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战略理论与中国的大战略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战略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国家大战略按照基于悠久和丰富的人类政治经验的经典定义，（注：关于大战略的概念和理论，参见B.H.Liddell Hart,Strategy,2nd revised edition,New York,1967,Part Ⅳ;Kennedy ed.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New Haven,1991 chapter 1;Williamson Murray et al.,eds.The Making of Strategy:Rulers,States,and War,Cambridge,1994,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时殷弘、魏长春：“保罗·肯尼迪的战略思想”，《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就是国家政府的这样一种操作方式或操作规划：自觉地本着全局观念，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的所有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类资源，争取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用当今大战略理论和大战略史研究方面的两位特别重要的学者保罗·肯尼迪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更具侧重点的话说，大战略可以最简明地界定为“基于手段和大目标这两者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的全面行动规划”。它从来就不是一门精确不移、刻板划一的“科学”，而是需要以灵活为关键的、不断的重新审视和调整。（注：Paul Kennedy,John Lewis Gaddis,et al.,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Syllabus),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Yale University,Spring/Fall 2000.）
二
就国际关系和国家对外战略而言，关于大战略的思考和实践实际上构成了人类政治思考和实践中最悠久的传统之一。无论是孙子、伯里克利或罗马帝国早期那些可称为雄才大略的皇帝，还是伊丽莎白一世、克劳塞维茨、俾斯麦、马汉、列宁或毛泽东，都是大战略的杰出实践者或思想家。（注：参见Donald Kagan,"Athenian Strategy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in Williamson Murray et al.,eds.,The Making of Strategy,Cambridge,1994;Edward N.Luttwak,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to the Third,Baltimore,1979;J.E.Neale,Queen Elizabeeth I,New York,1957;Henry Kissinger,"The White Revolutionary:Reflections on Bismark",Daedalus,V.97,No.3,Summer 1968;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1890),New York,1987,chapter 1;Condoleeza Rice,"The Evolution of Soviet Grand Strategy",in Paul Kennedy ed.,Grand Strategy in War and Peace；《列宁选集》，第三、四卷；《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大概无愧为“单独一部最具影响的大战略著作”，将战争从属于政治和政策这一根本性的观念，连同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巨大作用以及战略规划的功能，再明确不过地引进了大战略思想。(Kennedy,Gaddis,et al.,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Syllabus])）然而，作为一个单独和自觉的战略研究领域或分支，大战略的真正理论研究可以说迟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明确地出现。在此之前，基于其主宰的一战后期德国战略实践，卢登道夫在1935年出版的《总体战》一书中就明确地提出了实际上的大战略概念，并成为魏玛共和国军事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而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稍前曾简略地表述了一个更准确的大战略实际定义；（注：Erich Ludendorff,Der totale Krieg,Munich,1935,pp.11-28;Andreas Hillgruber,"Der Faktor Amerika in Hitlers Strategic 1938-1941",in Wolfgang Michalka,ed.,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Benpolitik,Darmstadt,1978,pp.493-525;Eliot A.Cohen,"The Strategy of Innocence?The United States,1920-1945",in Williamson Murray,et al.eds.,The Making of Strategy,Cambridge,1994,p.349.）1943年，美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史家爱德华·米德·厄尔首次使用“大战略”一词，同时给出了大致正确的概念规定，并且实际上本着大战略眼界，主编出版了有重要影响的战略思想史经典名著《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希特勒的军事思想》。（注：Edward Mead Earle,ed.,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Princeton,N.J.1943.）然而，首创大战略理论的是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史家利德尔·哈特，他在1954年首版的《战略论》一书中，根据他提出和表述的、经典的战时大战略概念长篇论说大战略，反复强调大战略不仅应当关注如何打赢战争，更应当关注实现怎样的战后和平，包括其内容、性质及其保障与促进。这就涉及到大战略与国家政治目的、政策和军事战略的关系。（注：B.H.Liddell Hart,Strategy,2nd revised edition,New York,1967,first edition in 1954.）
哈特提出大战略经典概念及其较系统的初步理论后，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广泛、更深入的探讨。法国战略思想家安德烈·博弗勒在1963年出版的著作《战略入门》中提出了一套冷战中的“总体战略”（大战略），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行动的每个领域；1976年，美国战略理论家爱德华·勒特沃克出版其名著《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一世纪至三世纪》，在经典史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和阐述了大战略的某些根本问题；1982年，美国战略史和战略理论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和哈里·萨默斯分别出书《遏制战略史》和《论战略》，前者尤其杰出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大战略范畴和命题；一年后，英美战后最重要的军事史家之一迈克尔·霍华德在其文集《战争原因及其他论文》中，专门阐述必须研究“国际关系的（大）战略维度”；此后于1986年和1987年，克劳塞维茨研究了当今头号权威彼得·帕瑞特重编40余年前出版的《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使之保持了当代最为重要的大战略论著之一，勒特沃克则发表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注：Edward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to the Third,Baltimore,1976;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New York,1982;Harry G.Summers,Jr.,On Strategy,Novato,Calif.,1982;Michael Howard,Causes of War and other Essays,London,1983;Peter Paret,eds.,The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Princeton,N.J.,1986;Edward Luttwak,Strategy: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Cambridge,Mass.1987.饶有意味的是在前苏联一个由孔多莉扎·赖斯指出的现象：苏联战略思想界表面贬抑但实质“赏识”或遵循大战略概念。见Condoleezza Rice,"The Evolution of Soviet Grand Strategy",in Paul Kennedy ed.The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New Haven,1991,pp.146-147.）
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战略研究显著扩散和发展，其中特别重要的有：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理查德·罗兹克兰斯和阿瑟·斯泰因主编的《大战略的国内基础》（1993年），该书全面指出并阐述了大战略研究的核心思想；美国战略史家和战略理论家威廉森·默里等人主编《缔造战略》（1994年），为大战略理论提供了从古至今一整系列经典史例研究，并且由此展示了先前忽略或看轻的种种方面或问题；研究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的最权威史学家之一杰弗里·帕克以其杰作《腓力二世的大战略》(1998)，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一部大战略史论著；美国国际政治学家G·约翰·伊肯伯里发表的《胜利之后：体制、战略约束和重大战争之后的秩序重建》（2001年），对冷战后西方的大战略的根本问题作了首次系统和富含创新的理论性论说。（注：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A.Stein,eds.,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Ithaca,N.Y.,1993;Williamson Murray et al.eds.,The Making of Strategy:Rulers,States,and War,Cambridge,1994;Geoffrey Parker,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II,New Haven,1998;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 and Oxford,2001.）近几年来，大战略一语与其概念、理论和政策实践研究已相当频繁地见于西方（特别是美国）战略界、国际关系研究界和对外政策思想界，表现出它们新的重大理论思想价值和实践意义，并明显开始对中国的相关研究和实践者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在新一两代大战略研究者中，贡献最大的当推战略史家和战略思想家保罗·肯尼迪。他的一系列著作，包括《英国海军霸权的兴衰》（1976年）、《大国的战争规划(1880-1914)》（1979年）、《战略和外交(1870-1945)：八项研究》（1983年）、《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1987年）、《战争与和平中的大战略》（主编，1991年）（注：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London,1976;The War Plans of the Great Powers,1880-1914(1979);Strategy and Diplomacy,1870-1945:Eight Studies,London,1983;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1987;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New Haven,1991.），等等，从历史研究和理论构建的角度标志性地代表了大战略研究在哈特之后的重大发展（特别是后两部）。不仅如此，他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于2000年春季起，独创性地在耶鲁大学主办每年一度的“大战略研究”讨论班和相关研究项目，其宗旨为“复兴大战略的研究和实践”，其中包括讲授大战略史和大战略理论，讨论大战略与全球化、经济／财政、技术、环境、文化、意识形态、国内政治、伦理和领导才能的关系。（注："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syllabus,including 9 Tables),Grand Strategy Project,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Yale University,Spring/Fall 2000;Introduction to the Grand Strategy Project,2002-2003,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Yale University(http://www.Yale.edu/is).）肯尼迪等新一两代大战略研究者的最新主要贡献在于：首先，大战略不仅适用于战时，也应适用于平时；只要一国有其根本的政治目标，就应当有为之服务的大战略；其次，就大战略而言特别重要的是，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都应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实现一种深思熟虑的平衡；战时要考虑怎样为根本政治目标从事战争，仔细估量所必需的经济、外交、政治和精神条件以及赢得战争的代价（甚而还有能否甚或应否在军事上赢得战争），平时则要一方面注重所有相关领域的资源开发和力量建没，另一方面按照国家的能力来规定目的，真正实现国家目的与手段的平衡；最后，他们使大战略研究的时空范围大为扩展，从传统的欧洲到全球，从古代的罗马到当代的美国和苏联，大战略理论由此更为充实、准确和有说服力。
然而，目前不仅在中国关于大战略理论和实践的自觉研究（包括对西方大战略理论的介绍、研究、评判和借鉴）尚处于颇不充分状态，而且国际上已有的大战略理论仍然存在一系列重大的（不少甚至是根本性的）忽略和肤浅，需要予以创造性的补充、深化乃至升华。与此同时，在对中国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几大战略性领域，如关于当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思考和研究，关于近年来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广泛深刻的发展或优化之伟大经验的进一步展示及阐释和提炼，关于当今和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里中国基本的战略性问题的揭示、分析和解决设想——可有和应有的、从高度自觉和系统的大战略理论观念出发的思考和研究，等等，依然不多见。因此，基于已有的大战略理论思想成果，针对上述几方面的不足和缺陷来从事关于大战略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确实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
这种研究的根本框架或首要纲要，在于更全面、更深入和更本质性地界定大战略的基本问题，其中不少是被西方已有的大战略理论忽略的，另一些则仍然缺乏较充分、较深刻的阐述。笼统地说，它们涉及的是大战略目的或目标、大战略目的与手段之间关系、大战略手段及其资源基础、大战略决策机制和体制这四个方面。
大战略目的或目标是全部大战略理论和实践的首要出发点，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决定一切的根本。就国家大战略这个范畴而言，仍被忽略或缺乏较充分、较深入阐述的问题大致有下列几项。首先，大战略为之服务的国家根本目标有其合理的战略性确定方式，它以四项要素的正确界定为主要内容，即基本国际和国内形势，基本国家利益，可供使用的各类国家能力及其资源基础，追求某种国家根本目标可能造成的综合后果与其代价和获益比较。其次，国家根本目标应有其必要素质、特别是战略性素质，概括地说就是合理、明确、集中、有限和内在平衡；集中和内在平衡是关键，而其根本内在基础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第三，在确定具有如此素质的国家根本目标以后，无论根据理论抑或根据无数历史经验和教训，头等重要的便是念念不忘根本目标，排除一切对“不忘根本目标”的干扰。这包括力戒基辛格所说的“理念的连贯性破碎无存；有太多的、在没有考虑较大目标情况下做出的专门性决定”；“问题被分割为各个组成因素，其中每个都由专家们在它涉及的特殊困难之中予以处理。极少重视或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技术问题比政治问题享有更仔细的注意，得到了更精细的对待”；“对过程的痴迷遮掩了意图与后果之间的关系；沉溺于手段导致忽视甚而败坏目的”。（注：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p.276-277.）最后，在国家利益和目标（特别是若干重要甚而至关紧要的利益和目标）中间，必须明确恰当的轻重缓急次序，它意味“战略集中原则”。这一原则首先要求确定国家多项重要目标的大体恰当的轻重缓急次序，即使只有寥寥几项基本目标。确定这种次序往往包含着“忍痛割爱”之苦、“举棋不定”之难和“众说纷纭”之累。它还要求在确定了大体恰当的轻重缓急次序以后，坚决地将关注重点和努力重心放在最优先最重要的事项上并始终如一，同时坚决和坚韧地对所有其他目标、利益和事项打上必要和合适的“折扣”。“大战略的全局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战略平衡”是大战略的根本精髓。
事实上，从克劳塞维茨开始，当代大战略理论的构建者们越来越直接和明确地强调，“目的与手段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是构成大战略的最重要机理。然而，关于这一机理的细致的理论性分析仍明显落后于对战略史的描述。这种关系主要涉及按照手段或能力定义目的和目标，以达到对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大致平衡；目标与手段相比过高和过低都会有危险。关于手段，需要做出几项至关紧要的区分，即区分实力与潜力、总体能力与可用能力、现实能力与假想能力。不仅如此，正确的大战略的基本要求之一在于必须节省资源。另外，与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的一个大战略问题是对称性战略vs.非对称性战略，通俗的表达就是“针锋相对”和“以牙还牙”对“扬己之长、克敌之短”和“避敌之长”，处理好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在于明了这两种战略各自的长处与弊端。（注：对称性战略vs.非对称性战略这对精细的理念系由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80年代初提出。用他的理论性话语来说，它们各自的长处和弊端在于：“对称性战略提供了抵抗累积性威胁的保护，亦即对付这么一种危险：对均势的边缘性挑战可以变成重大挑战，即便不是事实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而这两者等于一回事。它导致有多层次的反应方式可供采用，给予决策者比要么升级、要么丢脸宽广的选择。但是，它也涉及让对手挑选竞争的性质和场所，而这对处于守势的国家来说，要求有简直无限的资源。……试图这么做的努力……只是导致了沮丧、幻灭和筋疲力尽”。“非对称性战略认识到资源有限这一现实，注重开拓和挑选自己的反应方式的必要，以免在赢得战役的同时事实上输掉战争。它……强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强调必须据此来谋算采取行动的环境、时间和方式。它因而保持了主动权，但代价是让出不易防守的阵地……因此，它要求有坚毅的神经：必须理性地、甚至冷酷地区分边缘利益与紧要利益、可容忍的威胁与不可容忍的威胁、可行的反应与不可行的反应。很少有什么能抵御心理上的不安全……当发生心理上的不安全时，情不自禁的事情是诉诸于应急计划，它们太容易压倒非对称性战略依赖的理性估算。”）
关于大战略的手段及其资源基础，首要的问题在于确定可用的手段或资源，其次更重要也是更困难的是不同手段间的平衡。就前一方面而言，特别重要的是，在提防忽视或轻视其中某一或某一些类型手段或资源的危险的同时，突出主要的一两种手段，并正确地开发、动员、指导、协调和使用它们。就后一方面而言，最关键的是政治与军事、经济与军事、外交与军事之间的大致平衡，为此必须对所有手段打上适当的折扣。就军事手段本身而言，特别重要的是动武之前（甚或动武过程中）必须仔细评估动武的必要性，并且牢记动武包括全面战争、有限战争、军事威慑和旨在“强制性外交”的武力威胁等各种形态，而不只是其中一两种形态。无论是实战还是威慑还是武力威胁，政治、外交和军事之间的协调都头等重要；政治目标必须与军事升级或降级密切匹配。“政治统帅军事”是大战略的一个精髓。与此同时，诸种手段的应有素质也是一类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中常在的突出问题，其中特别是：应当有怎样的武装力量，包括国防体制、军事体制、兵力结构、指挥结构、资源投入、武器装备、战略文化、军事思想和信条、武装部队人员素质、作战能力等；应当有怎样的外交，包括对外政策体制、外交体制、外交思想和信条、外交操作素质、外交人员素质等；是否或应当有怎样的对外经济战略，就此最重要的问题一是拥有还是缺乏对外经济战略（指不同于具体对外经济政策的对外经济战略本身），二是对外经济战略是否有起码或较高的自觉程度和内在整合程度，亦即它能否作为一套分支的“战略体系”，三是对外经济战略是否成为国家大战略的一个内在有机组成部分，亦即同国家大战略总体之间是否存在足够的从属性联系，同时与国家大战略的其余组成部分大致平衡。（注：时殷弘：“对中国当前对外经济战略问题的思考”，《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6期。）
优良的决策机制和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优良的大战略得以生成和实施的根本保障。在这方面，缺乏强烈的相关意识往往导致对政策行为结果的大战略式综合评估不易实现。就此特别重要的是坚信和牢记，“在一个领域可能显得是失的东西，可以靠其他领域的得来补偿。重要的是总的权势微积分，而不是可能发生在一个个孤立的竞争场所的胜败”（注：Ga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277.）。要有较为全面的力量对比、胜负对比和成本效益界定，从全局观念出发将每个局部和在这局部上的得失放在它们恰如其分的地位。然而，最重要同时也是相关的战略理论和战略史研究仍很不充分的问题是，决策体制和决策机制的优化，即大战略缔造的体制或组织方面。有了这种优化，才有决策的优化、政策行动结果评估的优化和战略调整工作的优化。最优化的决策体制和机制的应有素质是“能保障合理、迅速和有效地处理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事变和危机事态，形成国家大战略和外交、防务等分支战略，统一指挥和协调战略实施和危机处理，而且做到既高度体制化，又在必要时灵活机动。它还能及时地进行战略和政策的审视、调整和创新，同时经体制化保障且能充分有效地集思广益，并且塑造在大战略、战略和政策等各层次上尽可能广泛的共识，特别是较高层的共识”（注：时殷弘：“中国的外部困难和新领导集体面对的挑战——国际政治、对外政策、台湾问题”，《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必须有集思广益的讨论和提议，也必须有高效的协调，还必须有集中决策和统帅领导；与此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官僚机构”往往阻绝战略眼界、战略创新和战略灵活性，必须设法将此减小和限制在可能和可行的最小程度上。
与大战略决策机制直接相关、同时对所有大战略问题都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明白和牢记形成大战略的困难，以及经常重新审视、调整和修改大战略的必要性。“一国战略的主线经常是容易辨识的。然而，这一战略得以逐渐形成的过程往往极为复杂”，“认为健全的战略可以靠发现和应用永恒法则来自动生成，并不符合现实”。（注：Murray et al.eds.,The Making of Strategy,Introduction:"On Strategy".）大战略的缔造者们必须尽可能减小不可避免的三种制约或局限性：第一，由于信息不全，因而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明确别国的意图，而且对本国的了解也有重要欠缺；第二，紧张的工作导致少有时间深入思索和反省，注意力往往集中于狭窄的、眼前的问题，缺乏对宏大和长远之事的关注和思考；第三，由于认识和政治两方面的牵制，他们大多仅对事态作反应，而非主动塑造事态。
四
国家大战略理论应当且可以成为构思、论证和表述中国远期和近期对外战略的基本框架和有力工具。所谓远期，是指中国政府基于对世界和东亚根本趋势的正确认识、为确定21世纪初期中国主要任务而提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概念，它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内根本任务与“和平崛起”的国际根本抱负和战略方向有本质性的联系。所谓近期，可以界定为今后四五年，即以下述未来必有和可能事态为上限的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举办奥运会，阻止“台独”的斗争很可能处于最重大关头，美国国家安全基本战略很可能随着下一届行政当局结束而发生重大变化。在远期或近期内，需要从高度自觉和系统的大战略理论观念出发进行考察、构思、论证和表述的中国对外大战略问题主要有：
第一，国家根本目标的确定依据及其应有的战略性素质。确定依据包括需要予以尽可能全面和深入认识的几类问题，即世界和东亚的基本格局和基本趋势，中国在未来相关时期和环境中的具体且最紧要的国家利益，以及可供使用的国家能力及资源基础，追求这些利益的可能的综合后果和“成本效益”。应有的战略性素质中尤其重要的是集中、有限和内在平衡。从根本上说，合理的根本目标的确定及其优良的战略性素质取决于国家能力与国家目标、可得手段与所求目的之间的“深思熟虑的关系”。后者还取决于对几项不同的分支性根本目标（或根本目标的各基本成分）的大战略权衡，取决于若干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之间恰当的轻重缓急次序，特别是在可能发生的“台独”之类紧急事态期间。要以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和战略集中原则对待根本目标固有的“内在紧张”。
第二，不同手段和资源间的平衡问题，它在实现中国国家根本目标过程中始终极为重要。尤其需要从大战略的基本原理出发，在大力发展经济与加强军事力量两者之间确立有机和能动的平衡；同时，在运用外交／政治／经济工具与运用军事工具（包括军事威慑、非实战性强制和有限实战）之间也要形成这样的平衡；提防轻视其中任一类手段或资源的危险，加速形成关于它们的协调开发和协调使用的较充分经验、理论和体制。
第三，扭转当前在各类基本手段的构建方面实际存在的重大差距。为此，在今后一个时期里，尤其需要基于上述平衡，按照国家目标的具体需要“只争朝夕”地加速全面改进和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不仅要加大资源投入和加速武器装备升级，而且要改革国防体制和军事体制，改进兵力结构、指挥结构和战略文化，形成当代化军事思想和军事信条，全面改善军队官兵素质和作战能力；构建国家大战略中的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体系；鉴于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政府对外政策和战略意向往往缺乏公众舆论的足够理解和支持，因而为构建对大战略至关紧要的精神资源，中国政府急需更积极、更坚决和更灵活地调控、引导和教育公众舆论，更多地积累起在当今已很需要、未来将更加需要的当代大众政治经验。
第四，尽快形成和确立当代化的国家战略和政策决策体制及机制，特别是在国家安全领域，从体制上保障战略缔造和决策的优化、行动结果评估和战略调整工作的优化、高层共识塑造的优化以及统一指挥和协调行动方面的优化，并使中国在多变且时有突发危机的客观环境中具备相对高效的应变和处理能力。在形成和确立这样的决策体制及机制方面，既要注重当代中国已有的那些宝贵经验，更要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历史和现实“样板”，特别是英国现当代史中的“委员会体制”和美国当代的国家安全体制，包括国家安委会及其下属体制；既要兼顾中国现实的可行性和渐进性，更要具备国家战略任务和战略能力急需的创新性。此外还需要重视一点：在军事问题上有必要拥有一个高素质、专家型和权能充足的“参谋本部”。
五
从中国的根本任务出发，我们可以运用大战略理论，较具体地考察、构思、论证和表述中国各个主要的分支性的对外战略和政策课题。它们是对美关系问题、台湾问题、东亚安全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对日关系问题、朝鲜核问题和中国对外经济战略问题。
第一，对美关系问题。鉴于当今时代全球和东亚国际权势的根本结构，中国在全局性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必然是与美国的关系。无论是在整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内，还是在今后四五年中，中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相对集中应对含义广泛和头等重大的“美国问题”。中国已经有了一种“软”“硬”有机结合的对美大战略，并据此同美国一起塑造了一种颇为正常和相对稳定的、长期性“复杂和平衡的”中美关系。这种关系既有彼此间的战略警戒、战略猜疑和利益竞争，也有防止和控制危机或严重紧张、减小猜疑和限制过度竞争的意识与机制，以及相关的战略性对话和一定程度一定领域的战略性协调、互信建设和协作。今后必须继续本着大战略的全局观念，着重以下几方面的努力：(1)争取和平地逐渐解决中美间最根本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作为新兴强国崛起与美国作为现存超级强国竭力维持霸权性优势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矛盾；(2)在坚决以所有手段捍卫中国的有关根本利益的同时，努力防止台湾问题以及某些东亚国际政治问题的恶化导致严重损害、甚或一时倾覆正常的中美关系；(3)从大战略要求的“战略平衡”高度，应对对美大战略中必然存在的内在紧张和协调必需；(4)加速争取就中美之间核心或近乎核心性的、狭义的战略问题，进行逐渐系统化和体制化的战略对话乃至战略谈判；(5)以基于外交和力量建设的“双重联系制衡”大战略，在美国巨大优势为一大特征的世界政治现状中逐渐构设和发展非对立性的对美制衡。（注：这里所说中美之间五大方面核心或近乎核心性的、狭义的战略问题，连同基于外交和力量建设的“双重联系制衡”大战略，详见时殷弘：“中国的外部困难和新领导集体面对的挑战——国际政治、对外政策、台湾问题”，《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时殷弘：“中国近期主要对外战略问题——兼谈长期性基本战略机遇”，《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6期。）
第二，台湾问题。从大战略原理、特别是基于轻重缓急次序意识的“战略集中原则”出发，在所有战略层次上明确和坚持最重要的一点，即阻止“台独”是压倒一切的战略优先目标；只要能持久地阻绝“台独”，中国的统一就必定在不太远的将来实现。“台独”危险已发展到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而且今后4-8年有可能（甚或很可能）变得更加危险；中国政府、军队和人民不仅必须坚守不允许“台独”这一终极底线（或者说不惜以战争制止或粉碎“台独”），而且还必须尽最大努力防止“台独”，从而不致面临被“将军”的局面。为此，首先需要以军事威慑和对美外交这两个有机结合的工具，争取阻止“防卫性公投”，或在阻止未成的情况下对“台独”形成很大程度的威慑，并进而谋求铲除或永久“封冻”异常危险的“公投法”；其次，区别对待可能连任的陈水扁政权与可能上台的连战／宋楚瑜政权，对待后者，需要在“一中”的原则下采取一整套重构两岸关系所需要的创新性姿态和政策；最后，有力和可信的对台军事威慑和军事压力绝对必要，使美国政府保持2001-2002年以来确立的关于台湾当局（并且只有台湾当局）正在谋求“未遇挑衅地改变现状”这一基本判断并根据美国对台基本政策来反对“台独”行动也绝对必要，而如何经久地应对和缓解这两项必要之间难免出现的紧张构成了台湾问题上的一个特别重要“战略平衡”问题。
第三，东亚安全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从东亚区域层面来看，除了美国巨大的力量优势之外，中国面对三大长时期的安全环境问题：地缘政治困难、“安全两难”、“权势转移”。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巨大国家规模、经济高速发展和多种实际潜在影响，中国在东亚富有尚待培育、开发或利用的多种重大战略性机遇。因此，中国正在实施的“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全方位睦邻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大战略选择；在具体战略层面，中国需要同其他有关国家一起，逐渐创设、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和次区域国际安全体制，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地和极大地缓解、甚而争取摆脱多项安全两难，防止出现中国越强大就可能越不安全这种局面，并且通过这样的多边体制，构建和增强中国应有的和平和建设性的对外影响力。
第四，对日关系问题。中日关系已经并仍在发生结构性的重大变化：中国正迅速走向强大，日本正急切谋求“正常国家”或“普通国家”地位，即在已有的经济大国地位之外，争取政治大国地位和相应的“军事权利”。在这种根本性的双重变化中，如何保持两国之间的非敌对性的持久和平，这是中日战略关系的最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大战略的全局性质和“战略集中原则”决定的中国总体战略体系中的关键之一。在上述双重变化中，已经或正在出现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性问题，需要通过相应的具有创新性质的战略应对，争取使之可控化，减小其中一些对中国重大利益已构成的或有可能构成的损害；需要与时俱进地将中日关系的重心逐渐转到一种特定的战略关系上来，即一是防止中日经久敌对，二是建立适当程度的战略互信，三是有选择地进行东亚稳定、和平与繁荣所需的某些战略性协作；中日政治关系应当被逐步调整为“正常的”、相当程度上类似中美之间的那种“复杂和平衡的”关系。中国在对日关系上的根本立足点是加速中国自身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的现当代化建设，同时正确应对和处理战略性的问题和趋势。
第五，朝鲜核问题。2002年10月开始的朝鲜核“危机”已经大为缓解，并且大概会在不太久的时间内逐步消退。但朝鲜核“问题”很可能长期存在，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可能前景将给东亚安全和中国安全带来潜在和实在的危害。和平实现朝鲜彻底非核化关乎中国非常重大和长久的国家利益，为此绝对需要一种真正的大战略方式，特别是多种政策手段的结合和平衡使用，其中包括外交说服，包括政治让步，特别是美国提供切实的对朝安全保证，也包括经济援助的承诺，还包括在绝对必要时适当施加和平性质的压力。另外，无论是朝鲜对美国的军事威慑，还是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威慑，客观上都有一定的作用。与这样的大战略方式密切相关的、包括中美韩俄日等国在内的广泛国际协调绝对必要，它应当以和平实现朝鲜彻底非核化为出发点，其中每个国家都能够做出独特的贡献，提供相应的和平性政策手段；同时，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必须努力制约美国对朝政策中的危险成分和危险倾向。
第六，中国对外经济战略问题。经济实力的空前迅速增长和对外经济交往的异常蓬勃发展，构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突出的民族成就，因而在中国作为东亚乃至世界强国和平崛起的漫长过程中，其对外经济战略应当且可以成为目前“初期阶段”内的首要战略分支。对照中国的现状，应当说在前面第三节第4段内所述的、涉及对外经济战略三个最重要的问题上都存在着显著缺憾，因此，中国对外经济战略既需要总体的构想、拟订和系统研究，也需要就其各分支领域进行深入的思考，其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一定紧迫性的问题至少包括：(1)对外援助问题；(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想和规划所具有的战略意义；(3)中国对日基本政策中应有的经济战略；(4)当今中俄关系和中国—中亚国家关系中的地缘经济战略、特别是能源战略问题及其广泛含义；(5)缓解甚至逐步大致解决中美当前贸易和货币争端的战略性方式；(6)中国未来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以及获得伊拉克石油供应的时机和条件。无论如何，最重要的仍是“总体性问题”，特别是有无作为国家大战略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的、足够自觉的对外经济战略。
总之，中国需要有宏大的远见，坚韧不拔地朝着“全面小康社会”和“和平崛起”的未来迈进，实现基本安全和基本富裕，并且争取成为创新性和建设性的世界强国。为此大战略意识、大战略思维和大战略方针必不可少，就此进行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研究、思考和提倡至关重要。