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理论的非历史主义论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马克思论文,阿尔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马克思是理论的反历史主义”论题，是法国当代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的论战中提出的“马克思是理论的反还原主义、反经济主义、反经验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五反”论题之一，它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阿尔都塞的理论特点。本文扼要概述了阿尔都塞“反历史主义”论题的基本观点，考察了此论题提出的思想底蕴和理论参照系，肯定了其理论动机和论证的成功之处，同时也分析了失误及其原因。
关键词：阿尔都塞 反历史主义 矛盾的多元决定 理论实践 实在的客体 认识的客体
一
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演进过程中，有两种样式的历史主义诠释正在威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它们从不同方面把马克思科学革命过程中早已与之断裂的历史主义、经验主义等意识形态，同马克思的理论纠缠在一起，导致了两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误释，那就是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和葛兰西等人的历史主义。
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是一种把历史解释为时间上连续发生的同质过程，把历史变化的原因看成是一种内在发展逻辑的逐渐显露过程的哲学方法。阿尔都塞认为，它突出地表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及历史研究方法又是同其整个体系的所谓辩证法相一致的。它把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归结为一对简单矛盾，把复杂的社会整体视为本质上的内在同一，而这种同一的基础是最初的简单矛盾的演化和发展，这种同一的内在本质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和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显出现。这种历史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还原主义：从简单矛盾的推演和显露的“前进”角度看，它是历史主义；从简单矛盾的高度发展的阶段向最初的起点“溯源”的角度上看，它则是还原主义。所以，历史主义和还原主义同是黑格尔体系的孪生双胞。
阿尔都塞坚决反对有意无意地用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诠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认为这二者是根本对立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在本质上是反对这类历史主义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彻底批判了普鲁东将种种经济关系看成是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视这些阶段为一个产生一个的黑格尔式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方法的错误在于，把社会整体的各个组成环节割裂开，使之逐个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联结的单个社会，认为这种只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不可能真实地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考察社会历史应该首先思考总体的特殊结构，以及各个环节在这个总体结构中的相互关系〔1〕。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 马克思则确立了一个新的重要观点：整体结构是作为一个有机的、建筑好了的整体结构而连接起来的，各个环节的同时存在和它们在整体中的关系，是由一个把特殊的秩序导入各个环节和它们的关系的联结之中的占统治地位的结构序列所支配的。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发展没有什么简单的本原或内在单一的本质，也不存在所谓的单一方向性。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整体都是由彼此相对自主的各种要素或层次组成的复杂结构，其中每一个要素都有其“独有的时间”，它甚至在与其它层次的“时间”的依存性中也是相对独立的。所以，既不能由过去推演出现在，也不能从现在推演出将来。
历史主义的第二种样式是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主义方法。阿尔都塞指出：这种历史主义是把各种文化形式，尤其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同变化着的历史条件紧密相联，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是对历史条件和历史运动的反映。这表现在，葛兰西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和机械论，把马克思主义质言为“实践哲学”，把科学和历史的关系看成是“有组织的意识形态”与其真实历史的关系，并视为是这种意识形态和其时代之间关系的合理说明。他甚至将宗教、意识形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无视马克思早已同旧哲学和一切意识形态在认识论上决裂的历史事实，更糟糕的是，他还明确宣布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的历史主义”，将之论作为“群众的能动性”和“实践经验”的产物。科莱蒂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诠释源于葛兰西，认为历史的实践和理论的实践有与工业——实验相同的结构，就像实验科学的实践先于科学理论一样，历史中包含了像科学、理论前提和逻辑理论等理论性的东西，并且历史总是通过活生生的政治行动使自己先于其逻辑前提和理论论证而出现，这就有可能直接间接地“把理论的实践”同化到历史的实践中去，“理论实践”的场所就可能还原为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也可能把这多种形式的实践还原和建立在一种单一结构的基础上。阿尔都塞指出，萨特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理由是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历史阶段还没有被超越，这实际上是一种源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论断，但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为转变人们的实际生活这个层面上，萨特又同葛兰西殊途同归。萨将所致力的对不同实践的还原，不同于科莱蒂把实践还原为工业——实验的实践，而是还原为一种实践（praxis）概念，但这种实践概念是一种把科学实践、经济实践和政治实践等不同的实践形式包含在内的统一体，因而在方法上又同科莱蒂殊途同归了。
阿尔都塞认为，葛兰西、科莱蒂和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历史主义解释也是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来面目的，它们只可能在已经还原的总体的系列条件上被认识。例如，只有在它们把所有的实践还原为或“社会实践”、 或“工业——实验实践”或“一般的实践（ praxis），然后又把这些实践等同于政治实践的情况下，才可能把哲学、甚至科学还有马克思主义想像为是对‘真实历史’的表达”。其结果必将取消科学认识和哲学原则，也必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归结为政治——经济实践的统一体，归结为“现实的历史”。阿尔都塞认为，这种历史主义诠释除了会把马克思辩证法的总体性归结为黑格尔的总体性之外，还必然取消历史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差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消失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中。从“总问题”上看，这种带人道主义色彩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再次出现了第二国际经济主义和机械论的基本理论原则，这样，葛兰西源于对第二国际理论批判所凭藉的历史主义工具，又把他自己带进了第二国际的理论旧辙。
二
阿尔都塞对两种样式的历史主义的揭发批判，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关系；二是马克思的理论同社会实践的关系。前者为辩证法角度，后者为认识论角度。而阿尔都塞在这两个角度上的批判和诠释，又同他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和认识论紧密相联，它们分别充当了批判两种历史主义的理论参照系。这是其极力抨击历史主义的秘密之所在。
在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上，阿尔都塞提出了一系列独树一帜的论点及论证，并以此作为他反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的理论根据。第一，青年马克思不存在一个黑格尔派的思想阶段，理论界广为流传的关于青年马克思是黑格尔派的说法是一种神话，为此他重新划分了青年马克思的发展阶段和思想性质。第二，说成熟的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只能理解为马克思彻底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结构、抛弃了其总体性观念，实现了辩证法问题上的“认识论断裂”，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马克思将之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上，接过了其辩证法结构和总体性观念。第三，黑格尔的辩证法结构是一种“只有一对矛盾的简单过程”，它通过简单矛盾在过程中的展开和推演产生同质结构，变为“具体”总体，它既是历史主义又是还原主义的；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个具有矛盾的复杂结构的多元决定的辩证法，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改变了黑格尔术语的性质和含义，并独创性地用一系列崭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描述了社会历史结构。第四，马克思的辩证总体性观念是根本不同于黑格尔的，马克思独创了社会历史的辩证法。黑格尔的总体性只是简单统一性和简单本原现象的自我表述，其中既没有主导结构也没有复杂的内在结构；而马克思的总体性是事物具有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在这个统一性中有一个起主导地位的结构或主要矛盾，它在“最后的层次上”起决定作用，其它各个矛盾在这个主导结构的支配下，也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起决定作用。社会历史领域中，马克思既论述了社会历史中经济因素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又承认上层建筑中的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也能对社会历史的某一阶段起决定和支配作用，但它们起作用的时机、大小、频度、广度和深度，要由整体决定，并且由经济因素在“最后的层次上”所调节、由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这就是马克思“矛盾的多元决定”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它同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前者着眼于社会历史诸因素的综合作用和共时态影响，而后者着重的只是同质的历时态推演；前者提供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能直接为现代落后地区的国家和人民进行的社会革命提供理论依据，而后者如果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只能产生“经济主义”宿命论，成为第二国际式的经济决定论和机械论的逻辑前提，这恰恰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要坚决反对的。
马克思的理论同社会实践的关系，在阿尔都塞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他对马克思理论的总体诠释和分类，又直接同他具有“理论主义”色彩的认识论观点联系在一起。这些观点融为一体，构成了阿尔都塞反葛兰西等人历史主义的底蕴。
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全部著述分为三大要素：意识形态、历史科学和新的哲学。意识形态是青年马克思时期的理论本质，历史科学和新的哲学则是成熟马克思思想的两大要素。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体系，它只涉及人类与人类世界的体验关系，而不是对现实的客观描述，因此它是非科学的。阿尔都塞言的“历史科学”指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一整套崭新范畴描述的社会整体结构，它揭示了真实的历史现实。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马克思的理论革命之所在。“新的哲学”指的则是辩证唯物主义，但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其“新的哲学”还没有以一种理论的形式存在过，它只是以一种进行理论实践和政治实践的工具，以一种被运用的“实践状态”存在着。阿尔都塞坚决反对把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和其“新的哲学”视为一体、混为一谈，他认为“哲学”在马克思那儿，只是一种“理论实践的理论”，而“历史科学”则是“科学的理论实践”的结果。“历史科学”是成熟的，而“新的哲学”则有待于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之从“实践状态”提升为理论形态。
在认识论上，阿尔都塞又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多种实践、两种客体和理论的自满性等论点。他认为实践一般指的是任何通过一定的人力劳动，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把一定的原料加工为一定产品的过程。“社会实践”作为特定社会中存在着的各种实践的复杂统一体，包含着许多具有不同特点的实践。其中，物质生产实践是把一定的物质原料加工为物质产品；政治实践是以一种政治理论去组织社会运动，把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原料加工为新的生产关系；“意识形态实践”则表现为宗教的、伦理的、法律的或艺术等形式的“理论实践”。“理论实践”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包括在实践的一般定义范围之内，它所加工的原料（表象、概念等），是由其它更低层次的“经验实践”、“技术实践”所提供的。制造出科学认识的“理论实践”是以概念和意识形态理论为原料，以唯物辩证法为生产资料，生产出科学认识的过程。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就是这种科学的“理论实践”之成果。
在社会实践中存在着“理论实践”，而广义的“理论实践”又有“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和“科学的理论实践”之分，二者虽然作为认识过程是相同的，但前者是以事实和客观对象为原料，后者则以概念与理论为原料。这就表明实际上在认识领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客体：其一是“实在的客体”，其二是“认识的客体”。前者是意识形态生产或经济主义认识论的对象，从这种“实在的客体”中得出对客体的抽象的论识论，是18世纪从洛克到孔狄亚克哲学公开承认的总问题，也是黑格尔哲学的总问题。而“认识的客体”则是马克思从事“理论实践”的对象。马克思既肯定了“实在的客体”的客观性和优先性，又认为它的外在性是与认识过程的特性同时被确定的，认识过程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的过程的产物，当过程结束时，由过程所产生的思维具体便表现为对实在具体和“实在的客体”的认识。所以，科学的认识过程所改造的并不是“实在的客体”，而是其替身——直观和表象，认识的整个过程也不是在客体中而是在思维中进行的，其过程形式就是一种与“实在的客体”相区别的“认识的客体”。《资本论》的“认识对象”不是来自现实的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来自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其“生产工具”是唯物辩证法；其“理论产品”是马克思整套的社会历史理论和观点。
与多种实践，两个客体论直接相联的是“理论实践”同“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阿尔都塞只承认前者是后者的属概念，但并不认识后者对前者有葛兰西等人所认为的决定关系。阿尔都塞认为，“理论实践”是自满自足、不假外求的，因为它从原料到工具再到产品都是在概念和理论中进行的，所以检验其产品正确与否的标准也包含在其自身生产过程之中。就象数学实践本身提供了检验真理性的标准一样，“马克思的理论所产生的认识的‘真理’标准，被他的理论实践本身所提供，即被论据——价值、被赋予那些认识生产的形式和科学状况所提供。马克思的理论实践是马克思生产的认识的真理标准”〔2〕。所以， 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理论既不需要外在的事物或随后的历史实践所检验，也不必看作是社会政治——经济实践的直接产物，它完全能自满自足、自我检验和自我推动。阿尔都塞的这些认识论观点，是他用来反对葛兰西、科莱蒂和萨特等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是对历史条件和历史运动的反映的“批判武器”。
三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理论的非历史主义论辩，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同他的整个理论活动目标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目标就是理论活动的“两个介入”：第一个介入是，他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各种形式的哲学与政治的主观主义之间划清界限，以分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第二个介入是，他要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和哲学的基础上，划清他们和所谓“人的哲学”或“人道主义”的界限，以区分马克思主义和前马克思主义。如果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前马克思主义皆用“意识形态”这一特定术语统称的话，那么“两个介入”的实质就是如何说明马克思的科学同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断裂”问题。
我们看到，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理论历史主义诠释的清除，正是在一个重要方面践行这一理论目标，以极力表明，马克思所创立的社会历史观具有空前的独特性和科学性，即《资本论》所系统表述的历史科学及其研究对象，既不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中“实在的客体”为其理论思维的起点，也不是从抽象的人或现实社会中具体的人为研究对象，相反，它走的是一条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的道路，力图在对一般抽象概念的加工与改造，以及对生产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客观的描述，最后在思维的具体整体上再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和运动，因而它为深入了解和彻底改造这个社会起了科学的认识作用。从“历史科学”的思维方式上看，它不把社会和历史的复杂现象归结为某种简单的本原，也不是把科学认识归结为直接由社会政治——经济实践或工业——实验等历史条件决定，而是既把社会历史看成是一个内部具有诸层次、多要素和主导结构的整体结构，重在共时态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又把对社会历史过程和结构的科学认识看成是自立自主的社会系统，它源于历史实在，但又不是经验主义的一一对应关系的理论。阿尔都塞认为，从这种对象和方法得出的理论成果，方是摆脱了以往哲学的人道主义、还原主义、经验主义等意识形态纠缠的“历史科学”和“新的哲学”，而以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方法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重蹈把复杂的社会整体结构归结为“一对简单矛盾”的还原主义旧辙，是为第二国际式的“经济决定论”提供逻辑基础的；葛兰西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社会历史实践的做法，则是在回归马克思已经与之决裂的洛克式的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俗套。所以，这两种历史主义都必须反对和坚决清除。
显然，阿尔都塞所抨击的历史主义，是各有其独特含义的，它们和我们现在一般所理解的“从历史的联系和变化发展中考察对象的原则和方法”〔3〕的历史主义的含义全然不同。他对黑格尔历史主义的界定 ，类似于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的“历史决定论”或“历史主义”界定〔4〕；而他对葛兰西等人历史主义的认定 ，则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讲的“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原则。如前已述，阿尔都塞对这两种历史主义进行批判的武器，参照系不一，因而其理论得失也十分不同。所以，对阿尔都塞反历史主义论辩的考察，也就必然要转变为对其自身“批判武器”的鉴别。
扼要地说，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辩证法进行了重新诠释，并以此作为反对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的批判武器，如果暂时撤开诸如“青年马克思从来不是黑格尔派”等细节论点不论，应当认为他的论辩基本上是成功的，其标志有二：一是他入木三分地切中了黑格尔体系的要害，揭露了其“历史主义——还原主义”同构的体系构成模式，并指出了它充当“经济决定论”逻辑基础的理论事实。这个揭露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识和克服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倾向；二是他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时，提出了“矛盾的多元决定”的历史辩证法诠释，这既反对了从第二国际到传统苏联理论模式的“经济主义”宿命论，又反对了卢卡奇等人从人的主体性出发阐释的总体性辩证法。它强调经济因素在“最后的层次上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又强调社会的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也能对社会历史的某一阶段起决定和支配作用，强调社会历史是一个既有复杂整体、又有主导结构，矛盾有不平衡性的职能而又互为条件的辩证结构和整体。因而，它对黑格尔历史主义的批判是摧毁性的。
阿尔都塞用其多种实践、两个客体和理论的自主性等认识论观点为“批判武器”对葛兰西等人的历史主义展开的批判，其中虽也不乏令人启发的思想和论题，但在整体上是失败的。其一，他实际上基本改变了人们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采取从改变论题开始进而取消原论题的论辩方法，这是失败的。葛兰西等人主要是从思想运动表现历史运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其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其具体论述可能不甚周延，但其基本原则和方向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而阿尔都塞却把实践的客观物质性这一基本特点略去，然后将实践泛化于人们所从事的一切社会活动和精神活动领域，从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界限在他这里便不复存在，他也就可以主要不在客观感性的实践层面上而只在“理论实践”层面上，从认识的对象、过程和结果上去说明马克思“历史科学”的产生，将之论作为仅在认识层面上产生发展自满自足的体系，从而把马克思理论的实践性，变成了“理论实践”，大大缩小了其社会功用和社会历史意义；其二，他从理论的自主自满性出发，实际取消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用取消这个问题的必要性来批判葛兰西等人的历史主义，这种手法同样是失败的。在这方面，他采取了一种“唯科学论”的观念和方法，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数学、物理学之类的自然科学，认为它是依靠逻辑推演和内部操作能得到自我发展、自我验证的体系。这样一来，马克思的理论成就只被看成是从以往的意识形态实践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实践，从科学的概念不断得出新的科学认识的自满自足的过程，它同工人运动的双向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事实就无形中消失了。正是在这一方面，阿尔都塞理论的负面相当清楚地暴露了“唯科学主义”的浓雾重彩以及理论脱离实践、或将理论等同于实践的“理论主义”倾向。很显然，凭这种改变实践范畴的本质特征，进而实际取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另起炉灶，各论一套的方法来反对葛兰西等人的历史主义是不能奏效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葛兰西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历史主义诠释并非是毫无根据的，它值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讨和阐发，而不是对之全面否定。
注释：
〔1〕〔2〕Louis Althusser,Reading Capital ( London VersoEdition,1979)P.98,P.59。
〔3〕《中国大百科全书》1987年版，第482页。
〔4〕参见《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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