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话本小说版本问题的特殊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本论文,特殊性论文,版本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英德先生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中指出，“与传统的经、史、子、集等文献相比较，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著述背景、制作背景与流传背景有着明显的不同特征，从而为版本学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许多亟须深思、有待解决的课题。”①推而广之，在通俗小说内部，不同的小说类型，版本问题其实也不可一概而论。实际上，在古代小说的版本研究方面，话本小说的版本研究比章回小说、尤其是章回小说名著的版本研究相对而言要少得多。在动笔写作本文时，我在期刊网上检索了一下十余部话本小说的研究论文，其中有关《石点头》的记录有10条，无一涉及版本的问题；《西湖二集》、《豆棚闲话》各有15条记录，也无一涉及版本问题的；李渔的《十二楼》有29条记录，均无关版本，《无声戏》有18条记录，仅有2条与版本有关；其他如《型世言》、《照世杯》等，率多如此。即使是“三言二拍”，讨论其版本问题的论文也极少；唯一的例外是《京本通俗小说》，相关论文基本上都是针对其版本（以上信息为2009年6月12日检索）。这种情况除了研究工作本身的失衡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话本小说的版本问题存在着一些特殊性。反思这些特殊性，也许有利于我们确立相应的研究思路，深化话本小说的版本研究。
一、话本小说编刊的特殊性，使其版本研究需兼顾表演与文本两个方面的因素
话本小说与其他通俗小说一样，在流传过程中，也会因传抄、刻板等的原因，出现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存在着诸如增删、改动以及误字、脱文、衍文等差异或错误。但是，话本小说的编刊还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话本小说的版本特殊性。
话本小说编刊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首先，早期话本小说大多在勾栏瓦舍及其他场合以说话的形式传播，其文本形态与表演活动有关；其次，相当数量的话本小说在创作时，依据了文言小说作为本事出处，其文本形态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原作的某些痕迹；复次，话本小说一般篇幅较短，单篇传播，不易保存。编为一集，则可能使成于众手的作品存在着风格上既具有不同之处，又带有编者加工的一致特点。以下对这三方面分别申论之。
1、话本小说的版本与表演伎艺
众所周知，话本小说源自说话艺术，说话艺术的表演性及其在艺人间的传承，都使得话本小说的传播不同于单纯的文本传播，至少早期的话本小说主要是在勾栏瓦舍中以“听—说”形式流传的，而这在后来刊行的话本小说中，仍保留着这方面的痕迹，例如在一些小说中，提到其作品来自于“书会才人”、“京师老郎”，如：
《喻世明言》第十五卷《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
《喻世明言》第二卷《陈御史巧勘金钗钿》：“闻得老郎们相传的说话。”
《醒世恒言》第十七卷《张孝基陈留认舅》：“尝闻得老郎们传说。”
《醒世恒言》第十三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原系京师老郎传流，至今编入野史。”
《拍案惊奇》卷二十一《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郑舍人阴功叨世爵》：“此本话文，叫做《积善阴骘》，乃是京师老郎传留至今。”
《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这一回书，乃京师老郎传留，原名为《灵狐三束草》。”
《西湖二集》第二十一卷《假邻女诞生真子》：“此系杭城老郎流传。”
……
由于早期说话艺术以口头表演为主，包括说话艺人间的传承，很可能也是以口口相传为主，使得可供阅读的话本小说文本出现较晚，《清平山堂话本》是现存较早的话本小说集，刊刻于明嘉靖年间；《熊龙峰四种小说》刊刻于明万历年间；“三言”则刊刻于明泰昌、天启年间。这些小说集保存了一些宋元话本，但从时间上说，已大大晚于它们产生的时间。而在它们产生之后到刊刻于世的二三百年间，很难想象它们的文本与宋元时期可能出现过的文本一模一样。程毅中先生曾敏锐地注意到，明兼善堂本《警世通言》第十九卷《崔衙内白鹞招妖》有三处“恒山”的“恒”字缺笔，应该是避宋真宗的名讳，这是根据宋本翻刻时依样画葫芦而没有改②。不过，这样的依样画葫芦式翻刻即便存在，也不会太多。从总体上看，虽然冯梦龙编的“三言”时，有若干篇特别声明为“宋人小说”、“宋本”、“古本”，但他对这些作品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加工却是肯定的。
话本小说的表演性在文本上的反映还表现在叙述套语的使用与语言风格上。其中有些套语的使用也见于其他通俗小说，但也有些是话本小说所特有的或较多见的，如叙述人自称“说话的”，而将接受者（听众）称为“看官”等，在《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刎颈鸳鸯会》，通篇分布着这样的提示语：
如今则管说这“情”“色”二字则甚？
且说个临淮武公业，于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参军……
……权做个笑耍头回。
说话的，你道这妇人住居何处？姓甚名谁？……
……因成商调《醋葫芦》小令十篇，系于事后，少述斯女始末之情。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
在座看官，要备细，请看叙大略，漫听秋山一本《刎颈鸳鸯会》……
这些提示语在显示出说话艺术的表演性特点。尽管“说话的”“看官”之类称谓在后来文人创作的“拟话本”中也会袭用，但“在座看官”这种现场性很强的称谓却不多见。另外，早期话本中，还时有“话本说彻，权作散场”的结束语，《清平山堂话本》的《简帖和尚》、《合同文字记》，《熊龙峰四种小说》的《张生彩鸾灯传》等，都有这样的结束语。这一现场表演性很强的套语，在后来的“拟话本”中也不多见，似乎只《二刻拍案惊奇》的《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袭用了这一套语。
理论上，有这些套语的作品应属于早期的或经历过说话阶段的。这当然不能作唯一的判断标识，《醒世恒言》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有这样一段：
说话的，这杜亮爱才恋主，果是千古奇人。然看起来，毕竟还带些腐气，未为全美。若有别桩希奇故事，异样话文，再讲回出来。列位看官稳坐着，莫要性急，适来小子道这段小故事，原是入话，还未曾说到正传。那正传却也是个仆人，他比杜亮更是不同……
从口气上看，这应是说话人的口吻。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它与上述那些可能曾在书场表演过的话本属于同一类创作。而李渔的小说在叙述套语的运用中，就明显属于文人化了，如《十二楼》之《合影楼》第二回结尾处：
看官们看到此处，也要略停慧眼，稍掬愁眉，替他存想存想。且看这番孽障，后来如何结果。
《夏宜楼》第一回结尾处：
看官们看到此处，别样的事都且丢开，单想詹家的事情，吉人如何知道？是人是鬼？是梦是真？大家请猜一猜。且等猜不着时再取下回来看。
《闻过楼》第一回结尾：
暂抑谈锋，以停倦目。
这些提示与早期话本小说中的提示语不同，显示出由“听”向“看”的过渡。
所以，粗略地说，话本小说与表演的关系在文本上的表现方式，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确有表演套语的记录，二是对表演套语的袭用，三是转变为书面读物的套语。
2、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
依据文言小说作为本事出处的话本小说的创作，是它不同于其它小说文体的一个重要创作特点与规律。虽然长篇小说如讲史之类，也可能有史书的基础，但相对来说，那是一种以史实为中心的、跨越文史的传承，而话本小说对文言小说的敷演，则是一种以情节和人物为中心的文学传承，后者可以包含更为自由的发挥。尽管如此，文言小说还是在话本小说的文本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就是说，话本小说的版本考察，有必要借助于相关的文言小说。
《警世通言》中有一篇《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叙王安石性格执拗，人称“拗相公”。他告病辞职，改判江宁府，一路上遇见许多人说他变法害民。王安石气愤成疾，呕血而死。赵弼《效颦集》，有宣德戊申(1428)后序，其中有一篇《钟离叟妪传》，与话本小说情节大体相同，极有可能是其依旁的本事。两篇作品所引述诋毁王安石诗篇次序不尽相同，字句微有区别，如《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有诗曰：
祖宗制度至详明，百载
乐太平。
白眼无端偏固执，纷纷变乱拂人情。
五叶明良致太平，相君何事苦纷更？
既言尧舜宜为法，当效伊周辅圣明。
旧臣居散地，尽为新法误苍生。
翻思安乐窝中老，先识天津杜宇声。
初知鄞邑未升时，
虚名众所推。
苏老辨奸先有识，李丞劾奏已前知。
斥除贤正专威柄，引进虚浮起祸基。
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声遗。
查《效颦集》，“馀黎”作“黔黎”，“排尽”作“排逐”，“为负”作“伪行”③，黔黎即黔首黎民，习指百姓。“馀黎”则不明所以，大约“馀”是“黔”形误。“排尽”虽也可通，但下句也有一“尽”字，作“排逐”更好些。同样，“为负”也不如“伪行”与“辨奸”照应得更贴切。这些地方，也许我们就可以据文言小说对话本小说作一点校勘。
由于文言小说本身也有因袭，查考相关作品的文本差异，也有助于确认话本小说的真正依据，从而了解其创作过程，如《初刻拍案惊奇》之《刘东山夸技顺城门，十八兄奇踪村酒肆》本事见宋懋澄《九籥别集》卷二《刘东山》和潘之恒《亘史·外纪》卷四《刘东山遇侠事》。宋懋澄(1570-1622)与潘之恒(1556-1621)大体同时，《九籥别集》与《亘史·外纪》的编撰具体时间不详。两相对比，二者文字大同小异，其异处如《刘东山》“于跗注中藏矢二十簇”，《刘东山遇侠事》作“于两膝下藏矢二十簇”；《刘东山》“东山晓事人，腰间骡马钱一借”，《刘东山遇侠事》“一借”作“快送”。这些细微差别，《初刻拍案惊奇》都与《刘东山遇侠事》相同，可见《初刻拍案惊奇》直接依据的是后者。
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的同题材作品，大多数情况下是前者依循后者改编而成的，但也有相反的情况，例如《情史》中的某些作品，就有可能是据话本小说缩写的。如《情史》卷七《乐和》条，情节与《警世通言》中的《乐小舍拼生觅偶》雷同，文字也有一致处，结尾还有“事见小说”四字，很有可能是据后者缩写的，或是与后者有共同的祖本。不管哪种情况，《乐和》都有助于《乐小舍拼生觅偶》的版本研究。比如《乐和》中写乐和与顺娘清明相会：
……然一揖之外，不能通语。惟彼此相视，微微送笑而已。
《乐小舍拼生觅偶》同处作：
虽然分桌而坐，四目不时观看，相爱之意，彼此尽知。只恨众人属目，不能叙情。
《乐和》中乐和请一老叟测算姻缘，老叟引其至八角井边看，井中有一女子：
细辨，乃顺娘也。喜极，往就，不觉坠井，惊觉乃梦耳。
《乐小舍拼生觅偶》同处作：
仔细认之，正是顺娘，心下又惊又喜。却被老者往背后一推，刚刚的跌在那女子身上，大叫一声，猛然惊觉，乃是一梦。
两处细节，微有不同，前一处《乐小舍拼生觅偶》无“送笑”；后一处是《乐小舍拼生觅偶》中乐和是被老者推下井的，而《乐和》中乐和是自己“往就”而“坠井”的。这种差别可能出现于改写过程中，也可能是祖本差异所致。
在谈到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的关系时，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就是所谓“文言话本”。在《清平山堂话本》中，有几篇作品是用文言写成的。但在文体上，则与一般话本相差无几，如《蓝桥记》：
入话：
洛阳三月里，回首渡襄川。
忽遇神仙侣，翩翩入洞天。
裴航下第，游于鄂渚，买舟归襄汉。同舟有樊夫人者，国色也。虽闻其言语，而无计一面，因赂侍婢袅烟，而求达诗一章……
妪遂遣航将妻入玉峰洞中，琼楼珠室而居之，饵以绛雪瑶英之丹，逍遥自在，超为上仙。正是：
玉室丹书著姓，长生不老人家。
在这里，话本小说体制中的“入话”、“篇尾诗”等，《蓝桥记》都有，然而，其文本则一如裴铏《传奇》之《裴航》。而在《国色天香》等中，也有若干新体传奇小说如《刘生觅莲记》、《天缘奇遇》等，以“话本”为名。这些小说与表演的关系也许是考察其文本性质的一个重要因素。
3、单篇与结集
话本小说在结集刊行前，很可能有过单篇刻印的过程。这有目录上的根据，如《也是园书目》的“宋人词话”类录有《西湖三塔》（当即《清平山堂话本》之《西湖三塔记》）、《种瓜张老》（当即《喻世明言》之《张古老种瓜娶文女》）；《宝文堂书目》有《玉观音》（当即《警世通言》之《崔待诏生死冤家》）、《金鳗记》（当即《警世通言》之《计押番金鳗产祸》），等等。它们以篇名著录，很可能就是单行本。只不过由于一篇话本刻印出来较为单薄，不易保存，所以流传至今的单篇话本极为罕见，《红白蜘蛛记》残本可能是硕果仅存的实物。
至迟在明代中期，话本小说开始结集出版。《六十家小说》中的所谓“清平山堂话本”可能是单篇到结集的过渡型态，阿英曾根据版框大小、字体粗糙、参差不一等特点，推测它们当初可能是单篇刊印，后来才汇合成集的。④
就小说集而言，差异最大处可能还是在单篇作品上。这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早期结集话本小说不同于创作，编者当然也会有统一的改编，但非成于一时一手的文本特点，仍在小说集中保存。因此，作为一部书的行款、字体等版本特点固然一致，但在文本的内涵上，有时不能与一部章回小说相提并论。比如“三言”中，既有宋元作品，也有明人创作，其间的语言风格、叙述口吻、制度风俗、地名朝代等有助于进行版本推断的信息，就不尽相同⑤。
其次，同一部小说集的不同版本，也可能存在具体作品的差异。如现藏日本佐伯文库的清初刊本《警世通言》与现藏日本蓬佐文库的明代金陵兼善堂刊《警世通言》正文的行款等都相同，但第四十卷的《旌阳宫铁树镇妖》却变成了《叶法师符石镇妖》。兼善堂刊《警世通言》另一篇第二十四卷的《玉堂春落难逢故夫》也在三桂堂本《警世通言》中被换成了《卓文君慧眼识相如》⑥。所以，话本小说集的版本问题，既是小说集的整体问题，也是单篇作品的问题。也就是说，单篇作品是小说集的一部分，也有其独立性。
另外，不同的小说集在编选时，存在着的因袭现象，也折射着小说史发展及相关版本的信息，例如在《六十家小说》已知的二十九篇作品即今题《清平山堂话本》者中，有十篇又见于冯梦龙所编的“三言”中。这其中就有耐人寻味的地方，一个问题是，冯梦龙在编选“三言”时，是否看到了《六十家小说》？如果看到了，为什么他选中了那十余篇作品，而没有选择《快嘴李翠莲记》等同样也很优秀的作品？凌濛初《拍案惊奇序》中声称宋元话本的佳作精品都为冯梦龙编选殆尽，但他的“二拍”中仍有一篇的“头回”见于《六十家小说》而未被冯梦龙选中的《阴骘积善》。而《喻世明言》的绿天馆主人《叙》提到了《双鱼坠记》，即熊龙峰刊《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冯梦龙是看到了而未选用的。这些事例也许可以作为旁证，说明冯梦龙是有可能看到了更多的《六十家小说》中的作品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三言”对《六十家小说》中的作品，有的改动大，有的几乎未加修改。简单地说，当然有原作与编者旨趣是否吻合的问题，但实际可能要复杂些。因为我们不能肯定是否“三言”中的所有改动都出于冯梦龙，不能排除冯梦龙在《六十家小说》之外，另有所本的可能。因为，《六十家小说》本身也是编辑之作，比如其中的《风月相思》，熊龙峰刊小说中也有与之相同的《冯伯玉风月相思》，而两者文字略有不同。这样看来，话本小说集版本研究，还必须面对具体作品的流传”。
二、话本小说版本数量相对较少，校勘、考证存在一定的局限
很难简单地说究竟是长篇的章回小说还是短篇的话本小说更受读者欢迎，但从小说的刊刻角度看，章回小说，至少那些章回小说的名著显然更受书商青睐，传播得也更广泛，版本也因而复杂得多。相对而言，话本小说的版本数量则较少些，有不少甚至只有一两种版本。据大塚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总目》，版本最多的话本小说集大概是《今古奇观》，约有50余种，但这样的话本小说集凤毛麟角。至于书商在刊刻章回小说所热衷标榜的所谓“全本”、“京本”、“古本”、“音释”、“评点”等，在话本小说中也不如在章回小说中热闹。
由于版本少，使话本小说的版本问题相对来说较为简单些，但是也使得话本小说版本研究有一些局限。《京本通俗小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据缪荃孙为此书所作跋语称：“……闻亲串妆奁中有旧抄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说第几卷’，通体皆减笔小写……”其中《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冯玉梅团圆》6篇见于《警世通言》，《错斩崔宁》1篇见于《醒世恒言》。而《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错斩崔宁》3篇，冯梦龙曾说是宋人小说。另外，缪荃孙还声称《定山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因此未刻。
对于缪荃孙的表白，多有争议，有人持相信的态度，也有人斥其作伪。概而言之，《京本通俗小说》的性质存在三种可能：一、确系元人写本或部分系元人写本；二、明人所编（可能在“三言”前，也可能在“三言”后，但即使在“三言”后，也未必是“三言”改本，而可能另有祖本）；三、缪荃孙或他人根据“三言”抄写伪辑。
要在上述三种可能性中，确定一个共识是很困难的，原因就在于版本数量有限，只能在《京本通俗小说》文本中寻找内证以及与“三言”两者之间进行比较，缺少更多的、必要的参照，难免见仁见智。比如，《京本通俗小说》有几个常被提及的疑点，一是所有作品均见于《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过于巧合。但反过来理解，这也有可能说明《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依据的恰是《京本通俗小说》或其祖本。二是《京本通俗小说》一些地方将“故宋”改为“我宋”等语，显系自我作古的伪造。这种可能当然是存在的，但也无旁证指实一定是作伪。三是《冯玉梅团圆》一篇与《警世通言》中的《范鳅儿双镜重圆》相同，唯女主角的姓名有冯玉梅与吕顺哥之异，马幼垣、马泰来指出：“大概《京本通俗小说》的编者知悉有《冯玉梅团圆》这一话本，但在当时已不可得，便故意将《双镜重圆》中重要角色的名字更改，企图托古。”⑧这一可能性同样是存在的，但也只能是“大概”，并不能完全排除确系原作的可能性。所以，如果没有其他旁证，仅就《京本通俗小说》本身分析，是难以得出毫无疑义的结论的。即使我们在其中发现了瞿佑的词（孙楷第）、发现了明人抄写时使用的俗字（李家瑞）等，也只能说明它可能是明人的创作，却并不能完全排除它是宋元旧作的可能。对此，我赞同徐朔方的观点，简单地将《京本通俗小说》斥之为“伪书”，未免论证不足，言之过早⑨。
事实上，这样的遗憾在话本小说的研究中并不少见，《鸳鸯针》是清初的一部重要的话本小说集，存写刻本一卷，另有《拾珥楼新镌绣像小说一枕奇》二卷，题署、行款皆与上述《鸳鸯针》全同，据专家考证，实书贾将《鸳鸯针》析而为二行世者。由于残缺过甚，严重影响了对此小说的评价⑩。例如第三卷《真文章从来波折 假面目占尽风骚》刻画了一个假名士卜享的形象，堪称《儒林外史》中同类形象的“先驱”。遗憾的是，这一作品不完整，第二回《横口谈题目忌记四书 满腹奇文章单注六等》开篇即缺了两页：
［缺］《孟子》揭了又揭，寻不见一个难的。想了一会，手指一行道：“这句到难，出这个罢。”宋连玉忙忙去看，见他手指着“吾不忍其觳觫”那句，连玉道：“如何出这样一个题。”那晓得，卜享不认得觳觫两个字，他就说是难的了。这正是：
生来只读水浒传，
到底莫怨南华经。
那宋连玉老大惊疑，心下暗道：卜文倩这等鹘突，要出这种题目，可笑得紧，前头那两个又错了句读，这样看来，莫不是果然不通。又想道：到是我差了，他是财主习气，或者风风耍耍，作戏取笑，也未可知。
这一节描写正是卜享露出马脚的段落，可惜回目所示“横口谈题目忌记四书”一段几乎完全缺失，他如何错了句读等，不仅关乎人物性格，也是作者讽刺笔法出彩之处。然而，由于文字的脱落，我们无法据以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与判断。这样的缺憾除非有朝一日发现一个完整的版本，否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由于话本小说集版本少，有的只有一种传世，版本研究有时主要靠内证，如《醉醒石》，今存初刊本，孙楷第、郑振铎认为是明末刊本，而戴不凡、胡士莹则认为是清初刊本。前者除了原刻本绝佳、附有精美插图外，并没有提出可信的证据。而后者认为，顺治时刻本图式、版型、字体等仍保留崇祯时特点，更重要的是作品中有“清人口气”(11)。这些问题，在单一的版本范围内是不易解决的。
《豆棚闲话》的作者究竟是谁，也是话本小说中的一个谜。学界迄无确证(12)。另有一部话本小说《跨天虹》，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未著录，《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据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著录，但标明“未见”，直到《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出来，人们才得以一窥此书清初刊残本的真面目。值得注意的是，此书题“鹫林斗山学者初编，圣水艾衲老人漫订”，“鹫林斗山学者”不知何许人也，而“圣水艾衲老人”当即《豆棚闲话》的作者。不过，《豆棚闲话》与《跨天虹》文体略有区别，行文风格也有差异，而现存版本特点也不同。比较而言，《豆棚闲话》的版本相当精致，其插图版画，文雅清爽，而《跨天虹》则较为粗陋。也就是说，《跨天虹》版本反映的信息，不足以为解决《豆棚闲话》的问题提供更有利的旁证。
不过，在版本较少的情况下，参照其他话本小说的版本，仍不失为探讨相关问题的一个有益途径。如《石点头》的成书，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十四卷的叶敬池梓本。关于此书成书时间，有崇祯年间刊刻、万历末年到崇祯初、与《型世言》年代相去不远等不同说法(13)。在论证刊刻年代时，避讳曾被作为一个证据提及。有论者认为，此书在避讳时，刻印者有时避“照”字，有时却不避，但“由”字却一直是避的，这说明此时应该已经到了崇祯后期，避万历、天启的讳已经要求不很严格，可是避崇祯皇帝的讳却很谨严(14)。
关于这个问题，我以为可以从三方面着眼：一是明代对避讳的规定。朱元璋曾下令：“令表笺及一应文字，若有御名庙讳，合依古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若有二字相连者，必须回避。写字之际，不必缺其点画。”(15)“凡上书，若奏事误犯御名及庙讳者，杖八十。余文书误犯者，笞四十。若为名字触犯者，杖一百。其所犯御名及庙讳，声音相似，字样分别，及有二字止犯一字者，皆不坐罪。”(16)明讳之严，实起于天启崇祯之世。其时，光宗讳常洛，熹宗讳由校，崇祯讳由检，皆当避讳，如“洛”改为“雒”、“常”改为“嘗”、“由”改为“繇”等，《日知录》卷二十三《已祧不讳》指出：“崇祯三年，礼部奉旨，颁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庙讳，正依唐人之式。唯今上御名亦须回避，盖唐宋亦皆如此，然只避下一字，而上一字天子与亲王所同，则不讳。”总起来说，明代对避讳的要求与前代比是相对较宽松。
二是版本的实际情况。据查《石点头》，“照”或作“炤”，但也有仍刻为“照”的。“由”也如此，其中有刻成“繇”的，但也并不是完全避讳了的，如第十四回“没来由被你”，第二回“奈何行止不由人”等处，都作“由”。
三是同时期的小说。“金阊叶敬池”不只刊刻过《石点头》，也刊刻过《醒世恒言》，取与对比，发现两者的避讳情况相似，如《醒世恒言》卷一《两县令竞义婚孤女》有如下句：
……心下好生不乐，没奈何，只得
他……
卷四《灌园叟晚逢仙女》有如下句：
……我明日就将落花上枝为，教张霸到府，首他以妖术惑人……大尹正在缉访妖人，听说此事，合村男女都见的，不
不信……众人口口声声，骂做妖人反贼，不分诉，拥出门来。
其中“将落花上枝为由”、“不繇不信”同在一页，可见避讳极不严格。《醒世恒言》有“天启丁卯（七年，1627）中秋陇西可一居士”叙，则《石点头》有可能也刻于这前后(17)。
类似这样由同一书坊刻印的不同话本小说集还有一些，如啸花轩刊刻过《人中画》、《一片情》等众多小说，其中或有可资比较之处。
三、话本小说在演变与传播过程中的版本变异、改纂和修订
虽然话本小说的演变过程相对来说简单些，但与其他通俗小说一样，在演变与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版本的变异、修订和改纂，对此，我们同样有必要梳理话本小说的独特性。概而言之，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1、与章回小说一样，宋元话本也经历了演变，在演变过程也存在着变异。不过，由于篇幅有限，变异的幅度不像长篇小说那么大。而后世的话本小说的传播更为简单，版本方面发生的变异也更小，有时只是字句上的不同。就总体而言，如果说章回小说的变异主要是人物的增加、情节的丰富，话本小说的变异主要表现在局部的调整上。
在话本小说的演变中，经常被比较的作品是《清平山堂话本》与“三言”的同题材作品。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与冯梦龙收入《古今小说》并更名为《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原作叙歌妓周月仙与黄员外相恋，拒绝了县宰柳耆卿的追求，柳命舟人强奸周月仙，顺势占有了周。其情节有违情理，正如冯梦龙所批评的那样，“鄙俚浅薄、齿牙弗馨”（《古今小说序》）。因此，冯梦龙将强奸情节移到富人刘二员外身上，并特加批语曰：“此条与《玩江楼记》所载不同，《玩江楼记》谓柳县宰欲通周月仙，使舟人用计，殊伤雅致，当以此说为正。”不但如此，冯梦龙还增加了柳耆卿出八千身价，为周月仙除乐籍，使其与黄秀才团圆的情节。同时，另外增加了柳耆卿与谢玉英的恋爱故事。这种改写显然是为了维护“风流首领”（《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柳耆卿的形象。类似这样的改动还有不少，如《清平山堂话本》的《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与《古今小说》的《明悟禅师赶五戒》等。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有大幅度的改动，更多的可能只是字句上的增删改易、套诗的删节等。
2、话本小说的因袭是话本小说编刊过程中常见的一种现象。这种因袭不是整部小说集的翻版，而是部分作品的袭用。在袭用时，编刊者可能会围绕新的小说集的编撰要求，对原作进行少量的改纂。
因袭的情形很多，有时几乎没有任何改动。例如《今古奇观》对“三言二拍”等作品的编选。还有一些小说不是编选，而是直接的挪用，如《人中画》第四卷《村子中识破雌雄 女秀才移花接木》直接袭用《二刻拍案惊奇》第十七卷《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有时，同一话本小说会被不同的小说编选者选用，如《西湖佳话》卷十五《雷峰怪迹》是对《警世通言》卷二十八《白娘子永镇雷锋塔》删改而成，后者约一万八千字，前者只一万余字，但人物情节无大变化。而《西湖拾遗》卷二十四《镇妖七层建宝塔》则是对《雷峰怪迹》的继承。如《白娘子永镇雷锋塔》（据兼善堂本）小说最后叙禅师自镇压之时，留下偈语四句道：
西湖水干，江湖不起，
雷峰塔倒，白蛇出世。
而《雷峰怪迹》（兹据金陵王衙本）、《镇妖七层建宝塔》（据白愧轩本）中，这四句偈语的顺序是：
雷峰塔倒，西湖水干。
江潮不起，白蛇出世。
其中《白娘子永镇雷锋塔》中的“江湖”，在后二本中改作“江潮”，可纠正《警世通言》的误刻。
然而，《镇妖七层建宝塔》也不是简单因袭《雷峰怪迹》，在文字上也有一些增改。它前面有一小段关于雷锋塔的考辨，最后有一首篇尾诗，都是《雷峰怪迹》所没有的。在《白娘子永镇雷锋塔》中，写许宣寂寞，有一首诗曰：
独上高楼望故乡，愁看斜日照纱窗。
平生自是真诚士，谁料相逢妖媚娘。
白白不知归甚处？青青那识在何方？
抛离骨肉来苏地，思想家中寸断肠！
这首诗《雷峰怪迹》作了一点改动：
独上高楼望故乡，愁看斜日照纱窗。
真诚士，谁料相逢
媚娘。
白白不知归甚处，青青
识在何方。
地，
家
寸断肠。
而在《镇妖七层建宝塔》中，这首诗除首句相同外，其他七句完全不同。
独上高楼望故乡，寻思旧事转凄凉。
湖边乍见心难定，雨后重逢情更长。
方盼鸳帏将结好，岂知犴狱忽罹殃。
一番梦境浑难解，恩怨相因费揣量。
比较而言，《镇妖七层建宝塔》的改作水平更高，也更符合人物心境，折射出活本小说文人化进程的加强。
还有些改动更简单，如有一种《二刻拍案惊奇》是由几种版片拼凑起来的，其中有一些空板，主要是有意漏刻或挖去旧版中的性描写文字，所作改动，也时见蹇陋(18)。这样的改动纯系书商所为，若非可能保留较少流传的小说，版本价值极低。
3、话本小说在刊刻中，时间相距不远的版本有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在话本小说中，《人中画》并不是一部特别著名的小说，版本也不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乾隆十年(1745)植桂堂刊本、乾隆四十五年(1780)泉州尚志堂刊本和刊刻时间不详的啸花轩刊本(19)。《古本小说丛刊》、《古本小说集成》所影印的都是尚志堂刊本，两本文字各偶有漫漶不清者，可互校。如第三卷的标题《李天造有心托友 傅友魁无意还金》，《古本小说丛刊》影印内阁文库藏本下句为墨色所污，无法辨识，而正文中两本都漏刻了这一句，但《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目录页有此题下句(20)。
从诸家著录介绍可知，上述三种版本标题、篇目略有不同，植桂楼本共三卷，为：
(1)《唐季龙传奇》
(2)《李天造传奇》
(3)《柳春荫传奇》
尚志堂刊本共四卷，为：
(1)《唐季龙》
(2)《柳春荫》
(3)《李天造》
(4)《女秀才》
啸花轩刊本十六卷十六回，为：
(1)《风流配》四卷四回
(2)《自作孽》二卷二回
(3)《狭路逢》三卷三回（即《唐季龙传奇》）
(4)《终有报》四卷四回（即《李天造传奇》）
(5)《寒彻骨》三卷三回（即《柳春荫传奇》）
从标题看，植桂楼本与尚志堂刊本差别不大，尚志堂刊本多出的《女秀才》实即《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但啸花轩刊本则与前两本有明显不同。啸花轩刊本见于路工《访书闻见录》记载，原刊未见，有路工校点本收录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路工、谭天合编《古本平话小说集》上册中(21)。兹将路工校点啸花轩本中的《狭路逢》与尚志堂本中《李天造》略加对比可以发现：
a、尚志堂本与啸花轩本相比，文字略简，有删节痕迹，如：
话说湖广辰州府有一个人，姓李名天造，
为人
朴直，
，自幼
习了商贾之业，到三十余岁［以外］，发有数千金
，只恨不曾生得一个儿子。
在上述叙述中，方框内的文字都是啸花轩本有而尚志堂本无的（啸花轩本中“以外”二字尚志堂本作“余岁”）。另外，啸花轩本中的插入性段落，尚志堂本中也没有，如前者描写港湾的一段“绿苇交加无处寻”，就不见于尚志堂本。
b、尚志堂本与啸花轩本相比，还有一些改动。如啸花轩本叙：
梢公泊定船，识得这里是乌江项王庙，有名的去处，因叫道：“老相公，可同小相公上岸去看看，等风定些好行。”
尚志堂本作：
梢公泊定船，就对李天造说道：“老相公，这里是乌江项王庙，有名的去处，你可同小相公上岸去看看，等风定些好行。”
两者意思上没有差别，但尚志堂本更符合人物语言的特点。另外，尚志堂本还订正了啸花轩本的某些错讹。
c、最明显的不同是，啸花轩本分作三回，而尚志堂本没有分回的形式。其中啸花轩本分回处的过渡性文字，尚志堂本或者没有，或者变换了位置，如尚志堂本的篇首词“何事消磨君子心”，在啸花轩本中是第二回的回前诗。而篇尾诗“奸谋诡计不须夸”在啸花轩本中却是篇首诗。
从上述不同看，尚志堂本对啸花轩本进行删改的可能性要大于啸花轩本对尚志堂本的增改。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种版本一分出回目，另一未分回。我们知道，章回化是清代话本小说的一个特点，《人中画》在不分与分之间的改动，反映出话本小说在体制变化中的过渡性质。
郭英德曾指出通俗小说传播中的“一书各本”现象：
版本指一部图书经由抄写、刊刻等方式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实物形态。一部图书问世以后，在流传过程中，由其著述背景、制作背景与流传背景所决定，往往产生文字内容或外观形式方面的差异，由此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版本，这就是“一书各本”的现象。在“一书各本”之中，根据各本的书名、卷数、次要作者、文字内容、版式行款等方面是否具有某种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往往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版本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话本小说有些作品因改编幅度较大，已成为两个作品，超出了“一书各本”的范围，如《跻春台》中有一篇《比目鱼》，是根据《无声戏》中的《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奏雅》改编的，但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文体上，与原作出有极大的出入，例如李渔由母及女，自以为“文法一新”的头回、正话结构被删去，改从男主人公谭楚玉写起，将其与刘藐姑写成早有“娃娃亲”，并为谭楚玉增加了继母和同父异母的兄弟等角色，强化、其实也是俗化了情节冲突。同时，《跻春台》的叙述中较为突出的韵文，在这篇改作中也大量使用，整体叙述风格迥异于原作。因此，《比目鱼》完全成为了另一作品，而不是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跻春台》中《节寿坊》对《娱目醒心编》中《马元美为儿求淑女 唐长姑聘妹嫁衰翁》的改写、《南乡井》对《拍案惊奇》中《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等的改写等，也都当作如是观。
在话本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还有的话本小说衍生出另一作品，如《二刻拍案惊奇》的《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描写了神偷“一枝梅”的形象，《欢喜冤家》的《一枝梅空设鸳鸯计》因袭了这一形象，但情节与原作已无关系，这大约有点类似于章回小说的续书、仿作，可以存而不论。
结语
话本小说的编创与传播有其自身的特点，这造成了版本的特殊性，但所谓特殊性是相对普遍性而言的，话本小说的版本研究应兼顾这种特殊性和普遍性。
从总体上说，古代小说的版本研究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基本点是搞清楚作品的成书过程，另一个基本点是判定版本的正误优劣。而真正的中心却是比较不同文本的价值，正如刘世德先生所说的：“古代小说版本研究的主要目标不在于追究哪一个字、哪一个词、哪一个句子的不同，也不在于寻找和恢复作品的‘原貌’。它应该追求更高的境界。也就是说，有两个重要的方面是不可忽略的。通过古代小说版本研究，或者探索作者创作过程中的细节和构思的变化，或者阐释作品传播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这样的研究，在我看来，才是更有意义的，更有价值的。”(22)
就实际研究来看，由于章回小说版本的丰富与复杂，其版本研究目前较多地偏向于作品的成书过程；而话本小说除去宋元时期的作品，演变过程相对简单些，因此，它的版本研究可能主要是为了确定文本的优劣，从而直接讨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特点。把握了话本小说版本问题的特殊性与研究的方向，话本小说的版本研究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注释：
①《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
②《〈宋元小说家话本集〉前言》，《程毅中文存》，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4页。
③［明］赵弼撰《效颦集》有《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明宣德王静刻本（子部第1266册，三卷，《钟离叟妪传》在卷中），《四库存目丛书》影印嘉靖二十七年赵子伯重刻本（子部第246册，此本为二卷，《钟离叟妪传》在上卷）。
④中里见敬《从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说〉版面特征探讨话本小说及白话文的渊源》（原载《山形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第13卷第2号，又见中里见氏《中国小说物语论的研究》第七章，汲古书院1996年版）不同意郑振铎、胡士莹等人《六十家小说》没有统一的版式，是由原来的单篇汇合成一个总集的观点，认为《六十家小说》基本上有共同的版式，其中有几篇来历不一样，所以不同于标准版式。
⑤日本学者荒木猛曾尝试通过“三言”中的“固有名词”（如地名、制度等），对小说的时代特点加以分析，参见荒木氏《通过短篇白话小说辨别其新旧表征》，载《集刊东洋学》第三十九号，1978年。
⑥大塚秀高《关于〈警世通言〉的版本——以佐伯文库本和都立中央图书馆本为中心》，日本《中国——社会与文化》，第一号，1986年6月。
⑦在第四届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上，台湾嘉义大学徐志平先生与本人讨论时，提到话本小说集编刊中的另一个独特的的现象，即话本小说可以有优选本，如李渔的小说集。附记于此，以俟进一步思考。
⑧马幼垣、马泰来《京本通俗小说各篇的年代及其真伪问题》，《中国小说史集稿》，［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6、27页。
⑨徐朔方《小说考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11页。
⑩陈汝衡说：“这一《鸳鸯针》话本小说，虽然它接触到《外史》的主要内容，但此书既不曾广泛流传，我们只好存而不论。”见陈氏《吴敬梓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
(11)诸家观点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8页、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3页、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4页。
(12)笔者另有《〈豆棚闲话〉中的江南文化因子及生成背景》，待刊。
(13)诸家观点，参见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王磊《〈石点头〉考论》，《求索》，2004年第9期；胡莲玉《话本小说结构体制演进之考察》，《江海学刊》，2004年第6期。
(14)前揭王磊《〈石点头〉考论》。
(15)《明会典》卷七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大明律·上书奏事犯讳》，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17)有的研究者还认为《醒世恒言》中的部分作品与《石点头》的作者都是“席浪仙”，参见［美］P.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六《浪仙》，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18)参见萧相恺《稗海访书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443页。另外，井玉贵《陆人龙、陆云龙小说创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三章第三节对别本《二刻拍案惊奇》与《型世言》之关系，作了更精细的考辨和分析。
(19)有关《人中画》的版本，可参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页）、大塚秀高编著《增补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汲古书院1987年版，第29页）及萧相恺为《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人中画》所撰《前言》等。其中啸花轩刊本，路工称：“玄字不缺笔”，可以肯定顺治年间（约1650)所刊（路工《访书闻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
(20)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丛书排印《人中画》用内阁文库本作底本，第三卷题下句作“傅文魁无意□□”，后二字未据别本校补。唯“傅友魁”作“傅文魁”，当是参校啸花轩刊本所改。傅星，字“文魁”而非“友魁”，符合名、字对应习惯。但此本仅标题作了校订，正文仍作“傅友魁”，又失于检查。
(21)据赵伯陶《〈人中画〉版本演变及其他》，啸花轩刊本《人中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中华书局资料室收藏。赵文刊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赵文对《人中画》诸本作了仔细的考证，可参看。
(22)刘世德《关于小说版本和古今贯通研究的随感》，《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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