土二十八宿图是一致的。

      

       图2 楚地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漆箱二十八宿图

       上图为楚地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漆箱二十八宿图，此二十八宿星名属于《石氏》体系，而不属于《甘氏》体系。楚国的二十八宿名属于《甘氏》体系。不过《甘氏》和《石氏》在婺女星宿的命名上是一致的。婺女，《开元占经》卷23：“《甘氏》曰：‘单阏之岁，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与虚、危晨出夕入(《天官书》曰：“与婺女虚危。”)，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两国。’”(35)

       “媭女”在出土的漆箱盖上模糊，在整理文字中被记为“婺(？)女”。“女”星宿一名，在出土漆箱的二十八星宿中记为“婺(？)女”，说明“婺女”可以代称“女”星宿，这和传世文献也有一致的地方，传世文献中确有“媭女”和“婺女”两种记载。《开元占经》卷25“岁星犯须女三”云：“甘氏曰：岁星入须女，有进美女者。大人有庆，若有女喜，立后拜太子。期三十日，若九十日，宮人有受赐者。《北官候》曰：岁星入须女，诸侯有贺天子以美女，期三十日，若九十日……《荆州占》曰：岁星宿须女二十日，布帛大贵，期四十日。”(36)须女，即媭女。《礼记·月令》：“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37)《左传·昭公十年》记载：“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38)《史记·天官书》“婺女”《索隐》：“《广雅》云：须女谓之务女是也。一作婺。”(39)

       媭(婺)女和织女，都可以代表“女”星，即“牛女”之“女”星宿，是二十八宿之一，其功能是主布帛、裁制、嫁娶。

       闻一多和李嘉言提出《离骚》中“女媭”乃“媭女”，是星宿名的看法值得重视。女媭为谁？笔者多年来一直思考这一问题(40)。王逸的屈原之姊说无法证明，如上文所言：其一，王逸为东汉人，去屈原时代已久，而直指女媭为屈姊，因证据不足，故引起后人的质疑，并提出新说；其二，《离骚》中的人物如重华、灵氛、巫咸等作为和作者直接有言语交流的对象，都是神话或传说中的人物，女媭则是现实人物，又是近亲，似与离骚人物设置的逻辑不符。女媭这一角色在《离骚》中的安排，应该是和重华等人性质一致或相近，于情理较合(41)。

       关于织女星，也可以说是媭女星，人们早就有了认识，并在《诗经》中出现。《小雅·大东》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42)二十八星宿作为上古公共的天文历法背景，出现在《诗经》中的织女星宿，同样也出现在《离骚》当中，故《离骚》中将“媭女”设置为“詈予”的角色也是可以的。同女媭是屈姊说比较，女媭是媭女说更有依据而具有说服力。不仅因为媭女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与《离骚》在构思中的主要人物性质接近或一致，而且为《离骚》进入下面的叙事做了准备，神游远方和进入天界，有“女媭(媭女)”的指引而更为便捷和自然。

       《离骚》以“别”为经，以“骚”为纬，“女媭之婵媛”而下写神游远方(43)。“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长。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节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44)这一段对话，写出女媭的睿智和深刻，她认为：“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45)菉、葹，都是一般的野草，但这些野草虽多，屈原不去佩带；“户说”指挨家挨户去解说。前句表示女媭判断准确，后句则表明女媭对社会行为的认识，语言通俗，而合情理。“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46)这一句深刻独到，对社会人情的判断，试图说服屈原茕独抗争的选择。下面写屈原自己的回应，虽有“瞻前顾后”的考虑，但只有“危死”的结果。由此也逼出以后神游天界而远走他邦的选择。

       “女媭之婵媛”而下，《离骚》的主人有五次“求女”的经历，求帝宫玉女、求高丘神女、求宓妃、求简狄、求二姚，正可以说明“女媭”为天女角色的重要性。虽然“女媭”这一角色以后不再出现，但依照她和主人公的关系以及其思想的深刻睿智，当“女媭”角色一旦出现在作品巾，就有理由相信，其后她一直作为隐性形象伴随主人公去行事。选择二十八宿之女性角色“媭女”作为对话对象，再现屈原内心矛盾，而面对现实所作的追求和选择，皆由“女媭詈予”生发出来，其角色意义有待重新认识。

       后世织女成了巧慧的化身，也许一开始“媭女”星就被赋予了这样的能力，“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47)。织女当是编织的能手，诗中“不成报章”只是说她心思或有分散。在先秦传世文献中尚未有织女巧慧的记载，但后世的传说也许是南来已久的，源出先秦。

       女媭(“媭女”)为女星的解释还有三点需要进一步说明和强调：

       第一，女媭和媭女的关系。虽然闻一多和李嘉言都认为女媭即媭女，但未有论证。李学勤曾论及女媭一名，他说：“在古书里还有许多女名，前面有一‘女’字，大多数是上古人物，如女娲、女志等等。较晚的例子，只有《楚辞·离骚》屈原之姊女媭(或说‘媭’义为姊)。这可能是远古的人名形式，后来已归消灭，不好与其他形式同提并论。”(48)李学勤对“女媭”一名是有疑问的，这一疑问并非来自材料，而是来自对先秦人名状况整体研究基础上的推断和解释。李学勤指出“女媭”仅有一例的说法，可以理解为“女媭”有被误写的可能性。似定这一仅有之例是因“媭女”误倒为“女媭”更能得到合理解释。究其原因有二：其一，《离骚》的传播无论通过口传或通过简册，都有倒置的可能；其二，可和楚地出土的二十八星宿图印证，无论是“媭女”还是“婺女”，其结构都是某字加“女”式，而不是相反的“女”加某字式。楚地出土的漆箱盖二十八宿图的文物价值在此体现出两种意义：一是说明楚地人对天文知识的把握和对天文中二十八宿的关注；二是“婺(？)女”二字的标示，结合《诗经》中“织女”的出现，说明女星宿可以由织女和婺(媭)女代称。

       第二，《离骚》中的人物属性。《离骚》中人物众多，但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作为叙述角色的人物，一是作为叙述过程中的人物。作为角色的人物属性都不是现实人物，而是虚拟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这些作为角色的人物体现了《离骚》“香草美人”的叙述特点。媭女，作为星名，她正好是二十八星宿中的女性星宿名。其特殊性为《离骚》所选用，还是有其内在逻辑性的。

       第三，史料问题。女媭为媭女说，在汉代文献中找不到直接材料来证明，而《水经注》又是南北朝时北魏郦道元所著，意味着上距战国时间甚为遥远，距东汉也有四百年左右的历史，显然影响了材料的可信度。但在没有汉代材料来证明时，南北朝文献的价值如何评判，又如何使用，值得注意。大致上来说，史料应包含史实叙述、史实评判和历史遗迹载录等内容，而历史遗迹的载录最为可靠，尽管遗迹会有递修的可能。按照《水经注》的说法，东晋后期袁山松(袁崧)肯定了“女媭婵媛以詈余”与女媭庙的关联性，云“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49)。由此明显看出，与女媭庙相关的最初史迹载录与屈原之“女媭”无关，经过袁山松解释，“女媭”与“媭女庙”才有了联系。这一段史迹载录可以作如下剥离分析：(1)最初史迹载录，屈原故里秭归有“女媭庙”，而屈原庙在汨罗境内。按，这一载录时间最晚在袁崧之前，而这一史迹的出现应更早，当出现在汉代。如果视女媭庙与《离骚》之“女媭”关联，则秭归当先有屈原庙，其后才有立女媭庙的可能。假定女媭庙为媭女庙之误，则媭女庙当为纪念女星而立。两说比较，“媭女庙”说优于“女媭庙”说，而媭女庙表达了当地人的女星崇拜观念。(2)经袁崧附会阶段。媭女庙被附会为女媭庙，这一错误解读一直延续到今天。但袁崧无意间保留了女媭庙“捣衣石犹存”的珍贵记载，成了今天探讨“女媭庙”(媭女庙)性质的唯一记载。《水经注》引袁崧《宜都记》对女媭庙中“捣衣石”的记录，能由此考证“女媭”(媭女)庙”主人身份。如果失去“捣衣石犹存”五字，也就会失去今人知识和古人知识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女媭庙是为纪念女星而建，“女媭”为谁的问题即迎刃而解了。秭归无屈原庙(祠)，而有织女庙，这就没有矛盾。媭女(婺女)，女星宿名，其神秘性必然高人一等，媭女星运动对人间的影响也很大。《隋书·天文志》云：“星明，天下丰，女功昌，国充富。小暗则国藏虚。动则有嫁娶出纳裁制之事。”(50)为其立庙，理所应该。

       *收稿日期：2014-06-03

       注释：

       ①李炳海：《东皇太一为大火星考》，《江汉论坛》1993年第4期。

       ②[日]石川三佐男：《从楚地出土帛画分析〈楚辞·九歌〉的世界》，《中国楚辞学》第一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205-218页。

       ③戴伟华：《楚辞音乐性文体特征及其相关问题——从阜阳出土楚辞简说起》，《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④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3页。

       ⑤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35-2837页。同卷载：“袁山松曰：父老传言，屈原流放，忽然暂归，乡人喜悦，因名曰归乡。”第2840页。

       ⑥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第2837页。

       ⑦洪兴祖撰，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方进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19页。

       ⑧⑨⑩(11)(12)(13)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第184，184，184-185，185，188-189页。

       (14)闻一多著，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五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2页。

       (15)李嘉言：《〈离骚〉丛说》，《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

       (16)(17)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第184，184-185页。

       (18)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第2837页。

       (19)(20)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第3155，2837页。

       (21)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页。

       (22)方玉润：《诗经原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5页。

       (23)邓小军：《释〈春江花月夜〉“捣衣砧上拂还来”——并释古诗赋中的“捣衣”“捣练”和“浣纱”》，《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24)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14页。

       (25)二十八星宿名见《淮南子·天文》，其云：“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须女、虚、危、营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嶲、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方曰阳天，其星张、翼、轸。”顾迁译注：《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5-46页。

       (26)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31页。

       (27)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开元占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423-424页。

       (28)司马迁著，斐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11页。

       (29)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230页。

       (30)秦蕙田：《五礼通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册，第678页。

       (31)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开元占经》，第424页。

       (32)方玉润：《诗经原始》，第420页。

       (33)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45页。

       (34)马端临：《文献通考》，第2214页。

       (35)(36)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开元占经》，第165-166，182页。

       (37)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89页。

       (3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14页。

       (39)司马迁：《史记》，第1311页。

       (40)戴伟华：《女媭非屈母——与龚维英同志商榷》，《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41)蒋方：《〈离骚〉中的女媭与上古时期的女性名号》，《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4期。

       (42)(47)方玉润：《诗经原始》，第420，420页

       (43)戴伟华：《试论〈离骚〉的创作契机与艺术构思》，《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44)(45)(46)洪兴祖撰，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方进点校：《楚辞补注》，第19-25，19-20，20页。

       (48)李学勤：《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49)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第2837页。

       (50)魏徵等：《隋书》，第545页。

标签：秭归论文;  文化论文;  离骚论文;  屈原论文;  读书论文;  织女星论文;  捣衣论文;  二十八星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