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尼赫鲁政府的和平核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赫鲁论文,和平论文,政策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5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5-0077-08
1998年5月11日和13日，在印度波克兰的核试验震惊了全世界；而5月15日印度总理关 于印度已经是“核武器国家”的声明更使国际社会难以接受(注：1998年5月11日和13日 ，印度先后进行5次核试验。15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接受《今日印度》报记者采访 时宣布印度已经成为“核武器国家”。对此，国际社会做出强烈反应。1998年6月4日， 五个核大国发表《关于印巴核试验的联合声明》，认为根据《核不扩散条约》，尽管印 度最近进行了核试验，但印度并不具有核武器国家地位。6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 议，认可五大国声明，并重申印度不具有核武器国家地位。详见新华社新德里1998年5 月15日电和新华社《参考资料》(1998年6月8日)。)。在对印度政府的一片谴责声中， 国际社会更加缅怀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及其反对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 核试验的胆略和远见。实际上，尼赫鲁政府的核政策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风 格，而且影响深远。但总体上，国内对印度核政策的研究远不够精细和深刻，也缺乏系 统性，更不用说对尼赫鲁执政时期印度核政策的研究了(注：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 有：宋德星：《从印度拒签<全面核禁试条约>看其核战略》，载《南亚研究》1997年第 1期；吴康和、宋德星：《论印度核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核武化的危害性》，载《世界 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6期；孙叔林：《印巴核军备竞赛不可取》，载《南亚研究》199 8年第2期；吴鹏：《南亚核危机及其对地区安全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年第1期；周学海：《核威慑的条件——兼论南亚核威慑的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1999年第4期。此外，陈平生主编的《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姜兆鸿、杨学平主编的《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吴华著《南亚之狮——印度》(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孙士海主编的《 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著作，也对印度核 政策有所论述。)。相反，国外这方面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全面系统。就尼赫鲁 时期印度核政策而言，西方和印度学者从核战略环境、核决策机制、中国因素及尼赫鲁 个人因素、核建设规划等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很好的基础性研究(注：这方面的论述主要 见：Mohammed B.Alam,India's Nuclear Policy(Delhi:Mittal Publications,1988),p p.10-18;David Cortright and Amitabh Mattoo.eds.,India and the Bomb:Public Op inion and Nuclear Options(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6),pp.54 -59;Col.Ravi Nanda,Strategic Compulsions of Nuclear India(New Delhi:Lancers Books,1998),pp.21-30;G.G.Mirchandani,India's Nuclear Dilemma(New Delhi:Popul ar Book Services,1968)，特别见第1、第2、第3和第10章；Prashant Agarwal,India' s Nuclear Development Plays and Policies:A Critical Analysis(New Delhi:North ern Book Centre,1996)，特别见第1、第2章；P.L.M.Patil,India:Nuclear Weapons a 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part iii:Public Documents(New Delhi:National Publi shing House,1969).)。本文主要阐析尼赫鲁时期印度和平核政策所展示的国内和国际 双重属性，揭示尼赫鲁政府坚持和平核政策的根本原因及其变革的潜在动力，并创建性 地从中归纳出尼赫鲁和平核政策的时代特色及个人风格。
文章的基本结论是：先经济后国防的基本国策和从甘地“非暴力”信念发展而来的反 核伦理思想，是尼赫鲁和平核政策的两大理论基石；主要依凭以“非暴力”、不结盟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内容的“软权力”(softpower)进行的富有成效的国际权势竞 争及因之而获得的国际威望(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减轻了寻求核武器的政治压力 和冲动。而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着手建立战略边界的图谋，特别是1962年对华战争，预 示着尼赫鲁开始倾向并实际运用军事力量等“硬权力”来扩张权势。此时，强国欲望连 同增强防务的努力使得核政策开始摆脱反核伦理思想的束缚。对华战争后关于核问题的 公开辩论说明和平核政策开始受到冲击，预示着印度核政策的变革即将随着尼赫鲁时代 的结束而到来。但尼赫鲁时期，印度核政策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的性质，具有浓厚的伦理 色彩和很强的独立意识，并深深打上了尼赫鲁本人核权威主义的烙印。
一
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工业，是印度国大党领导人长期以来的梦 想。如果说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这一梦想无法实现的话，那么，独立后，国大党领导 人便开始为国家发展描绘宏伟蓝图。其中，尼赫鲁作为国大党的杰出领袖，其思想对印 度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早在独立之前，尼赫鲁就强调优先发展 经济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国家的目标，整个说来就是尽可能要做到自给自足……我 们国家生产上的第一个任务应该是应付国内的粮食、原料和制成品的需要。”[1](p526 -527)他还指出：“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将继续地使国际局势失去平衡，助长一些比较 发达的国家的侵略倾向。即使它保持政治上的独立，也不过是有名无实的，而经济上的 控制将要落到别人手中。”[1](p539)尼赫鲁的建国思想，印度学者将它归纳为四个相 互关联的观点(注：转引自陈平生主编：《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北京：中国军事科学 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第一，新独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实现工业化；第二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和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第三，国 内经济改革的迫切性要求将用于国防的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第四，实现这些目标的同 时，把国防开支维持到最低限度的最佳方法是奉行对所有国家都友好的政策，即不结盟 与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
那么，尼赫鲁又是怎样看待安全与国防问题的呢?
这体现在政府两项主要决策中[2](p194—197)：(1)认为不存在印度遭到任何进攻的危 险性。在尼赫鲁看来，印度的面积、印度的地理战略位置、加上各大国不愿看到印度再 次受到外国统治等因素，将使印度免于遭受任何大规模的外来攻击。“没有哪一个大国 会容忍另一个大国取得英国过去长期享有的统治地位。如果哪一个大国竟敢作这种尝试 ，其他各大国就会联合起来予以严惩。大国间的相互竞争是使印度免受进攻的最有效保 证。”[3](p19)所以，对印度不存在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印度有均势保护着。至于区 内的巴基斯坦，印度并不担心或惧怕它的军事威胁。(2)由于没有同其他国家(除巴基斯 坦外)发生敌对行动的危险，国防力量的费用必须保持在仅仅能过得去的水平上。这样 ，以供发展之用的资源就不会不必要地花费在非生产方面。一直到50年代后期，印度政 界舆论始终反对增加国防开支。“我们一直认为，在非暴力的印度，政府决不会考虑增 加军事预算；……请问我们为什么要增加军事设施?”(注：转引自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著：《印度对华战争》，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199页。)只要发展受到 优先考虑，工业资源就会增加，最终军队的需求也能得到满足，这就是政府的概括。
根据尼赫鲁的建国思想，独立后印度政府制定了先经济后国防的发展战略，以彻底改 变印度落后的殖民地经济形态，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经济优先的基本国策决定 了印度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的外部环境。为此，尼赫鲁为印度制定了不结盟大战略。应 该指出，不结盟是一个以印度安全为基础的概念，其作为一项国策被提出来，目的是使 印度在东西方两大对立集团中获得独立和机动的余地，置身于斗争和动乱的漩涡之外， 从世界范围来维护印度的国家安全利益。在外交与防务关系的处理上，可以说尼赫鲁更 加重视外交在大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用现任印度外长贾斯万特·辛格的话说，当时尼 赫鲁视国防政策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引申，并且不许他人染指。[4](p22)在经济优先的国 家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具有防务性质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更好地解决了发展经济与发展军 备这两者在资源占有上的矛盾，军事上的弱点在某种程度上被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弥补 了。1958年12月9日，尼赫鲁十分明确地指出：“通过军事力量获得安全的思想仅是部 分正确；同样正确的是，安全可以通过外交政策来获得保障。一项深思熟虑的与其他国 家友好的政策，在获取安全的问题上比其他任何措施都重要。”[5](p79)可见，根植在 决策者和公众心目中的最优先的方面是经济发展问题，人们很少关注防务问题，更不用 说是核防务了。
如果说先经济后防务的基本国策是决定尼赫鲁政府核政策是和平性质还是军事性质的 首要因素的话，那么尼赫鲁本人及其政府所持有的反核伦理思想对其核政策性质同样具 有决定性意义。
尼赫鲁在核问题上的基本伦理思考，可以追溯到独立前。1945年，当美国在日本广岛 和长崎使用原子弹时，尼赫鲁和国大党的领袖们就视之为十分严重的事件。尼赫鲁说， 只要冲突不消除，核弹的威胁将一直高悬在我们头顶上。[6](p185—186)1946年6月， 尼赫鲁指出，美国开发原子弹已经造成了一种危险的局面。他希望印度与其他国家进行 合作，以阻止这种毁灭性武器的生产、发展和使用。[6](p264)1947年1月22日，在《我 们期待和平》的演讲中，尼赫鲁指出：“当今世界上，原子弹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和人类
仁爱精神这两者之间实质上存在着一种冲突。无疑，在所有的物质领域，印度将扮演重 要的角色，同时我希望，她也将一直重视人类仁爱精神，且我毫不怀疑，在世界正面临 着的这场冲突中，仁爱最终将会战胜原子弹。”[5](p13)
尼赫鲁的反核伦理，或者说他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来自甘地(Mahatma Gandhi)的下 述信念：战争和暴力在道义上是不能容忍的，通向真理之路惟有通过非暴力。基于在长 期反对英帝国殖民统治斗争过程中形成的“非暴力”思想，甘地认为，发展原子弹使“ 人类世世代代保有的最好的感情麻木了”，他进而说：“从原子弹这个最不幸的东西身 上汲取的合法的道义上的教训是，人们将不会用原子弹来摧毁原子弹，就像暴力不能被 反暴力所制止一样。”(注：M.K.Gandi,“Atom Bomb and Ahimsa”,Harijan(Poona),7 July 1946.转引自David Cortright,Amitabh Mattoo,India and the Bomb:Public Op inion and Nuclear Options(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6),p.54.)在另一篇文章中，甘地写道：“我认为为了大规模毁灭男人、妇女和儿童而部署原子 弹，是对科学的最恶魔式的运用。”(注：M.K.Gandi,“Atom Bomb and Ahimsa”,Hari jan(Poona),7July 1946.转引自David Cortright,Amitabh Mattoo,India and the Bom b:Public Opinion and Nuclear Options(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6),p.54.)甘地在原子弹问题上持有的伦理观念，成为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呼吁核裁军 的重要指导思想。1948年11月3日，尼赫鲁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讲时，重新向人们唤 起甘地的思想，以强调印度在反对发展核武器方面所持有的伦理。他在大会上说：“我 不惧怕强国之大，以及他们的军队、他们的舰队和他们的原子弹。这是我的导师(甘地) 教导我的。我们曾作为没有武装的人民去反对一个大国和一个强势帝国。”[5](p165) 虽然用伦理来指导政府的核政策，但致力于使印度发展成为一个先进工业化国家、跻身 世界先进科技前列的历史使命，使尼赫鲁热心于掌握核科技以及和平地开发、利用核能 。
二
根据先经济后国防的基本国策，基于“非暴力”信念的反核伦理思想，通过对国家安 全环境的分析，并考虑到外交政策对保障国家安全所发挥的作用，在敏感的核问题上， 尼赫鲁明确地把核工业纳入国家经济建设而非防务建设的轨道，坚持和平利用原子能。 [5](p191—194)尼赫鲁时期，和平核政策具有两重性：在国内反对核武器的研究和开发 ，国际上则鼓吹核裁军，二者相互作用，从而树立起了印度和平核形象。
所谓和平利用核能，是指把核科技、核设施和核材料完全用于和平的目的而非用于军 事目的。这一点正是尼赫鲁政府和平核政策的实质所在和重要标志。担任总理后，尼赫 鲁公开表示要建设性地开发原子能，反对发展核武器。1948年4月，尼赫鲁在印度制宪 会议的辩论中明确表示：“印度发展原子能是为了和平使用的目的，而不是用于战争。 ”[7](p53)尼赫鲁还说：“代表我的政府，同时我也肯定地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将来的 任何印度政府承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无论印度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绝不把 原子能用于邪恶的目的。这种保证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因为一旦附加了条件，这种保 证就不再有其意义了。”[8](p507)梅农(V.K.Krishna Menon)也说，印度并不把和平利 用原子能仅仅看做是一个技术问题，对印度来说，它被看做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 和经济问题。[9](p17)
早期，开发、利用核能发电是印度核工业所面临的首要课题。1954年5月10日，尼赫鲁 在关于印度核政策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告诉洛克·沙巴说：“坚持原子能用于和平的目的 ，其对印度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像发达国家法国这样的工业化了的先进国家。”[10](p49 )被誉为印度原子能计划奠基者的赫米·巴巴(Homi Bhabha)博士也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声 称，仅仅依靠燃煤和水力资源，印度的能源要求将永远得不到满足。[11](p107)在1955 年于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会议上，巴巴指出：“利用原子能发电已 经毋庸置疑地得到了证明。”[12](p165)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5—1960)中，印度首次决定把核能作为一种替代能源进行开发 利用。“二五”计划规定：“利用核能发电和在农业、工业、医药卫生事业中使用核科 技是原子能工业的主要目标。”[13](p525)50年代中期，第一个核发展计划被制定了出 来。计划规定在核能利用上分三步走：首先，通过建造天然铀反应堆来发电和生产钚； 第二步，建造增殖反应堆，它使用第一阶段中生产出来的钚作为燃料或者把钍作为增殖 性材料；第三步，在增殖反应堆中使用在第二阶段中用钍作燃料时所嬗变出来的铀233 作为燃料。计划预计耗时20—25年，到计划完成后的80年代中期，印度将在核反应堆和 核燃料以及使用本国的钍矿作为反应堆燃料等方面实现自给。[14](p83)1962年，印度 议会通过《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授权政府为了提高印度人民的福利和为 了其他和平的目的开发、控制和使用原子能，并批准政府关于在塔拉普(Tarapur)建造 第一个核电站的计划。
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口号下，尼赫鲁政府抓住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着手进行核工业 的基础建设，同时反对把本国的核资源置于国际控制之下。这一时期，印度的核工业还 处在初创阶段，政府主要是建立相应的机构，培养人才以及出于经济目的而进行的基础 性研究与开发活动。由于人才、科技水平和核材料等方面的制约，印度在发展核基础工 业时急需寻求与加拿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合作。早期，印度核设施多是在与国 外合作的基础上建造的，规模都比较小，许多重要的材料如纯铀、重水等都需要国外供 应才能保证核设施的正常运转。而且，这些核设施主要用来进行必要的研究和训练技术 人员。虽然利用核能发电是印度核科技工作者的首要任务，但直到尼赫鲁病逝，印度也 没能建成核电站。
可以说，核能首先吸引政治家和科学家注意的不仅是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更主要的是它在军事上的毁灭性力量和具有的政治价值。早在独立之前的1946年6月2 6日，在孟买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尼赫鲁就指出：“只要世界是像现在这样构成，每一 个国家就要具有一种手段并使用这种最新的科学手段来保卫自己。我坚信印度将发展它 的科研工作，我希望印度的科学家将为建设性目的而使用原子力量。但是如果印度受到 威胁，它将不可避免地用各种手段来保卫自己……”(注：转引自阿索卡·拉伊纳：《 研究分析处——印度国外情报局真相》，英石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96页 。)这表明尼赫鲁并没有忽视原子能的军事作用。但尼赫鲁时期，下述四个方面的考虑 促使印度持反对一切核武器的立场：认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将减少爆发全球核战争的可 能性，同时还有助于普及不结盟理念；核裁军将使印度避免因军备竞赛而背上沉重的经 济负担，可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发展目的；裁军过程中分流出的资金和资源可以用来促 进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后，核裁军的成功有利于增强印度的国家安全。[9](p15) 此外，还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尼赫鲁外交政策致力于使印度成为广大不结盟的发展中 国家的精神领袖，其中，核裁军具有重要意义。[15](p57)
印度核裁军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希望通过联合国实现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除了上述目标外，尼赫鲁同样希望通过鼓吹核裁军来提升印度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影响 力，尤其是要引起美苏的重视。在1948—1949年，印度参加了联合国关于布鲁克计划的 讨论，支持国际社会放弃核武器的动议。进入50年代后，印度更是积极参与到国际核裁 军活动之中。[15](p55—56)1954年4月，尼赫鲁向联合国安理会首次提出缔结一项停止 核试验国际协定(Standstill Agreement)的提案，要求把达成这个协定作为核裁军的第 一步。1963年8月8日，在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之后，印度继续谋求停止地下核试验。10 月15日，印度首次提出停止地下核试验的议案，呼吁所有核国家进行谈判以尽快达成禁 止地下核试验协定。
尼赫鲁时期，印度核裁军政策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如果一个全面的核禁试条 约无法获得，那么，一个有限的协定也可以考虑接受它。在1963年8月部分核禁试条约 签署之际，针对有人批评政府没有坚持一项全面的条约而以一个部分核禁试条约取而代 之，尼赫鲁说：“一个部分核禁试协定并不排除一个全面的协定。它只是迈向全面核禁 试的第一步，它为实现这个目标创造了一种信任的气氛。”[14](p112)第二，在谈判中 ，尽管印度要求有核国家在核裁军方面应作出更多的承诺，但主张无核国家的承诺不应 与之直接挂钩。在这一点上，印度不准备采取对等行动，所以印度一直反对把本国的核 资源置于国际控制之下。
三
根据大历史学家兼国际政治思想家兰克提出的“对外政策第一”(the primacy of for eign policy)的原则，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国家在对外关系中维护独立和争取权势(pow er)，它支配和决定其他国家利益，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利益问题从属于国际权势政治和 国家对外地位。[16]独立后，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治家们在珍视和维护国家独立的同 时，对印度的大国地位和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前景表达了严重的关注和乐观，并在实践 中有如兰克所指出的那样，主要致力于维护独立和扩张权势这两大根本国家利益。可以 说，根深蒂固的大国思想和强国梦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印度扩展权势的不竭动力。从独 立到50年代末，由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严重制约，印度在国际政治中进行权势角逐的手 段主要依靠以“非暴力”、不结盟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内容的“软权力”(softp ower)，甚至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尼赫鲁本人所特有的“人格魅力”(注：印度著名学者古 普塔就认为，尼赫鲁的人格魅力无疑提升了印度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这种人格魅力在 于他思想和学识中的英国自由主义和被稀释了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甘地的和平主义和非 暴力信念。Karunakar Gupta,Indian Foreign Policy:In defence of national inter est(Calcutta:the World Press Private Ltd.,1956),p.5.)。
虽然不结盟外交旨在通过发挥一种“力量平衡”的作用来保卫印度的安全利益，但军 事作用并没有被忽视。在1949年至1962年期间，印军扩大了将近一倍，即从28万人增加 到55万人，空军由独立之初的7个战斗中队扩大为18个中队。特别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 ，印度在重视和运用“软权力”的同时，也开始主动运用“硬权力”即军事力量。虽然 1951年1月1日曾在议会下院大声宣告“在亚洲战争是比共产主义更大的威胁”[17](pⅥ )，但此时尼赫鲁更感兴趣的是谋求战略边界，即为了维护印度的安全，同时也为了扩 张印度的权势，尽可能地图谋将印度的边界向外推进(注：实际上，尼赫鲁政府谋求战 略边界的思想根源和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殖民统治时期英印当局的扩张主义政策。为 扩展英国的殖民势力并保障英属印度的安全，英国的政治家和英印殖民当局的代表人物 曾提出了关于英属印度的安全战略，即所谓的“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他们认
为，英属印度的陆地边境，特别是西北部和北部边境地区，是英国在防卫这个殖民地的 体系中的薄弱地段。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同英属印度毗邻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阿富汗、 不丹、尼泊尔、中国西藏的作用十分重要。“前进政策”就是要把英国的统治权扩张到 这些同英属印度相邻接的或者距其更远的国家里去，从而巩固和增强英印当局在印度遥 远边界上的防务力量。见宋德星：《试析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战略构想》，《世界 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6期。)。据此，尼赫鲁向中国提出了领土要求，甚至不惜推行不 可避免地将会导致战争的对华“前进政策”[2](p185—284)。尼赫鲁指示印度政府应当 “沿边界全线……特别是在那些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建立哨所；由此产生的有人看守的 边界将“不容许同任何人进行讨论”。就这样，印度不仅坚持它所主张的与中国的边界 全线已经划定，而且要尽快将其国家力量推进到它所声称的领土，在控制其所声称的领 土前，拒绝就维持现状达成任何协议(注：内维尔·马克斯维尔：《中印边界争端反思 》，印度《政治与经济》周刊1999年4月10日。引自新华社《参考资料》1999年10月12 日，第9页。)。对华“前进政策”实质上是印度谋求战略边界的重大步骤。
1962年印度在其挑起的中印边境战争中惨败。这一事态不仅表明印度外交政策和国防 政策的失败，[4](p162)还表明印度扩张权势的努力严重受挫。两个月后，尼赫鲁强调 ：“必须反反复复地总结战争的诸多教训，同时我们必须保持警觉，作好准备和壮大自 己。”[18](p534)以此为转折点，在外交与国防两者之间，印度转而把后者视为实现国 家利益的最有力的手段。虽然不结盟作为外交政策的框架大体上保持不变，但它的一些 组成部分修改了，其中国家防务对之产生了巨大影响，传统的强调和平共处的观念部分 地被军事准备所取代。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那种印度必须在地缘战略环境中保持军事 平衡的观点突显了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对华战争后增强权势的紧迫感使人们把目光集中到核武器上，而突出 国防的结果必然使尼赫鲁宣扬的核伦理观念及其奉行的和平核政策受到质疑，因为在权 势政治中，伦理是软弱无力和没有地位的。1962年12月，右翼的人民党公开表明赞成核 武器的立场，这是印度第一个公开支持核武器的政党(注：Asia Recorder,1963,p.5018 .转引自Mohammed B.Alam,India's Nuclear Policy.Delhi:Mittal Publications,1988 )。人民党支持核武器计划主要基于对印度防务的考虑，其前提就是该党把巴基斯坦和 中国视为印度“天然的敌人”[19](p32)。此外，在赞成核武器选择问题上，作为印度 核科学家领头人的巴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注：赫米·巴巴本人对尼赫鲁在核问题 上所持的和平立场是有保留意见的。见S.S.Khera,India's Defence Problem(New Delh i:Orient Longmans,1968),pp.317-318.)。早在1948年，巴巴就宣称印度将拥有可与最 先进国家相媲美的原子研究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巴巴这样类比至少不是完全出于和平 的目的，因为当时先进国家进行的原子研究和开发主要是用于军事目的。[20](p1)巴巴 也从未公开反对核武器，相反，他甚至在1958年告诉一位朋友说，他希望印度公开保留 核选择权。[21](p114)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巴巴的观点赢得了市场。1964年1月27日 至2月1日在印度召开的关于科学和世界事务第12届大会上，巴巴诡称，中国如此巨大， “对它的小的邻国来说必将一直是个威胁，一种他们或者凭借集体安全、或者通过求助 于核武器才能抵御的威胁。”他还强调指出，常规武器仅仅可能“获得相对威慑”，而 要实现绝对威慑，就必须拥有核武器；如果一国宣布放弃核武器，它的安全必须有两个 核大国同时提供保证；一国还必须分别考虑核扩散所造成的短期(10年内)后果和长期后 果。[22](p139—145)；[23]1964年，尼赫鲁本人的立场也发生了“轻微但却意义重大 ”的变化，在致巴巴的一封信中，尼赫鲁提到“为防卫目的制造”核武器。[11](p172)
1962年后，越来越多的力量站到主张发展核武器阵营中，要求保留核选择权。[9](p18 )1964年5月尼赫鲁病逝之后，新政府很快就抛弃了尼赫鲁政府的和平核政策。
四
自1947年8月印度独立到1964年5月，尼赫鲁由于对印度民族独立事业的特殊贡献而长 期担任印度总理。在他长达17年的总理生涯中，印度始终执行着和平核政策，体现了鲜 明的时代特色和自身的风格。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疑问，不可否认，尼赫鲁政府核政策首要特点就是它的和平性质( 注：也有学者认为，不应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待尼赫鲁在核问题上所宣扬的和平主义 思想。实际上，尼赫鲁在宣传和平利用核能的时候，他真正关注的还是印度的安全问题 ；尼赫鲁虽然反对发展核武器，但他的核政策却含有保留核武器选择的意图。见Kapur,India's Nuclear Option,chapter 5.)。这种和平性质不仅表现在将核能用于发展经济 和人民福利事业上，而且主要表现为拒绝从防务上、军事上考虑核问题。实际上，核政 策的非军事色彩首先是由印度的基本国策决定的。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印度考虑的 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是：为确保印度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尼赫鲁政府积极致力于建立一 个确认发展中国家经济需要的全球体系，以促使资金和技术流入印度；致力于建立一个 通过裁军分散大国军事力量和确保弱国安全的全球体系；致力于建立一个不结盟的世界 ，而非杜勒斯式的军事联盟的世界。[11](p6)基于此，尼赫鲁政府较长时期把不结盟作 为防务的基础，在不结盟与和平共处的旗帜下，一度成功地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建立 了较好的关系。这一时期也不存在外部力量在印度周边战略环境里部署核武器的情况， 故在战略上没有理由去考虑谋求核威慑能力。同时，在强烈支持和鼓吹核军控的情况下 ，政府感到有必要在国内采取反对核武器的立场。
浓厚的伦理色彩是尼赫鲁政府核政策最鲜明、最重要的特征。过去在争取民族独立斗 争中所奉行的甘地“非暴力”信念对印度政治领导人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种信念不 允许公开地讨论使用核武器这种如此不道德的战争手段。作为甘地的信徒，尼赫鲁继承 了“非暴力”伦理思想，并将其运用于政治实践中。尼赫鲁曾说：“无论如何，制约一 国外交政策的力量，或作为一国外交政策的条件，可能是军事、财政或者我所说的伦理 。很明显，印度既没有军事力量，也没有财政力量。而且，我们没有也不能试图把我们 的意愿强加于别人。但是，我们急切地想阻止发生大的灾难，和尽可能地帮助实现人性 的普遍进步。”[24](p36—37)显然，在核问题上，尼赫鲁一直在运用反核的伦理力量 去对抗核武器所具有的毁灭性军事能力，甚至要利用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挑战美苏核大 国的力量优势。
此外，反核的伦理力量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乌托邦。首先，在国际权力政治中注入 伦理因素，有助于约束核时代各国特别是核大国的行为，这与印度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 国际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相一致；其次，由于代表着正义，得到广大无核国 家支持的印度拥有了强大的道义力量，这无疑有助于增强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领袖的身 份和地位；第三，它打破了美苏在核问题上的权威，为无核国家反核斗争树立起了一面 旗帜，同时也有利于营造印度爱好和平的良好国际形象；第四，它特别有助于帮助约束 国内在核问题上的言论，统一见解，避免发出不同的声音，从而维护了政府的权威和外 交政策的一贯性；第五，在促使国际核裁军取得实质性进展方面，它也是一股不可缺少 的力量。
独立性也是尼赫鲁政府核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由于视发展核能为国家独立的 象征，在核问题上，尼赫鲁表现了强烈的独立意识。他猛烈攻击大国建立国际权威机构 管理核能的一切计划为“原子殖民主义”(atomic colonialism)[15](p55)。1948年， 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布鲁克计划时，印度代表潘利特(V.L.Pandit)指出，不容许由那些 工业发达国家所占据的国际组织来控制发展中国家开发原子能的活动(注：UN.General Assembly,Official Records,3rd Plenary Session 156th Meeting,Nov.4,1948.pp.42 2-423.Quoted Kapur,India's Nuclear Option.pp.106-107.)。潘利特的发言清楚地表 明了印度政府在核问题上的独立立场。
核问题上的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不进行国际合作，但进行国际合作不可避免地要冲击 印度的自主原则。对于加拿大、美国等西方国家坚持对其援助的核设施进行国际核查的 要求，印度还是部分地接受了。1956年4月28日，印度与加拿大签署双边协议，规定加 拿大将对其提供使用的第一代核材料进行核查，但印度反对加拿大核查反应堆中所有的 核设施和核计划。之后，在美、英和巴基斯坦的压力下，加拿大要求加大核查力度，但 均遭到印度的反对。60年代后，鉴于美苏在核控制问题上的一致立场和面临着越来越大 的国际压力，印度转而支持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 y)，但同时又称：“现有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体系不适用于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和 装置，因为这将加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和平利用核能上)的差距。”[25](p 376—377)由于把坚持独立与反对国际核查挂钩，确保印度把核能用于和平目的的手段 便只剩下反核的伦理力量了。结果，西方发达国家对印度发展核能的活动保持警惕，巴 基斯坦更是对印度所称的“和平目的”深表怀疑，而这也是一些学者对尼赫鲁和平核政 策不以为然的一个重要理由。
尼赫鲁核政策还包含着权威与变革这对矛盾。正如一位印度问题专家所深刻分析的： “在印度独立运动的漫长岁月里，尼赫鲁坚持要他的国大党同僚考虑他们正在为之奋斗 的自由印度所应遵循的外交政策，而尼赫鲁自己几乎是惟一负责制订外交政策的人。不 用说，1947年自然应该由他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职务。就是后来尼赫鲁所包揽的印度 内政问题的重担似乎已非一人所能承担的时候，也无人对他兼任外交部长提出异议。他 的同僚们满足于把外交政策留给尼赫鲁去决定。”[2](p92—93)结果，“仅仅是尼赫鲁 ，在一小圈来自外交部内和外交部外的顾问们的支持下，制定复杂的外交政策”[26](p 69)。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核问题的最后决策权自然落到直接领导外交 部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尼赫鲁手中。作为制定核政策的惟一权威，没有证据显示尼赫鲁的 核思想受到其他任何力量的影响，除了几个与尼赫鲁持相同观点的人单个与他秘密协商 外。[14](p29)这样，随之而来的是，印度核决策程序成了“科学和政治沙皇主义”(sc ientific and political czarism)[11](pⅦ)。在印度，谈论核武器是一种禁忌，这适 用于行政当局、议会党派和利益集团，更不用说是舆论界和知识界了。这一时期，无须 经过政府和行政当局这一正常渠道便可做出核决策；在内阁和部长这一层次上，没有关 于核问题的纪录，决定“不生产核武器从来没有拿到内阁(讨论)”[27](p126—127)。 公开地，人们一致支持总理的核方针，包括禁止讨论印度核武器问题(注：这一时期 ，惟一公开提到印度核武器问题的是印度外交问题专家S.潘尼迦(Sardar Panikkar)的 著作。他在书中强调印度无须拥有核武器，理由是印度担心的应该是常规攻击。见Sard ar Panikkar,Problems of Indian Defence(London:Asia Publishing House,1960).) 。实际上，1962年的《原子能法》也为政府控制有关核政策选择的讨论提供了法律依据 。[15](p6)
凭借国大党在国内牢固的执政地位和尼赫鲁本人在党内的崇高威信，在核政策上，尼 赫鲁始终保持着最后发言权。但也正是尼赫鲁的核权威主义，埋藏着变革的种子。1962 年印度发动对华战争及其失败成为要求变革的导火线。这主要是因为：对国家安全和防 务的现实主义考虑超过了强调和平共处的理想主义。在核问题上，尼赫鲁所持有的伦理 观念受到印度急于扩张权势的欲望的严重挑战，从防务角度考虑发展核武器开始有了正 当的理由，并日益为人们所接受；对华战争的失败使尼赫鲁权威主义开始破碎，在核问 题上不再有禁忌了，一场关于核问题的争论从此拉开(注：真正意义上的关于印度核选 择的公开讨论，发生在中国1964年核试验之后，印度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领袖和社会 活动家都参加了这场大讨论。其中，最著名的见解是经济学家克雷希那(Raj Krishna) 提出的，即印度面临着四种选择：继续维持现有的政策；与美国结盟；建立独立的威慑 力量；制定一种“最适度的”防御政策。见Raj Krishna,“India and Bomb,”India Q uarterly 21,no.2(April-June 1965),pp.119-137.)。这些都预示着核政策的变革即将 来临。
尼赫鲁病逝后，巴哈杜尔·夏斯特里出任总理。1964年11月24日，在关键性的核问题 上，新总理表示将继续反对发展核武器，但同时他又说：“我不能说现行政策是根深蒂 固的、不能被取消、永远也不会改变的……在政治领域里，我们不能这样做。形势变了 ，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相应地，我们也不得不修改我们的政策。”[28](p57)27日， 在议会辩论中，夏斯特里走得更远，表示反对核武器但赞成和平性质的核爆炸。这是印 度总理公开宣布赞成核爆炸。1965年，夏斯特里批准了进行地下核试验的计划，这就是 1974年印度波克兰核装置爆炸的开端。自夏斯特里打开保留核武器选择的大门后，印度 历届政府无不在和平利用核能的背后，着手进行核武器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并且越走越 远，最终成为一个虽无其名却有其实的“核”国家。
标签：国防军事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军事研究论文; 军事论文; 原子能论文; 经济学论文; 核大国论文; 裁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