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言语社会在语际交流中的语码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言语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本文以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原则考察澳门语言社会中的语言及语言运用情况，着重就澳门这一奇异的多语多言社会的语码转换进行讨论，并试图从中概括出社会结构与语言运用的对应关系以及相关的规则和原则，以期对疏通语际交流、社区语文教育、语文规划提供理论上的思考。全文分四个部分：1、澳门言语社会及其语际交流的特点；2、语码转换的制约因素；3、语码转换的类型；4、语言态度及语码转换规则。
一 澳门言语社会及其语际交流的特点
1.1澳门言语社会
走进澳门社会首先遇到的是语言问题。这里不仅有汉语、葡语、英语、泰语、缅甸语，还有印尼语、菲律宾语及日语。在汉语内部不仅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还有粤方言、闽方言和吴方言等等。
1.1.1这些语言和方言， 从语言谱系来看分属于世界上三个主要语系：汉藏语系（汉语、泰语、缅甸语），印欧语系（葡语、英语），南岛语系（印尼语、马来语、菲律宾语）。从语言类型学来看，世界上主要的语言类型这里都有。
1.1.2在这样一个多语多言社会里， 人们在长期共处中形成了言语交流的共同规范和语用体系。共同规范语用体系不是指某一语言的规范语用体系，而是指特定社区内，或以人为的、或自然形成的各个语言及其变异形式总体的语用规范。规范不是偶发的、孤立的、个别的现象，而是几种语言在长期的运用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在澳门的这种语用规范，既体现于语言各个平面的变异上，又体现于与语用相关的情景上。无论是汉语，还是葡语或英语，它们各自都带着自己语言背后的文化进入本区，经过撞击与磨合后逐渐整合，从而达到规范性语用体系的形成。
1.1.3澳门言语社会的形成与存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这里有历史文化、人口数量、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政治制度以及语言结构等方面。这些因素的作用不是平行的，而是有主次之分、直接与间接之分。各因素相互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变动影响着言语社会内各语言的地位，形成澳门言语社会的特征。即：文化的多元性，社会结构的多重性，语用上的奇异性。
1.2澳门语际交流的特点
“语际交流”是指在多语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交流不是使用单一语言，而是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作为沟通的手段。狭义的语际交流系指在特定情境下使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交际的言语行为，广义的语际交流既包括不同语言间的言语行为，又包括同一语言内部不同方言之间所发生的言语行为。由此来审视澳门言语社会，粤方言、普通话、葡语与英语之间的多边关系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澳门言语社会文化上的多元性、社会结构的多重性以及语用上的奇异性特征，带来了澳门语际交流的特点：澳门多元文化中的语言妥协；语际语的接应；第三语言的介入。
1.2.1多元文化中的语言妥协。 多语多言社会必定存在着多元文化，文化上的差异必然造成语际交流中的语际障碍，但人们为了使交流渠道畅通无阻，尤其在澳门，是经过撞击一磨合克服语障，最终达到整合。这种现象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妥协”。语言妥协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去观察：
（一）寒喧语的使用。人们使用语言，有时不是为了寻求信息或传播信息，而是只为了维系或建立社会接触与联系。在澳门，不同语言的使用者相遇，双方都会迁就对方，用对方所熟悉的语言问安。早上相遇，中国人对葡国人说“Bom Dia”，对其他国家的人说“morning”；洋人们则用粤方言回敬：“早晨！”澳门大学社会科学暨人文学院副教授美国人Dr.William Bruce Guthrie学习中国话劲头很高。1998年春节，他见到上海籍同事用上海话说“恭喜发财”，见到广东籍老师则改用粤语，见到北方老师用的是普通话。这就说明，寒喧语的使用是以礼让为基础的。
（二）道别语的使用。道别语其实也含有寒喧语的性质。在澳门这个多语社会里，道别在语言形式上有多种多样的表达类型，如粤方言说“第日饮茶”、“得闲俾电话我”等等；普通话则常说“慢走”、“走好”之类。这些表达方式如果用葡语、英语等其他语言直译出来，肯定令人不知所云：slowly go／go good，像什么话！但是由于各种语言长期相处，各自悟出一些彼此能够理解的语用方式，也就能够彼此尊重、彼此接受。正是这个缘故，bye bye成了澳门全社会通用的道别语。
（三）恭维与赞扬的应对。操华语的人听到赞扬时，常取否定态度或自贬方式，因为在华夏文化中，谦虚是一种美德。在澳门多语社会中，说汉语的华人与外籍人士交往，如遇对方赞扬，回答总是：“哪里哪里！”（普通话）或“边个话！”、“边的系！”（粤方言）；华人赞扬外籍人士，得到的回复总是“thank you”（英语）、“obrigado ”（葡语）或者将赞扬与恭维转于第三者，例如：
A:Whose sitting-room do you like better,the Baker's orours?
B:I don't think there's much to chose between the two,buton the whole I prefer to yours.
A:I'm glad to hear that.
在澳门多语环境中，人们应对策略正在改变。总体看来，华人较多地接受外籍人士的表述方式，例如面对对方的赞扬与恭维，也常以“谢谢”、“我非常高兴”等作答。
（四）在澳门，应酬邀请或接受礼物时，语际交流中的表达方式也异彩纷呈。说汉语的不是直接接收，即使内心想接收，也常常先以婉言弱势拒绝，待对方发出二次邀请才半推半就答应下来。这对使用其他语言的人看来，或许会感到困惑。例如初来澳门的西方人士邀请华籍朋友晚宴：
西方人士：明天晚上有空儿吗？请您和您太太吃晚饭好吗？
华籍朋友：您太客气了，要您破费，不好意思。
结果对方真的以为是拒绝邀请，经过说明，才知道这是文化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误会。
在澳门，外籍人士对中国人的“劝食”也十分不解。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相互对对方的习俗有所了解，也就采取了妥协的语用方式。
（五）还有诸如道谢、道歉和道别的语用范型，各种语言、各种方言的语用特征并不完全对等。 葡语的“obrigado ”， 英语的“thankyou”，普通话的“谢谢”、“劳驾”，粤方言的“多谢”、 “唔该”都受特定语境的规范。普通话的“谢谢”并不等同粤方言的“多谢”，“劳驾”更不全等粤方言的“唔该”。你接受别人赠送的一支钢笔，用普通话道谢可以说“谢谢”，用粤方言也可以说“多谢”，“谢谢”和“多谢”等同。但是你借人家一支笔，普通话可以说“劳您驾，借您支笔使使。”用完归还时要说“谢谢”。这就是说，借物时“劳驾”在前，“谢谢”在后。粤方言却只能用一个“唔该”：借笔前说“唔该，借支笔我”，还笔时也是一声“唔该”；如果还笔时说“多谢”，人家以为你不想归还那支借来的笔哩！因为在粤方言里，多数是得了人家的馈赠才说“多谢”。普通话的“劳驾”多只用在请求之前，不用在满足了请求之后；粤方言的“唔该”则在请求前后都可运用。在道歉语方面，英语的excuse me在葡语中有不同的分工：“请人让道”用com licenca，“问路”则用por favor。道别语的对应也有不同的分工， 汉语的“再见”，葡文有adeus（相等于英文的good bye）、até à vista（相等于英文see you later ）、 até amavha （相等于英文的see youtomorrow）以及até logo（相等于英文的see you soon）。
1.2.2语际语（interlanguage）的接应。“语际语”是在语际交流中临境所产生的一种混杂的语言现象。在澳门言语社会中，不同语言的不同社团在相互接触的交流过程中，由于对对方语言的掌握都没有达到畅通的程度，不得不采取非正规的语言形式，即各自将自己的语言进行适当的改造，夹入一些对方的语言成分，以便使交流的通道畅通。这种“以我为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扭曲的言语形式，经过历时演化，逐渐形成了一种“变种”。这是典型的语言妥协的产物，在澳门许多雇用菲律宾女工的家庭中，主人和女工之间的交流主要靠这种“洋泾浜”来进行。菲律宾教育比较普及，来到港澳作家庭女工的女性都有相当程度的英语水平，其中不少受过大学教育，但她们在粤方言方面却是百分之百的“语盲”；而澳门社会的家庭主妇的英语不如菲律宾女工的英语水平高，为了指挥菲律宾女工做家务，澳门的家庭主妇不得不借助“洋泾浜”的帮助。
1.2.3第三语言的介入。在澳门言语社会中， 某些社团每当语际交流的双方（或各方）产生语言障碍，同时又不能使用语际语，通常借用英语作为沟通的媒介。英语此时成为各方之间的桥梁，称为第三语言。澳门大学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本来中文和葡文是澳门的官方语言，官立的澳门大学当然应该采用官方语言；事实上这所大学的许多文件都有中、葡两种语文的版本。然而使用频率最高、涉及面最广的却是英文。教师来自世界各地，开教师会例必采用英语。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是：教务委员会上讨论“中国历史”和“葡文”教学工作时用的不是汉语和葡语，而是与这两个科目无关的英语，可见第三语言的介入对一个社团的运作是何等重要。
第三语言的介入不仅发生在不同的语言之间，而且在同一语言的方言之间也会发生。以往有人嘲笑前辈国家领导人宋庆龄与廖承志虽同属广东人，但交谈却用英语；现在在澳门，普通话语用者与粤方言语用者之间用第三语言（主要是英语）交际大有人在。
在澳门的汉语社团，普通话对初来澳门的某些方言区的人说来也可算作第三语言。这些方言区的人来到澳门，重要的目标是迅速学会粤方言，因为会说粤方言才能取得澳门社会的认同，也可说是谋生的必要手段。（例如进学校教书或做售货员，主要的入职条件是会说粤方言）这些人在还没有学会粤方言之前，惟一可选择的语言就是普通话；一旦他们学会了粤方言，普通话就会被他们弃之不用。有人称处于这种地位的普通话为“过渡语”，据本文作者的理解，大概是取人们把它当作由家乡话向粤方言过渡的桥梁，完成了过渡的任务后，就将桥拆掉，正所谓“过河拆桥”或“过桥抽板”（粤方言成语）。现在情况有很大改变，澳门人正在争相学好普通话，以便取得更多的工作机会或提升机会。普通话不再是第三语言，而是双语双言中的高语。
二 语码转换的制约因素
2.1语码转换
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在英文里与code selection互译。这个概念最早由Fishman在1971年提出。其所指是：在特定的情景下， 交际者在同一次言语活动中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及其变体。语码转换是超语言谱系的语用现象，转换语码的数量不受限制，语码长度也不受限制，可以是一段话语，也可以是一个或几个短语，甚至几个词。语码转换在多语多言社会中是一种惯常的现象，但语用者个体语库中语言及其变体的数量的多寡，以及某种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的差异，直接影响到语码转换的范围、规模、程度。从语用形式看，可以有宽式转换和窄式转换之分。凡是语用者能够依据时间与空间的需要，自由地选择语码并自如地运用，这种形式可称为宽式语码转换。在澳门，两个同以粤语为母语的人，他们在一般性交谈时多用粤方言；如果话题转到专业性的问题上，他们多会改用英语（金融、电脑等）或葡语（政府事务、司法等等）。这和他们在获得这些知识时所用的语言有关。港澳大学教师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他们在海外学成归来，日常生活中使用自己的母语，教他的专业课只会用英语，因为他的专业知识是借助英语学得的；要他用母语教，他得在脑子里先将英语翻译为自己的母语。窄式语码转换指语用者主要用一种语言讲话，当出现语用障碍时，间或插入第二语言的某些成分，或是短语，或是个别词语，显示出语用者的第二语言能力离熟练程度尚有距离。一个对英语尚未精通的广东籍家庭主妇与一个对粤方言不够熟练的菲律宾女工之间每天都要演出这样的活剧。从北方初来澳门教书的老师主要用普通话（多数是不纯正的普通话），学生不能完全听懂，老师就得从自己的“粤方言有限公司”中提取一些词、语、句来协助；再不济，就只得靠板书了。
2.2语码转换的制约因素
语码转换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在语际交流中至少有一个希望重新确定言语行为的性质和交际策略，从而采用变更语码的方式，所以说语码转换是受制于一定的控制因素的。
2.2.1话题因素的制约。言语活动所谈论的内容或事物称为话题。 不同的言语社团对于进入语际交流的话题是具有选择性的。哪些话题可以谈论，哪些话题不可以谈论，什么话题可以与什么人谈论，不可以与哪些人谈论，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受不同的规则所制约的。话题对语境的选择性特征决定了语码转换的必然性。在语际交流中，某些话题用某种语言表达较之另一种语言更贴切、得体。在澳门言语社会里，有些机构内部人员之间的交流，运用什么语言，话题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政府部门中，谈论政务、司法话题，葡语曾经是惟一使用的语言；现在实行葡、中双语政策，有了即时传译，情况正在变化。在高等学府，英语是首选语言，除了中文专业要用中文授课、葡文专业要用葡文授课、日语专业要用日语授课之外，其余专业都用英语授课。
2.2.2语境因素的制约。 语境因素是指语际交流所发生的领域即时空情景而言。地点场合这一空间范畴，既可从静止的社会——生态的角度考虑，也可以从动态的社会——文化的角度考虑。对语际交流有着制约价值的主要是后者，因为语际交流的背后始终潜藏着特定的语言的文化底蕴和语用者个人的临场语用心理。为主题所限，本文不对语境作专门的研究，只讨论一下语境对语码转换的作用。语境与话题一样，对语码转换所起的作用是有规律可循的，如在市井，通用粤方言。在教堂布道，听道的是华人，神甫运用粤方言；信众是葡国人，布道者就用葡语。这就是说，使用何种语言，要看参与交际的语库状况，特定的语境只有特定的语言与之相适应。
2.2.3角色关系的因素制约。在许多语境中所发生的言语行为， 其语码的转换并非由个人爱好和方便程度所决定。除了话题、语境的制约外，参与者的个体因素也很有关系。任何一种言语活动，参与者都是以特定的角色身分加入的，交际的参与者的身分和角色关系，是两个相联系而又不同的概念。身分与地位密切相关，它是由一个人的社会属性构成的。社会属性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所受教育、性情以及所处的地位等等。“角色”是可变的，角色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如在家庭中，对妻子是丈夫，对子女是父亲，在政府机构里可能是行政主管，在商店里则成了顾客。一个人在不同的场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对语言的选择也随之不同。
以上将话题、语境与角色关系进行了描写。实际上，在语码转换中，这三者（话题、语境、角色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话题总是与特定语境相联，话题和语境又指派了参与者的角色关系。三项参量中每一项发生变化，虽然并不都能引起语码相应的转换，但引起相应变化却是经常的。交流中的每次语码转换，都意味着交谈者希望借助语码重新确定交流性质及调整各方关系。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1997年6 月30日至7月1日的香港回归的节目中不断转换角色，不断为角色的演出成功而转换语言：在向中国中央政府宣誓时用普通话，在对特区市民演说时用粤方言，招待外宾和答外国记者问时用英语，出席苏浙同乡会时用上海话。他的言语行为，他的语码转换，都是由话题、语境、角色关系以及参与者的个体因素决定的。
三 语码转换的类型
3.1语码转换类型的划分
语码转换固然受制于情景、话题和角色关系等因素，但由于三项参量在语际交流中的动态变化，必然引起语码转换形式上的差别，依据转换的性质和特征，参照Blom and Gumperz（1972）和Zwicky（1985）的研究并结合澳门言语社会的语用实际，这里将语码转换概括为三种类型：情景语码转换（situational code- switching ）、 人际语码转换（interpersonal code- switching ）和逻辑语码转换（logical code-switching）。
3.2语码转换类型
3.2.1在情景语码转换中，参与者并无变化， 但话题和社会场景发生了变化。由于话题和社会场景的改变，语码也要随之改变。如在澳门大学授课，教师用的是英语；然而课下的闲聊，则可以改用粤方言或教师、学生熟悉的任何语言或方言。但当谈及课堂上的授课内容时，又回到英语上去了。这种不断改换语码的现实，说明教师力图寻找或重新明确交流的性质。这时参与交流的学生如果也用同样语码作出反应，那就意味着理解了教师的交际策略，并接受重新确立的交流性质。这种情景的语码转换，参与者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无论自觉与否，都表明了话题场景与语码之间有着一种约定的规范，这种规范具有预期性质，它有时提示着对某种特定语码的选择。
3.2.2在人际语码转换中，话题、场景不变，参与者发生变化， 从而引起语码的改变。参与者的变化有两种情形：一是参与者在特定的场景中人数的增减，一是参与者个体未变，但角色关系发生改变，由原来的甲变为乙，或由乙变为甲。如在家庭场景中，父母在谈论到“儿童不宜”的话题或不想让在场的某些人知道所讲的内容时，转用他们不懂的语言。这里有角色关系的改变，而角色关系的改变标示着角色之间社会距离的变化：或趋近，或疏远。身分、角色、语用选择这三者之间以不同的方式发生联系：
（一）每个人都具有多种身分，但在特定场景却只有一种身分最突出；
（二）在某一身分的限定下，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角色的选择；
（三）交流者根据社会规范和个人长短期目标，决定其在特定场景中扮演的角色，选择一种语言或变体就是进入角色的标示，改变语码就是改变自己的角色关系；
（四）在特定交际场合中，社会规范赋予了特定角色以特定意义，通过语码选择与转换使他的角色关系得以确定。
在语际交流中，参与者之间的亲疏间隔的距离是不等的，依据这种“社会距离”，角色关系可以划分为亲昵、对等、权威三个模式。亲昵模式多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多用低层（Low）语码。 权威模式表现出来的社会距离最大，而且交流双方还可能存在着尊卑、高低或对立的关系，语码表现为：High←→Low对立。 对等模式多存在于一般事物中，角色间呈平等关系而无尊卑之分。例如在一个多语多言的家庭里，用餐或看电视时用家乡的方言，表现出亲昵的气氛；当父亲查问儿子英语学习的情况时，父亲改用英语，亲昵模式也就转为权威模式；问完英语学习的情况再继续吃饭或看电视，角色关系又回复到亲昵模式。
3.2.3在逻辑语码转换中，话题、场景、参与者都不变， 随着言语事件的发展，语义重心出现突发性改变，从而引起语码改变。这种语码转换显然是建立在社会规范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言语社会对某一语言及其变体所适用的话题、场景及人物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性质。所以语用者为了改变说话的语气与重点而采取了语码转换，从而使交流偏离俗成性。例如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告知某人，假如对方是一个来到澳门已经很多年的上海人，粤方言早已精通，告知者在用粤方言报告了电话号码之后，再用上海话报告一次；为了加深印象，甚至可能用普通话、英语重复报告。有时为了掩饰某种心理（例如尴尬），在要害之处转换一下语码。例如向朋友借钱，先用粤方言申述原因，讲到银码多少时改用英语。此外，交流中对于某种话题中所需遇到的特定语言不敷应用，也会转换语码。
四 语言态度及语码转换规划
4.1语言态度
澳门语言状况的形成是由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经济、人口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处在澳门言语社会中的各语言，其功能分布也不会是一样的，进而形成人们对各语言的社会评价和行动倾向，本文统称之为语言态度。语言态度既是对某一语言的理性评价，也是对其感性体验，二者经常导致语言使用者的心理定势和语言势向，成为某一言语社团的集体意识。
语言态度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民族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人口的数量与质量、性别与年龄、职业与教育等的配比关系。一种语言在语言状况中所处的位置与人们对它的态度，并非总是成正比的，例如葡语在澳门，曾经长期处在至高无上的官方地位，但它却始终没有成为澳门社会的主导语言。可见语言状况的现实与人们对它的态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里概括为三种情况：
4.1.1语言忠诚。洪堡特早在19世纪有过“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即民族语言”的名言。语言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及情感意绪的结晶。因此，对母语的忠诚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葡语为什么在澳门始终没有取得华人认同的根本原因。中国人对“乡音”似乎有特别深的感情，唐诗有“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名句，鬓毛都衰了还是改不了乡音！在语言忠诚上可与中国人匹敌的是法国人，他们常以法语的“优美”、“严谨”而自豪，到过巴黎的人会惊奇地发现，当你用英语问路时，得到的答复可能是法语。
4.1.2语言歧视。语言歧视有两种情形：一种发生在官方， 这主要存在于殖民征服的区域，例如回归前的香港。近百年来，粤方言尽管有80%的人在讲，然而始终处于“低俗”地位，而英语却被奉为“高雅”语言。前些年北方话在港澳（尤其在香港）也曾遭遇到同样的待遇，操外省话的人被称作带贬义的“阿灿”、“表叔”、“绿印客”等等。（称作“老兄”、“国语人”不一定含贬义）外省人来到港澳，首先尽快学会粤方言，正是对抗这种“语言歧视”的办法。语言歧视的结果是不尊重、不学习其他的语言或方言，于是港澳华人不会普通话者大有人在，其他方言对他们来说，更是不知在中国的版图上能否找到。
4.1.3语言示差。在语际交流中，人们的角色关系不同， 对所用的语言态度也不同。语言示差常常揭示人际关系的差别，正如下文将要讨论语用的“增距偏离”那样，语际交流者不愿意与对方处在对等的情况下，有意加距增位或主动降位，都是语言示差的表现。这种示差，通常用更换语码的方式表现出来。
4.2语码转换规则
既然言语社会对进入该社会的各语言具有特定的理性评价和情感体验，既然语际交流中语码转换不是任意性的现象，而是受特定言语社会语用规范所制约，那么语际交流中的语码转换就是一种指示性的信号。它的出现，提示着交流性质变化和试图重新定性的反应。因此，转换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依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
4.2.1偏离规则。偏离规则是语码转换的最基本的规则， 这是因为言语社团对不同的社会场景的语用规范体系有相对一致的认同。这种为社团成员共识的语用规范体系，可以称之为“惯常”，语码转换就是对惯常的偏离（或偏移）。偏离可以是有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不管有意无意，都反映了语用者对各个语言的态度并非一视同仁的，其中必以一种语言为主，其余一种或几种为辅。主要语言是主导语，在交流中使用频率最高，相反就是辅助语。语码转换就是在主导语的基础上加入辅助语重组话语的行为。每次语码转换，交流各方都会敏锐地意识到转换就是指示性信号，每一次发生都意味着交流性质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每次的语码转换，都是对惯常的偏离，都是对惯常的否定。没有偏离，语码转换是毫无意义的。偏离可分四种情况：
（一）趋近偏离。在特定言语事件中，交流各方社会距离较大，按惯常规范，社会地位高者使用High语言，低者使用Low语言。 在交流过程中，H语言使用者有意与L语言使用者接近而改用L语言， 这就是趋近偏离。趋近偏离多发生在社会地位高低悬殊的社会场景。如在澳门，记者采访可以用多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但采访下层平民，他们就只能用粤方言，以便疏通与平民之间的感情通道，达到获得真实材料的目的。趋近偏离的另一种情况是，凭借加大语码等级的距离达到趋近的目的。这种情形常发生于社会距离等同的模式里。交流开始各方关系是对等的，所用语码同等平行，在交流过程中一方为了达到接近另一方的目的，主动降低语码的等级，以提示贬抑自己社会地位的性质，讨好奉承对方。例如回归前香港立法局的议员们在会议中常用英语发言，表示他们的上层身分；个别自称“劳工界”的议员为了表示自己的所属的界别，常用通行民间的粤方言讲话，尤其是在选举拉票的时候，主动降位求近的现象更多。
（二）增距偏离。在双方交流的过程中，其中一方不愿意处于对等的社会距离关系时，就会发生增距偏离。这种不愿意处于对等的社会距离关系不是上面所说的主动降位，而是增距升位，以达到足以显示个人在某种行为范围或社会活动领域，对对方拥有控制权。在语码选择上，增距者选用H语言。这种权势语义，在相当多的语言内部以T（非敬体）、V（敬体）形式加以区分；而在语际交流中，当然也有反映， 但主要还是表现在语言的选择上。在澳门，葡语是高层语言，会讲英语或粤方言的政府高级官员只讲葡语，不愿降位以求。澳门旅游娱乐公司上层便宴澳门政府高层，高官们还是用他们的葡语，不用英语应对，根本没有“客从主便”的礼貌。
（三）隐匿偏离。在语际交流中，语用者在有三方或三方以上的情况下，其中两方为了对第三方“保密”，改用第三方所不熟悉的语码交流，从而达到隐匿的目的。例如在外交谈判中经常可以看到各方代表团用母语讨论后再用会议语言提出。在澳门多语社会，这种情形常可见到：一个机构的领导层由三人组成，一个中国人，两个葡国人，三个都会英语，工作语言也是英语，但两个葡国人有时会用葡语交换意见，然后再在会议上正式提出。
（四）除障偏离。语际交流的各方的语库中所拥有的语言及其变体的总量不是一样的，不仅有量的差异，而且也有掌握程度的差异。在交流活动中，一方使用的语码不一定为其他各方掌握，这时为了维系交流，各方可能采取试探方式，改用其他语码进行。如果得到反馈，就预示着交流中的语言障碍将可清除，交流可以继续下去；若无接应，则可能改换另一种语码进行试探，一直到双方可以沟通为止。这种情况在澳门多语多言社会里屡见不鲜。本人有一个补习学生，他是美国哈佛大学学法律的，虽是华裔，会说粤方言，不会汉字。在教他课文朗读时，经常遇到他不懂词语，本人先用普通话解释，不明白时再用粤语，有时还需辅以英语单词。
4.2.2成分对应规则，语码转换可以是一个词的转换， 也可以是一个词组、句子，或是一段话语（句群），这些单位统称“成分”。在语用中，改变语码原则上是成分的对应，例如葡语的CóDIGO DA ESTRADA译为汉语的“道路法典”
就是遵循词的转换的原则：用“法典” 译CóDIGO，用“道路”译ESTRADA。有时这种对译也有毛病，例如直到现在ALTO COMISSARIADO CONTRA ACORRUP
O
E
A
ILEGALIDADE ADMINISTRATIVA还是翻译为“反贪污暨行政违法性高级专员公署”；这个译名一直受到前任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组长过家鼎大使的质疑：“违法”可以“反”，“违法性”如何“反”？原来葡文ILEGALIDADE 中的DADE是表性质的附加成分，直译为“违法性”并没有错；“错”是“错”在不同语言有不同的结构规律，语码的一对一的转换有时是靠不住的，如果把这个机构名称译为“反贪污暨反行政违法委员会”那就“一天光晒”（粤方言词）了。其实人们在语用中都是不自觉地遵循这一条规则的。
五 结语
语码转换对于澳门言语社会来讲是个新课题，本文只是研习性地进行了初步探讨。若要深入研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语言调查，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语料，并在此基础上补充与修正语码转换理论。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许多社会语言学著述都将语体转换也包括在语码转换的命题之内。对此，本文认为语体转换固然与语码转换密切相关，但毕竟不是同一层次上的问题。语码转换是语际交流的基本要求，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保证语际间信息传递和相互沟通，通俗点说，就是要达到互相了解的目的。而语体转换则不然，它不仅要解决相互了解、一般信息交流和相互沟通，而且要求在信息交流的同时，能将信息本身所承载的气氛或格调也传递出来。可见，语体转换是语际交流中的“锦上添花”的问题，故这里暂付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