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与“妇女名”作为女星老名的文化解读_秭归论文

《离骚》“女媭”为女星宿名的文化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离骚论文,星宿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1-0001-09

       楚文化在先秦的独特性使其拥有了独具一格的文学创作,其中的文化符号也以其丰富、独到的内涵而令人瞩目。关注楚地天文历法和神话体系也能帮助人们释读楚辞,理解楚辞的楚文化属性。

       在楚辞研究中利用天文历法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九歌》中有一神为“东皇太一”。这是楚国的神祇,具有楚文化特点。李炳海认为“东皇太一”是大火星,其文称:“东皇太一指的是大火星,《九歌·东皇太一》就是祭祀大火星的歌诗,古代有些部族把大火星作为天神加以祭祀。”①石川三佐男则从楚地神话体系中去解释“东皇太一”,认为:“《东皇太一》篇所言‘上皇’(东皇太一),是天上最高神,由此可以把他看成《升仙图》上部中央上面,也就是君临天上中央的人面蛇身的女神。”②

       从现今出土的楚简来看,从战国楚简到马王堆汉简,楚国的天文、星占比较发达。同时,楚国的天文体系有独特性,自成一体。楚国发达的天文学与楚文化的繁荣有关。楚文化与北方文明相对,有自己独立的神话体系、音乐体系③,甚至对后来道家哲学的产生都有重要影响。这里以《离骚》中的“女媭”形象与二十八宿中星宿的关系作一探讨。

       《离骚》中的人物性质争议最多的是“女媭”。最早给“女媭”作解的是王逸,其《楚辞章句》释“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云:“女媭,屈原姊也。婵媛,犹牵引也。申申,重也。言女媭见己施行不与众合,以见放流,故来牵引数怒,重詈我也。”④王逸,东汉安帝时为校书郎。其距屈原作《离骚》有三百多年。王逸虽然说得很肯定,径指女媭为屈原姊。依据何在,不得而知。因此,后世对“女媭”的解释有了分歧,不足为怪。后世承王说者,往往加以附会以证成其说。

       (一)以文物遗存来附会

       《水经注》卷34“又东过秭归县之南”注曰:“县,故归乡。《地理志》虫:归子国也。纬曰:昔归典叶声律。宋忠曰:归即夔,归乡,盖夔乡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挚者,以废疾不立,而居于夔,为楚附庸,后王命为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灭之者也。袁山松曰: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即《离骚》所谓‘女媭婵媛以詈余’也。县城东北依山即坂,周回二里,高一丈五尺,南临大江,古老相传,谓之刘备城,盖备征吴所筑也。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故《宜都记》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熊会贞按:“《类聚》六、《御览》一百八十并引庾仲雍《荆州记》,秭归县有屈原宅、女须庙,捣衣石犹存,则此又本庾说也。”⑤这段文字明示:第一,秭归,实古夔子国之地。东汉末年大儒宋忠解释了“归即夔”,《汉书·地理志》所谓“归子国”即“夔子国”,夔子乃楚子熊挚。第二,将夔子国之地命名为“秭归”,见于东晋后期袁崧(一作袁山松)《宜都记》的记载。《宜都记》的结论是:“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⑥熊绎乃熊挚之先人。第三,“归子”变为“秭归”,皆有一“归”字。可以看出,“秭归”一名和“归子”相关,因“归子”附会而来。“秭”与“姊”同,与“子”音近而互通,“秭归”应是“子归”的倒字互通而成。这一附会时间当在王逸之后,袁崧之前。

       (二)从文字音训来附会

       洪兴祖《楚辞补注》卷1:“说文云,媭,女字也,音须。贾侍中说,楚人谓女曰媭,前汉有吕须,取此为名。婵媛,音蝉爰……秭与姊同。观女媭之意,盖欲原为宁武子之愚,不欲为史鱼之直耳,非责其不能为上官、椒兰也。而王逸谓女媭骂原以不与众合,不承君意,误矣。”⑦《补注》采用王逸女媭为屈姊说,但对女媭何以采用“詈”的方法教训屈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后来尽管有不同意王逸说者,但仍然沿着王逸的思路去释“女媭”。

       1.女媭,女人通称,无具体所指。张凤翼云:“媭以鲧为诫,似非知原者,何足为贤。恐媭者女人通称,未必原姊,不过如室人交遍责我之谓耳。”⑧

       2.女媭,贱妾。汪瑗云:“须者,贱妾之称,以比党人也。”⑨

       3.使女,侍女。李陈玉云:“按天上有须女星,主管布帛、嫁娶。人间使女谓之须女,须者,有急则须之谓。故《易》曰,归妹以须,反归以娣。言须乃贱女,及其归也,反以作娣。娣者,正妃之次……古人多以贱名子女,祈其易养之意。生女名媭,犹生男名奴耳。”⑩此稍同于“贱妾”的解释,但有不同。

       4.女媭,女巫。周拱辰云:“按《汉书·广陵王胥传》,胥迎李巫女须,使下神祝诅。则须乃女巫之称,与灵氛之詹卜同一流人,以为原姊缪矣。”(11)

       5.女媭,屈妹。段玉裁云:“王逸、袁山松、郦道元皆言女媭屈原之姊,惟郑注《周易》,屈原之妹名女须,《诗正义》所引如此,妹字恐姊之讹。”(12)

       游国恩在按语中,肯定了张凤翼“妇女之通称”的说法,指出王逸说其实别无所据;郦道元引袁崧说,皆后人因《章句》之说而附会之。其他的说法,如贱妾说、女巫说等或不顾文义、或牵强之极(13)。以妇女之通称释女媭,颇为中庸,实无济于问题的解决。

       在女媭为谁的解释中,避开传统思路提出新解的是闻一多,其在《离骚解诂乙》中云:“《开元占经·北方七宿占篇》引石氏曰:‘媭女四星。’又引巫咸曰:‘须女,天女也。’疑女媭即媭女。”(14)嘉言也有相似观点,他认为:“此知须女即婺女,为吴越之分野。上节我曾考定椒丘为今安徽地,于古为吴越区域,见《汉书·地理志》,而《离骚》于叙至椒丘之后,紧接着就说到女媭,可知屈原于行至吴越荒野区域四顾无人之时,忽然仰观上苍,看见或联想及须女星,随假托之为对话人,籍以引起他下面的一段话。屈原作品中言及天文星宿者尚不止此。如《离骚》言羲和、望舒、飞廉、丰隆,以及《抽思》云‘南指月与列星’,皆其明证。离骚‘众女嫉余之娥眉’,‘众女’亦关天文名词,见《淮南子·天文训》,何况《离骚》本多神仙家之词,而神仙家又无不善星宿,《离骚》中的羲和、巫咸及屈原之祖重黎、伯阳皆精通天文,则‘女须’之应解作星名,更无可疑。”(15)闻一多、李嘉言有关讨论仅此而已。

       在以上诸说外,能独辟蹊径的是闻一多和李嘉言提出的女媭是星宿名,其解释可能受到汪瑗的启发。较早把女媭和须(媭)女在材料上联系起来的是汪瑗,汪瑗曰:“尝考之《天官书》,天文有织女三星,婺女四星。织女,天女孙也,女之至贵者也。婺女,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尔雅》曰,须女谓之婺女,婺又一作务。是婺星之为须女,须女之为贱女也明矣。故女须者谓女之至贱者也。媭正作须,女傍者,后人所增耳。岂特楚人谓女为媭哉,岂可谓女须为原姊哉!”(16)汪瑗是在论证女媭为贱妾的观点,并没有说女媭是星宿。但客观上使人注意到《离骚》中“女媭”在材料上与须(媭)女的关联,闻一多和李嘉言应由此进一步得出女媭是女星(媭女)的推测和结论。

       闻一多言之太简,未易引起人的注意,而且闻氏其后又以更多文字提出女媭为“先妣”说,让人无法取舍;李嘉言在《〈离骚〉丛说》题下言女媭为星名,同样言之太简,且为遗作,故亦未能引起人们注意。二说都因没有详实的论证,而为人所忽视。

       首先对王逸说以及袁崧以文物附会表示怀疑的是李陈玉。李陈玉云:“从来诠者,谓女媭为屈原姊,不知何所根据,盖起于袁崧之误。袁崧因夔州秭归县有屈原旧田宅在,遂谓秭归以屈原姊得名,不知秭归之地,《志》称归乡,原归子国。舜典乐官夔封于此,故郡名曰夔州。《乐纬》曰,昔归典叶声律。然则,归即夔,后人乃读为归来之归。宋忠曰,归即夔,归乡盖夔乡矣。郦道元好奇而不能辨,遂两志之《水经注》,故世互相沿习。”(17)

       郦道元毕竟是地理学家,他对女媭是屈姊的解释作了地名沿革的梳理,引用《宜都记》所云“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18),结论是清楚的。因此,客观地说,郦道元思路清楚。但要否定郦道元的判断,还要进一步去论证。

       在进一步去研究时,要尊重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如果说袁崧是在附会王逸女媭为屈姊说,这是认识和推理问题,而《水经注》及其所引用的袁崧《宜都记》对史迹的载录是准确的,他们都不会去杜撰一个地名或名物。这些史迹和地名是:秭归、屈原旧田宅、屈原故宅、女媭庙、捣衣石等。游国恩在按语中虽批评袁崧是附会的做法,但并没有解释屈原宅和女媭庙之间的关系。当然要解释清楚,并不容易。因此,第一步就要清理材料,第二步是要解释女媭庙和屈原的关系。

       (一)材料自身存在矛盾

       在秭归境内无屈原庙(祠)而有女媭庙,如依王逸“女媭为屈姊”说,则于理难通。秭归,据《水经注》有屈原旧田宅、故宅,有女媭庙,但无屈原庙。而据《水经注》,屈原庙在汨罗境内。《水经注》卷38:“汨水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沈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昔贾谊、史迁皆尝径此,弭楫江波,投吊于渊。渊北有屈原庙,庙前有碑,又有《汉南太守程坚碑》,寄在原庙。”(19)假设,屈原和女媭是特殊的姐弟关系,而屈原值得立庙尚有理由,屈原无庙而女媭有庙,实无道理。

       秭归在巴东与宜昌之间,而汨罗在洞庭湖东、岳阳与长沙之间,相距很远。考察古代遗存,特别是上古遗存,必须注意到某一具体区域的文化遗存分布状态,而不能将不同区域的文化遗存性质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分析。因为古代信息传播慢,特别是山区,可能山南山北的文化状态就很不相同,甚至差距很大。所以在秭归境内做比较才具有意义。秭归境内有女媭庙而无屈原庙的考古学意义在于:女媭非屈原之姊,也得到文化遗存的支撑。

       《水经注》云,屈原故宅在县北一百六十里,而女媭庙在屈原宅东北六十里。如女媭为屈原的姐姐,屈原故宅与女媭庙何以相距六十里。而屈原旧田宅与屈原故宅又相距一百多里,此亦不可解。

       (二)女媭庙与“捣衣”有关

       《水经注》云:“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20)这一则材料所蕴含的信息非常重要,但至今尚未为人所认识并给以合理的解释。

       女媭庙里有捣衣石,这是秭归境内的文化遗存,这是客观的。对女媭庙所作的解释却有主观倾向,袁崧和《水经注》都认为女媭庙是为纪念屈姊女媭而建。于此,有两点尚要强调:第一,女媭庙和捣衣石并存应是袁崧之前就已如此;第二,女媭庙是纪念屈姊的,此由袁崧所界定,而不一定是女媭庙自身所表达的意义。研究女媭庙原初的内容以及和捣衣石关联的意义就十分重要。

       所谓庙,是供祀神位的屋舍,其建置或大或小,袁崧所记女媭庙应是很小的建筑,如今日之乡村田头的几平方米的土地庙。假设女媭庙是为纪念屈姊而建,为何要记载下“捣衣石犹存”?至少最初记载者,一定能明白女媭庙和捣衣石之间的联系及其意义。否则,“捣衣石犹存”这一细节会被忽视而无法保留下来。捣衣石这一重要遗存,一定能表明女媭身份。换言之,捣衣石应该是女媭属性的标志物。捣衣是否为屈姊属性的必然标志物?显然不是。从《离骚》中“女媭”角色看,捣衣的功能可有可无,同样捣衣也不能成为贱妾说的依据,捣衣也不是贱妾属性的标志物。

       那么,捣衣和什么人或事最为密切呢?捣衣石是女媭何种属性的标志物?按常识物理,捣衣石应和女子织布关系最为密切。

       在女子织布的过程中,其他工具难以保存,捣衣石因其材料坚硬可以保存并流传下来。所谓女媭庙“捣衣石犹存”,说明女媭庙尚有与织布相关的工具,如木制的捣衣杵等,这类木制工具会朽烂,故言“捣衣石犹存”。可以断言,女媭庙之女媭和织布相关,或者说女媭以织布名。

       织女的工作是织布,包括织帛和织麻。《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21)桑可饲养蚕,蚕丝可织成帛。《诗经·葛覃》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綌,服之无斁。”(22)这里是指织麻,葛是纻麻,用以织为絺、綌,絺为细葛布,络为细葛布。

       织布程序是:抽丝(由蚕茧抽丝和从麻皮中剥出麻丝),理丝(理顺蚕丝和麻丝),纺丝(将蚕丝或麻丝连结成丝线),织成可制衣的衣料,再经捣练和浣洗,然后制衣。捣练和浣洗不同,在于目的和地点、方法不同。第一,捣练,是指帛(麻)用草木灰浆浸泡后再用木杵捶捣的练帛(麻)工序,目的是为生练脱胶,以制成熟练。浣洗,是指练帛(麻)之后的水洗工序,目的是去除帛(麻)中残存的草木灰浆杂质,把帛(麻)清洗干净。第二,浣洗,即水洗工序,是在江河溪边完成。“浣纱”时所清洗出的灰浆杂质,会使河溪流水一时也被污染;浣纱后的帛(麻),色泽鲜明。显然,练帛之后的浣纱即水洗,需要大量的用水量,只有江河溪流而非庭院内的井水才可能提供浣纱的便利。因此,浣纱是在江河溪边,而不是在庭院内完成。第三,庭院内捣衣砧,又名捣衣石,是古代妇女捣帛(麻)以制作寒衣的石具。第四,古诗及文献所述江河溪边的天然浣纱石、浣衣石、捣衣砧、捣衣石,各地有之。当浣女在江河溪边“浣纱”,即水洗用草木灰浆浸泡、捶捣之后的帛(麻)时,可能仍然会用木杵捶捣帛(麻),即把帛(麻)用水浸泡,放在江河溪边的砧石(石板、圆石)上用木杵捶捣,以高效地去除灰浆杂质,使帛(麻)清洗干净。江河溪边的砧石遂得以亦称为浣纱石、浣衣石、捣衣砧、捣衣石。第五,浣纱之捣练与练帛之捣练的不同在于:地点是在江河溪边,而不是在庭院内;目的是清洗,而不是脱胶;捣练方式是迭起帛来捶捣以辅助水洗,而不是铺开全面捶捣以便脱胶;捣练工具的砧是江河溪边的石板、圆石,而不是庭院内的特制石砧;木杵可能是洗衣短杵,而不是捣练长杵(23)。应该注意到,浣洗在河溪边,捣练在庭院。但在实际生活中,河溪边的捣衣石,也是用来捣洗成衣,以清洗穿脏的衣服。唐代张萱《捣练图》中就再现了手持木杵的女子在捣衣石中捣练的情景:

      

       图1 唐代张萱《捣练图》

       古代的捣衣石的形状和尺寸未必如图中所显示的那么规整,也可以随石头自然形状和大小来使用,但中间当有凹下去的部分。捣衣原本在院内,因洗旧衣需在河溪旁的石上捣衣,故捣衣石可放置在院里,也可放置在河边。女媭庙既可建在山上或田野,也可临河而建。《文献通考》卷279云:“女,十一度,下九尺为日月中道,天之少府也。谓之须女者,须,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也,主妇女之位。其星如妇功之式,主布帛、裁制、嫁娶。”(24)此处云“主布帛裁制嫁娶”,其中已经包括了抽丝,理丝,纺丝,织成可制衣的衣料,再经捣练和浣洗,然后制衣全过程。

       至此,可以说,秭归之“女媭庙”与《离骚》中的“女媭”无关,而与善织之女子相关。

       秭归之女媭庙、捣衣石的文化遗存,应该是纪念“媭女”星的。《水经注》及其引用袁崧说以证明秭归之女媭庙的主人是《离骚》中的“女媭”,看来也是误会,也可以说是附会。有可能秭归之女媭庙本名就是媭女庙,和捣衣相联系,因记载而误称女媭庙。

       女媭,即媭女。在有关历法中,媭女星和织女星是分指两组星。那么,她们之间关系如何,必须理清楚。

       1.“女”星宿为二十八宿之一(25),俗称织女星,其星宿当为七星组成。《诗经世本古义》:“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注云:“杜预注,婺女为既嫁之女,织女为处女也。”并有按语:“按此诗止言织女,因下文有七襄字,则似当兼婺女言之。以织女星三,婺女星四,合之方成七数。又皆主布帛,则皆能织之类耳。婺女居二十八宿之一,亦名须女。须者,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也。”(26)由此可见,织女星、婺女(媭女)星,分指两类星,织女星由三颗星组成,婺女星由四颗星组成。《开元占经》卷61“须女占三”云:“石氏曰:须女四星,十二度……《北官候》曰:须女,一名天少府,一名天女,一名务女,一名临宫女……巫咸曰:须女,天女也,天府天市斗也……甘氏曰:须女动,则嫁娶。将有嫁娶,占于须女。石氏赞曰:须女主布帛裁置之,故置离珠为藏府。又曰:须女,珍物宝所藏,故主布帛奉给主。”(27)须女星,又名天少府、天女、婺女。杜预认为织女、婺女两类星都为女星,但有不同,婺女是既嫁之女,而织女是处女。

       2.媭女(婺女)星与织女星常混二为一。婺女、织女本两类星名,但在人们认识中,常混二为一,而且由来已久。《史记·天官书》载:“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28)张守节《正义》云:“织女三星,在河北天纪东,天女也,主果蓏丝帛珍宝。”《史记》区分清楚,婺女的北面是织女,织女是天女之孙。而《正义》却将织女解释为天女,天女和天女之孙是不同的。《后汉书·天文志》云:“织女,天之真女。”(29)这和《史记》所载相合。《五礼通考》卷193“女宿四星”:“《星经》:须女四星主布帛为珍宝。一名婺女。天女四星去北辰一百六度。《晋书·天文志》:须女四星,天少府也。须,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也,主布帛裁制嫁娶。”(30)这里须女四星,也可称为天女四星,又混同了织女和婺女的差异。《开元占经》卷61:“巫咸曰:须女,天女也。”(31)天文专家也没有严格区分二者。

       3.织女和婺女的混合在对经的注释中也得到运用,《诗经》中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32)句,所云“七襄”,即为七星,织女星三颗,婺女(媭女)星四,合之成七数。虽只讲织女,实兼婺女而言之。

       4.无论是织女星,还是婺女星,其功能是一致的,都是主布帛。这也是二者可通的原因。《隋书》卷20:“须女四星,天之少府也。须,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也,主布帛裁制嫁娶。”(33)《文献通考》卷279亦云:“主妇女之位,其星如妇功之式,主布帛、裁制、嫁娶。”(34)

       5.媭女(婺女)可以是女星宿的代称,这和楚地出土二十八宿图是一致的。

      

       图2 楚地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漆箱二十八宿图

       上图为楚地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漆箱二十八宿图,此二十八宿星名属于《石氏》体系,而不属于《甘氏》体系。楚国的二十八宿名属于《甘氏》体系。不过《甘氏》和《石氏》在婺女星宿的命名上是一致的。婺女,《开元占经》卷23:“《甘氏》曰:‘单阏之岁,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与虚、危晨出夕入(《天官书》曰:“与婺女虚危。”),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两国。’”(35)

       “媭女”在出土的漆箱盖上模糊,在整理文字中被记为“婺(?)女”。“女”星宿一名,在出土漆箱的二十八星宿中记为“婺(?)女”,说明“婺女”可以代称“女”星宿,这和传世文献也有一致的地方,传世文献中确有“媭女”和“婺女”两种记载。《开元占经》卷25“岁星犯须女三”云:“甘氏曰:岁星入须女,有进美女者。大人有庆,若有女喜,立后拜太子。期三十日,若九十日,宮人有受赐者。《北官候》曰:岁星入须女,诸侯有贺天子以美女,期三十日,若九十日……《荆州占》曰:岁星宿须女二十日,布帛大贵,期四十日。”(36)须女,即媭女。《礼记·月令》:“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37)《左传·昭公十年》记载:“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38)《史记·天官书》“婺女”《索隐》:“《广雅》云:须女谓之务女是也。一作婺。”(39)

       媭(婺)女和织女,都可以代表“女”星,即“牛女”之“女”星宿,是二十八宿之一,其功能是主布帛、裁制、嫁娶。

       闻一多和李嘉言提出《离骚》中“女媭”乃“媭女”,是星宿名的看法值得重视。女媭为谁?笔者多年来一直思考这一问题(40)。王逸的屈原之姊说无法证明,如上文所言:其一,王逸为东汉人,去屈原时代已久,而直指女媭为屈姊,因证据不足,故引起后人的质疑,并提出新说;其二,《离骚》中的人物如重华、灵氛、巫咸等作为和作者直接有言语交流的对象,都是神话或传说中的人物,女媭则是现实人物,又是近亲,似与离骚人物设置的逻辑不符。女媭这一角色在《离骚》中的安排,应该是和重华等人性质一致或相近,于情理较合(41)。

       关于织女星,也可以说是媭女星,人们早就有了认识,并在《诗经》中出现。《小雅·大东》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42)二十八星宿作为上古公共的天文历法背景,出现在《诗经》中的织女星宿,同样也出现在《离骚》当中,故《离骚》中将“媭女”设置为“詈予”的角色也是可以的。同女媭是屈姊说比较,女媭是媭女说更有依据而具有说服力。不仅因为媭女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与《离骚》在构思中的主要人物性质接近或一致,而且为《离骚》进入下面的叙事做了准备,神游远方和进入天界,有“女媭(媭女)”的指引而更为便捷和自然。

       《离骚》以“别”为经,以“骚”为纬,“女媭之婵媛”而下写神游远方(43)。“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长。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节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44)这一段对话,写出女媭的睿智和深刻,她认为:“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45)菉、葹,都是一般的野草,但这些野草虽多,屈原不去佩带;“户说”指挨家挨户去解说。前句表示女媭判断准确,后句则表明女媭对社会行为的认识,语言通俗,而合情理。“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46)这一句深刻独到,对社会人情的判断,试图说服屈原茕独抗争的选择。下面写屈原自己的回应,虽有“瞻前顾后”的考虑,但只有“危死”的结果。由此也逼出以后神游天界而远走他邦的选择。

       “女媭之婵媛”而下,《离骚》的主人有五次“求女”的经历,求帝宫玉女、求高丘神女、求宓妃、求简狄、求二姚,正可以说明“女媭”为天女角色的重要性。虽然“女媭”这一角色以后不再出现,但依照她和主人公的关系以及其思想的深刻睿智,当“女媭”角色一旦出现在作品巾,就有理由相信,其后她一直作为隐性形象伴随主人公去行事。选择二十八宿之女性角色“媭女”作为对话对象,再现屈原内心矛盾,而面对现实所作的追求和选择,皆由“女媭詈予”生发出来,其角色意义有待重新认识。

       后世织女成了巧慧的化身,也许一开始“媭女”星就被赋予了这样的能力,“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47)。织女当是编织的能手,诗中“不成报章”只是说她心思或有分散。在先秦传世文献中尚未有织女巧慧的记载,但后世的传说也许是南来已久的,源出先秦。

       女媭(“媭女”)为女星的解释还有三点需要进一步说明和强调:

       第一,女媭和媭女的关系。虽然闻一多和李嘉言都认为女媭即媭女,但未有论证。李学勤曾论及女媭一名,他说:“在古书里还有许多女名,前面有一‘女’字,大多数是上古人物,如女娲、女志等等。较晚的例子,只有《楚辞·离骚》屈原之姊女媭(或说‘媭’义为姊)。这可能是远古的人名形式,后来已归消灭,不好与其他形式同提并论。”(48)李学勤对“女媭”一名是有疑问的,这一疑问并非来自材料,而是来自对先秦人名状况整体研究基础上的推断和解释。李学勤指出“女媭”仅有一例的说法,可以理解为“女媭”有被误写的可能性。似定这一仅有之例是因“媭女”误倒为“女媭”更能得到合理解释。究其原因有二:其一,《离骚》的传播无论通过口传或通过简册,都有倒置的可能;其二,可和楚地出土的二十八星宿图印证,无论是“媭女”还是“婺女”,其结构都是某字加“女”式,而不是相反的“女”加某字式。楚地出土的漆箱盖二十八宿图的文物价值在此体现出两种意义:一是说明楚地人对天文知识的把握和对天文中二十八宿的关注;二是“婺(?)女”二字的标示,结合《诗经》中“织女”的出现,说明女星宿可以由织女和婺(媭)女代称。

       第二,《离骚》中的人物属性。《离骚》中人物众多,但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作为叙述角色的人物,一是作为叙述过程中的人物。作为角色的人物属性都不是现实人物,而是虚拟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这些作为角色的人物体现了《离骚》“香草美人”的叙述特点。媭女,作为星名,她正好是二十八星宿中的女性星宿名。其特殊性为《离骚》所选用,还是有其内在逻辑性的。

       第三,史料问题。女媭为媭女说,在汉代文献中找不到直接材料来证明,而《水经注》又是南北朝时北魏郦道元所著,意味着上距战国时间甚为遥远,距东汉也有四百年左右的历史,显然影响了材料的可信度。但在没有汉代材料来证明时,南北朝文献的价值如何评判,又如何使用,值得注意。大致上来说,史料应包含史实叙述、史实评判和历史遗迹载录等内容,而历史遗迹的载录最为可靠,尽管遗迹会有递修的可能。按照《水经注》的说法,东晋后期袁山松(袁崧)肯定了“女媭婵媛以詈余”与女媭庙的关联性,云“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49)。由此明显看出,与女媭庙相关的最初史迹载录与屈原之“女媭”无关,经过袁山松解释,“女媭”与“媭女庙”才有了联系。这一段史迹载录可以作如下剥离分析:(1)最初史迹载录,屈原故里秭归有“女媭庙”,而屈原庙在汨罗境内。按,这一载录时间最晚在袁崧之前,而这一史迹的出现应更早,当出现在汉代。如果视女媭庙与《离骚》之“女媭”关联,则秭归当先有屈原庙,其后才有立女媭庙的可能。假定女媭庙为媭女庙之误,则媭女庙当为纪念女星而立。两说比较,“媭女庙”说优于“女媭庙”说,而媭女庙表达了当地人的女星崇拜观念。(2)经袁崧附会阶段。媭女庙被附会为女媭庙,这一错误解读一直延续到今天。但袁崧无意间保留了女媭庙“捣衣石犹存”的珍贵记载,成了今天探讨“女媭庙”(媭女庙)性质的唯一记载。《水经注》引袁崧《宜都记》对女媭庙中“捣衣石”的记录,能由此考证“女媭”(媭女)庙”主人身份。如果失去“捣衣石犹存”五字,也就会失去今人知识和古人知识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女媭庙是为纪念女星而建,“女媭”为谁的问题即迎刃而解了。秭归无屈原庙(祠),而有织女庙,这就没有矛盾。媭女(婺女),女星宿名,其神秘性必然高人一等,媭女星运动对人间的影响也很大。《隋书·天文志》云:“星明,天下丰,女功昌,国充富。小暗则国藏虚。动则有嫁娶出纳裁制之事。”(50)为其立庙,理所应该。

       *收稿日期:2014-06-03

       注释:

       ①李炳海:《东皇太一为大火星考》,《江汉论坛》1993年第4期。

       ②[日]石川三佐男:《从楚地出土帛画分析〈楚辞·九歌〉的世界》,《中国楚辞学》第一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205-218页。

       ③戴伟华:《楚辞音乐性文体特征及其相关问题——从阜阳出土楚辞简说起》,《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④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3页。

       ⑤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35-2837页。同卷载:“袁山松曰:父老传言,屈原流放,忽然暂归,乡人喜悦,因名曰归乡。”第2840页。

       ⑥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第2837页。

       ⑦洪兴祖撰,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方进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19页。

       ⑧⑨⑩(11)(12)(13)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第184,184,184-185,185,188-189页。

       (14)闻一多著,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五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2页。

       (15)李嘉言:《〈离骚〉丛说》,《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

       (16)(17)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第184,184-185页。

       (18)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第2837页。

       (19)(20)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第3155,2837页。

       (21)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页。

       (22)方玉润:《诗经原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5页。

       (23)邓小军:《释〈春江花月夜〉“捣衣砧上拂还来”——并释古诗赋中的“捣衣”“捣练”和“浣纱”》,《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24)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14页。

       (25)二十八星宿名见《淮南子·天文》,其云:“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须女、虚、危、营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嶲、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方曰阳天,其星张、翼、轸。”顾迁译注:《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5-46页。

       (26)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31页。

       (27)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开元占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423-424页。

       (28)司马迁著,斐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11页。

       (29)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230页。

       (30)秦蕙田:《五礼通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册,第678页。

       (31)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开元占经》,第424页。

       (32)方玉润:《诗经原始》,第420页。

       (33)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45页。

       (34)马端临:《文献通考》,第2214页。

       (35)(36)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开元占经》,第165-166,182页。

       (37)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89页。

       (3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14页。

       (39)司马迁:《史记》,第1311页。

       (40)戴伟华:《女媭非屈母——与龚维英同志商榷》,《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41)蒋方:《〈离骚〉中的女媭与上古时期的女性名号》,《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4期。

       (42)(47)方玉润:《诗经原始》,第420,420页

       (43)戴伟华:《试论〈离骚〉的创作契机与艺术构思》,《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44)(45)(46)洪兴祖撰,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方进点校:《楚辞补注》,第19-25,19-20,20页。

       (48)李学勤:《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49)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第2837页。

       (50)魏徵等:《隋书》,第5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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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与“妇女名”作为女星老名的文化解读_秭归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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