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向体系化的途中——十年来国内邓小平政治哲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十年来论文,途中论文,哲学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现象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或者说是从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形形色色政治现象的一门学科。其任务是研究和探索政治现象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矛盾运动的规律，阐述政治的起源和本质特点，指出政治过程中矛盾的特殊性和规律性，揭示政治的价值，为人们的政治活动制定规范性的标准。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是其政治理论的浓缩和升华，是邓小平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理论概括与抽象。在邓小平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的富有特色的政治理论中，有着其深刻的哲学理路。梳理这种政治哲学，探究其内涵，使之随着实践的深化不断发展而趋于完善，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和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邓小平政治哲学研究的现状却并不那么令人乐观，也未能取得重大进展，“当人们检视邓小平理论的巨大研究成果时就会发现，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或者说，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还没有从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研究中分离和独立出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反映出人们对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的研究与其他具体思想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1]，“国内学术界，对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理路的疏理云蒸霞蔚，但尚未对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与其政治思想和政治运作有机地联系融合，哲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还处于‘分家’状态”。“国外学术界……实际上未看到邓小平的一系列政治运作有其系统的政治哲学基础。”[2]所谓“尚是空白”的论断自是言过其实，因为近几年来，情况已大为改观，并不如所说的严重，不但以邓小平政治哲学为题的学术论文时有发表，而且，也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著作。[3]但是，说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研究尚未成气候却是定论，因为，在当前对于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研究还未能独立于其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研究而自成一个系统。
现阶段的邓小平政治哲学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其一，没有把邓小平的政治哲学作为一个自足自为的系统来研究，而只是把它作为其政治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作为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部分、一种实践，从不同的侧面来解读，如把它解读为民主政治理论，解读为制度理论，解读为经济政治学等。其二，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把邓小平的政治哲学与他的经济建设理论紧密结合起来。这切合实际，因为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正是在其进行经济建设的思考同时发展起来的。其三，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细读文献，认为《邓选》第二、三卷是最重要的资料，同时又强调要采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从而通过邓小平前后一贯的不同场合的言论和政策，来挖掘其内在的政治世界观和方法论。另外，许多研究者认为，要特别强调比较的方法。要将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政治哲学上进行比较，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思想作比较，探讨、揭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创新和发展；将邓小平与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思想家予以对比，看看邓小平对中国古圣先贤的政治哲学思想有哪些超越；并驳斥中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共政治哲学的指责、攻击，用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新发展来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共产主义政治哲学，正本清源，从而展现出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先进性和鲜明的党性。论者认为，不进行这些比较，就难以把握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所在。
邓小平政治哲学研究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不是一种政治哲学，或者说邓小平思想中有没有完整的政治哲学。对此，国内学者几乎一致地给予了肯定的回答。郑又成认为：“邓小平是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这样一位政治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哲学思想，在他的一系列政治决策中如果没有一种灵魂的东西贯穿其中，那是不可思议的。”[1]段华明持同样的观点：“邓小平在革命和建设当中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一系列政治运作，有其坚实的政治哲学基础。”[2]项武生则进一步阐释道：“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不是用各种特定范畴、规律、规则建构的逻辑化的哲学知识体系。但是，在邓小平的论著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精通其理论和方法，并将这些理论和方法熟练地渗透于立体的、战略的、辩证的思维之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这是可供直接操作的活的应用哲学。”[4]笔者认为，以上学者的论述基本正确，无论从逻辑的层面还是经验的层面，伟大如邓小平的政治家，必有其自始一贯的理论构架，方能在领导中国冲破陈规、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正确行事。如上所述，研究者认为邓小平的政治哲学不是知识论的形态，而是以“实践哲学”的形态出现的，这是合乎实情的。
解决了上述问题后，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对邓小平政治哲学进行研究：其一，性质与原则；其二，研究对象；其三，内容和理论贡献；其四，方法论和研究规范。
对于邓小平政治哲学性质的认识，分歧颇大。黄卫平认为，邓小平的政治哲学实际上是一种改革理论[5]，是关于中国改革的思路，这种认识显然与“政治哲学”的提法相差甚大，将作为完整体系的政治哲学作为改革时期的理论来看待，是对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狭隘理解，歪曲了邓小平思想。而杨百成则从制度理论上来理解邓小平的政治哲学，“邓小平的政治哲学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制度理论”。因为“邓小平主张，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研究。”[6]他认为，事实上，邓小平也正是这么做的。这就逼近了邓小平政治哲学的核心，因为通观邓小平思想，其论述重点的确在制度方面。胡象明认为，“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是一种经济政治哲学。”[7]因为邓小平说过：“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8]这种观点则略嫌偏狭，即使邓小平主要是在经济工作中提出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且这种思想也往往以经济问题的论述形态出现，但把它称为“经济政治哲学”却是很不严谨的。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知道，研究者虽然认为邓小平政治哲学是一个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但他们还是未能摆脱“政治思想”研究的路子，都从某一个侧面来给邓小平政治哲学定性，失之偏颇。邓小平洋洋洒洒的著作决不是“制度”、“经济”这样的字眼可以完全概括的。无论从哪一单一角度来定义它都不能使人窥其全貌，笔者认为，可以从具体的方面入手，但最终得阐明它自身的完整性，因而恰当的方法是把它作为一个完整自足的整体，作为一个有自己的哲学起点、有自己的逻辑论证的体系来认识。
在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原则方面，曹天生认为，“邓小平政治哲学的指导原则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践原则就是为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目标的治国、富国、兴国和强国之策。”[9]胡象明认为，邓小平的经济政治观实际上是建立在广义的政治理论基础之上的。因为在他的经济政治范畴中，隐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前提：“政治是社会的政治主体的全局利益关系所支配的一种社会公共权力活动”[10]。而这种经济政治哲学的目的是“对经济进行政治哲学的解释，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来论证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政治哲学，这就为正确地制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7]作者认为，根据邓小平的经济政治哲学，经济政策可以达到以下的政治功能：实现政治目标，促进政治稳定，巩固政治制度，抵制强权政治。这一段关于邓小平政治哲学与其经济思想关系的论述可谓精妙，比较恰当地道出了邓小平政治哲学的一些突出特色。
而在邓小平政治哲学研究对象上，郑又成认为，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是邓小平的政治理念，在其中，现代化是最高的状态，“我们把邓小平的‘现代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这一命题作为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第一原理”。[1]张静如则对这个“第一原理”作了结构化的处理：“这一结构的第一个层次是带有僵局的、战略的、总体的和根本的活动。第二个层次是政治的具体规定与衡量标准问题。第三个层次是具体政治问题的解决方式与途径。”[11]研究者在这一点上达成的共识表明了邓小平政治哲学的时代特色。这一理论产生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而且也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最大的理论保障。另外，研究者对其所作的理论概括与深层挖掘也表明，邓小平政治哲学除了能适应当时的情况，指导当代实践以外，还具有跨越时代的意义，为中国的进一步现代化指明了道路。
在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内容上，各家论述略有不同。张啸尘认为，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内容为政治本质论、政治目标论、政治民主论、政治艺术论、政治价值论、政治本体论。特点是方向性、实践性、人民性、辩证性（曹天生则在此之上还加上了一个民族性[12]）。几乎完全相同的内容见王晓波的有关论述。[13]这表明论者力图以哲学的术语与范畴来总结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思想并予以一定的系统化，但是，从其分类可以看出，这种努力成果有限。冉兴国等认为其内容应包括：政治本体论：人民利益本体论；政治方法论：按辩证法办事；政治价值论：(1)四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最高价值；(2)民主政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3)“三个有利于”是根本的价值和根本的价值评价标准。[4]关于这最后一点，有邓小平本人的论述为证：“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P372)。郑又成认为，在邓小平政治哲学视野里，理想的政治秩序是稳定的政治秩序，“在邓小平的政治哲学体系中，稳定是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稳定是现代化的需要，进而就有了民主、法制”。他认为，邓小平政治哲学的价值尺度是“效率与公平”，通过它来实现社会生活的价值平衡。而所有的政治理想都落实在“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身上，这既是现实中的也是理想中的人。[1]刘正东的归纳比较直观，他认为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内容应当作如是观：一是发展优先论——从平均主义“大锅饭”转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二是经济建设中心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是制度创新论——从“人治”转向法治；四是人民利益至上论——从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出发点转向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五是和平发展主题论——从“要准备打仗”转向争取和平环境搞建设；六是“两手抓”论——从一手硬、一手软转向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5]
从上述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到，研究者对于邓小平政治哲学内容的概括大同小异，基本上没有脱离其政治思想研究的圈子。也缺少哲理性的归纳，如张啸尘从邓小平论述的“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8](P234)得出“政治的本质即最大的利益”的结论，未免有失草率与偏颇，而且也缺乏逻辑上的必然性。笔者认为，政治哲学的研究总得有其独特的范式，就是把邓小平政治哲学放在一般哲学的层面上才能显出其独特性与内容的前瞻丰富，他对于什么是公平这一问题的论述不但体现了时代的特色，而且深刻地锲中了中西正义思想的关楔点，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有其哲理的深度。但是，总的说来，上面所引的论述和概括却是邓小平政治哲学走向体系化的必经之路。
在邓小平政治哲学方法论的研究上，郑又成认为，邓小平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是“两手抓的辩证法”，这同时亦是认识论原则。这“是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灵魂。”[1]而张啸尘则将这一点归入邓小平的“政治艺术”中，在当前的邓小平政治哲学研究中显得比较独特。冉兴国等认为政治方法论是：按辩证法办事。细化了就是：第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第二，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论。第三，把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结合起来，注重对立面的统一，寻求异中之同。第四，坚持实践优先的原则，提出真抓实干，不搞争论。[14]
张啸尘特别对邓小平政治哲学的贡献作了归纳，他认为其理论贡献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了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现实意义是，它给我国治国安邦以指导，这为我们在新时期治国安邦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精神武器。而且它将推进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对此王晓波持同一观点。[13]笔者认为，这种概括加在邓小平政治思想上似亦无不妥。如果把邓小平的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来研究，它作为一种哲学形态对于当代中国所带来的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可能远远超过了以上所论，不过，这还得留待后来的研究者的独特发现。段华明认为，邓小平政治哲学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事业，其价值重大。首先，从中国文化这一条线来看，邓小平政治哲学是一个革命性意义的新的理论范式。“政治”是什么和做什么这样的问题，在邓小平理论中有与传统观念根本不同的回答，揭示这一点，对于充分理解和促进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从世界范围看，冷战虽已结束，冷战思维的幽灵依然徘徊不去，这不仅体现在现实中，也体现在学术界，这既反映出旧的二元哲学和政治思维之根深蒂固，也反映出西方某些学者对邓小平所开创的新的政治哲学及其实践不够理解。事实上，邓小平政治哲学为后冷战时代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范式和政治发展范式，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都是勿庸置疑的。再次，从国内实际看，对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对改革的自觉理解，这种自觉必然具有巨大的实践功能。这一点，在改革进行到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最后，从理论研究看，学术界对邓小平的社会发展战略、治国谋略、领导艺术等政治思想和政治运作，均多属研究论述，倘能置于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则可能更出新意。从政治哲学的维度来研究、阐发邓小平理论，能将邓小平的所有思想观点全部包容进来，并有助于抽象、提炼出有价值、成体系的政治哲学观点，有助于全面深入地、体系化地展现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即既涉及邓小平理论的各个部分及具体观点，又超越邓小平理论的各个部分及具体观点；既立足于又超越于邓小平理论，探讨邓小平作为政治家“一以贯之”（纵向）和“自成体系”（横向）之道。[2]
在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研究规范上，段华明认为：“邓小平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适宜于对比法”，即邓小平政治哲学与其政治运作实践的对照，尤其着力于对邓小平政治运作实践的案例作实证分析，于事中见理。作者认为，这是邓小平理论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同时认为，邓小平政治哲学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功能的政治思维范式和政治工作发展范式。”[2]李峻登等在《政治哲学的新世界：邓小平政治哲学论稿》一书中提出的研究规范包括：第一，“大政治”视角；第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第三，文献研究法；第四，比较研究。“即要将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政治哲学上进行比较，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思想作比较，探讨、揭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创新和发展”；第五，在研究态度上既要求实，又要大胆。[16]这是当前邓小平政治哲学研究规范的概括中最为全面的一种表述。
综上所述，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研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纵观当前的研究状况，已经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一方面，在论述邓小平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文章、著作中不乏对其政治哲学思想的概括；另一方面，专门论述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文章时可见诸报章，而且也出版了有关专著。但是，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如上所论，离邓小平政治哲学体系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有待于研究者以新的方法、从新的角度来进入邓小平博大精深的政治哲学思想之中。所以，只能说，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在“走向系统化、体系化和本质化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